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已经在御史台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了，他入狱前曾和长子苏迈约定，如果案情一切尚好，给自己送饭的时候就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案情严重了，就送鱼。此前，儿子派仆人送来的都没有鱼，这多少让苏轼有些心安，甚至开始做起了很快平反昭雪的梦。可是，今天，仆人送来饭菜，苏轼打开食盒的时候，脸色一下变得惨白，手也开始颤抖——

今天送来的饭菜上面，赫然摆着一条熏鱼。

御史台衙门里有一个很大的庭院。

御史台衙门庭院中间有一株很大的树。

御史台衙门庭院的树上，有一个很大的乌鸦窝。

于是，御史台就被人们称为“乌台”。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四十三岁的苏轼在湖州太守任上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现在，他已经在这里被关押了两个多月了。和所有因触龙鳞逆圣听而身陷囹圄的官员一样，他每天都在担心着，也许，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官员会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牢门，宣布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消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这段经历将成为整个大宋王朝的耻辱，这个案件会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永远载入史册。

蜀州·杭州·密州·湖州

景祐三年（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当苏轼在眉山降生的时候，据说当天山上的草木一夜之间都失去了绿色。有人说，这是因为初生的苏轼受到造物主得天独厚的宠爱，将天地的精华灵气都赐予了他。这固然只是一个传说，正如流传在民间的关于苏轼的其他传说一样，老百姓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这位与自己格外亲近的文人的喜爱。

苏轼的父亲苏洵据说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成为大器晚成的一个著名例子。但是苏洵对儿子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给长子起名为“轼”，轼是车上供扶手的横木，给次子起名为“辙”，就是车轮印。刘备给儿子起名为“封”“禅”，寄托了其想成为帝王的野心，苏洵给儿子起名都与车有关，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他对儿子的期望。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苏辙随父出川，赴京赶考，兄弟双双得中进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对苏轼更是赞不绝口，认为取代自己地位的必将是苏轼。（参看前章《文章太守·词家醉翁》）不久父子三人因苏轼母亲去世而回家奔丧。三年后，父子三人回到京城，苏轼和苏辙参加了选拔高级人才的“制科”考试，苏轼列为三等。这是最优秀的品级，自宋代开国以来，只有苏轼和另一个叫宋育的人得此殊荣。而苏辙也名列第四等。宋仁宗十分高兴，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一时间，“三苏”之名震动京师。

苏轼在家守丧期间，北宋王朝的政坛风云突变。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副宰相，后又升为宰相，主持变法。王安石过于执拗的性格和他用人上的重大失误不仅为他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也直接影响到了新法的贯彻和实施，在很多地方，新法甚至变成了残害百姓的帮凶。（参看前章《丧钟为繁华而鸣》）苏轼与王安石在政见上颇多不合，而借新法投机的小人纷纷趁机对苏轼进行中伤，无奈之下，苏轼为了自保，请求外任，以离开这个政治漩涡。熙宁四年（1071年），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他终于得以辞去京职，任杭州通判。

林语堂先生说，杭州几乎就是苏轼的第二故乡。刚到这座美丽的城市，苏轼就写下了“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的诗句。杭州给了生活在政治恐惧中的苏轼以躲避风雨的栖身之地，而苏轼也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更多的光彩。在苏轼的笔下，水光潋滟的西湖就是美女西子，不管是淡妆还是浓抹，都是那样天姿国色，容貌不凡。虽然囿于职权之限，通判苏轼不能为杭州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深感满足。”（林语堂《苏东坡传》）

三年后，苏轼离开杭州，任密州太守，两年之后又任湖州太守。苏轼身到一处，总是想方设法为百姓造福。在密州时苏轼收养了几十个弃婴；在徐州时，上任刚三个月，黄河决口，苏轼带领军民日夜抗洪，四十余日过家门而不入，保住了城池。

