爷爷去世以后的好几个月里，生活对我来说，每过一天都备受煎熬。我成了人们闲谈和议论的对象，只要是耳朵能及的范围，都是有关于我的闲言碎语。经常有一些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人找我，有的是因为好奇而想打听个究竟，有的是热心肠，想帮我分析原因。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向人讲述那天的经过，任凭人们投来或是同情或是怀疑的目光。

在爸爸妈妈眼里，我成了易碎的“传家之宝”。为了不让我再受到刺激，他们甚至不敢像以前那样当着我的面吵架。

夜里，我经常从噩梦中尖叫着醒来。为了防止做噩梦的时候磕断牙，我不得不戴着护口器睡觉。但只要闭上眼，丛林里那张长满触须的嘴巴就出现在脑海里。我确信是它杀害了爷爷，而且它很快就会冲着我来。我经常产生错觉，走路时，我觉得它就躲在路边的树底下；停车时，我觉得它正猫在停车场上哪辆车的后面，或者隐藏在车库的背面。

我不敢再迈出家门一步，甚至连取报纸这样的事情也推给了家人。睡觉的时候，我裹着一堆毯子，躺在洗衣房地板上，因为洗衣房是唯一没有窗户的房间，而且可以从里面反锁。在家人为爷爷举行葬礼的那段日子里，我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坐在干燥机上，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没日没夜地玩电脑游戏。

我陷入了难以自拔的自责，后悔当初没把爷爷的话当回事。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爷爷精神错乱，觉得他是胡言乱语。我终于体会到了他当时的感受，因为我现在面临着和他一样的处境。尽管我曾尽最大努力让人们觉得我讲的事情是真实合理的，但往往被他们当成疯子一样嘲笑。有一天下午，警察来了。我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事发经过，并且描述了那个怪物的样子。他只是应付似的点头，并未作笔录。等我刚说完，他便转过头，问爸爸妈妈有没有送我去看医生。我只能无奈地告诉他有人找我，想找借口离开。

这时，爸爸妈妈终于发火了。这是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对我发火。我也毫不示弱，怒斥他们把爷爷当成累赘，爷爷一死，他们终于可以解脱了。我哭着说，我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关心爷爷的人。

警察和爸爸妈妈在外面嘀咕了一会儿，然后离开了。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带来一个人。那人自我介绍说是警察局的素描师。他拿出一张白纸，我一边描述那个怪物，他一边画，不时停笔询问些细节。

“它长了几只眼睛？”

“两只。”

“大功告成！”他说。似乎恶魔对他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玩意儿，动几下画笔便可以勾勒出来。

我看了一眼他的作品。画纸上的那个东西，除了嘴里多了几条舌头以外，其他的地方和人类没有区别。我想他可能是为了抚慰我而故意画成这样吧，因为最后他甚至说要把草图留给我。

“可是，你们不需要存档吗？”我问。

他皱了皱眉，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说：“哦，当然需要。你看，我差一点给忘了。”

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侮辱。

即便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去过现场的瑞奇，也不相信我的话。他赌咒发誓说什么也没看见。那天借着我的手电光，他明明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更何况还是他报的警。

我们都听到过狗吠，根据这一点，警察得出结论：爷爷是被野狗咬死的。几个星期之前，与“环形村庄”相邻的“世纪丛林”就发生过一起相同的事故，一个女人被一群动物咬死且分食，现场惨不忍睹，而且也是在晚上。

“正因为在晚上，所以谁能断定就是野狗所为呢？”我向瑞奇争辩着。瑞奇不停地摇头，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大致意思是我需要去看精神病医生。

“精神病——你竟然用到这个词，”我说，“谢谢你，瑞奇。能有你这样‘同甘共苦’的朋友，我可真是太走运了！”

