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电话之前，那只是很普通的一天。当时，我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正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住在伦敦的一个小街区里，就在泰晤士河的南岸。过去这附近曾经是一些仓库和工厂，还有这座城市里最小的公园。这是个8月的夜晚，天气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我累极了，只想快点回家去洗个澡。当手机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考虑过挂掉它。但好奇心促使我放慢了脚步，用手指滑动口袋里的手机，然后把它拿出来，贴在耳朵上——汗水很快就沾满了屏幕。电话是我爸爸打来的，他不久前刚刚搬到了瑞典。这有点不对劲，他很少使用手机的，因为打到伦敦的长途电话费用很贵。手机里传来他的哭声。我一下子愣住了，手里的购物袋滑落到地上。我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我面前发生争执。在我们的家庭里，从未出现过暴力，泪水和龃龉也颇为少见。虽然，偶尔我也会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但是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他们从未在我面前表露过。我问他：

“爸，怎么了？”

“你妈妈……她有点不太好。”

“妈妈生病了？”

“我感觉太难过了。”

“因为她生病了？她病得很重吗？妈妈到底怎么了？”

他一直在哭。我只好默默地等着，直到他说：

“她老是胡思乱想，想一些可怕的事情。”

原来只是出现了幻想，并不是身体出了毛病，我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听起来还是有些不正常。我蹲下来，一只手撑在尚有余温的龟裂的混凝土路面上，我看着一道红色的酱汁从歪倒的购物袋里流淌出来。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她病了多久了？”

“整个夏天都这样。”

看来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一直待在这里，在伦敦。很显然，爸爸保持了有事就瞒着我的传统。正想着，他又说道：“我本来以为可以帮助她。或许是我拖得时间太长了，可刚开始的时候症状一点也不明显——就是有点焦虑和奇怪的言论，我们都没当回事。后来她开始胡乱猜忌。她不听我说话，谁的话也不听。她说她有证据，言之凿凿地怀疑这怀疑那，其实都是些无稽之谈和谎言。”

爸爸的声调逐渐高起来，语气越来越坚定，他停止了哭泣，恢复了言语的流畅。除了悲伤，他的声音里多了些别的东西。

“我原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或许她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瑞典的农场生活，可是事情越来越糟糕。现在……”

我父母这一辈人，除非受到了明显的严重外伤，否则轻易不会去看医生。对他们来说，与一个陌生人分享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是不可想象的。

“爸，告诉我，她看过医生了吗？”

“医生说她是急性精神病发作。丹尼尔……”

妈妈和爸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用“丹”译者注：丹是丹尼尔的昵称和简称。来称呼我的人。

“你妈妈进了医院。她正在接受治疗。”

听了最后这句话，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一度以为自己会惊叫，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

“丹尼尔？”

“嗯。”

“你在听吗？”

“我听着呢。”

一辆汽车从我身边缓缓地驶过，司机盯着我，按了按喇叭，但没有停下来。我看了下自己的手表，现在是晚上八点，今晚不会有航班起飞了，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出发。情绪的波动并没有使我失去效率，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经过了最初几分钟的震惊，我们都恢复了常态——自控和克制。我说：

“我会预订明早的机票，我一订完票就给你打电话。你在农场吗？还是在医院？”

他居然还在农场里。

挂断电话，我急忙把购物袋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摆在人行道上。最后，我翻出了一瓶打破的番茄酱，我小心地把它拿出来，玻璃碎片上还粘着商标。我把它丢进附近的一个垃圾桶里，走回购物袋旁，拿出纸巾擦拭剩余的酱汁。虽然根本没这个必要——忘掉该死的购物袋吧，我妈妈生病了——可是瓶子完全碎掉了，番茄酱也飞溅得到处都是。况且，做点简单的清理工作也可以帮助我恢复平静。我拿起袋子，用比平时更快的速度赶回了自己的家——老肉饼厂楼上改造出来的一套公寓。我冲着冷水澡，琢磨着自己要不要哭上一场。该不该哭呢？我问着自己，就像决定是否该抽根烟一样。这不是一个儿子应该做的吗？面对这种情况，哭不是一个人的本能吗？不过，在感情用事之前，我还是停了下来。在别人的眼里，我一直是个镇定的人，但在这件事上，我并不是冷静——我只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一想到妈妈正在医院里接受医生的治疗，我就感觉不真实，我无法把情感宣泄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中。我不能哭，有太多的问题让我根本哭不出来。

