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购买车票准备返回市中心的时候，妈妈紧挨在我的身旁。我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观察她，并用微笑来遮掩这份审视的目光。候车的时候她一直牵着我的手，这还是我成年以来的第一次。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尽可能地不偏不倚，也不做任何猜测，只是为她准备好一块空白的画布，等着听她的故事。对于这样的事，我没有任何经验，因为爸爸妈妈也从来没给过我机会，让我在冲突中判断孰是孰非。但我想，在这个天平上，我略略倾向于我的妈妈，因为她和我更加亲密，也更加熟悉，而爸爸从来都听从于妈妈的判断。

上了火车，妈妈选择坐在车厢的后部，倚靠在窗户边。我意识到这是整个车厢最佳的座位，没人能偷偷地靠近她。她把挎包放在膝盖上，紧紧地抱着，就像一位看守重要包裹的密使。我问：

“这就是你的全部行李吗？”

她庄重地拍了下挎包的顶部：

“我需要的东西全在这里了。证明我不是疯子的全部证据，也是揭发那些罪行的全部证据。”

“罪行”和“揭发”——这样的字眼儿与我平凡的生活是如此格格不入，以至在我看来，它们听上去很荒谬。不过，她是认真的。

“我可以看一下吗？”

“在这儿不行。”

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这不是一个可以在公众场合讨论的话题。这个手势非常奇怪，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已经相处了半个多小时，但我依然无法确定她的精神状态，我真想立刻知道。她变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性格方面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我无法确定，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仅仅发生在她的脑子里。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她会从挎包里拿出什么——那些她所谓的证据。

帕丁顿车站到了，我们准备下车。妈妈突然抓住我的手臂，带着明显的恐惧说：

“答应我，你会认真地听我说的每一个字，且不会有任何的成见，我就要求这么多。答应我，你会这样做，这就是我要来找你的原因。答应我！”

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她在颤抖，似乎很害怕我会不答应。

“我答应。”

在局促的出租车后座上，我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就像私奔的恋人，我闻到了她呼吸的气味。这是一种微妙的气味——金属的味道，我觉得像碎掉的钢铁，如果真有这种味道的话。我还注意到她唇边有一道细细的蓝线，就像因极度寒冷而冻的一样。妈妈察觉了我的想法，她张开嘴，伸出舌头来让我查看。她的舌尖是黑色的，墨鱼汁一样的颜色。

她说：

“恐惧的副作用。你能看见我的舌头，你闻到我的呼吸了吗？”

这不是一个明确的解释。我想知道，在瑞典，医生给她做了哪些检查，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出租车停在我的公寓楼外，几百米外，就是我昨晚扔掉购物袋的地方。她从来没有到过这儿，这是因为我的反对。我对他们说，我在与别人合租，父母的到访会让人家感到尴尬。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接受这样一个无力的借口，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出这个理由的。暂时，我打算继续沿用自己编造的这个理由，不希望转移妈妈的视线。但是在带她进入公寓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任何人只要留心，就会注意到公寓里只有一间卧室，另一间卧室被我们布置成书房了。所以在打开大门后，我立刻向里走去。妈妈回家时总要先把鞋脱掉，这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关上卧室和书房的门。我转回身，说：

“我想看看是否还有人在家里，你来得正巧，家里没有其他人。”

妈妈也很高兴。不过，在走过那两扇紧闭的门时，她停顿了一下，她想自己检查一番。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带一丝紧张，用手臂搂住她，扶着她上楼，我说：

“我保证，这里只有你和我。”

站在开放式厨房和客厅之间，也就是马克这套公寓的中心区域，妈妈对第一次参观我的家感到很着迷。她开始查看各种家具。马克以前总是称自己为极简主义者，一切由着性子来，所以当我搬过来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毫无设计感的公寓，带给人一种空虚和忧伤的感觉。马克在这里睡觉，在这里吃饭，但这不是生活。我一点点地提出建议，清理他的私人物品，该打包的打包，该收拾的收拾，家具也逐渐多了起来。慢慢地，公寓对我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看着妈妈逐一细细地查看着我的物品。她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来，那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她很高兴我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上。

“这套公寓真的很棒，你一定混得不错。”

“这不是我买的。”

“那它的租金也一定很贵。”

