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在这座僻静的院子里，经常做到回去的梦，总是觉得自己还在那如画的江南，在自己游猎的上苑，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每朵花上都系着一缕温暖和煦的春风。

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其实李煜并不想做这样的梦，这个忧郁的词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不敢说任何话。即使自己的皇后小周后被皇帝三番五次叫到宫里去“侍宴”，一去就是数天，他也只能在妻子回来之后，夫妻抱头痛哭，如此而已。

李煜也不敢回忆，因为回忆的每一页，都浸透了血泪和悲凉。城破时震天的喊杀声和士庶的哭喊声经常在耳边萦绕，自己面缚出降，本来是为了减少杀戮，可是，金陵陷落的时候，宋军和吴越军队还是进行了惨不忍睹的抢掠和屠城。祖先的基业，秀丽的江南，在那几天里，成了人间地狱。他还听说，在他投降之后，江州城仍然坚守不下。被围数月之后，宋军突入城市，杀尽全城的男女老幼，死者数万人。这种恨，如今已经是囚徒的李煜，又怎么能对别人说呢？于是，李煜最多也只能回忆一下昔日的繁华，过去的美梦，在皇帝的猜忌和密切的监视中，战战兢兢地走钢丝。

他可以尽量不回忆，却无法做到不做梦。梦还是泄露了他的秘密。

在这个春色将尽的早晨，小院中的囚徒从梦里醒来，他是被冻醒的。其实，春寒早已过去，炎夏即将来临，可是词人的孤衾寒枕，根本无法抵挡哪怕是一点点凄凉，因为，他内心的辛酸已经太多太多了。词人不想说，梦里自己又经历了什么，但是，“一晌贪欢”却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挥之不去的，是对永恒的故国的离思，是无法遏阻的思念。可是，现在的词人，却不再是那个年轻潇洒、无忧无虑的少年天子了。一个“客”字凝聚了词人多少无奈和悲凉？李煜知道，自己哪里是什么座上“客”，但是又怎么敢直说自己只是一个囚徒？

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能清楚地表白，这时的李煜，其实已经连囚徒都不如了。

李煜此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中主李璟那首著名的《摊破浣溪沙》了。在那首词里，父亲曾经写道：“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可是父皇哪里知道，有那么一天，连凭栏思念都成了一种奢侈！东南是如此的遥远，就算目力用尽，眼光的尽头也无法达到那曾经熟悉的亲切河山；就算眼光能够穿透崇山峻岭，得见那三千里地山河，难道不更是平添无数的悲凉和哀伤吗？两百年后，词人辛弃疾在自己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里也这样写道：“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肠断处。”思念无法遏阻，但却又不敢直面思念的悲凉，也许只有身处其间的词人才能体会吧。

春天将尽，可是，自然的春天总是在沉着地轮回，明天，春天还会如约再来，而词人的春天，却跟着城破时的那个冬季远去了，从此不再回来。时间的流逝将故国从时间和空间上拉得离词人越来越远，流水落花，故乡不再，词人从天上跌落到人间，但是，词人的精神却开始直升入天空。

人生长恨水长东

——春天有多远？

——不远，因为它刚刚离去。

——春天有多远？

——很远，因为它离去了，就再不回来。

美好的东西，似乎总是那样匆匆逝去，如春天刹那的芳华。人生的春天，似乎也只有在逝去之后，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吧。去国怀乡，日夕以眼泪洗面的词人，只能用自己悲凉的目光，承受这朝来的寒雨，晚来的悲风。

经历了这样巨变的词人，痛苦之深、之切，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最大的痛并不是痛本身，而是痛苦无法言传，无法倾诉。于是，痛苦只能在词人心中深埋，慢慢发酵，变成一瓮浓得化不开的苦酒，又唯独只倾进词人已经苦不堪言的内心。

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陈子昂在悲情上涌的时候，还可以登上幽州台，对着这空廓的天地和更加空廓的历史发出自己一声响彻云霄的怒吼，可是，李煜却无法怒吼，甚至连低语都不敢。不必责怪这个被逼上帝位的书生，更不必责怪他为何丢失了河山，成为南冠楚囚，他只是命运之神手里一颗渺小的棋子，被别人在棋盘上移来移去，他的坚守和失去都只是命运的安排，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静静的夜里，寂寞的词人只有这样，气断声吞，独自登上这同样寂寞的小楼，让一弯残月与自己为伴，用孤单来浸透这已经无法言传的孤单吧。