洗完澡后，我坐在自己的电脑前，浏览过去五个月妈妈发给我的邮件，想从里面找出些许线索。但是，我失望了。自从4月份他们搬到瑞典之后，我就再没见过我的父母。在欢送他们离开英格兰的聚会上，我们共同举杯，祝愿他们退休生活快乐。宴会结束后，所有的客人，包括我父母最亲密的朋友，都站在老房子门前向他们挥手告别。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叔伯姑姨，在我的印象中，家庭就意味着三个人，妈妈、爸爸和我——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就像三颗明亮的星星紧紧地抱在一起，周围都是无尽的虚空。我们从未认真地讨论过亲情的缺失。但很明显，我父母都经历过艰难的童年，都被自己的父母疏远过。我坚信，他们从不在我面前争吵，正是源于某种强烈的渴望：他们要为我提供一个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童年。他们的身上没有传统英国人的保守，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爱和幸福。日子过得好，他们会兴高采烈地庆祝，即便遇到不顺，也会表现得非常乐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我是温室里的花朵——我的世界里只有美好，一切的丑恶都被隐藏了起来。我被保护得妥妥帖帖的。

那天的欢送会非常完美，在人们的欢呼和簇拥当中，爸爸妈妈开着车，满载着自己的全部家当出发了，就像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冒险。妈妈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情，她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了。她离开那儿时只有十六岁。

在到达瑞典南部那个偏远的农场后，有那么一段很短的时间，妈妈还经常发电子邮件给我。邮件里充满了对美好的农场生活的描述，还有美丽的乡村风情，以及当地人的热情好客，即便其中隐藏了一丝微妙的感觉，我也把它归结为自己的错觉。过了几周，邮件的篇幅明显缩短，喜悦的感情也越来越少，可在我看来，这反而是正常的。妈妈一定是安定下来了，没有时间去感叹了。终于，她的最后一封邮件出现在我眼前：

“丹尼尔！”

没有别的，就是我的名字，还有一个感叹号。在回复里，我告诉她邮件可能出故障了，有一部分内容没有发送过来，所以请她重发一遍。我错误地忽视了这封邮件，一点也没有多想，根本没有注意到邮件背后可能隐藏的痛苦。

我不安地浏览着所有的邮件，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我忽视的问题。然而，没有胡言乱语的迹象，没有不规则的拼写，也没有令人困惑的浪漫幻想，她的写作风格一如既往，大多使用英语，偶尔会夹杂一些瑞典语。我不得不跳过很多这样的词，尽管小的时候她都教过我。这让我感到非常羞愧。有一封邮件包含了两个很大的附件，却没有其他的文字信息。附件是他们的照片。我之前一定看过，但现在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很快，第一张照片出现在屏幕上，灰色的天空下，是暗淡的谷仓和生锈的铁皮屋顶，一辆拖拉机停在屋子外面。放大照片，我从玻璃的影子中看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我的妈妈。在闪光灯的强光照射下，她的头仿佛被笼罩在明亮的白色光圈当中。第二张照片上，爸爸正站在农舍的外面和一个高大的陌生人交谈。照片是从远处拍摄的，拍照的时候爸爸应该并不知道。与其说这是一幅随手拍下的家居照，还不如说是一张监视照片。在回复的邮件里，我假惺惺地表示，我真的很想到农场去看望他们。我在撒谎。我并不想去那儿，从夏初到夏末，再到初秋，我用半真半假的含糊理由已经把行程推迟过好几次了。