我说了很多年的谎，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但今天我感到非常痛苦，就像用扭伤的脚去跑步一样。

妈妈拉起我的手说：

“带我去看看花园吧。”

马克雇了我工作的那家公司来进行屋顶花园的设计和施工。他声称自己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花园，而且这对我有好处，属于另外一种形式的赞助。我的父母总是对我的职业选择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们相信我理应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他们俩十六岁就离开了学校，而我上完了大学，却从事了和他们一样的工作，除了获得盖有橡胶印章的学位证书，以及两万英镑的债务。当然，我的园林设计图可比他们的专业多了——他们从来都是在脑子里制订计划，万不得已，才会画在餐巾纸的背面。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植物和花卉当中度过的，我继承了父母在种植方面的天赋，我精通它们的搭配，而且，在从事这份工作的过程中，我感到很快乐。向我妈妈展示这个花园应该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她说：

“这里很美。”

坐在屋顶上，远眺伦敦的景色，身边绿意萦绕，蜜蜂飞舞，你很容易就忘记一切烦扰。我想永远这样，沐浴在阳光下，肩并着肩，谁也不说话。然而妈妈看了看她的手表，脸上浮现出很不耐烦的神色：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在听她讲述事情的经过之前，我提出先吃点东西。妈妈礼貌地拒绝了，希望按照她的计划来：

“我有太多的话想要告诉你。”

我依然坚持。就算有很多的事情还不明确，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她瘦了很多。我不知道她上次吃东西是在什么时候——妈妈回避了这个问题——当我把香蕉、草莓和蜂蜜混合在一起做成饮料的时候，她就站在我身边，仔细观察着整个过程：

“你相信我，对吧？”

她的内心非常谨慎，疑神疑鬼，只允许我使用她查验过的水果。为了证明这杯草莓和香蕉的混合液体是安全的，我在端给她之前自己先尝了一口。她尽可能小地喝了一口。当我们的视线相对时，她明白了我正在评测她的精神状态。于是她改变了态度，开始急促地大口吞咽。喝完饮料之后，她告诉我：

“我要上厕所。”

我担心她可能有些恶心，但我不能坚持陪她一起去。

“在楼下。”

她离开厨房，紧紧地抱着那个从不离身的挎包。

我拿出手机，发现上面有三十个或者更多的未接来电，都是爸爸打来的。我打电话给他，低声说：

“爸爸，她在这里，她很安全。我不能再多说了……”

他打断了我：

“等一下！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你。”

对我来说，和他通话如同一次冒险，我害怕被妈妈发现。我转过身来，打算走到楼梯旁边，这样我就能够听到妈妈上楼的脚步声。但她已经在那里，就在房间的门口，看着我。她不可能这么快就从洗手间回来，她一定是撒谎了，她也在考验我，想看看我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如果这是测试的话，我失败了。她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方式凝视着我，仿佛我不再是她的儿子，而是一种威胁、一个敌人。

爸爸在电话里说：

“丹尼尔？”

我进退维谷。

妈妈说：

“是他，对吧？”

形势急转直下——她变得咄咄逼人。那种嗤之以鼻的态度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爸爸在电话里听到了她的声音：

“她在那儿吗？”

我一动也不能动，两难的境地让我濒临瘫痪，手机还放在耳边，但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妈妈。爸爸说：

“丹尼尔，她可能会变得很暴躁。”

听到他这样说，我摇了摇头，不，我不相信。一直以来，我的妈妈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她不会那样的，是爸爸错了。妈妈走上前来，指着手机：

“挂掉电话，否则我就离开。”

我做出了决定：

“我得挂了。”

父亲的声音仍然在手机里响着，我挂断了电话。

就像缴械投降一样，我把手机交给妈妈。我用颤抖的声音为自己辩护道：

“我答应过爸爸，你一到这儿就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让他知道你是安全的，就像我答应你的一样。”

我向前迈出一小步，抬起双手，像和平谈判时经常出现的姿态一样：

“拜托，妈妈，让我们坐下来。你不是要告诉我你的故事吗？我要听。”

“医生给我做了检查，这个他告诉你了吧？他们给我做了检查，又听了我的故事，然后就让我离开了。那些专业人士相信我，他们不相信他编的瞎话。”