这场争辩发生在一天的下午，太阳正要落山。我们坐在我家的屋顶板上。瑞奇叼着烟，交叉双臂，蜷在椅子里，看起来像根弹簧。那张椅子贵得离奇，是爸爸妈妈到亚米希部落旅行的途中发现的。在我家，瑞奇总是显得有些不自在。但是那天下午，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次让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我家的富丽堂皇，而是我本人。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有什么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再跟别人说恶魔的事，就会有人把你强行带走。那时你可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才艾德’了。”

“闭嘴！”

他扔掉烟头，向栏杆上吐了一口痰。

“难道你一边抽烟，一边还嚼着烟叶？”我厌恶地瞪着他。

“那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起码不像你一样是个十足的蠢蛋。”

瑞奇平时不怎么介意我和他开玩笑，但这句话还是超出了他的容忍度。他从椅子里钻出来，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差点从屋顶上跌了下去。待我站稳冲他叫骂、让他滚蛋时，却发现他已经走了。

再次见到瑞奇，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原来所谓朋友，也不过如此。

后来，爸爸妈妈终于扛不住，还是把我交给了精神病医生。他叫戈兰，沉默寡言，有着橄榄色的皮肤。我丝毫没有反抗，因为我确实需要帮助。

我以为自己病情复杂，但戈兰医生对我进行诊断的进展快得令人难以置信。他面色沉着，不带任何表情，跟我说话的时候就像在进行催眠。我到他那里去了没几次，他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他认为，所谓怪物，是我在大脑受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幻想——爷爷的去世让我过于悲伤，所以产生了幻觉。戈兰医生进一步解释说，爷爷讲过的故事在我头脑中形成了关于怪物的最初印象，而亲眼目睹爷爷死亡又让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因此，我才信以为真。

他用了一个专业术语来定义我的病情：应激反应过度。

“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玩儿。”妈妈说。戈兰医生的诊断让她总算松了口气。因为不管我得的是什么病，听起来都比“疯了”这个词让她觉得舒服一些。

尽管不再相信有恶魔，可我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夜里还是噩梦不断，白天则焦躁不安，疑神疑鬼，甚至无法与人正常交往。爸爸妈妈不得不请了个家庭教师，我不用再走读了。最后，他们还让我退出了“小额援助”项目，因为修养身体是我当下唯一的“工作”。

很快，我决定连这个“工作”也不干了。因为在我的情况稍稍好转了一些之后，戈兰医生所做的事情就只剩下开药方了。

“还做噩梦？这种药就是专门对付它的。在校车上觉得心慌？这个应该有效。还是睡不着啊？把这个按时按量服下，保准你能入睡……”他说。

服药后，我很快发胖，反应变得迟钝；可是我精神上的痛苦并没有减轻，每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我开始向戈兰医生撒谎。尽管脸上天天挂着眼袋，尽管听到突然的响声还是会像受惊的猫一样跳起来，但我依旧尽量装出一副恢复得差不多的样子。我编造梦境，尽量把梦里的情景说得平淡、简单，和正常人所做的梦一样，比如梦见在牙科诊所，梦见自己飞起来了，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出现在学校里……

他打断我，问道：“梦到怪物了吗？”

我耸耸肩说：“连根毛都没见着。可能我已经痊愈了，是吧？”

戈兰医生敲了几下笔，然后开始写下些什么。“希望你不是只拣我喜欢听的说。”他说。

“当然不是了。”我一边回答他，一边注视着诊室墙上挂着的各种证书。这些证书足以证明他在心理学各个分支领域的专业程度，包括如何判断一个十几岁的应激反应过度者是否在撒谎。

“你说点实话吧，”他放下笔说，“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这个星期你一次都没梦到它？”

这样的话显得十分蹩脚。为了不被他戳穿，我只能承认。

我回答说：“也不是，好像梦见过一回。”