拖延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害怕。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现在和一个男人同居。我们已经认识三年了，而且我们正在讨论结婚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加坚信，自己无法在不破坏家庭的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和女孩子约会过，我的父母还会为我们做晚饭，他们为我的选择而欣慰——那些女孩都是非常美丽、风趣而聪明的。但是当她们脱掉衣服的时候，我的心跳并没有加速；和她们做爱时，我只能尽力表现得非常专注。我迫使自己相信，我能让她们快乐，我不是个同性恋。一直到我从家里搬出去之后，我才接受了自己的性取向，并坦白地向朋友们承认。但这其中并不包括我的父母，我不是害羞，而是怕伤害到他们。我害怕会破坏童年的记忆。它应该保持完美。我的父母不遗余力地为我营造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氛围，他们竭尽全力，发誓要创造一个安宁的、没有伤害的伊甸园，他们从未放弃过，哪怕一次也没有。我永远爱他们。然而，听到真相后，他们一定会觉得自己失败了。他们会认为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他们会害怕我受到世俗的孤立与折磨，会被人欺负和嘲笑。可这不是真的。对我来说，青春期可谓一帆风顺。尽管我的一些朋友遭遇过社交尴尬，但我轻松地度过了从少年到成年的那一步——我明亮的金发或许稍显憨厚，但我同样明亮的蓝眼睛可一点都不显迟钝。我身姿矫健，相貌堂堂，无论在哪里都大受欢迎。那些年，我天马行空，心底的小秘密也没有给我造成什么困扰。我不会为它感到忧伤，也不愿意过多地思索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害怕面对它。我怕我的父母会因此质疑自己的努力，质疑我们的家庭，甚至会质疑他们对我的爱，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我甚至听到自己用绝望的声音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就算我是个同性恋，也根本不会改变什么！”

我坚信他们最终会拥抱我的伴侣，祝福我们，就像祝福其他事情一样，只是把一丝悲伤保留在心底。但曾经的完美记忆终将消亡，我们只能哀悼它，就像哀悼那些我们爱的人。所以，我不想去瑞典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我对男友做出过承诺，我把这视为最后的机会，我要告诉父母真相，经过这么多年，我要和他们分享自己伴侣的名字。可我并没有准备好。

马克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发现我正在电脑上搜寻飞往瑞典的航班信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就笑了，仿佛看穿了我的小心思。我太傻了，完全没有料到他会误会，我只好对他解释说：

“是我妈妈病了。”

我模仿了爸爸的委婉语气。但看着马克竭力地掩饰自己的失望，仿佛他之前的喜悦是一种错误时，我还是感到一阵悲伤。他比我大十一岁，今年刚好四十，这是他的公寓，他是一个成功的法律顾问和律师。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努力扮演平等的角色，竭尽所能地支付相应的租金。不过，说实话，我负担不起。我的工作自由，作为一家公司的设计师，我将屋顶空间转化为花园，但只有当方案获得采纳后才能得到报酬。由于经济衰退，我接不到太多的活计。那么，他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想是他渴望的那种平静的家庭生活，而这正是我在行的。我不会吵闹。我与世无争。就像父母一样，我努力使自己的家庭远离这个纷扰的世界。马克曾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了十年，但以一场痛苦的离婚而告终。他的前妻控诉他偷走了她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浪费了她对他的爱。在她三十五岁的时候，她再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伴侣了。马克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他确实偷走了她十年的光阴。对于她，他充满了愧疚。而我相信，这份愧疚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我曾见过他二十几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自信满满，身着昂贵的西装，笔直挺拔。他曾热衷于健身，这为他带来了宽阔的肩膀和粗壮的手臂。他呼朋引伴地出没于脱衣舞俱乐部，为同事们策划令人难以忘怀的单身派对。在那里，他大声说笑，拍打着别人的后背。当他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说的是另一个人。在后来的争吵中，他的父母站在他的前妻那边。他的父亲尤其对马克感到恶心。从那以后，他们再无往来。他妈妈倒是给我们寄过圣诞贺卡，可里面往往只有一首音乐，似乎她不知道该对我们说些什么。落款上也从没有他父亲的名字。我不知道马克是否将我父母的认可视为第二次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权要求进入我们的生活。他容忍我不断推托的唯一原因，是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觉得不能再要求任何东西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其实一直在利用这件事。这可以减轻我的压力，使我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暂缓事实的曝光。

他站在我身边，没有问我是否要跟父母说起他的事。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不是正确的时刻。”

他点了点头：

“先处理好你妈妈的事。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不管什么时候。”

他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人。

“真是对不起，马克。”

