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里好像有一个时间胶囊，19世纪60年代的瑞典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就像被遗忘在储藏室后面的腌菜坛子，积累的污渍让我有些难过。我的父亲一直执着于讲究卫生和整洁，但真正负责维持农场清洁的一直是妈妈。他从来没有动过一根手指，自从她死后，他就再也没有干过家务活。结果就是，他本人打扮得干净利落，可他周围的农场一片邋遢。浴室的喷头锈迹斑斑，流出的水都是黑色的，下水道被头发堵塞了，坐便器上居然沾着粪便的污渍。”

“气味和从前一样。这栋建筑建造在世界上空气最新鲜的地方，但屋子里有一股发霉的气味。为了防寒，窗户是由三层封闭玻璃构成的。我的父亲从不愿打开窗户，即使是在夏天。房子里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大门也从来没有敞开过。你知道，我父亲讨厌苍蝇。四十年了，每一个房间依然挂着捕蝇纸，有些上面粘着死去的或是还在垂死挣扎的苍蝇，有些则是新换上的。只要屋子里有苍蝇，他就会坐立不安，他会追着它，直到把它打死，所以除非必要，他绝对不会打开大门。如果你想呼吸新鲜空气，请到外面去。这个味道，不管它是什么产生的——捕蝇纸、旧家具还是空调的热风——反正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坐在客厅里，闻着这股气味，我有些不安。旁边的电视机应该是在我离家出走之后买的——巨大的黑色立方体上支出两根天线，就像一个很大的昆虫头，上面长着凸出的独眼。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他买的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电视机。”

“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我们确实不像已经四十年没见过面的样子。我们无须谈论过去的几十年，因为它们和今天无关。他没有提出任何问题，没有问关于你的事，也没有问克里斯。我心里明白，有些伤口是无法愈合的，我的离家出走让他很伤心，他是个骄傲的人。白色蜂蜜的剪报依然贴在墙上，只是已经褪色了。我的行为是他名誉上的污点，就算不是污点，起码也是个问题——他有一个麻烦的女儿。我并没有打算让他蒙羞，弗莱娅的那件事并不是他的错。不过我们并没有谈论过去的事。”

“我开始问自己。”

“我到这里来干什么？”

“当然不是为了闲聊。过去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现在，我需要他帮忙。我开始描述夏天的事件，和你今天听到的有很大的差别，不过，还是要比对诺林医生讲的好些，起码我这次是从头讲起，并没有先说出结论。我也试着交代了一些细节和背景，但是我的时间并不充裕，天很晚了，我又开了六个小时的车，我的注意力有些分散。我三言两语，把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压缩到了几分钟。在经历过这些错误之后，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如何在讲故事的时候让人相信你，今天我已付诸实践。不要轻易得出结论，这会让人听起来不可信。没有证据，任何的言语都是空洞的。我意识到需要从挎包里拿出证据来支撑我的案例，用我的记事本来支持我的言论，我要给人们真实的东西。我还需要时间链，以及尽可能多的数字，每个人都相信数字。”

“我花了不到一个小时来陈述我的指控，米娅被谋杀了，罪行被人掩盖，现在当地的执法机关都受到了牵连，等等。说完了，我父亲站了起来。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否定，他说，我可以睡在从前的房间里——明天等我休息好了，我们再接着聊。我承认，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需要养足精神，重新开始。下一次，我会把故事讲得更好，我会告诉他我有证据。我还有机会，他也一样。”

“我的卧室已经重新装修过，没有留下任何从前的痕迹。我并不反感这些变化，因为生活总会继续，就算是为人父母也是一样，孩子们总会离开的。我父亲解释说，我走以后，这个房间被当作客房了，用来留宿那些教会派来参观农场的游客，人来得很频繁，有时甚至一住就是几周。他并不孤独。这倒是不错，我想。我不希望任何人感到孤单。”

“我躺在床上，和衣而卧。我不想脱衣服，直接躺在了毯子下面，我要提防父亲趁我睡着的时候给克里斯打电话。我的父亲，他并不相信我——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不是傻子，我很清晰地察觉到了父亲心中的怀疑。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后，我决定到客厅里去，待在家里唯一的电话旁边，等着看我父亲会不会大晚上偷偷溜出来打电话。我坐在电话机旁的椅子上，隐藏在一片黑暗中，我应该是睡着了一会儿，因为我好像梦到了弗莱娅。”