她向我走来，把她的包——她的证据递向我。我走到屋子中间，接过那个破旧的皮包。妈妈松开了手，看得出她完全是用意志在克制。挎包的沉重出乎我的意料，我把它放在餐桌上，这时手机又响了，是爸爸，他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妈妈看到他的脸，上前一步说：

“你可以选择接电话，或者打开这个包。”

我无视了手机，把一只手放在皮包的顶部，按下纽扣，皮革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我掀开上盖，向里面看去。

妈妈把手伸进挎包，拿出一个小化妆镜，给我看我的样子，仿佛这就是她的第一份证据。镜子里的我看起来很疲惫，但是妈妈的观察却不一样。

“你在怕我，我看得出来。我知道你的脸色比我的好，我也知道这听起来感性得有点夸张了，但是你想想看，我曾经多少次擦掉你脸上的眼泪或者看着你的微笑。丹尼尔，这么多年以来，你从来没有像这样看着我……”

“你自己看看！”

“但我不能感到不安，因为这不是你的错。我被陷害了，不是作为一个罪犯，而是作为一个疯子。你的本能让你站在了你父亲那边。不用否认，我们必须彼此坦诚，有好几次我都发现你在紧张地盯着我。我的敌人说我很危险，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甚至是对你，我的儿子。他们就是这样不择手段，为了破坏我生命中最珍视的亲情，他们准备做任何事来阻止我。”

“我必须告诉你，指控一个女人精神上有问题是让她闭嘴的最有效方法，几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每当我们站起来争取权利、反抗虐待的时候，它就会被拿来当作诋毁我们的武器。”

“我承认我现在看起来很吓人。我瘦得像鬼，衣衫褴褛，我没有修剪指甲，我还有口臭。我一辈子都在努力打扮自己，可是今天在机场，你上下打量我的时候，你一定以为——‘她肯定是病了！’”

“那不是真的，无论我看上去什么样，我的脑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

“有时，你会发现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就此你可能会认为我不太正常。但是假如你不相信我，你怎么能指望我轻轻松松地和你谈论如此严肃的话题呢？你怎么能指望我直奔主题，三言两语就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我只是简单地说个大概，你会被吓坏的。你会摇头，会质疑，却得不出任何的结论。你只会听到像‘谋杀’和‘阴谋’之类的字眼儿，你能接受吗？不能，我必须挨个地给你讲述细节，你必须了解整件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否则的话，你也会认为我疯了。你也会把我送到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收容所里去，天知道它们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你会告诉医生我的脑子出了问题，然后他们把我当成罪犯一样关起来，直到渴求自由的意愿压倒一切，直到我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麻木，直到我承认即将告诉你的一切都是谎言。记住，你的力量比我大得多，我应该害怕你。看着我，丹尼尔，看着我！我很害怕。”

这已经脱离了正常谈话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从她大脑中迸射出来的那些句子在我周围轰然崩碎，令人猝不及防，却又觉得似乎理所应当。她说得很对：她的声音确实和往常不一样了——声调忽高忽低，带着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奇怪感觉，时而听起来像煞有介事，时而又像是在闲聊天。在机场和回来的火车上，她的说话方式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力度、语速还是表达方式，都和我之前熟悉的截然不同。它更像是一次表演，而不是对话。

她真的在怕我吗？

她哆哆嗦嗦地把镜子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放回包里，这说明她会把那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掏出来。如果说方才我没有害怕的话，现在我多少有些恐慌了。某种程度上，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出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就在这间屋子里，无须任何的医生或者侦探——只要一个平静的结局、一次安稳的着陆，让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然而，妈妈的情绪是如此激动，如此不同寻常，所以要么是她病得很严重，要么就是在瑞典发生了某些真正可怕的事情，让他们俩都变得如此不安。

“我要的就是公正。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利用我们之间的关系，利用你的感情，这会对我很有利。但是，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证据，有事实做依据，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所以，你不用把我当成你的母亲，而是指控者蒂尔德译者注：蒂尔德为小说中母亲的名字。……”

“不用难过！你只要客观就好。这是我今天对你的唯一要求。”

“当然，你会问，克里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你的好父亲，爱好在乡间隐居、钓鱼和闲逛，这样的人怎么会牵扯到如此严重的指控呢？很简单。他的性格中有一个弱点，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的弱点。他是个软蛋。拿不起放不下，却又特别容易听信别人。他的内心和其他人一样贪婪。所以我相信他是被蛊惑了，他受到了别人的操纵——被一个恶棍。”

