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人士口音纯正，知道在“文雅的社会”中如何举止得体，还知道教育能够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将这些见解都传递给了子女，于是下一代同样能够在学校里和工作中取得成功，缔结美好的婚姻，找到高收入工作，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人成为了精英，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精英地位。
人们既可以利用“良好的品位”等社会阶级的标志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还可以通过歧视和偏见等手段阻止社会地位较低者提升自己的地位。尽管现代社会主张机会平等这一意识形态，但品位及其反映的阶级问题依然导致人们不敢相信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我们在第8章所提及的“脸谱化造成的威胁”这一试验揭示了他人的看法会对人们的表现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布尔迪厄将精英为维持自己的独特地位而采取的行动称为“象征暴力”，简单来说，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歧视和势利。尽管种族偏见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谴责，但与之类似的阶级偏见却很少被人提及。
社会中的品位体系决定了哪些品位是高雅的，哪些是低俗的。其具体内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品位体系本身一直存在。布尔迪厄于1960年收集的事例如今看上去已经过时，但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他发现，不同的社会阶级喜爱不同种类的音乐：下等阶级喜爱《蓝色多瑙河》的悦耳曲调，上等阶级则喜爱更加复杂的《平均律键盘曲集》；上等阶级喜爱抽象艺术和实验性小说，下等阶级则喜爱具象绘画和情节清晰的小说。然而，要是所有人都开始欣赏巴赫、毕加索和乔伊斯，那么上等阶级又会改变品位，转而欣赏某种新鲜事物——维持精英地位的方式就是重新划定界限。布尔迪厄所描述的现象是一种“文化产品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不平等就如同收入不平等一样，能对人造成深远的影响。
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Kate Fox）在《观察英国人》（Watching the English ）一书中描述了英国社会中代表社会阶级的标志物：例如对话、住所、汽车、服饰、食物，等等。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在《美国版本的势利》（Snobbery: The American Version ）一书中对美国进行了类似研究。两本书都既有趣，又博学，对于我们自己的虚伪表现和他人的糟糕品位，很难不报以嘲笑。
例如，你可以通过某人对晚餐的称呼（“tea”“dinner”或者“supper”）、对母亲的称呼（“mam”“mum”或者“mummy”），以及对外出聚会的称呼（“do”“function”或者“party”）来判断此人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还是上等阶级。
爱泼斯坦认为，势利态度指的是“你坐在宝马740i里，怡然自得地觉得自己比红灯前停在自己车旁的艳俗的卡迪拉克车车主优越；当你得知刚认识的一位女性之子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修图片新闻，而你自己的女儿却在哈佛大学学习艺术史时，体会到的那种平静的快感”。然而，势利态度和对品位的追逐只不过是一场零和游戏。爱泼斯坦继续指出，某一天，在另一个红灯前，一辆宾利将停在你那可怜的宝马车旁，或者你刚认识的一位女性之子正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化。
事实上，阶级、品位和势利态度正以无处不在、令人痛苦的方式制约人们的机遇，损害人们的福祉。歧视和社会排斥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实现的。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在出版于1972年的《阶级的隐秘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一书中描述了波士顿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创伤：他们将自己无法过上舒适生活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无能，进而产生敌对、愤恨和羞耻的感觉。近来，社会学家西蒙·查尔斯沃思（Simon Charlesworth）对位于英格兰中部罗瑟勒姆市的一名工人阶级男子进行了访问，这名男子表示当遇到一名中产阶级女性时自己感到很羞耻。尽管两人并未说话，他还是立刻感到了自卑和羞愧，进而变得敌对和愤怒：