这时候的苏轼，和宋代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奔走于各个任所，在以后，他还会奔走于各个贬所。不过，让我们暂时停一下，把时间定格在公元1074年，空间，就定格在苏轼担任太守的密州。

回到红尘　诗意栖居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在杭州任期满了。那时，他的弟弟苏辙在山东任职，苏轼与弟弟一直兄弟情深，于是他申请到山东任职，希望能与弟弟近一些。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苏轼被任命为密州太守。

可是，苏轼到密州任职之后，自己与苏辙都公事缠身，竟仍然无法相见。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对着一轮圆月，苏轼醉饮达旦，写下了这首千古传诵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林语堂先生说，即使是在天堂杭州，“苏东坡也不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一直演独角丑儿戏，一直月夜泛舟湖上，因为还有一万七千囚犯，因无力还债、因贩卖私盐正待审判，有蝗灾尚待扑灭，有盐渠尚待疏浚，有饥馑尚待调查”。离开京师，苏轼本是为避祸，远离天子脚下，善良的苏轼暂时离开了自己的祸患，却看到了更多百姓的灾难。而这种灾难给诗人带来的痛苦，甚至远甚于自己承受的灾难带来的悲哀。

李白曾有诗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诗仙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举杯邀明月，但是仍然只能对影成三人。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似乎是中国传统文人永恒不变的犹豫。李白不例外，苏轼也不例外。诗人举杯问月，问的是永恒的时间背后永恒存在的秘密。这个秘密求仙访道者问过，帝王将相们问过，但是，这问题却从未如今晚一样，显得如此深沉，如此凝重。陶渊明在官场失意之后，转向田园，李太白在赐金还乡后，试图求仙访道，一个采菊东篱，一个放鹿青崖。苏轼似乎也累了，如果能乘着月色，逆流而上，飞向云端，飞向月光之上，也许，永恒的存在就在那里？

可是，云卷云舒，月缺月圆，难道在那天际云端，真的能够找到永恒之所在？或者，只能如李商隐笔下的嫦娥一样，后悔盗取灵药，于是，必须承受这永恒的清冷和寂寞？高处不胜寒，何似在人间！

回来吧，还是回来吧！

从无尽的浩渺中收回自己的目光和期待，从虚妄的逃避中收回自己的激愤和怨艾，回到这尘世中。何必为生命的不完美而遗憾？何必为幸福的不长久而感慨！如果生命只有完美，那么完美必将不成其为完美；如果幸福一定永恒，那么幸福也不再是幸福了。生命的魅力，也许正在其跌宕，正在其起伏，正在其狂喜后的低沉、高歌后的落寞、喧闹后的凄凉。

于是，诗人谢绝了曼舞的飞天的邀请，谢绝了彩带和璎珞的诱惑，从虚无缥缈的空中，回到了熟悉而又坚实的大地。天地还是那片天地，但是，在月光与诗人智慧的共同洗礼下，天地也并非开初的那片天地了。觉解后的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可是，已不是开初的那段山水了。

九百多年后，有一位诗人相信在尘世中能获得幸福，相信面朝大海，也能春暖花开。可他自己并没能做到，那在海里盛开的鲜花成了遥远的绝唱。可是，苏轼做到了。这个执着而又潇洒的诗人直面人生的悲哀和苦痛，但又拒绝逃避离去，因为他知道，在这个熟悉得陌生的红尘里，有锦帽貂裘随太守出猎的英武千骑，有夜半轩窗下梳妆的梦魂，有与他相知相伴的红颜知己，还有不管他到何处都在默默牵挂他的无数友人。还有太多的温暖和幸福，还有太多的牵挂和惦记。这牵挂和惦记并不会成为诗人生命的沉重包袱，压得他无法前行，而是成为动人的乐章，每一个音符都有着自己的重量，响在诗人的耳边，放在诗人的心上。从这个神秘的月夜开始，他的生命也变得沉甸甸。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温馨最有人情味的一句祝福。当第一个说出这祝福的诗人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一千年的时候，这祝福还在被不同的口音甚至不同的语言重复着，在以后也必将被继续不断地重复。现在，再次听到这祝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永恒；也许，苏轼就在那个月夜里，发现了这永恒的秘密——回到红尘，诗意栖居。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奉旨调任湖州太守。近十年的外任生涯是苏轼生命中最安逸平静的时光，可是，危险也在悄悄逼近他。