即便是临时得到通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飞往瑞典也不是什么难事。唯一的问题就是，我是否买得起机票。在还没有对父母讲明马克身份的时候，我的确不应该让他掏钱。为了机票，我花光了最后的积蓄，甚至提高了自己的透支权限。买完票后，我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我的行程。我将乘坐早晨第一趟航班，九点三十分从希思罗机场出发，中午时分到达瑞典南部的哥德堡机场。他的话很少，听起来非常沮丧和失落。出于对他一个人如何面对孤独的农场的关心，我问他正在做什么。他回答说：

“我在收拾东西。她把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柜子都翻得乱七八糟的。”

“她在找什么？”

“我不知道。她丧失了理智，丹尼尔，她在墙上到处乱写。”

我问她写了什么。他告诉我没关系。核对完行程，我们互道了晚安。

我完全睡不着。关于妈妈的回忆不断在我脑海里闪现着，我想起二十年前，我们一起待在瑞典的日子。那是一个位于哥德堡北部群岛的度假小岛，我们并排坐在一块岩石上，双脚伸进海水里。远处，一艘远洋货轮从深水区驶过，我们看着轮船带起的波浪在平滑的海面上漫延起层层的细纹。海浪向我们涌来，但我们没有动，只是握着彼此的手，等待着它的到来。波浪逐渐变大，直到涌到浅水区，撞击在礁石上，最终飞溅在我们的身上。我之所以选择这段回忆，是因为那是我和妈妈最亲密的时刻，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在不征询她的意见的情况下做出任何重要决定。那天晚上，在床上，我梦到相同的波浪迸裂在我们脚边的礁石上，一千次，或者更多。

第二天早上，马克坚持开车送我到希思罗机场，即便我们都知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会更快一些。我同意了，因为这正是他希望扮演的角色。堵车的时候我没有抱怨，甚至没有看我的手表，我清楚马克多么希望和我一起去，我也知道仅仅是这次送行对他而言有多么不容易。在机场，他拥抱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能感觉到他胸口强抑的悸动，好在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他哭了，我也会哭的。我也需要控制情绪。我说服他，隔着登机口相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在外面说再见。我到了瑞典就会打电话给他。

就在我准备好机票和护照即将登机的时候，手机响了，是爸爸，他大喊道：

“丹尼尔，她没在这儿！”

“没在哪儿，爸？”

“医院！他们让她出院了。昨天我送她进来的。她本不想住院的，但她也没有反对，她是自愿的。结果，我刚一离开，她就说服医生出院了。”

“妈妈说服了他们？”

“反正他们是这样跟我说的。”

“你说过，是医生诊断她有精神病的？”

爸爸没有回答。我又强调了一遍：

“他们没和你商量就让她出院了？”

“是的。”

他的声调低了下来，

“一定是她不让那些人告诉我的。”

“她为什么这么做？”

“我就是她猜疑的人之一。”

他立刻补充道，

“但她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

这次换成我沉默了。我很想问问妈妈到底在猜疑什么，但又说不出口。最后我换了个话题：

“现在医生怎么说？”

他厉声说：

“我跟你说了——他们什么也不跟我说！”

我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双手抱头，排队登机的人从我身边缓缓走过。

“她有手机吗？”

“她几周前把手机摔坏了。她不相信任何人。”

我那节俭的母亲会丧失理智地摔坏手机，这场景让我很难想象。爸爸描述的像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人。

“钱呢？”

“也许有一点——她随身带着自己的挎包，她总是把它放在眼皮底下。”

“包里有什么？”

“都是些她自认为非常重要的破烂。她称之为证据，其实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是怎么离开医院的？”

“医院的人不告诉我。她可能在任何地方！”

第一次，我感到有些恐慌，于是我说：

“你和妈妈不是开设了共同账户吗？你可以打电话给银行，询问一下最近的交易记录。然后通过用卡信息追踪她的下落。”

他没有搭腔，从这一点我能够看出，之前他没有想过给银行打电话：他总是把钱的问题留给妈妈解决。在他们一起经营生意的时候，她处理各种分类账簿、支付账单、提交年度税务报表，她天生就有着跟数字打交道的能力，并且可以长时间专注于理清收入和支出。我还记得她用过的旧式账目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表格呢。她的钢笔字非常有力，把数字写得就像盲文一样。

“爸，你去和银行核对一下，然后告诉我。”