真实的情况是，就诊前的那个星期的每天晚上我都会做梦，每次都梦见大致相同的场景：薄暮时分，窗外琥珀色的光线正在渐渐隐去。我蜷缩在爷爷卧室的一个角落，举着一把粉色的儿童玩具手枪，枪口正对房门。在床的位置，一台自动售卖机若隐若现。自动售卖机里摆放的，不是糖果，而是一列列锋利的战术刀和穿甲手枪。爷爷穿一身英国军装，正在往投币口塞钞票，但要塞进去很多张钞票机器才会吐出一把枪，而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最后，总算有一只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在柜子里旋转着快要出来，却被卡在出口。爷爷一边用依地语大骂，一边对着机器踢几下。不得已，他只好跪在地上，把胳膊伸到机器里，想要把手枪拽出来，没想到胳膊也被卡住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它们。它们长长的黑触须在窗户玻璃上扭动爬行着，正在寻找进屋的入口。我把玩具手枪对准它们，扣动了扳机，但无济于事。爷爷疯了似的咆哮着：

“去找那只鸟，还有圆圈。雅各布，你听到了吗？你这该死的蠢货……”

随着“啪”的一声，窗户被打碎了，玻璃碴撒了一地。紧接着它们钻进来了，一个个伸着长长的黑触须向我们扑来……

梦到这里，我哭着醒来了，心跳时快时慢，胃里发出一阵阵痉挛。

关于梦境的内容，我向戈兰医生讲了不下百遍，但他不嫌麻烦，每次都要让我重新描述。他似乎在对我的潜意识进行交叉质证，希望能找到之前没发现的线索。

“在梦里，你爷爷说了什么没有？”他问。

“每次他都说同样的话，”我说，“都是鸟、圆圈和老人墓。”

“这是他临终时说过的吧？”

我点点头。

戈兰医生五指并拢，托着下巴，摆出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标准姿势。“你觉得这些事物隐藏着什么含义？”

“这能有什么意义啊！”

“尽管你这么回答我，但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本意。”他说。我多么希望自己一点也不在意爷爷临终前说的那几句话啊，可我做不到。它们和夜夜不断的噩梦一起折磨着我，快要把我吞噬了。我宁愿爷爷把这些告诉了别人，甚至心里有点责怪他——为什么非要让我知道呢。

但戈兰医生坚信，如果能弄清这几句话的真实含义，我就不会再受噩梦的折磨。于是我开始围绕着那几个单词冥思苦想起来。

波特曼爷爷临终前说的话，有一些的含义是明确的，比如那个小岛。他童年有过被恶魔追杀的经历，逃到岛上才侥幸活命；现在他担心恶魔来找我，因此理所当然地说那是唯一能让我免受恶魔伤害的地方。

爷爷临终前说的第二句话是：“我应该早就告诉你的……”我想他可能干了一件什么大事，但来不及告诉我。他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让我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知道这个秘密的人。这应该就是“圆圈”、“老人墓”和“爱默生”这几个词的真实用意。

有一阵子，我以为所谓“圆圈”可能是“环形村庄”里的一条街，因为“环形村庄”就是由一条条环形的胡同组成的。而“爱默生”，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很可能是一个和爷爷保持书信联系的老人；没准他就生活在“环形村庄”的某条胡同里，而且房子旁边有块墓地；他还保留着爷爷的一封信，信上的落款日期是1940年9月3日；而只有这封信能解开爷爷的秘密，因此我一定要找到它。

我知道这样的解释听起来有点疯狂，但没想到更疯狂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环形村庄＋爱默生”，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我直接前往“环形村庄”社区中心。一群耄耋老人正在那里玩儿推圆盘游戏，一边玩游戏一边讨论谁谁谁近来做过什么手术。我问他们墓地在哪儿、有没有人认识一个叫爱默生的。他们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多长了一个脑袋似的。原来，“环形村庄”根本就没有墓地，没有一个叫爱默生的人，也没有用“圆圈”二字命名的地方，比如“圆圈路”、“圆圈大道”等等。总之我的设想彻底落空。