“黎明时分，父亲依然没有出现的迹象。他不会打电话的，是我想错了，他并没有背叛我！当他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在吃早餐的时候继续讨论时，他没有骗我，或许他只是想进一步地了解那些细节。这将是我们重新建立联系的一天。”

“我走进厨房——橱柜的台面上还放着昨晚用过的咖啡杯，我烧了一壶水，打算把它们都洗干净，摆放到橱柜里去，再擦干净水槽，然后给房间做一次清扫，扔掉窗台上的捕蝇纸，开窗换气。这应该是我四十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这样做。我一边干着活，一边大声地喊着父亲，问他要不要我把咖啡送到卧室去，他没有回答。我过去敲了敲门，也没有回音。时候已经不早了。他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我试着转动门把手，发现已经被锁住了，我又试了一次，嘴里喊着他的名字。”

“我走到屋外，在父亲房间的窗玻璃上敲了几下。窗帘是拉上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或许是生病了。我无数次地来回穿梭在窗口和门口之间，叫着他的名字，直到我听到汽车的声音。我站在门廊下，阳光很明亮，我用手搭在额头上，勉强向远处望去。我看到诺林医生的汽车正向农场驶来。”

“克里斯一定猜到了我的计划，在我到达这里之前，他就给父亲打过电话了。父亲也一定是在听到货车的声响后，打电话通知他我已经来了，并且让他们第二天早上过来，他会留住我的。我人都没有到，就已经被出卖了。他选择相信我的丈夫，那个他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我想我可以跑出去，跳进货车里离开，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在池塘边上坐了下来，脱下鞋和袜子，把脚伸进水中，搅动着里面的水藻。”

“他们到达后，我们并没有说太多话，他们像对待孩子一样地摆弄我。我表现得很温顺，对他们言听计从，可他们还是用绳子捆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车后座里，以防在旅途当中，或者打开车门的时候我从里面逃走。”

“诺林开车送我回家。克里斯开着货车，在后面跟着，他说，他不想看见我像囚犯一样被人押解回家。我没有再见到父亲，他的卧室一直反锁着。他一定认为，我对米娅的恐慌，源于我对弗莱娅那件事的内疚——他就是这么想的，我敢肯定。他认为是我自己臆想出这么一个疯狂的事件，一个发了疯的杀人犯在幻想着另一次谋杀。他相信，是我淹死了弗莱娅，是我抱着她那颗漂亮的脑袋，把它按在水下，直到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改变，四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坚信我是个杀人犯！”

妈妈合上了她的记事本，把它放在我面前的床上。

“现在，它是你的了。”

她放弃自己最珍视的证据，她的日记和剪报，她的照片和地图，她把它们全部委托给了我——就像两个至交好友在交换日记。我不知道妈妈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她正在寻找一位盟友，这个词多少有些生硬，或许应该再感性一些，她一直在寻找一位知己？我想起了妈妈关于和弗莱娅一起到森林里去的描述，打开心灵，发誓要成为永远的朋友，甚至相信对方讲述的关于巨魔的故事。我把一只手放在杂志上面：

“再跟我说说瑞典疗养院里发生的事好吗？”

“丹尼尔，我只能说，我宁可死，也绝不会再回到那种地方去。”

我不知该如何应对，也无法处理这种威胁——虽然她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我只好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记事本，随便翻开一页。我没有阅读其中的内容，只是用手指在字里行间摩挲着。慢慢地，我得出了结论，不管我理解与否，她的威胁是真实的。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这时，妈妈说话了：

“我憎恨那里，并不是因为它的条件不好。那里环境整洁，工作人员和医生都对我不错，他们拿来的食物——虽然我没有碰过——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里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听你说话，你的所有要求都被无视，你被当成一个丧失了理智的女人——可我并没有发疯。我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如果再次被关进那样的地方，我就会用自杀来证明我的理智。”

“妈妈，你不能这么说，你永远不要在我面前说出那样的话，永远。”

我的反驳引起了她的警惕，但她并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她摇了摇头：

“到了那里，我就不再是你的母亲了。”