在苏轼写的谢恩奏章中，有一些对时政进行批评的句子，这引起了新党的忌恨，这些文人官僚又从苏轼以往的诗作中找出了一些认为是怨谤朝廷的句子，于是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将苏轼逮捕下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其实，苏轼的罪名只有一个，用他弟弟苏辙的话来说，就是“独以名太高”。很多人相信干掉了熊猫自己就能成为国宝，可是即便他们把松鼠都杀光了，也无法改变自己的排名。战士终究是战士，而苍蝇始终不过是苍蝇。

让苏轼几乎魂飞魄散的“熏鱼事件”后来证实是一场误会。当时苏迈为了照顾入狱的父亲，盘缠已经花光，只好出去借贷，而把给父亲送饭的任务暂时交给了一位朋友，但是又忘记告诉朋友自己与父亲的暗号。出于对文豪的尊敬，这位朋友竭尽所能为苏轼准备饭菜，却不知这特意放进去的鱼却给苏轼带来了一场虚惊。

宋神宗根本不相信才华盖世的苏轼有造反之心，这多少使那些小人们的诬陷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下诏，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不可签署公文。

这一年的除夕，苏轼终于走出了待了四个月又二十天的监狱。第二天，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与苏迈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去黄州的旅程。

黄州　巨星与江月一同升起

长江边上，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有一个穷苦的小镇，叫黄州。

苏轼被贬黄州，与其说是贬官，还不如说是作为罪犯被监管。二月初，苏轼到了黄州。经过了“乌台诗案”的死里逃生，从监牢里出来的苏轼，已经不完全是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太守了。初入仕途时，苏轼曾经豪迈地宣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孤馆灯青》）可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文字狱似乎让他明白，世上的很多事情，并不是由才气决定的，甚至，有些事正是由于才气太高而弄糟的。苏轼说，自己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种天真和纯净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对政治家来说，过于奢侈，也过于危险。

苏轼在一个东面的山坡上盖了三间房子，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也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东坡居士”。

可是，惨痛的记忆如此切近，绝非躬耕垄亩长啸林间可以消解。苏轼到黄州的时候是二月初，大概，那弯清冷的残月就是在那时将惨淡而温柔的光辉洒在这个天真可爱的诗人的肩头的吧？那只失群独飞的孤雁就是那时飞过诗人的头顶，低头与诗人对望的吧？

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真正的孤独是难以与人言说的。那是一种痛彻心扉但是表面上又淡定从容的镇静，如巨江大河的江面，表面上往往波澜不惊，水面下却有万千气象。学生时代听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很奇怪这首听起来平静甚至有些地方似乎还有些愉悦的曲子为什么被人们叫作“悲怆”。后来才明白，让人一眼看出的只是悲哀，而让人无法一眼看穿的，才是悲怆。

缺月清冷，孤桐岑寂，幽人悄然踟蹰，孤鸿无语高飞，谁能参透这孤独的夜，谁能参透这孤独的心？没有大难临头时的哭号，没有絮絮叨叨的诉说，只有沉静又沉寂的月光，清冷地挂在同样沉寂的天空。

古代文人遭遇贬谪之变的有很多，但是大多数人在遭遇之后，选择的是愤懑和牢骚，似乎总是想为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找到一个发泄的窗口，这倒是为有些后人寻找前代的黑暗来证明现世的光明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而苏轼却不然，他选择了孤独的沉思。