沦为囚徒的李煜，在汴梁最后的日子里，要忍受的不仅是皇帝的猜忌和迫害，还有太宗对小周后美色的垂涎，更有以前大臣对自己的凌辱。

张洎曾是南唐大臣，在金陵被围之时，李煜曾经派他和徐铉一起到汴梁乞和。张洎借着这个机会与宋朝大臣深相接纳，为自己预先找好后路，南唐灭亡之后，他就担任了大宋的太子中允。李煜降宋之后，生活拮据，而张洎多次借故向他索要财物，无奈之下，李煜把自己的白金颒面器（一种洗脸盆）都送给了张洎，可是张洎仍然不满足。（《续资治通鉴·卷第九》）

尽管这样，李煜心里还是盼着以前的大臣们能够来探望自己，因为跟他们一起，多少能有些故人的感觉，虽然回忆总带有创痛，毕竟也是能聊以自慰的。更重要的是，这位皇帝囚徒满腹的郁闷和痛苦迫切想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而这些前朝大臣，也许是最好的人选。只不过，李煜也许并没有想到，自己深深信赖的大臣，现在已经把出卖自己当成保命或者晋升的最佳途径了。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南唐旧臣徐铉来见李煜，君臣相顾无言。良久，李煜长叹：“悔不该杀了潘佑、李平！”这两个人曾经力劝李煜以武力反抗宋军，而此时的李煜，也许认为徐铉是自己的旧臣，于是竟然天真到冲口而出而丝毫不考虑其后果的地步。徐铉回去之后，赵光义问李煜说了些什么，徐铉不敢隐瞒，把这话告诉了太宗，太宗于是暗动了除掉李煜的念头。

而让赵光义更不快的是李煜作的那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痛苦的人眼里，任何景物都烙上了深深的凄凉，哪怕是欣欣向荣的春天，每一次季节的轮回，对于词人来说，都是一次无情的折磨。不敢想起，却总也无法淡忘。有谁经历了这样的天崩地裂，有谁经历了这样的沧海桑田？一句“不堪回首”，凝聚了词人多少的无奈与感伤？国破山河在，但是已是物是人非，任何人经过了这样的巨变，怎能不对着苍苍的青天，发出来自内心的追问？愁入江水，一去不回；愁如江水，滔滔不尽，这狭窄的小院，怎能容纳这充塞天地的离恨、横亘古今的悲惨？这有限的人生，怎能担负如此无止境的沉痛，如此无边界的凄凉？

可是，政坛上的失败者是没有权利忧愁的。成王败寇的规则规定他们，只能在丹墀之下俯首帖耳山呼万岁。这一点，李煜不会不明白。可是，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只是一个天性率真的词人，一个翩翩的浊世佳公子。命运的巨变，并没有使他在现实中猛醒，从此按照政客的游戏规则安排自己的人生，而是给了他诗意的灵魂一次浴火涅槃的机会，而凤凰涅槃之后，只会变成凤凰，不会成为鹰隼。

从他登上帝位那一天起，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悲剧，悲剧的路标，永远指向的只是一个目的地：毁灭。

这一天，终于来了。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初七，这一天，是李煜的四十二岁生日。夜里，李煜在那座偏僻的小院里与姬妾们饮酒庆祝生日，也算是苦中作乐。这时候，太宗派人送来一种叫牵机药的毒药，命令李煜服下。一代词人，就在自己的生日那天离开了人世。李煜死后，他的皇后小周后也绝食而死。两人合葬在洛阳北邙山，那个中国人一直用来指代埋骨之所的地方。

生命　在悲剧中提纯

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

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

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

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

——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被预言将弑父娶母。即使他一生下来就被父亲命人丢弃，可是命运的车轮却无法逆转，当一切大错铸成之后，他只好刺瞎双眼，离开祖国，四处流浪。

阿喀琉斯不顾母亲的警告，明知自己这天会死在战场之上，但是为了战士的荣誉和尊严，毅然披上铠甲，走上战场。于是，阿喀琉斯之踝成了他生命的终点。

赫克托耳明知不是阿喀琉斯的对手，但是他不愿开城投降，更不愿逃遁躲避，而是在老父的泪眼和妻儿的哭泣中拿起盾牌和投枪，勇敢走向自己的死亡。

李煜明知自己已经是囚徒，但是却无法放弃作为一个词人的思索，仍然是那样热烈地、永不停顿地向宇宙、向自己的灵魂探索、查问。他不愿顺理成章地服从命运，服从外界的安排，外部世界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矛盾总是那样无情地撕扯着他。最后，他终于和俄狄浦斯王、阿喀琉斯、赫克托耳一样，用自己的生命铸成了一道悲剧的大幕。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而美好的东西之所以被毁灭，多半是出于坏人之手。而如果只是用这种角度来看待悲剧，其实过于片面，也过于浮浅。悲剧不是悲哀，也不是悲惨，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悲剧是严肃的。悲剧不是惊悚片，也不是催泪弹。真正的悲剧，是明知面对不可能战胜的命运，却还要举起投枪和盾牌的决绝，是“弱小的人类面对强大对手时，由人生的失意的沉痛升华为对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伤感情怀”（张法），是人在与命运的对决中，由抗争走向行动，行动再走入毁灭的壮烈和伟大。