趁着等待的时间，我离开排队的人群，走出候机楼，来到了吸烟区，脑袋里胡思乱想着妈妈在瑞典失踪的事情。这时，手机又响了。我很吃惊，爸爸居然这么快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我把手机拿到耳边：

“丹尼尔，仔细听我说……”

是妈妈。

“我在一个公用电话这儿，钱不多了。我敢肯定你父亲对你说过什么，但是他跟你说的都是谎言。我不是疯子，我不需要医生，我需要的是警察。我马上要登上飞往伦敦的航班，你到希思罗机场接我，航站楼是……”

她停了下来，去查看机票上的信息。趁着这个机会，我赶快说：

“妈！”

“丹尼尔，你先不要说话，时间不多了。这架飞机是直航，我会在两小时后降落。如果你的父亲打电话给你，记着……”

电话挂断了。

我试着拨回去，希望妈妈能够接电话，可是没有应答。就在我打算再试一次的时候，爸爸的电话来了。没有多余的寒暄，他直接开始讲了起来，听上去就像是在念笔记：

“今天早上七点二十分，她在哥德堡机场支出了四百英镑，收款方是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她坐上了第一班飞往希思罗机场的航班。丹尼尔，她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丹尼尔？”

“我听到了。”

我为什么不告诉他刚刚接到过妈妈的电话，为什么不告诉他我已经知道她在路上了？是因为我相信她吗？她的声音听上去严正而权威，我原本以为会听到的颠三倒四、真假莫辨的胡言乱语并没有出现。这让我很是迷惑，或者说我完全糊涂了。感觉她像正在严厉而激烈地重申自己的想法——你的爸爸才是个骗子。我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去机场接她吧。你什么时候飞过来？”

“我不过去了。”

“你还要待在瑞典？”

“如果我在瑞典，她就能感觉放松点，而一旦她发现我也在英国，她会发疯的。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追踪她，我待在这里会帮你赢得一些时间，你需要说服她，她需要帮助。我失败了……”

他的劲头消失了，

“我帮不了她，她不接受我的帮助。带她去看医生，丹尼尔。如果她不再担心我的问题，你会有更好的机会帮助她。”

我无法接受他的逻辑，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等她到这儿时，我会打电话给你。那时候我们再看看该怎么办。”

我匆匆忙忙地结束了通话，脑子里一片混乱。如果妈妈真的得了精神病，为什么医生会让她离开？即使他们不能合法地留住她，也应该通知我的父亲。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仿佛他成了大家的敌人，医生们都在帮助她逃离他的魔爪。在陌生人眼里，她应该是个正常人。航空公司的人卖给了她一张机票，安保人员让她通过了机场安检——没有人阻止她。我很想知道，她到底在墙上写了什么。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妈妈发给我的那张奇怪照片，爸爸在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一个陌生人。

“丹尼尔！”

在我的脑海里，这听起来像是一声渴求帮助的哭喊。

屏幕不断在更新，妈妈的航班已经降落。自动门打开，我匆忙赶到护栏的跟前，查看传送带上行李的标签。很快，从哥德堡来的乘客们开始陆续通过大门。首先出来的是商务公干的人，他们找寻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小塑料牌，接着是一对对夫妻，再后面是举家出行的人们，大件的行李堆得很高。乘客们走出来的速度取决于他们下飞机的快慢。我还是没看到妈妈的身影，她出门的时候向来推崇轻车简行，我甚至无法想象她把行李装进行李舱的情景。一位老人缓慢地从我面前走过，这应该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最后一名乘客了。我认真地考虑是否要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事情不对。这时，巨大的门忽然再次打开，妈妈孤独的身影出现了。