孤独者终究属于孤独，正如智慧者终究属于智慧。

还有谁跟自己一起孤独吗？在这空无一人的天地间，承受这无言的痛和寂寞？人生的境遇与苦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是无法与人分享的，更无法与人分担。从汴州到杭州，从杭州到密州，从密州到湖州，命运之神此时跟苏轼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像被一个顽童扔一件破旧的玩具一样，“啪”的一声被扔到了黄州，扔到了这清冷的月光和孤寂的梧桐下，扔到了这被月色映得惨白的沙洲上。

好在，还有几个朋友。

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结识了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等几个朋友，他的同乡，眉山的巢谷也不远千里前来探问。这位巢谷先生，后来在苏轼被贬海南的时候，更是不辞艰辛，以七十三岁高龄，不远万里要去探问苏轼，结果行囊被窃，困死在路上。这在古往今来的友谊史上，应该算是最令人景仰和唏嘘的一幕了。

可是，朋友散去之后呢？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陶渊明曾经感叹“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苏轼酷爱陶渊明，对这句话应该是十分熟悉的。人在穷途时经常会反问自己，为何要这样东奔西走，人生的真正意义究竟何在？面对人世红尘的熙熙攘攘，自然一如亿万年以来一样的沉默，这种沉默往往让人感到羞愧汗颜。面对这个永恒的维度，任何沉浮胜败都显得那样的滑稽与可笑。出身儒生的苏轼对释道两家一直颇有心得，这使他在进取时充满了致君尧舜的豪气，而在低沉时又开始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照人生观照自然。

诗人似乎明白了什么，原来，世事的无常也许只是一个可笑的梦境，唯有长驻的山水才是伫立的永恒。与其在世间苟且营营，不如驾一叶扁舟，忘情湖海，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

据说，此词写出之后，曾经让郡守虚惊一场。词末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轼已经驾小舟而去，或者是投水自尽。而郡守接受朝廷命令，要求对苏轼严加看管，他不见了，自己肯定难辞其咎。于是忙不迭去苏轼家里看个究竟，结果“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郡守并不知道，此时的苏轼，正如蛹化蝶，以痛苦和思索为养料，进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脱胎换骨。而这次转变，不仅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塑造出一个崭新的苏轼，更要在以后无限的岁月里泽溉无数的后人，让人们循着他思索的路径去探求生命最本原的秘密。

就在黄州，苏轼的侍妾，后来也成为苏轼最著名的红颜知己的朝云为他生下了幼子苏遁，在为孩子“洗三”的时候，苏轼作了一首调侃的诗：

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孤独得让人心疼的苏轼正在从悲凉中苏醒，在痛苦的反思之后，一个幽默、善于自嘲、让人喜爱的苏轼开始露出本相。与此同时，梧桐树梢上的那弯缺月正在慢慢变圆，江上的清风开始从远古的洪荒吹拂而来，造物主用山与水细心地疗治了苏轼的创伤之后，又让他与一轮明月、一场暴雨不期而遇，最终完成这场艰难但是伟大的蜕变。

通透　从一笑开始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黄州附近的长江岸边，有一块俯视江面的高崖，叫赤壁矶。有人说，其实应该叫赤鼻矶，以免将其与周瑜火攻曹操的赤壁混淆。这种担心似乎并不是没有理由，因为至少从苏轼的时代开始，就有人将二者弄混了。到了现代，更有很多学者站出来为苏轼鸣不平，说苏轼没有弄混，因为据他们的考证，这里就是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的地方。

今人争论这些，多半是与当地的旅游发展有关，据说就连牛郎织女的故里都已经被专家们考证出来了，这不得不让人佩服这些学者们有比胡适先生还严重的“考据癖”。不过，在九百年前的苏轼眼里，赤壁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里逃生伤痕累累的诗人，迫切需要一个地方，一个能将自己与无尽的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的地方。这样，诗人才能将过往的历史斟入酒中，细细品味；才能将自己的生命放在历史的大幕前，用逝去的岁月来寻找自己人生的价值。