我的父亲是一个对植物和花卉了如指掌的人，一个总是慢声细语的人，一个喜欢在森林里徜徉的人——对他你很难做出如此严厉的指控。妈妈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犹豫，并做出了回应：

“你不喜欢这个词吗？”

“恶棍。”

“你认为这听起来不像真的？”

“恶棍就是恶棍。他们就活在我们身边。在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条街道，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农场，你都能找到他们。”

“什么是恶棍？他们是永远追求自己欲望的人，一刻也不停止。在我心中，没有其他词语可以用来形容那个人。”

“这个包里装的是我在夏天搜集的一些证据。本来还有更多的，但我来得太过匆忙，只能带出这些了。这些证据必须要按时间的顺序罗列出来才有意义……”

妈妈从挎包的前袋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皮面记事本，那种二十年前流行的款式。里面夹着一些文件、照片和剪报。

“原本打算用来随手写写感想的，结果它已经变成了我最重要的东西。看，你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记下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你看这几页，那是4月份的时候，我刚到农场，这上面只是偶尔写了几笔。你再对比一下7月，刚刚过了三个月，我必须压缩每行的字数才写得下。这个本子就是我了解身边发生过什么事的手段，它是我最忠诚的伙伴。不管别人怎么说，这上面白纸黑字记录了哪天发生了哪些事情，误差不超过几个小时。如果有可能分析墨水痕迹的话，法医会证明这一点的。”

“有时候，为了避免任何错误，我还会停下来仔细参详这些笔记。我不能有任何夸张的地方，假如我遗漏了某个特殊的细节，我是不会凭想象把它加进去的。你要相信，这上面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可靠的，不存在任何差错，哪怕它是无关轻重的。比方说，我不会写鸟儿在树顶上歌唱，除非我真的听到了。如果你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一切都是我杜撰的，那你就是在质疑我的信誉。”

“最后，我必须要说，我真希望过去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哪怕说我发疯了都没问题。上帝啊，和我马上要描述的那些罪行相比，被监禁起来的恐怖和被贴上癔症标签的羞辱都是小意思。”

我们一直站在桌子旁边，挎包就放在桌上，她示意我坐下来，告诉我想把事情说清楚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同意了，我们俩面对面地坐着，挎包横放在我们之间，就像玩扑克时下的赌注一样。她并没有再拿出其他证据，相反，她仔细地研究起自己的记事本来，专心地在字里行间探寻着什么。一瞬间，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她在床边给我读书的那段时光。从前的记忆和现实的焦虑交织在一起，这种强烈的对比更加令人神伤。或许是因为缺乏好奇心和勇气吧，我有种强烈的冲动，想恳求她千万不要读出来，保持这种沉默就好。

“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欢送会的那天。就是那一天，4月15日，我们在那辆装满行李的白色旧货车旁边告的别。那天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笑得那么开心——快乐的一天，打心眼里的快乐，也是我一直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然而，这份快乐现在也成了攻击我的手段。克里斯声称，我一心想在瑞典追求完美的生活，正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我心态失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平衡的感觉越发严重，甚至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这话听起来非常容易让人相信，但它是个谎言，一个狡猾的谎言，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们即将面对的困境。”

“说点你不知道的吧，丹尼尔，我们破产了，我们家没钱了，一分钱都没有了。你知道，经济萧条的时候大家都很难，但是我们更难，我和你爸爸的事业全垮了。我们没有告诉你，因为克里斯和我感到很对不起你，不想靠你的施舍活着。老实说吧——今天是个诚实的日子，大家都不说假话——我们感到丢脸，到现在还是感觉很丢脸。”

我的脸上升腾着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羞耻、自责、悲伤和震惊的混合体。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我也完全想不到。今天是诚实的一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不能光听她说羞愧的话，我也想说：妈妈，对不起，我也很惭愧。但她似乎感到了我就要打断她，她碰了碰我的手背，示意我等一下。

“让我说完。你先等一会儿。”