“如果我被关起来了，我就不能再做你的儿子吗？”

“你当然是。我会尽我所能来保护你。”

“你想让我怎么说？如果我们互换位置，你会做什么？”

“我会相信你的。”

我放下记事本，抓住妈妈的手，用指尖摩挲着她的掌纹：

“跟我说说疗养院的情况。”

“我不想谈论那个地方。”

我像是没听到一样：

“他们是直接把你带到那儿了吗？”

“不，他们先开车把我送回了农场。克里斯已经跟诺林医生商量好了，先试着在家里为我治疗。不要以为他们在发善心，他们只是不想引起大家的疑心，他们会假装尝试所有可能，然后装作迫不得已才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农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监狱，只有克里斯掌握着钥匙。计算机断开了网络，我不能再给你发电子邮件。我也不能接电话。有一天，我趁着他出门的时候，在家里研究搜集到的证据，这时他突然回来了，吓了我一跳。他大发雷霆，把那幅绣品扔进了火里。幸亏我反应及时，急忙把它夹出来，在火钳上它仍然在燃烧着。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把我关起来，因为他怕我把整个农场都烧掉。”

“他和诺林医生一起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这真是一个狡猾的计划，因为一旦你被送进了那样的地方，就没有人会再相信你了。哪怕你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也于事无补，甚至连医生给你开的健康证明都不管用。在法官和陪审团的面前，律师肯定会问你，是否曾被关进过精神病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我来说，这个时候被送进医院也是最好的选择。在被带到那里之前，我就已经被打败了。父亲的背叛一度让我失魂落魄。我无力继续争斗，我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不相信自己可以说服或者取信于任何人。”

“那天晚上，医生告诉我，克里斯对他讲了我的童年往事，暗示我和弗莱娅的死亡有关。我非常愤怒，花了整晚的时间写下了方才你读过的那封信，那就是我的证词，应该可以说服医生让我离开。医生的信任使我恢复了信心。我曾经像个傻瓜一样去寻求我父亲的帮助，可是，我的儿子，我最亲爱的儿子，我应该把它讲给你听！你会相信我的，你会给我公正的评判，你才是我需要的那个人。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自己像从前一样幸福。”

“从医院里出来，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挎包里了，护照，还有银行卡。我告诉司机直奔机场，根本没问价钱。到了那里，我直接就买了第一趟离开瑞典的航班的票。”

“这一次，我会用证据证实我的言论；这一次，我要把它讲给真心爱我的人；这一次，我一定要让别人相信我。”

我放开妈妈的手。我们坐在床上，看着彼此的眼睛。

“妈妈，你相信我吗？”

“我非常爱你。”

“我也爱你，但是你相信我吗？”

她想了一会儿，最后，她笑了。

一场暴风雪席卷了瑞典南部，造成了航班的大面积延误。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哥德堡兰德维特机场时已近午夜。飞行员对拥挤和焦躁的旅客们宣布，外面的气温是零下十五摄氏度，这对12月中旬的瑞典来说也是非常寒冷的了。跑道旁边的围墙外，有一片亮白色的桦树林。一阵风吹过，几片落叶从容地飘落。这幕景色或多或少地抑制了人们焦急的心情，连劳累的空姐也坐下来欣赏了一会儿。我们是当天最后一班到港的航班，除了一个护照检查岗亭之外，机场几乎空空荡荡。我通过安检入关后，我的行李已经在传送带上了，与大多数人不同，我携带了很多的行李。我从海关里出来，穿过来接机的人群，看到他们，我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机场接人时发生的一幕，这样的回忆突然让我感到有些悲伤。

距离妈妈被送进医院已经过去了四个月，这段时间，她一直被关在伦敦北部的一家戒备森严的疗养院里。但这并不代表着她正在接受治疗，妈妈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当她发现医生并不打算放她离开后，就不再和他们说话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医生们无法对她采取任何有效的治疗措施。最近，她又开始绝食，她认为食物里都被下了药。她同样不相信从水龙头里接的水，她只会偶尔喝一点没开封的瓶装果汁，她经常脱水。当我夏天在机场接她的时候，她的健康状况已经堪忧，但是现在，一切正在恶化。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她瘦得皮包骨头，好像已经难以为继了，她正面临着死亡。