她的头耷拉着，目光低垂，仿佛追寻着面包屑的小鼠，一个破旧的皮革挎包背在肩膀上，塞得满满的，勒紧的包带磨损得很厉害。我从没见过这个包，这不是妈妈会买的东西。她的衣服和挎包一样，流露出种种破损的迹象，她的鞋子上满是擦痕，裤子的膝盖部位皱皱巴巴的，衬衫中间的一颗纽扣也不见了。曾经，妈妈对穿着打扮有着过分的苛求——适合去餐馆穿的，适合去剧院穿的，甚至去电影院也有专门的搭配。最滑稽的是，在工作的时候她也要穿着得体。要知道，当时她和爸爸正在北伦敦经营一家园艺种植中心，它坐落在一块T形的土地上，周围是些白色的大屋。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伦敦的土地还很便宜。工作时我的父亲身穿破牛仔裤、笨重的长靴和松垮垮的毛衣，嘴里叼着卷烟，而我妈妈则总是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冬天搭配羊毛裤子，夏季则是棉布长裤。客户们都会注意到她那身一尘不染的办公室装，不明白她是如何保持整洁的，要知道她和老爸可是干着同样多的体力活。遇到有人问起时，她总是笑着耸耸肩，好像在说：我也不知道！其实这并不难猜，后面的屋子里总是备着替换的衣服。她告诉我，做生意全靠脸面，保持外表的光鲜靓丽是很重要的。

我任由她从我身边走过，想知道她是否会看见我。她明显比我们在4月分别的时候更瘦了，健康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她的裤子松松垮垮，看着就像套在一个木偶身上。她的身体仿佛没有了人体自然的曲线，就像一个粗略勾勒出来的人物形象，而不是真正的人。她那头金色的短发湿漉漉地梳向脑后，看上去倒是平顺而光滑，但上面涂抹的不是发蜡或发胶，而是水。她一定是在下了飞机后去洗手间打扮了一下，努力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蓬头垢面。几个月不见，她曾经神采飞扬的面容苍老了许多，她的皮肤上也留下了遭受苦痛的印迹，她的脸颊上有一些黑色的斑点，眼袋也更为明显。对比之下，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亮了。绕过栏杆后，我下意识地没有去触碰她，我怕会弄疼她：

“妈妈。”

她惊恐地抬起头，当发现是我——她的儿子后，她的恐惧消失了。她得意地笑了：

“丹尼尔。”

她的语气非常熟悉，过去我让她感到骄傲时，她经常这么叫我——一种平静而热烈的幸福感。拥抱的时候，她把脸埋在我的胸口上，分开后，她握住我的手，我趁机用拇指边缘偷偷地检查了她的手指。她的皮肤很粗糙，她的指甲没有被修剪过，呈锯齿状。她低声说：

“终于结束了。”

尽管身体有着令人担忧的变化，但很快她就证明了自己的思维依然敏锐。她发现了我身边的行李：

“那是什么？”

“爸爸昨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你住院了……”

她打断了我的话：

“别管它叫医院，那就是一家疯人院。他开车把我送到了疯人院，他说，那就是我应该待的地方。你知道吗，隔壁房间里的人像动物一样咆哮，然后他打电话给你，告诉你同样的事情，你妈妈疯了，是不是？”

我一时无言以对，发现自己对她尖刻的愤怒有些难以适从：

“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正打算飞往瑞典。”

“这么说你是相信他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会这一套。”

“妈妈，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现在不行，不能在这里说，这里到处都是人。我们必须从头开始，稳妥地处理这件事情，不能有任何贻误。所以拜托，先别问问题，好吗？还不是时候。”

她在说话时带着一种强烈的意愿，她的语气非常刻意，把每个音节都咬得极其清楚，却对每一处标点一带而过，她在竭尽所能地使句子连贯起来。

我同意了：

“没问题。”

她感激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她的声音柔和起来：

“带我回家。”

她在英国已经没有了房产，她把它卖掉了，然后搬到瑞典的一个农场——那里本应成为她最终和最幸福的家园的。所以，我只能认为她想回的是我的公寓，或者是马克——那个她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的人的公寓。

在等待飞机着陆时，我就已经跟马克通过电话了。在他看来，事态已经超出了掌握。开始的时候，事情虽然令人有些伤感，起码还是可控的，但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我的妈妈将要出现在他家里，而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也让他有些不安，但这还不是最令人头痛的，他更关心的是，现在没有了医生的监护，我成了唯一可以判断事实真相的人。我告诉他，一有新消息我会随时打电话给他。我还答应给爸爸打电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妈妈一直待在我身边。我不敢让她独处，又不愿意当着她的面打电话给爸爸，这会让她不信任我，或者更糟糕的是，她可能会再度逃跑——如果不是爸爸提到的话，我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我很害怕。我悄悄地把手伸进口袋，将手机调成了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