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每次看到这首词的时候，鲍勃·迪伦那苍凉而又温暖的歌声总是会在我的耳边响起：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配称大丈夫？
一只白鸽要飞越多少片海洋才能安息在沙滩上？
炮弹要飞多少次才能永远被禁止？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一座山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冲入大海？
人们要等待多久才能获得自由？
一个人要几度回首才能视而不见？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苍穹？
一个人多么善听才能听见他人的呐喊？
多少生命的陨落才知道那已故的众生？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在随风飘荡》）
男人要走过很多路，才能被称作男人，那么，那些没有把路走完的人呢？也许，有的人中途跌倒，有的人畏惧山高水长，中途退缩。于是，很多男性即使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有了所谓的成就，也仍然不是男人。
而苏轼应该是一个男人中的男人吧？苏轼可以说是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偶像，甚至还是百姓心中的最爱。林语堂先生说，中国百姓在遇到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会想起苏轼，然后，嘴角就浮现出一丝会心的微笑。而中国人崇拜苏轼，应该不仅仅是他“上能给玉皇大帝盖瓦，下能给阎王小鬼挖煤”的通达，更重要的是他在历经磨难之后，仍然能保持一种潇洒和豁达、从容与天真。于是，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苏轼的经历和潇洒总是能给遭遇同样不幸的人们以安慰和动力，使他们也能够对磨难报以一丝微笑。
幸运女神总是一只手拿着诱人的金苹果，一只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利剑，这意味着想得到金苹果就必须先经过光剑的洗礼。所以天才的产生通常都是以天大的磨难为前提的，诸如李白之被逐、杜甫之漂泊；诸如易安之丧夫、稼轩之失意。而当历史终于选定苏轼作为宋词乃至整个中国知识分子艺术的代言人的时候，也就同时选定了他将成为命运的波澜的承当者。
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作于苏轼被贬的第三年。当诗人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再来观照现实中的风雨，他终于明白了，正如我们不能为每一次幸福都准备好心情一样，我们不可能为每一次风雨都准备好雨具。面对波折甚至磨难，勇敢和坚强就是我们的雨具。与其在磨难中自怨自艾，还不如在狼狈和失意中寻找一份淡定和从容，在慌乱和迷茫中保存一份潇洒。因为，正如所有的幸福都不是永恒的，挫折也不可能是永远。
这种境界并非是庸人的自我安慰，更不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是一种智者觉解之后的智慧和通达。庄子说，当凤凰飞过树梢的时候，一只正想以腐烂的老鼠为美餐的猫头鹰以为凤凰会来抢自己的食物，其实它哪里知道，“非甘泉不饮，非竹实不食”的凤凰眼中的美餐与自己的差异实在太大。当名利和地位在诗人眼里已经成为腐鼠的时候，那么，通常意义上的失意和波折在诗人心中还会有什么影响呢？
庄子又说，有两个世代结有深仇的国家，一个叫触氏，一个叫蛮氏，每次打仗，则流血遍野，而这两个国家，一个在蜗牛的左边触角上，一个在蜗牛的右边触角上。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他著名的小说《小人国》里面说，两个小人国世代不共戴天，经常发生惨烈的战争，而他们的分歧就在于一个国家认为早餐吃煮鸡蛋的时候应该先敲大的一头，而另一个国家认为应该先敲小的一头……
苏轼在他那篇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中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穷也。”这绝不是诗人的自我安慰，因为当他发现，当权者高唱的诸如荣誉、责任、义务之类的高调，去掉了权力依附在上面的光环之后，其实只是触蛮氏的无聊争斗，或者是小人国关于鸡蛋问题的无聊口角的时候，诗人终于领悟到，有些所谓的宏大叙事只是梦游者的呓语，有些所谓的信念只是欺骗者的筹码。于是，世界通透了，单纯了，诗人变成孩子，天真而单纯，眼中的山仍然是山，水仍然是水，但是却也不是最初的山，最初的水。于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最后再回到刚才说的那首歌，一个男人，要走过很多路，才能被别人称作男人，于是我想，这样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包容的、从容的、潇洒的、淡定的，更重要的是，在历经磨难之后，还仍然保存着对自己和人生的一份最可宝贵的幽默感。
此刻，没有人注意到，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的圆月的光辉照耀大地，在大江之上，天幕之下，与圆月一同升起的，是一颗从未有过的巨星。
一肚皮不合时宜
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苏轼因患病求医，与名医庞安结为好友。两人结伴游览蕲水清泉寺，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其中有这样两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虽遭贬谪之祸，天性豁达乐观的苏轼并不认为这就是自己人生的终结，他相信，只要勇往直前，流水都能向西流去，人生哪里不能回到青年时光呢？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苏轼命运的拐点出现了。他接到诏令，由黄州团练副使转为汝州团练副使。虽然官阶并无改变，但是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也较为舒适，这其实是朝廷想要重新任用他的信号。