虽然我从未怀疑过妈妈说的那些细节，但是我不相信她对整件事情的解释。她叙述的时间线太过跳跃，我无法跟上她的思路，她的结论也有些极端，而且，她提出的证据都是模棱两可的。所以在她讲完后，我并没有到警察局去，因为我担心一旦她的指控得不到证实，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谋杀案，那么我们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妈妈的自由。我希望我们三个人，包括我的爸爸，能够找一位独立、公正、不会被人收买的医生，一起和他谈谈，因此，我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去医院。虽然我也不想，但目前来看，这个决定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妈妈被监禁了起来。

在伦敦的那天晚上，当我们乘车跨过城区的时候，妈妈一直握着我的手。她以为我会让酒店的车直接开到警察局去，我并没有骗她，也没有告诉她真相。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在路上，她兴奋地谈论着未来的梦想，我们将如何一起度过美妙的时光，如何重新变得亲密起来，就像我小的时候一样。她对我是如此信任，以至当车子停在医院外面的时候，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会背叛她。她以为是司机记错了，把我们带到了错误的地方。她不相信任何人，除了我，她只相信我。可以想象，当发现司机并没有走错路的时候，她有多么痛苦。她浑身都在颤抖。我曾经被她视为救星和靠山，是她最后的希望，但是，我表现得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先是她的丈夫和父亲，现在又是她的儿子，所有人都在怀疑她。我不再是她的盟友，也不再是她的儿子了。不过，即便是面对这样的打击，她也没有气馁，她选择继续抵抗。对她来说，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挫折，没什么了不起。她并没有试图逃走，也没有恐慌。我明白她的想法——她曾经说服过瑞典的医生，在这里她同样可以办到。她不能逃跑，因为一旦被抓住的话，就坐实了发疯的说法，也就再无出头之日了。她放开我的手，把挎包从我这里拿走，她夺回了自己的证据和日记。她把挎包背在肩膀上，走出了车子。在登记的过程中，她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告诉接待的人，要注意，她可能会伤及自己，一边说一边流着眼泪。我说话的时候，她只是在轻蔑地望着天花板。在她心目中，我和爸爸一样，只是在假惺惺地做戏。当医生护送她进入病房时，她没有和我说再见。

走出医院，我坐在一堵低矮的砖墙上，等待着爸爸的到来。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不由得哭泣起来，但没到一分钟，我就停下了。打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哭过。爸爸乘坐一辆出租车赶到这里，他看上去迷惘而疲惫。当他拥抱我时，我一度担心他会崩溃。诺林医生陪着他，依旧衣冠楚楚，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他略带夸张地向我道歉，这让我想起了过去贵族的样子。他说当初在瑞典的时候，他并没有对医院的人说清楚，妈妈可能会对他人或者自己造成伤害。他善意地听从了爸爸的建议，尽量保守地描述她的情况，希望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时间。结果，这就导致医生低估了她的病情。当妈妈威胁要采取法律措施时，他们不得已放她离开了。他们没有理由继续拘束她。因为从理论上说，她是自愿接受治疗的，而且她表现得很好，她写的材料思路非常清晰。诺林这次跟着来到英格兰，就是为了纠正之前的错误。虽然我觉得他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声誉，但我还是表示了理解。他热情地和英国的医生们说着话，为他们介绍病情。尽管他在这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我对他依然是不冷不热的。妈妈的描述很准确，他虚荣、自负，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他不大像个恶棍。