戈兰医生鼓励我继续展开联想。他建议我调查一下拉尔夫蚖瓦尔多蚖爱默生。这个名叫爱默生的人曾经是一位著名诗人。

戈兰医生说：“他写过很多信，没准你爷爷所指的就是他。”

戈兰医生的一番话又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但这次我决定甩掉他。于是，在一天的下午，我缠着爸爸，让他顺便把我捎到了图书馆。

在图书馆，我很快查明，诗人拉尔夫蚖瓦尔多蚖爱默生确实写过很多信，而且都已结集出版。但几分钟之后我就被自己的愚蠢逗乐了。首先，拉尔夫蚖瓦尔多蚖爱默生出生和死亡的年份都在十九世纪之内，因此他不可能收到一封落款日期是1940年9月3日的来信；其次，他的诗歌充满神秘的气氛，而我爷爷并不是一个痴迷于诗歌的爱好者，不大可能对他的诗感兴趣。

我发现爱默生的作品还能起到催眠的作用。那天下午，我在图书馆抱着他的散文集，埋头看那篇《自信》，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还流了哈喇子，而且，那天下午，我再次梦到那台自动售卖机，这已经是一星期之内第六次做同一个梦了……

我从噩梦中惊叫着醒来，然后被管理员从图书馆里赶了出来，心里不由得再次诅咒戈兰和他那套该死的愚蠢理论。

几天后，我们做了最后一件后来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我们家族一致通过，决定卖掉爷爷在“环形村庄”的房子。为了能卖个好价钱，在有意向的买主前来看房子之前，先得把房子的里里外外收拾干净。戈兰医生认为，根据“暴露疗法”的相关理论，如果让我再次直接面对爷爷去世的场面，或者看看和爷爷在世时有关的生活场景，也许能够使我突然痊愈。爸爸听取了他的建议，让我跟着他和苏西阿姨一起去打扫爷爷的房子。

爷爷出事之后，警察就在他住所旁的灌木上安装了监控录像仪；门廊上，纱布已经被撕成碎条，在风中轻轻飘动；在路边，租来的大垃圾箱正准备随时将爷爷的遗物收纳、运走。

爸爸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心情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奇怪的是，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并未感到恐惧害怕，只是心中生起无尽的悲凉和感伤。

事实证明，看到和爷爷有关的物品，我并没有像他们担心的那样被吓得口吐白沫、疯癫发狂。爸爸和苏西阿姨总算松了口气。于是我们开始干活。

我们狠下心来，拿着垃圾袋，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打包收起，书架、柜子、过道都被清理一空，甚至连家具下面积攒了几年的灰尘也没能幸免。我们整理出来的包包和袋子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不得不说，爸爸和苏西阿姨都不是什么重感情的人。爷爷的物品，除了一小部分要留下来，大部分将被他们装进门外那个庞然大物，垃圾场才是它们最终的归宿。

爷爷生前收集的《国家地理》杂志，码在一起足足有八英尺高了。曾几何时，我一边看这些杂志，一边想象着自己在日内瓦和一帮人打泥仗的情景；曾几何时，我幻想着自己在佛国不丹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远古时期的城堡……这些杂志，曾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和美好的憧憬！

我央求爸爸和阿姨把这些杂志留给我，却被无情地拒绝。

我想要爷爷生前那些老旧的保龄球衫，爸爸说：“这几件衬衫式样太滑稽了，有什么好留下的。”

我想要那台手风琴和78S乐队的专辑唱片，爸爸说：“有人已经答应要出高价买下了。”

我说：“那就把那个装枪支的柜子留给我吧。”因为那是爷爷生前最重要的宝贝。

爸爸说：“你还是个孩子，不是吗？希望你只是说着玩儿的。”

“爸爸，你越来越没心没肺了！”我说。

意识到我们父子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苏西阿姨悄悄走开。

“我只不过是现实了点。换成是别人也会这么做的，雅各布。”

“是吗？那你将来死了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写的那些手稿点火一烧了事？”