苏轼从黄州启程前去赴任，到达常州时，突然传来神宗驾崩的消息。当时的皇太子哲宗刚十岁，于是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旧党领袖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门下侍郎），王安石的新党遭到重大打击，而因反对王安石而被贬官的苏轼也由此得以骤迁。
苏轼的这次升迁让人眼花缭乱：先是担任登州知府，四个月后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迁起居舍人，次年，迁中书舍人，寻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即掌管皇帝诏命。
苏轼在短短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由七品到六品，再跳过五品到达四品，最后到达翰林学士知制诰（三品），这个官职永远是由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奏。在宋代，最高品衔一品几乎从未颁授过，宰相是二品，此时的苏轼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苏轼却并未能像当权者希望的那样“顺应潮流，响应时变”。
司马光上台之后，对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主张无论好坏一律废除，而苏轼在贬谪经历中，看到了新法某些措施给百姓带来的好处，因此主张有选择地“较量利害，参用所长”。王安石因其个性执拗而被称为“拗相公”，而司马光的执拗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好，但是在与之争辩“免役法”的兴废时，双方意见不一，气得苏轼回家痛骂“司马牛！司马牛！”乃至于司马光“忿然”要驱逐苏轼。以反对变法而被贬谪的苏轼，在新法失败之后，又遭到了自己同党的嫉恨。
苏轼并不明白，在很多人眼里，政治就是一笔笔股票投机交易。与股票唯一的一点不同是，股票投机是低价时买进，高价时抛出，而政治投机则是低价时抛弃，高价时趋附，不折不扣的追涨杀跌。政坛上永远不缺少这种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者，新党专权的时候，他们大唱赞歌，旧党执政的时候，他们又马上改头换面。为了博得新主子的喜爱和信任，献媚和告密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晋身之阶。因此，当苏轼与司马光的矛盾公开化之后，一群“希合光意，以求进用”的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纷纷上疏对苏轼进行诬陷和攻击。苏轼难以在京师立足，无奈之下，多次上疏“补外”。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奉命以龙图阁学士担任杭州知府，这是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对他来说，如同十八年前离开京师到杭州任通判一样，能离开京师那个是非之地是他最大的愿望。
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苏轼担任的是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手中权力更大，因此他有更好的条件为百姓做些实事了。苏轼到任不久，适逢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苏轼上表朝廷要求减免赋税，又施舍灾民，建造病坊，配置良药，为百姓治病。饥荒过后，苏轼勘查西湖，发现湖中蔓草横生，于是设计开河浚湖，兴修水利。四个月后，工程竣工，但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蔓草和淤泥？苏轼计上心来，用这些废物建造了一座长堤，从此游人们可漫步长堤，往来南北，堤上遍种花木，这就是有名的“苏堤”。
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苏轼在百姓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弱智”，苏轼是十分明白的。据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摸着大肚子对侍女们说：“你们看我肚子里是什么？”有人说都是文章，有人说都是见识，苏轼都不以为然，只有朝云笑道：“学士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为之绝倒。
在这个天真可爱的诗人眼里，真正的时宜只是自己的良心、百姓的冷暖，而不是潮起潮落的权力变更，更不是随着权力变更而改变的自己的操守。于是，苏轼在纷纷扰扰的权力集团之外，独立为一棵树，一棵不随着风向摇摆的树。但是，独立的代价，必定是排挤和陷害。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坛，他这种坚守无异于自寻死路。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一直在暗中支持苏轼的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起用章惇为相。章惇在历史上以两点闻名，第一：他是苏轼年轻时的好友；第二：他是宋代最奸诈卑鄙的小人之一。因此，他注定成为苏轼后半生的仇敌，并以这种方式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已经五十九岁了。刚刚上台的新党把苏轼过去的诗文翻出来寻章摘句，“乌台诗案”的故伎重演，诬陷苏轼“语涉讥讪”、“讥斥先朝”，先撤去学士职，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府。苏轼还在上任途中，诏书又多次改变，最后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惠州地处岭南，在宋代还属于蛮夷之地，未开化之邦。苏轼自认为生还无望，便把家小安顿在阳羡（今江苏宜兴），独自携幼子南下。临行时，家中姬妾纷纷散去，唯有朝云苦苦相随。