医院里很干净，医生和护士们也都表现得相当职业，而且态度和蔼。在这里，报纸上曾经报道过的那些医疗黑幕都不会发生。医院有一个访客专用的房间，妈妈常常坐在窗台上，透过窗户看着外面。可惜这扇窗户是完全封闭的，而且异常结实。从她的视角上望去，越过围墙上的铁丝网，可以看到一个公园。孩子们经常在空地上嬉戏，夏天的时候还可以听到他们的笑声。可是在冬天来临之后，公园里就安静了下来。每次，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妈妈都背对着我。她不想见我，也不会和我说话，她对爸爸的态度也是一样。一旦我们离开，她就会告诉护士，我们之所以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相信她的指控。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中，她会给我冠以什么样的罪名。她对那些抗精神病药物不屑一顾，觉得如果吃了药丸，就意味着她承认夏天发生的事情只是她的臆测，就意味着放弃了去帮助那些被收养的孩子的希望。医生无法强迫她服用任何药物，他们必须征得妈妈的同意，可是她不承认自己生了病。她的内心被层层包裹起来，我们根本无法击碎那道壁垒。起初，在治疗的过程中，她依然会拿出那些证据，并且重复她的指控。慢慢地，她开始选择沉默。但是，只要她看到有新面孔出现，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病人，她都会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人家听。她讲述的时间越来越长，讲故事的技巧也越来越纯熟，似乎她之所以被关在医院里，只是因为她没有正确地还原现场，或者描述嫌疑人的外貌特征。结果，所有的病人无一例外选择了相信她。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在我来看望她时，走到我身边，质问我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关于米娅的谋杀案。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地过去。有时我会独自去看望她，有时会和我的父亲一起去，偶尔还带上马克。他总是在外面等着，因为他觉得在妈妈了解他的身份之前，在这样的场合里见面是不合适的。最初，我们还很乐观。我相信妈妈会一天天地变好，我们还会回到从前，成为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之间的裂隙终将得到弥补，我们会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认识并且拥抱彼此。但是在妈妈的心中，我的背叛是无法原谅的。这个烙印已经永久性地打在了我的身上，我感到极度悲伤。

深秋的时候，曾经有一天，我再次去看她。可能是季节的更迭，或者是过于压抑的缘故吧，我冲动地对她说：

“我要到瑞典去，我会自己找出真相的。”

这是妈妈第一次对我的话做出反应，她转过身来，直视着我，似乎在心里揣摩着我的话。几秒钟之后，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变得像当初在机场见到我时一样，那里面又充满了希望。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又变成了她的儿子。她举起一根手指，按压在嘴唇上，仿佛在示意我保持安静，这是我第四次看到她做这个动作。我依偎在她的身边，问她：

“这是什么意思？”

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要说些什么。我能够看见她那发黑的舌尖。接着，她的态度又变了，她不再理睬我的询问，她的嘴巴又闭上了。

“妈妈，求你了，跟我说说话吧。”

但她没有再开口，把头转向了窗外。无论她病得多厉害，她的观察力依然敏锐。她看出来了，我在说要去瑞典之前，并没有认真地去考虑过这个问题，这只是我一时的冲动，我是在试探她的病情。我心里关心的一直都是医生、药物和治疗方案。

后来，我和爸爸还有马克讨论过这个想法。他们俩的见面是在一种尴尬的环境下。他们相互握手，就像是在签署商业合同，爸爸对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当我们单独相处时，爸爸对我说，假如他之前做过什么事，或者说过什么话，让我觉得他不会接受我的选择的话，他向我道歉。我发现他的道歉是痛苦的，我摇了摇头，也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我能理解，他现在心绪烦乱，并没有说真心话。不过，在经过多年的躲躲藏藏之后，我不能要求更多了，起码他在伤心之余，最终还是和马克见了面。我终于不用再说谎了。但是，没有妈妈的参与，我们依然开心不起来，没有她，这个家就不是完整的。对于我打算去瑞典的想法，不管是爸爸还是马克都不认为是个好主意，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去探索的秘密了。米娅不过是一个不开心的女孩，她离家出走了而已。如果我到瑞典去的话，会陷入一场无休止的追索，那就偏离了我的初衷——试图说服妈妈接受药物治疗。更糟糕的是，这会加剧她的错觉，对治疗没有任何的好处。于是，我声明放弃了这个想法，或者至少我不再谈论它了。但我开始偷偷地学习瑞典语，花了很多时间去读我的旧课本，背单词。我希望像小时候一样，重新说上一口流利的瑞典话。