爸爸终于脸红了。其实我不应该那么说，在这个场合提及他那些未完成的书稿，对他来说是一次恶意伤害，还有些不吉利。

爸爸并没冲我发火。他平静地说：“今天带你来，是因为觉得你已经成熟了。没想到你这么没有承受力。看来是我错了。”

“你真的错了。你以为把爷爷的东西扔掉就能让我把他忘得一干二净，那怎么可能呢？”

爸爸甩甩手，不耐烦地说：“你这屁大点儿的小孩懂什么？不跟你争了。想要的话你就拿走吧，最好都拿去！”

他一边把一蚖发黄的旧报纸扔向我脚边，一边吼道：“这是肯尼迪遇刺那些年的报纸，全在这儿，都装到你的框子里去吧！”

我把报纸踢到一边，径直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来到客厅，等着他向我道歉。但没过多久，里面就传来碎纸机的轰鸣声，我知道永远等不到他的道歉了。我生气地跺着脚，走进卧室，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卧室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还夹杂着鞋油和淡淡的古龙香水味儿。我靠墙站着，环视四周，突然发现在房门和床之间的地毯上，有一条缝隙。沿着那条缝隙，借着从窗户射进来的微弱阳光，我看到床罩底下露出了一个盒子的一角。我走上前去，跪在地上把盒子从床罩底下拉了出来。那是一个已经打开的旧烟盒，上面布满了灰尘。似乎爷爷就是为了让我看到，才故意打开了放在那里。

烟盒里面，是我再熟悉不过东西——那些照片，那些关于隐形男孩、会飞的女孩、瘦骨嶙峋的大力士、后脑勺多长了一个嘴巴的男人的照片。他们表情冷淡，看上去比我记忆中的更小，这可能是我长大了的缘故。但是，事到如今，在已近成年的我看来，那些照片的伪造痕迹显而易见，甚至我自己都感到惊奇。难道不是吗？只要采用一点遮蔽和打光的技术手段，就可以让那个男孩的脑袋隐去不见；那个瘦弱的男孩手上举着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石头，而是一大块塑料或者泡沫。而我之所以对爷爷所说的故事信以为真，是因为这些细节对于当时只有六岁的我来说实在太难以察觉了；更何况我一直在自我暗示那些故事都是真的呢。

盒子里还有几张照片，是爷爷从没让我看的，总共五张。开始我还想不通他为什么不给我看，拿近一瞧才明白。这几张照片的造假技术，简单得连几岁的小孩都能识破，怪不得爷爷不好意思拿出来。其中有一张，上面是一个装在玻璃瓶里的小姑娘。其实，根本不需要把小姑娘放到瓶子里，只需采取双面曝光技术，就可以拍到这样的照片。还有一张，上面有一个大人，旁边有个婴儿漂浮在空中。我想，那扇黑色的门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东西，能把这个婴儿托起来，或者是悬挂起来。第三张照片上是只狗，一眼就能看出它那颗男孩的脑袋是画出来的，而且画得很粗糙。如果说这三张还不够怪异，那么最后两张照片的灵感则直接来源于鬼才导演大卫蚖林奇的电影：其中一张，是一个女孩正在做柔术表演，她的上身完全翻转过来，脑袋伸到屁股底下面向观众，从表情可以看出，这个动作让她有点难受；最后一张，是一对畸形双胞胎，他们的怪异造型我好像在哪个地方见过。尽管爷爷给我讲过恶魔的故事，但他明白，任何一个几岁大的孩子看到这两张照片，晚上都会做噩梦的。

跪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翻看着照片，我终于想明白了。爷爷曾经讲过的那些故事，包括那些会魔法的儿童以及恶魔等，都不是真的。真相很清楚地摆在眼前：他临终前说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选择那么离奇的死亡方式，都是在跟我们这些还要活下去的耍花样。一直以来，爸爸和妈妈对他都疏于照顾，因此，他想方设法要让我幻觉不断、噩梦连连，让我来折磨爸爸妈妈，给他们一点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