朝云是杭州人，原先是苏轼的妻子买来当侍女的，后来被苏轼收为侍妾。在京师的时候，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便去世了。于是，朝云就成了苏轼的妻子。众所周知，朝云是苏轼最喜爱的知己，面对这个大自己二十六岁，却天真得像个孩子的男人，朝云反倒更像一位大姐姐，甚至像一位母亲，用自己女性温柔的光辉，护佑着苏轼多灾多难的人生。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林纪事》卷五引《林下词谈》说：苏轼被贬到惠州，一天和朝云闲坐，那时刚到秋季，天地萧瑟，苏轼要朝云拿出大酒杯，唱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正想唱，却泪满衣襟，苏轼询问原因，朝云说：“我感到难受的，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句。”苏轼笑着说：“我正悲秋呢，谁知道你又在伤春了！”于是也就算了。关于“天涯何处无芳草”，似乎可能有多种解释：天涯处处都有芳草，所以大丈夫四海皆可为家；春日已逝，春花凋零，芳草萋萋遍布天涯；芳草即美人，天涯处处皆有。
天涯似乎是男人永远的梦，不管是自愿的逃离，还是被迫的放逐，那条地平线都在男人眼中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于是，同样是流浪，男人是因为诱惑而流浪，女人是因为爱而流浪，准确地说，是跟着自己爱的男人而流浪。于是，我们在历史的幕前，看到的是男人的无尽漂流，却经常忽视了在岁月的幕后，女人在暗自神伤。
有时候我也在想：朝云为什么哭？也许，是感伤春天已逝，年华不再？或者，感伤漂沦憔悴，不知路在何方？要不，就是为自己心爱的男人而愤懑，抱不平？《林下词谈》没有给我再多的提示信息，只是给我一种感觉：男人眼中的潇洒，在女人的眼中，却是悲凉甚至危险的。
尽管悲凉，尽管危险，朝云却还是无怨无悔地跟着苏东坡远谪天涯，如影随形。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表示纯洁不染之意）。她就像是佛经中散花的天女，为命途多舛的苏轼撒下漫天的飞花，让这个可爱男人灰色的生命多少有些颜色，有些温度。
可是，命运似乎注定了要苏轼承受这如许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吧，到惠州不到半年，他人生最后的一抹女性的光辉就黯然消退了。朝云因为水土不服，在惠州去世。临终的时候，她念着《金刚经》上的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按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中，并在墓边建亭，命名为“六如亭”。苏轼为亭子撰写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朝云去世以后，苏轼一直鳏居，未再婚娶，并终身不复听《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
朝云的离去，使苏轼陷入更悲凉的孤独，但也许，他也应该为朝云感到庆幸吧？林语堂先生说：
他把她比做天女维摩的敬拜佛祖。她抛却长袖的舞衫，而今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灶。一旦仙丹炼就，她将向他告辞，进入仙山。那时她不会再如巫山神女那样为尘缘所羁绊了。
朝云埋葬三天之后，夜里，狂风暴雨大作。次日清晨，农人看见墓旁有巨人足迹，他们相信，朝云是被佛接往西天乐土去了。她离开了这个混乱污浊的世间，在天上，用悲悯的目光继续注视着这个她深爱的男人，用自己女性的光辉，一如既往地护佑着他。
海明威说，男人可以被消灭，却不会被打败。如果说谪居黄州是苏轼的第一次人生顿悟的话，这次贬谪惠州便是他达到天地精神境界的第二次人生顿悟了。（朱靖华《苏轼论》）苏轼在惠州时，曾在嘉佑寺暂居，一次在亭子中歇息，苦思良久，突然想到：
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人若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歇歇。
智慧的圣光照耀着这个远窜天涯的书生，这圣光与他自身的才华融合，形成一道在中国文人身上极少见的光芒，这光芒中闪烁的是达观、开朗、幽默和调侃。苏轼写信给朋友说，就假设我就是惠州的一个书生，多次考科举，但是一直没考中，又有什么不可呢？
天地通透了，如诗人的心，了无尘滓。南国以其固有的热情和友善接纳了这个困穷中的诗人。苏轼惊奇于“岭南万户皆春色”，更感动于当地人的热情好客，他说，到不了多久，连鸡犬都认识自己了。朝廷的名利之争，仕途的坎坷之苦，甚至人生的丧偶之痛，都被这智慧的豁达和乐观消解了。东坡似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煊赫一时，忘记了曾经拥有过的高官厚禄。抛却名缰利锁，回归自然的苏轼，欣然吟道：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此时的诗人，已超越政坛的排挤和迫害之上，到达了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的更高境界。此时，即使遭遇更大的迫害，也不过是为苏轼伟大的人生再加上一个注脚而已，哪怕是把他贬到天涯海角。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对一个远谪蛮荒、历尽艰辛的人来说，苦中作乐是他唯一的选择。但是，这种可怜的“乐”往往也会成为小人们的在背芒刺，欲除之而后快。苏轼在惠州时，一天在病中写了一首小诗：