圣露西亚节前的一天夜里，医生们和我讨论了对妈妈进行静脉注射营养液的可能性，并且对我说明了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后果。和医生沟通之后，我对他们宣布，我还是想到瑞典去转转。马克依然不赞同，我告诉他，我们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不能继续逃避。而爸爸对妈妈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感到悲痛欲绝，他不再反对我的想法，甚至愿意尝试任何有用的方案。我的计划是去找出米娅失踪的真相，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我找到新的线索，妈妈就会恢复和我的交流。新的证据是能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唯一武器，对此我确信不疑。虽然马克依旧表示反对，但他看得出这一次我下定了决心，于是他不再提出反驳，而是帮我筹措好了路费。起初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打算向银行申请贷款，但这惹恼了马克，所以我只好收起了自己的骄傲。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接到项目了，我供职的设计公司正濒临破产，我的经济状况差得一塌糊涂。我曾经抑郁地想过，或许这也算是一种逃避吧。

我估计了一下，如果省着花的话，我存下的钱应该可以维持三周的生计。马克很忙，他没有空，但是假如我不能在圣诞节前回来，他就会飞到瑞典去陪我过节。他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心中的不解，但我看得出来。马克习惯理性地思维，而我去瑞典只是出于本能，他宁愿相信客观的事实，我则更倾向于跟着感觉走。我的直觉告诉我，真相就隐藏在妈妈的故事里。

从机场里出来，冷冽的空气令人精神一振。我在风中站了一会儿，感受着沁人心脾的寒冷，试图让自己清醒起来。前面还有一段漫长的旅程。我租下的汽车是一辆保养良好的四驱越野车，是马克替我选的，为了应付这里的极端天气。我在伦敦没有自己的汽车，也不喜欢开车，但我依然感谢他帮我做出的选择。这里的条件的确具有挑战性。高速公路上的积雪没有清除干净，只是在道路的中央简单开辟出一条可供通行的车道，两旁还堆着前一天下的雪。我不得不缓慢地驾驶，频繁地在服务区停下来，购买加浓黑咖啡、带芥末的热狗和盐渍甘草果。凌晨四点，我终于下了高速公路，沿着狭窄的乡间小路，一直行驶到车载电脑为我标出来的目的地。

农场的车道上同样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我不想去打扫，于是直接把车开进了齐膝深的雪中，听着积雪在车轮的碾轧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打开车门，走了出来，端详着眼前门紧闭的农舍。听过了那么多的承诺和背叛之后，我终于来到了这里。在茅草屋顶的边缘，一大块积雪正摇摇欲坠。一棵橡树耸立在有两百年历史的屋子后面，就像两个相知多年的故交。屋顶的积雪下面并没有生命的迹象。妈妈在这片风景中所感知到的威胁是不存在的，至少我没有看见。我喜欢这里不同寻常的寂静，空旷的世界没有一点压抑的感觉，只有远处风力涡轮机的红色灯光——老鼠眼，妈妈是这么叫它们的——提示我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噩梦般的故事。

环顾四周，我迅速地辨认出她在故事里提到过的那些地方——从未迎来过客人的谷仓旅社，曾经挂着被宰杀好的猪的石头地窖。我想菜园一定是被掩盖在积雪之下了，上面或许还留着妈妈夺门而出时汽车碾轧的痕迹。现在，只有被打破的篱笆还能显示当时的情形。

在屋子里，我找到了他们仓促离开的线索。一杯没喝完的茶被放在厨房的桌子上，茶水的表面已经结冰。我用手指捅开薄薄的冰层，在杯中的液体里搅动。我舔了一下指尖，茶里没有加牛奶，只是用蜂蜜来增加甜味。这不是爸妈喝茶的习惯方式。不过这个发现没有任何意义，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不由得感到有些沮丧。我把这次远行渲染得轰轰烈烈，但其实只是想掩盖自己的无助和绝望。

虽然经过了长途旅行，但我还不能去睡觉。屋子里太冷了，而且我的思绪也是纷繁复杂，根本无心睡眠。我在屋子中央的炉子里生了一把火，这是一个巨大的炉子，甚至可以用来打铁。在火焰的烧灼下，炉口的折页发出轻微的响声。我在火炉前坐下，突然，我好像看到了一张木雕的巨魔脸孔。我拿起火钳，从炉子里把它拨了出来，才发现那只不过是一根木纹有些扭曲的柴火。