“我一直在管账，这三十年来，我做得很好，我们家过得很不错。园艺中心从来没有赚过大钱，但我们不追求一夜暴富，过自给自足的日子就够了。我们也热爱自己的工作。每隔几年，我们要么去国外度假，要么就到海边散心。我们过得其实不赖。园艺中心的负债很少，平时的费用也不高，加上我们手艺精湛，客户也非常忠诚，所以，就算在镇上的同行用压价来竞争的时候，我们也生存了下来。”

“但是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地产经纪公司寄来的信，那个时候你已经从家里搬出去住了。在信上，他们给我们解释了那个小小的园艺中心的真正价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笔财富会从天而降。我们把一辈子都耗在了这片土地上，没日没夜地工作，种植各种植物以赚取微薄的利润，却万万没想到真正值钱的就在我们脚下。那块土地已经大大地增值了，价钱高得我们一辈子也赚不到。这辈子头一次，克里斯和我为金钱而迷醉了，我们带你去豪华餐馆吃饭，快乐得像两个傻瓜。最后，我做出了决定，我们要用土地做抵押，去贷款几十万英镑，而不是简单地把它卖掉。当时每个人都赞同我的想法。攒钱有什么用？地产就像变魔术：它可以让你不劳而获。我们忽略了园艺中心，随便雇了几个人，让他们去做我们曾经热爱的事情，而我们则开始投资公寓。表面上，克里斯和我共同做出了这个决定，但你是了解他的，他对数字不感兴趣，他从不出面。我四处寻找着合适的公寓，我来做出决断。在六个月内，我们就买下了五套公寓，而且期待着要买够十套，一个我随便选出的数字，就因为十比九听着顺耳。我们的嘴边开始挂着‘我们的资产组合’之类的词，现在想起来真让人脸红。我们讨论着这些公寓，好像我们亲自用双手盖起来的一样，我们惊讶于它们带来的每年百分之七的财富增长。”

“我在心里为自己开脱，我们这么做完全不是贪婪，我在为我们的退休计划打算。经营园艺中心是项繁重的工作，我们不可能永远做下去，我们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干上一年。我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所以，投资才是我们的出路。”

“他们说我现在是个疯子，其实五年前我才是真的疯了，或者说和疯了差不多。这是我能做出的唯一解释，我丧失了理智。我在一个一无所知的领域里冒险，却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活。”

“后来，经济衰退出现了，我们的银行处于崩溃的边缘。之前说服我们借钱投资的机构，现在把我们当成了丧门星。是他们把我们变成这样的！他们想把钱要回去，越快越好，甚至比当初兴高采烈地借钱时还快。没办法，我们卖掉了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五套公寓。这件事你是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我们到底损失了多少。我们是用定金买下的每套新公寓，既然不能付清全款，那之前的钱也就算赔掉了，全部赔掉了！我们还不如把它烧了。我们山穷水尽，只好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和园艺中心。我们向你撒谎了，向所有人都撒谎了，我们杜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以‘身体不好，不想再继续经营’为借口，提出了退休，那就是一个谎言，可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在瑞典买下那个农场时，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跑到那么遥远和荒凉的地方去。我们跟你说，我们是向往田园诗般的乡村风情。没错，但更多的是因为它的价格，比在伦敦买一间车库还便宜。但就算这么低廉的价格，把搬迁的费用考虑在内，我们也只剩下九千英镑了。我们咨询了许多财务顾问，他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两个人，每人只有四千五百英镑，而我们刚刚六十岁——最起码还能再活三十年。但一切都无法重来，我们只能祈祷，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一个遥远的农场里，在未来的四十年里，一切都能顺顺利利的。”

“在伦敦，没有钱是很痛苦的。登上一辆公共汽车，他们会收你两英镑，在市场里买一块面包也要花掉四英镑。但是在我们的农场里，我们打算颠覆现代生活的规则，忘掉信用卡和现金。我们可以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将汽油节约下来以备急用。假期？没有必要。你将生活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去度假呢？夏天有河流可以让你畅游其间，冬天有足够的雪供你驰骋滑行——这些一分钱都不用花。我们可以依靠自然的力量生活，去建造一个巨大的菜园，自己种菜吃，还可以采摘野生浆果和鸡油菌。这些东西如果去商店里买，估计得几千英镑吧。你父亲和我要重操旧业，去做那些我们曾经一直在做的、做得最好的、与生俱来就会的事情——栽种和培育。”