在真正的悲剧中，往往没有什么邪恶力量的存在，人所要抗争的，是希腊神话中那个经常被塑造为双眼皆盲形象的命运女神。俄狄浦斯王如是，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如是，李煜亦如是。

一个从来无心于王位的书生，在命运的安排下，阴错阳差，竟然登上了王位。其实再来责怪李煜如何不是个好皇帝都显得有些多余：他何曾能当一个皇帝，他何曾愿意当一个皇帝？他只是命运之神手中一个无法决定自己未来的棋子而已。从李煜登上宝座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命运就已经注定。假如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从此放弃自己的词人天性，专心致志当一个政客，难道这不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悲剧了吗？

黑格尔强调，悲剧必须显示出伦理实体的因素，悲剧的矛盾双方都要有伦理的辩护理由，它们应该体现为不同的伦理力量。李煜的悲剧也是如此。作为国君，他是完全不称职的。从国家统一角度，宋灭南唐是完全符合历史潮流的。南唐被灭之后，很多遗老遗少也梦想复国，李煜的死讯传来，很多南唐百姓自发为他举哀，这恰恰也证明了太宗除掉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此，他的毁灭是必然，甚至是“应该”的，而这对美好的事物的必然和应该的毁灭，却显出了一种动人心魄的悲剧力量。

在命运的支配下，悲剧人物往往是一如既往地执着于自己神圣的使命。俄狄浦斯王坚持要查出杀害先王的凶手，却不知道凶手就是自己，更不知道先王就是自己的父亲；阿喀琉斯坚持要为战士的尊严和荣誉而战，即使战斗的注定结果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赫克托耳坚持要出门迎战阿喀琉斯，即使他知道战斗根本无法取胜。李煜被俘之后，开始发出对宇宙对人生的最后追问。他们执行得越执着，也就离他们的末日越近。

悲剧就像死亡的阴影一样，把人的生存最苦痛、最残酷的一面凸现出来。悲剧就是让人们正视死亡，正视人生痛苦。但是悲剧又不是让人沉沦，“它不能把复活的个人的死亡看成整个世界不可挽回的毁灭，同时，又坚信宇宙是坚固的、永恒的、无止境的。”（鲍列夫《悲剧》）

于是，屈原悲凉地抬起头，向着天空，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于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仍然要执着地完成他的《史记》；于是，李白在被斥退之后，仍然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而李煜，在面对这无边的愁绪时，用宋词的嗓音，轻轻吟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司马迁也早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报任安书》）李煜前期词尚未脱花间词之藩篱，风格绮丽柔靡，而亡国之后的词作则是一首首泣尽以血继之的绝唱。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样的气象，断非花间词人所能显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这样的情怀，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怎能感觉得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沉痛，古今又有几人能体味得出？

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这种人，他们承担了常人无法承担的苦难，然后将苦难下的挣扎和呻吟化为文字、画面和旋律，而当多年之后承受了相似苦难的人们看到他们的艺术品时，会从这些文字、画面和旋律中获得慰藉，得到安抚。换言之，他们是用自己的毁灭为代价，成了后世无数痛苦人们的代言人。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李煜用自己悲剧的生命，为后人所有生命的沧海桑田做了注脚，为后来所有的天翻地覆做了代言，而他自己的生命，也被这悲剧提纯、升华，超越了时间与空间，永垂不朽。

王国维对李煜评价极高，他说：“温飞卿（温庭筠）之词，句秀也；韦端己（韦庄）之词，骨秀也；李重光（李煜）之词，神秀也。”他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人间词话》）

纳兰性德也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

可以这样说，李煜不仅把宋词之旅由花间词的羊肠小道引向了婉约词的宽阔大路，更为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埋下了伏笔，是承前启后的大宗师。

李煜死了，被毒死在一千年前他四十二岁的生日宴会上。对于天才来说，四十二年似乎都太长，因为就在他被囚禁的四年时间里，他就改变了中国最重要的诗歌——宋词的发展方向。他的死，其实是用生命对神祇的最后一次献祭，这祭典使他的生命超越了肉身而得以不朽。从那时候起，人们都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皇帝词人，而人们更会记住，这个叫李煜的男子，就是词人中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