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走到书架跟前，想找本书看看。我发现了妈妈的《圣经》，我翻到《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2节，页面上打了记号。我把它放了回去，接着又看到了妈妈小时候给我读过的那本巨魔故事集。这本书已经绝版，书的封面也不见了，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上面那头潜伏在密林中的巨魔的形象。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这本书了，再看到它让我心情不错。于是，我把它拿到火炉旁，开始读了起来。就算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里面的故事，我读着这些文字，仿佛又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感到一阵心酸，只好把它放在一旁。我伸出双手，放在火焰前，真诚地祈求自己能够达成所愿。

早上醒来时，我发现炉火已经熄灭了。我一直蜷缩在椅子上，身体都麻木了。我费力地站起身，望向窗外，雪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用温水洗了个澡，然后给自己煮了一杯浓咖啡。除了几百罐自制的果酱和腌菜，农场里没有别的食物，那是父母为了漫长的冬季做的储备。我坐在厨房的桌旁，吃着好吃的黑莓酱。果酱并不黏稠，从勺子上滴了下来。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没用过的笔记本，还有一支削尖的铅笔——这就是我的调查工具。我会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的事。在第一页上，我写下了今天的日期。

很明显，我首先要见见哈坎。在我来之前，爸爸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把我的想法透露给他。他和爸爸说现在还没有米娅的消息，事情也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我来不来都无所谓。爸爸最近决定要卖掉农场，他的银行户头只剩下一千英镑了。这段时间，他只好寄宿在马克的书房里，没有任何收入，也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缺少了妈妈，他不知所措，只能寄希望于她能够赶快好起来。可是她的病情越发严重了，他也随之消沉下来。他们的关系曾经牢不可破，甚至连破产都没有打垮他们。尽管在卖掉农场的问题上我有很多担忧，那里的事情也尚未明朗，但从实际角度出发，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对我的家庭来说，这是个伤心的地方，站在老旧的木质天花板下，我甚至能够体会到他们当时的压抑。哈坎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他依然保留了当初慷慨的报价，虽然压价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是一个仁慈的胜利者。当新的一年到来时，农场就是他的了。

我不想带着失落和悲观的心态去面对哈坎。直觉上，我更愿意相信妈妈对他的描述，因为爸爸总是看不见别人的不好。我甚至认为哈坎一直在故意区别对待他们两个，善待爸爸，却对妈妈表现得很可怕。毫无疑问，这个强大的家伙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他感兴趣的只是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如果这会惹恼他，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我决定先去附近的镇上看看，顺便买些食物，我曾和妈妈一起在瑞典的商店里购物，留下过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这里有许多受欢迎的食品，也深得我心。我相信只要吃得好，我的信心会回来的，我要把储藏室塞得满满的，让这个农场成为一个温馨的基地。

我在汽车的后备厢里堆满了各种日用品，然后穿过小镇的中心，沿着妈妈提到过的那条海滨大道游览起来。天色开始暗下来的时候，商铺橱窗中的电灯自动亮了起来。我停在那家名叫“丽思”的咖啡店外，妈妈曾提到过它。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走了进去，打量着柜台里陈列的蛋糕，还有切开的三明治，里面一层层地叠着虾肉、切好的鸡蛋和甜菜沙拉。柜台后面的女人上下打量着我，毫不忌讳地显露出对我衣着的兴趣。因为伦敦总是气候宜人，所以我并没有太多厚实的衣服。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挑战零下十五摄氏度的环境，而我只穿了一条单裤和一件从慈善商店买来的夹克，外面套着灯芯绒的粗呢大衣。和这里大多数人穿着的高科技品牌滑雪衣相比，实在是薄得有些过分。

我假装没有注意到她的目光，我选了一瓶矿泉水、一个奶酪三明治，一时兴起，又拿了一块妈妈和米娅共同分享过的公主蛋糕。蛋糕上涂着厚厚的白色奶油，再撒上一层薄薄的绿色杏仁糖。刚开始吃的时候味道相当不错，但很快就感觉腻了，蛋糕的质地太软，吃起来就像甜味的雪。我把它放在一边，希望主人不会因此而生气吧。我坐在椅子上，看到米娅的失踪海报就钉在广告栏上。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旁边的广告和标签已经快把它掩盖住了。我站起身，走到广告栏旁边，认真地看了起来。我感到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在看着妈妈拿出的证据。上面还附带着写有哈坎电话号码的活页标签，但是没有被撕走的痕迹。