纵 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传到京城，章惇看到之后，冷笑着说：“苏子尚尔快活邪？”于是将苏轼贬谪到了当时的版图和小人们的想象力能够达到的最远的地方：儋州。
儋州位于现在海南西北角，比起惠州，这里更是蛮荒之地，“非人所居”。据说，章惇把苏轼流放到这里竟然是一个残忍的儿戏，陆游《老学庵笔记》说：“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其字偏旁也。”拿大臣们的名字的偏旁作为贬官的依据，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创举。其欲置苏轼于死地之心昭然若揭。
苏轼也认为自己此行必死，起程之时，“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至昌化军谢表》）在苏轼离开雷州时，雷州太守久仰苏轼大名，送来酒食，为苏轼饯别，次年，太守即遭弹劾丢官。到儋州之后，县令张中仰慕苏轼，让他住在官舍，结果也遭弹劾被撤职。苏轼也被从官舍中逐出，被迫栖身于城南污池畔的桄榔林下。在当地学子和百姓的帮助下，苏轼盖了几间茅屋，命名为“桄榔庵”。这一年，苏轼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不知道将苏轼贬到儋州之后，章惇、吕惠卿之流是怎样弹冠相庆，自以为得计的。我们现在只知道，经过了世事接二连三折磨的诗人，已经超越了这滚滚红尘，在天地境界里自由翱翔了。
苏轼在《在儋耳书》中这样写道：
我刚到海南的时候，环视天水之际，凄然神伤，对自己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岛呢？”但是又想到，天地就是在水中的，九州就是在大海中的，中国也在这个海中，那么，所有的陆地不都是岛吗？
此时诗人已经如庄子笔下的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在无垠的空间和时间里俯视芸芸众生，豁然开朗，神与天通。个人的得失，人世的忧虑，怎能不显得如此渺小，如此可笑？
苏轼讲了一个故事：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
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桄榔庵落成之后，苏轼写了一篇《桄榔庵铭》，大意说：天下九州就像一个居室，只要形神俱往，哪里都是我的居处。我苏东坡坚强地安居在这大屋的四个角落里，以不变应万变，观照着我心灵的自由。
《本事词》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定国被贬遇赦，从岭南回来。苏轼去拜访，宾主宴饮。王定国的家妓柔奴侍宴。苏轼问柔奴：“岭南的生活想必十分艰苦吧？”柔奴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为赞赏，为赋《定风波》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好一个“微笑”！好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潇洒而狂傲的微笑将皇帝的昏庸、宵小们的谗言、仕途的曲折、人世的苦痛一股脑儿抛到脑后，心灵和生命的力量茁壮生发，人格之翼排云而上，如秋日之鹤，诗情直上碧霄。
苏轼在年轻时曾写道：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苏轼终于舍弃了尘世的桎梏，获得了心灵精神的完全自由。在海南，他与当地黎族人交上了朋友，他描写自己寻访黎族朋友时的情形：“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访黎子云》）六十多岁的老人，跟孩子们也是亲密无间：“寂寂东坡一病翁，白头萧散满霜风。小儿娱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纵笔》）
苏轼一次在路上碰见了一位老婆婆，问曰：“世事如何？”婆婆回答说：“世事只如春梦耳。”东坡又问：“何如？”婆婆回答说：“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东坡大笑曰：“然。”于是把老婆婆称为“春梦婆”。
苦难在这位伟大的诗人面前黯然失色，苏轼没有逆来顺受，也不是随遇而安，而是用超然的态度，将自己的精神提升到天地之上、云霄之间，苦难只能使他更加豁达乐观。即便被贬到天涯海角，诗人居然还能引以为自豪：“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元符三年（1100年），六十五岁的苏轼获赦北还，结束了七年的岭南生涯。次年五月，苏轼为自己的画像题了一首诗：
心如死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用被贬的三个地名概括自己的“平生功业”，很难说这是示威还是自嘲，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苏轼没有被打倒，没有被击败。从海南回来的苏轼一路上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很多地方的官员百姓听说苏轼回来了，自发到路边等待，欲一睹诗人风采。到常州附近时，成千上万人在运河边争先恐后地等待苏轼。苏轼开玩笑说：“这样要把我看杀！”
就在这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饱受鞍马劳顿之苦的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吴越之民，无论士庶，相与哭于市，四方无论贤愚皆为之出涕。
请允许我用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的最后一段话作为这章的结尾吧：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