“不管听上去怎么样，但制订这些计划还比较轻松。我没有感到过于沮丧，我们正在改变自己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一种虔诚的哲学，可以净化我们的灵魂。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真正地独立起来。我们是朝圣者，正在寻找新的生活，去摆脱债务的压迫。在开往瑞典的船上，克里斯和我整晚坐在甲板上，膝盖上盖着毯子，喝着热茶，一边看着星空，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家庭经济，就像是在准备一场军事行动，因为我们已经发誓再也不借钱了，再也不会从银行收到一封催账的信了，再也不会面对一堆令人窒息的账单发愁了，永远也不，永远！”

我站了起来，强迫自己休息一下。对父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近乎崩溃。我走到窗前，把头靠在玻璃上，望着窗外的伦敦。我曾经以为他们终于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按我从前的猜测，他们的银行账户里应该有一大笔钱，他们卖掉了五套公寓，还有自己的房子和园艺中心。经济衰退让他们损失了很多钱，这是真的，但他们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们总是笑着开玩笑。正是这样的行为迷惑了我。在他们的言语中，搬家这个决定只是某个宏伟计划的一部分，移居瑞典就是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并不是迫不得已做出的生存策略。在我看来，他们去农场生活是为了休闲，是自己的爱好，而不是出于绝望的必然选择。最令我惭愧的是，我还曾经动过向他们借钱的念头，因为我深信，区区两千英镑而已，即便是分几年慢慢去还，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便。我不敢想象这样的要求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痛苦。

如果我很有钱，那我现在会把所有的钱都给妈妈，并乞求她的原谅，但是我无能为力，我一无所有，拿不出任何东西去弥补自己的忏悔。过去，我对金钱从来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曾经坚信身边的每个人——我的父母，还有马克——在经济上都是宽裕的，于是我对自己一塌糊涂的财务状况始终抱有放纵的态度。妈妈走过来，和我一起站在窗口，她误解了我的反应：

“现在，钱不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的家庭是陷入了财务危机，但这不是妈妈想谈论的危机，这也不是足以使她一大早就登上飞机的危机。我越发难过了，除了他们的财务状况，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就在几分钟前，我还误解了妈妈对克里斯的描述，我不应该这么肯定的，我还没有回答是否相信妈妈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肯定的：毫无疑问，我的观察能力有很大的缺陷。

不过我没有权利去生气，毕竟，我也骗了他们很多年。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柔和下来，像是在哄她：

“你们原本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这些事？”

“当你到农场去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一切。我们担心的是，如果在伦敦的时候就开始讨论自给自足的生活，你会质疑我们的计划，认为它不可能实现。但当你到了农场之后，你会看到菜园，你会吃到不需要钱去购买的食物。我们带你在果树林中散步，你可以在林子里摘一篮野生的蘑菇和浆果，你会看到一间装满自制果酱和腌菜的储藏室。你爸爸还可以从河里钓到一条鲑鱼，然后我们就像国王一样，吃着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而且全都不要钱。有没有钱都无关紧要，我们会在其他方面富有起来。我们的钱不多，但是我们的健康有保障。事实比言语上的解释更有力。所以当你决定推迟过来看望我们时，我们甚至感到有些窃喜，这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去改造农场，做出更好的准备来让你相信，我们一切都好，你不必担心。”

我第一次到访农场将会是一场家庭的盛宴，食物与谎言的盛宴——既是我的，也是他们的。难怪当我用含糊的理由推迟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我的父母并没有质疑过。这也正遂了他们的心意，有了这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准备自己的谎言。妈妈曾经担心我，不想让我知道真相，这种善意刺痛了我，原来在他们眼中，我是如此无能。不过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她始终奉行一个信条，她要保护我。但是今天，不管我是否已经准备好，她都不会再让我置身事外了。她牵起我的手，带着我走回座位上。她有些不耐烦地告诉我，和她真正想要陈述的问题相比，之前的那些都是小儿科。她从挎包里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瑞典地图，铺在了桌子上。

“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跑到那个地方的吗？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个没有家人和朋友的地方，一个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

“我们的农场就在这儿……”