于是，上苍给苏轼安排了黄州赤壁，或者说，为赤壁安排了苏轼。因为人与自然总是互相成就的。

宋词史上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是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那时苏轼虽然避祸外放，但是还算是一地的行政长官，虽有民生令诗人蹙额，但总的来说心情还是舒放的，因此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也属自然。但是黄州的苏轼却是在戴罪监管之中。按照常理，这时候写出的诗词都应该是“缺月挂疏桐”这样的凄凉。可是这首词的第一句却如一声发自丛林深处的长啸，越过无尽的空间，穿过漫漫的时间，排空而来，在这江岸之上，惊涛之顶久久回荡。

其实苏轼并非不知道此地可能不是曹操赤壁，因此在上阕还是小心翼翼地加了句“人道是”，似乎生怕别人说自己找错了地方抒错了情。也许，是刚刚过去不久的文字狱让苏轼心有余悸；也许，是学者固有的严谨和细致使苏轼在写诗时也没忘记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过，这时候的苏轼，还是学者，还不是一位诗人。

但是，当深埋于心底的岩浆终于随着惊涛骇浪一起奔突的时候，博学多才的苏轼竟然什么都顾不得了。周瑜在赤壁之战时，与小乔结婚已十余年，早不是什么宴尔新婚柔情蜜意，但是苏轼却不顾史实将两件相距甚远的事情安排在一起，公然“篡改历史”。为何上阕要专门指出此地“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而下阕竟不管不顾，出现这么大的“硬伤”？一些评论家的观点以为这里是苏轼故意为之，甚至给这位才子的任何作品都附会上微言大义。我并不这样认为。也许，苏轼就是搞错了，但是，这里的错，不是因为他的疏忽，而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上阕学者的境界，进入了诗人的境界，那个无拘无束、恣意妄为的境界。

年少的英雄，如花的美人，惊世的功业，属于前人的幸运，在经过了历史的浓缩之后，集中得刺眼，集中得让后人汗颜。刚从监牢里死里逃生的苏轼，别说和周瑜，就是与一般人庸常的命运都无法相比，哪里能找到这样如巅峰深渊一样的反差？前人越辉煌，愈显出自己的黯淡；前人越美好，愈显出自己的坎坷；前人越成功，愈显出自己的失败；前人越年少，愈显出自己的龙钟。有谁到此，能不一哭？

可是，“多情应笑我”，苏轼竟然笑了！

这一笑，将古往今来所有怀古伤今、临风洒泪的悲凉硬生生止住，仿佛是一个演技高超却喜欢捉弄人的演员，用尽浑身解数将观众弄得汪然出涕时突然停止了表演，带着嘲笑的眼光，故作无辜地看着观众问：“你们哭什么呢？”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怪招，常人看来，诗人无疑是在自废武功，将自己辛辛苦苦营造起来的诗境用一个字破坏殆尽！这还能叫诗人吗？

苏轼此时已经不是诗人了，就在刚才，他刚由学者转变为诗人；就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习惯他的角色转换之时，他又从诗人，转换成了哲人。

世尊在灵山拈花，众人皆莫名所以，唯有迦叶长老破颜微笑，于是得正法眼藏，传之后世。微笑的菩萨，用这最朴素的表情揭穿了世间无数幸福苦难、甜蜜苦涩、相聚离别的秘密，并将这无法用语言表述的秘密传与后人。如弥勒佛楹联所说：凡事都可付诸一笑。跳出三界之外，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其实皆可一笑了之。

可是，在危机四伏的凡尘，笑是危险的。对于小人们来说，最痛恨的不是受难者的金刚怒目，而是他们不屑一顾的笑。这笑能剥去小人们身上的衮衮蟒袍，让他们赤裸裸地站在阳光之下，无地自容，然后更恼羞成怒。