我转过身，发现柜台后面的女人依然在盯着我。我有种感觉，只要我一离开咖啡馆，她就会给哈坎打电话报信的，就像妈妈怀疑的那样。这只是一种感觉，没有任何证据，但我敢打赌，我的直觉是对的。我拿起外套，抑制住想用脏话去问候她的冲动，带着淡淡的蔑视拉起了夹克的兜帽。

回到农场的时候，才四点钟，不过天色已经很黑了。我已经被警告过，这里冬季漫长的黑夜对人的心情有极大的抑制作用，特别是生活在偏远的地区，因此我买了许多的蜡烛。和灯光相比，蜡烛的光线更加舒适和温暖。我停下车，打开后备厢。这时我看到旁边的雪地上有一行脚印，脚印很深，已经能够看见裸露的地表。我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脚印一直来到了大门前。原木门框上钉着一封信，上面写着：

丹尼尔

字迹很工整。我把信放进口袋，回身到车里去拿东西。进到屋里，我点上几支蜡烛，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在烛光的照射下我打开了那封信。里面是一张奶白色的卡片，边缘装饰着圣诞精灵的纹样。信是哈坎写来的，他邀请我今晚到他的农场去喝上一杯加料的热葡萄酒。

和妈妈一样，我也非常注重自己的穿着，经过一番筛选，我把自己打扮得十分精神。我决定不带笔记本和铅笔去，因为我不是现场采访的记者，我甚至觉得把它们带到瑞典都是荒谬的。为了准时到达，我早早就出发了，因为我不知道路上需要多长时间。很快，我就看到了巨大的猪舍，妈妈对我描述过那栋破败的建筑，这就意味着我要拐弯了。在积雪的掩盖下，一切都显得平静，但是味道依然浓郁，督促着我赶快离开。我走在长长的车道上，积雪清理得很干净，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带一份礼物来的。我想回到农场，但是除了果酱和腌菜，我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我也不想把妈妈的藏品送给哈坎做礼物。

哈坎家的房子一派热火朝天的节日气氛。每一个窗口都安装了电子蜡烛，上面挂着装饰了圣诞花边的窗帘，还摆放着包装精美的礼盒和一个个漂亮的圣诞乳粥碗译者注：圣诞乳粥是瑞典传统甜点，在圣诞大餐后食用，这里是指做成粥碗形状的装饰品。。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放松，这让我不由得心生警惕。我磕掉靴子上的雪，敲了敲门，哈坎打开了门。他几乎比我高一头，身材宽厚。他笑着和我握手，他的手劲让人印象深刻。我脱掉靴子，走进了客厅。他用英语和我对话。虽然我的瑞典语还不流利，但我仍然礼貌地告诉他，我更喜欢说瑞典语，我想，这是我对他握疼我的手的一个回击。他没有搭话，只是接过我的灯芯绒大衣，对着灯光短暂地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把它挂在了衣帽架上。

我们坐在客厅边上的一棵圣诞树下，做成姜饼形状的布艺饰品挂在枝头。树的顶端并没有安放天使，而是一颗用硬纸板做成的五角星。灯泡被包裹在棉花般的绒毛里，散发出朦胧的光辉。三根木桩支撑着圣诞树，木桩上雕刻着精致的巨魔面孔——它们长满疣的下巴一直延伸到地面，形成漂亮的底座。树旁堆了一些用金色和红色彩纸包装的礼盒，上面还系着丝绸的蝴蝶结。哈坎说：

“这些都是给米娅的，我们希望她能回家过圣诞节。”

这个房间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华丽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它们就是无法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里就像一张圣诞贺卡上的图案，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家。

虽然我已经和哈坎聊了好几分钟，但一直没有见到他的妻子伊丽丝。上酒的时候，她终于出现了。她从厨房里走出来，对我点头致意，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了两个玻璃工艺酒杯，一碗杏仁碎和葡萄干，还有一壶热气腾腾的红酒。她沉默着在我的杯子里撒上一些杏仁和葡萄干，斟满热葡萄酒，然后端给我。我接过酒杯，向她表示感谢，但奇怪的是，她一直避免和我有目光接触，也没有加入我们，倒完酒后就立刻回到了厨房里。

哈坎和我碰了碰酒杯，说：

“祝你妈妈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