“克里斯和我考虑过无数的地点，大多是在遥远的北方，远离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大城市，因为那里的地价更便宜。在我们寻找的过程中，有一个叫塞西莉亚的老妇人找上了我们，她有一个农场，打算卖给我们。我在邮件里跟你说过吧，那次真是运气好。我们接到一个房产经纪人的电话，询问我们要不要去看一处位于哈兰省的农场。卖家还打算亲自会见我们。我们之前曾把自己的详细信息提供给了哈兰的经纪人，但瑞典的南部是个热门的地方，许多人都在那儿购买房产，那里的地价很贵。我们也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预算有限，所以直到这个电话之前，我们没有收到过当地的任何报价。我们核对了农场的详细情况，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完美。”

“当我们参观农场的时候，我们真的蒙了。它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你还记得我在邮件里向你描述时有多兴奋吗？农场就在大海边，骑车去海边用不了三十分钟，那儿有一片白色的沙滩，还有老式的冷饮店和夏季酒店。农场里有一个小果园，旁边就是阿特兰河，河里的鲑鱼很有名的，河上还架着一座浮桥。然而，价钱却非常便宜。原来的主人塞西莉亚是个没有子女的寡妇。她身体不好，迫切地想搬到养老院去，所以她急着把农场卖掉。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过多地交流。我被这个农场迷住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迹象，上帝保佑我回到了瑞典，我们的命运终于改变了。”

“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到了瑞典之后，我都没有和我爸爸取得联系。我从没有跟你谈论起我的童年，你看起来也不想打听太多，家里有我们三个人就足够了。也许你也觉得三个人要比四个或者五个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吧。但不管怎样，我很抱歉，从来没有跟你谈过你外公这个人，也从来没有把他当成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他还住在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农场里。他的农场不在哈兰，而是在瓦姆兰省，在我们的北边，隔着瓦尔纳，在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之间……”

“就在这儿……”

“我们之间有六小时的车程。”

“距离只是一方面。真正的原因是，我根本不想再去见他。时间过去太久了。我要回的是瑞典，不是他的家。他现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有人可能认为这样说有些残酷，但是我们之间的隔阂不是秘密。我十六岁的时候，曾向他寻求过帮助，可是他拒绝了。一切都不可能挽回了。”

“你不用管那些手写批注。我们一会儿再来谈论它们。另外，你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罪行的参与者和波及范围。这个阴谋在整个地区蔓延，涉及许多人的生命，甚至包括地方政府和机构、政治家和警察。”

“我有太多想和你说的，但是时间紧迫。也许就在咱们说话的时候，克里斯正在预订到伦敦的航班。很快他就会来到你的公寓，敲响你的大门，要求你……”

我举起手，打断了她，就像在上课：

“爸爸没有飞过来。他还在瑞典。”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吗？他是在误导你，他想让你觉得，这件事他不需要亲自出面，因为你不可能相信我说的任何事情。他确信你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我疯了。”

“够了，不要相信他，他肯定已经和那些同伙进行过疯狂的密谋。他们会打发他第一时间就飞到伦敦来，以确保有人看管着我。也许就在下一分钟，他就会打电话来，说他改变了主意，他买了一张票，正在机场等着起飞。他会用一些高尚的理由来掩饰这一点，比如假装担心你，怕你不知道如何应对什么的。等着瞧吧！他会证明我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在撒谎。我敢肯定他一定会食言的，因为很快你就会看到他欺骗的具体证据了……”

妈妈没有把话说完，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匆匆忙忙地走到楼下。我跟着她走到了大门口，心里害怕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导致她正要离开。“等等！”

她并没有打开大门，只是把防盗锁链扣上了，她转身面对我，神色沉默和坚定。我松了一口气，起码她并没有逃出公寓，我花了几分钟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

“妈妈，你在这儿是安全的。请把锁链打开吧。”

“为什么？”

我找不出理由反驳她，除非我承认，那条锁链使我感到不安。但这就相当于我默认了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威胁——这个理由我无法相信，也没法证明。最后，我打破了沉默，说：

“那就锁上吧，如果你愿意的话。”

妈妈满含深意地看了我一眼。她可以赢得这次小小的胜利，但这并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她抓起链子，任由它垂落下来。她似乎有些生气，跟在我后面上了楼。

“你正在犯和我一样的错误。我低估了克里斯。就像你一样，我信任他，一次又一次，直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他可能已经上了飞机，只比我晚几个小时。他可不会给我们任何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