那么，就让我们从自嘲开始吧。

中国人是很缺乏自嘲精神的，甚至连别人笑一下，都会引起他们的无限警惕：是否是在嘲笑我？我的一位朋友说：“自嘲是胸怀宽广的人所享有的奢侈品，没有足够的自信，人购买不到这个东西。”自嘲是幽默的起点，没有强大的自信和宽广胸怀的人，是不配享有自嘲的。适当的自嘲不仅可以舒缓人生的紧张，甚至能消解人生的苦难，走入哲学的通透。

在翻阅苏轼的资料时，我发觉一个有趣的现象，苏轼大概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笑话”最多的，这些笑话有他捉弄别人的，如以下这两则：

苏轼一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正值吕在午睡。苏轼等候良久他才出来。苏轼指着吕大防客厅水缸里养的一只绿毛乌龟说：“你这只乌龟没有什么珍贵的，最珍贵的当属一种六只眼睛的龟。”吕大防惊讶地说：“有这样的乌龟吗？不是你杜撰的吧？”苏轼一本正经地说：“唐中宗时，有人进献六眼乌龟给皇帝。皇帝问：‘这乌龟有什么奇特之处？’进献者回答：‘这乌龟有三对眼睛，因此它睡一觉抵别的乌龟睡三觉。’”

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携自己的诗文去请教苏轼，充满激情地朗诵完之后，满心期待地问苏轼：

“您觉得我的诗文可以打多少分？”

苏轼回答：“百分。”

此人大喜过望：“为何？”

苏轼回答：

“诵读之美七十分，诗文之美三十分。”

而流传于民间的很多苏轼的笑话是关于苏轼与佛印斗嘴的，这些故事大多是以苏轼落败为结局：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苏轼笑指着河岸上正有在啃骨头的狗，吟道：“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并大声道：“水流东坡诗（尸）！”

苏轼斗嘴甚至会败在小沙弥手下：

闲来无事，苏轼去金山寺拜访佛印大师，没料到大师不在，一个小沙弥来开门。苏轼傲声道：“秃驴何在？！”小沙弥淡定地一指远方，答道：“东坡吃草！”

不仅道行高深的佛印大师可以调侃苏轼，甚至一些地位低下的贩夫走卒都能与苏轼开玩笑：

苏轼在黄州时爱读杜牧的《阿房宫赋》，常至夜深不寐。当时有两个老兵被派来服侍苏轼，深苦于此。一夜天寒地冻，苏轼还在高声朗读，一个老兵抱怨说：“也不知道他读的书有什么好！夜深了也不睡觉！”另外一个人说：“也有一句很好的。”抱怨的老兵大怒说：“你懂得什么！”回答：“就那句‘不敢言而敢怒’很好。”

关于苏轼的玩笑，甚至开到了他自己的生死上：

苏轼临终时，子孙在床侧伺候。苏轼问：“你们说生好还是死好？”一个儿子回答说：“当然是死好。”苏轼问为何，儿子说：“你看这么多人死了都没回来，要是死不好，他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如我那位朋友所说：“自嘲是一面缩小镜，缩小了自己，彼此身上的刺就不容易扎到对方，人际关系回旋的余地也就更大。”有人说，那些苏轼落败的故事肯定是佛印编造出来的，我倒不以为然，一个善于自嘲的人，是不会在乎这些小故事里的成败的。而正因为苏轼的自嘲与幽默，人们也愿意将一些明显看起来是编造的故事附会到他身上，为了加强这些故事的戏剧性，甚至还为苏轼捏造出了一个美丽聪明、时常与苏轼斗智斗勇的妹妹。于是，这个从来便缺乏幽默感的民族，终于有了一个纳斯雷丁、阿凡提式的人物，他属于所有的阶层，如苏轼自己所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这个睿智的学者、诗人、哲学家，用微笑消解了自己生命的苦楚，也一直在为我们消解生命的苦楚。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于是，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微笑间，小人、冤案、坎坷、痛苦皆随风而去。天地通透了，宇宙澄澈了，回首前尘往事，苏轼发现——

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