那天，我来到了社保办公室。这个势利的女人苗条、迷人，是个中产阶级，她旁有一个座位。我不愿意坐在她旁边，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意识到我超重了，我开始汗流浃背，笨拙地踱来踱去。我只是想着“不，我不能坐在那儿，我不想把她撵走”。我不想感到她是被我撵走的，我不想打扰这些人……我知道自己会冒犯到她们的……她们总是一脸嫌弃地看着我，就像我是入侵者一样。我马上就感到自己不应该待在那儿，但我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也是一种暴力行为。就像有一座屏障似的，在告诫你：“听好了，下等人（声音变高了，带着愤怒和痛苦的情绪），别靠近我！你在我的地盘想要干什么？我们付钱就是想远离你们这些人渣。”这种感觉无处不在，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看待她的表情就和她们看待我一样。我想：“得了吧，我压根就没坐在你旁边。”否则她会感到不舒服，这也会令我感到难堪（声音再次变高，带着愤怒和痛苦的情绪）。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吗？告诉你吧，似乎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她们的感受，你能感觉到她们的感受。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她们有好看的身材、衣服等等，她们自信，还有那种态度。我们什么都没有（声音变得低沉、悲伤），我们什么都得不到。我们来到这里，就好像被打败了一样，拖着脚步走进来，真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h3>“骑自行车式反应”</h3>
物质财富差距越大，社会地位差距的影响就越大，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对地位较低者的偏见就更加严重，社会顶层的富人与底层的穷人之间差距也更大。实际上，不平等加剧会导致对地位较低者的偏见更加严重。我们通过表露出对于地位较低者的优越感，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被剥夺了社会地位的人，则通过拿更加弱势者出气，来试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有两句打油诗很好地总结了这一过程。英文俗语“船长踹服务生，服务生踹猫”反映的就是对地位较低者的攻击和憎恨；另一首著名的美国短诗则称，在波士顿“洛厄尔家只和卡伯特家攀谈，卡伯特家只和上帝攀谈”，这反映的是人们对于地位较高者的势利和攀附态度。
当人们被地位较高者激怒后，往往会把怒火发泄在地位较低者身上，心理学家将这种行为称为“错位攻击”。此类案例包括：遭到上司痛斥之后，回到家里冲着妻子和孩子发火；当主管对工人不公时，工作中的火药味会更浓；贫困社区的人们对待新涌入的外国移民恶语相向；遭到霸凌的囚犯（尤其是受到性侵犯者）转而朝着更弱小的人出气。
彼得·厄利（Pete Earley）的《热屋》（The Hot House ）一书描述了美国一座高安全级别监狱内部的生活状况。他讲述了一名因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囚犯的故事。鲍尔斯（Bowles）首次被监禁是在15岁那年，当时他被投入了一座少年犯管教所。他到达那里的第一天，一名年纪较长、块头较大的男孩就走到了他跟前：
“嘿，你穿多大的鞋？”男孩问道。
“不知道。”鲍尔斯说。
“让我看看你的鞋有多大，行吗？”男孩礼貌地问道。
鲍尔斯坐在地上，脱掉了一只鞋。男孩也脱掉了一只鞋，然后穿上了鲍尔斯的鞋。
“让我看看另一只吧？”
“我脱下了另一只鞋，递给了他。”鲍尔斯回忆道，“他穿上鞋，系好鞋带，走到桌子旁边。所有男孩都开始嘲笑我。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成了笑料。”
鲍尔斯抓起一支台球杆，攻击了那名男孩，为此他被处罚做了一周的苦力。第二周，又一名新人来到了少年犯管教所。“又有一名男孩要求新人把鞋子交出来，不过这一次，欺负新人的男孩变成了鲍尔斯。‘这次轮到我了，这是我挣来的权利。’鲍尔斯回忆道。”
在这本书中，厄利讲述了另一个几乎如出一辙的故事，不同之处只是在于，这一次他所描述的是一名16岁的少年在进入县监狱的第一天晚上遭到性侵犯和鸡奸后的反应。六年之后，当这名少年在另外一座小镇上被捕后，被与一个“大概17岁左右的孩子”关在一起。他说道：“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干了他。”
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错位攻击行为被称为“骑自行车式反应”。灵长类动物学家沃尔克·萨默（Volker Summer）解释称，这一术语源自自行车运动员的形象：对于领先者，呈现出鞠躬的姿势；对于落后者，则呈现出蹬踹的姿势。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动物也会巴结强势动物，攻击弱势动物。心理学家吉姆·西达尼乌斯（Jim Sidanius）和费利西娅·普拉托（Felicia Pratto）认为，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等人类的群体冲突与压迫行为根源在于不平等导致的个体性与制度性歧视，取决于人们对居于主导地位的群体的态度是顺从还是反抗。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更多人倾向于支配他人；在更加平等的社会，更多人倾向于包容和同情他人。
有一项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遭到歧视的群体若被与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隔离开来，会感到更加自在。这项研究也能够证明收入不平等会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这项研究有力地揭示了歧视与偏见会严重地损害人们的福祉：与境况相似的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族裔群体，其健康状况有时要比更加富有、但与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族裔群体更好。人们起初发现这种被称为“群体密度”的效应会引发心理疾病。例如，在伦敦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如果生活的街区中境况相似者较少，那么他们患上精神分裂症、自杀或是自残的风险就更高。近来在美国进行的多项研究表明，类似的现象还会导致心脏病和出生体重过轻一般而言，生活在较为贫穷地区的人健康状况也较差；对于少数族裔群体而言，如果生活的街区中境况相似者较少，那么他们往往比生活在少数族裔聚居区者更加富有，居住条件更好。然而，研究却出人意料地发现，散居的少数族裔健康状况有时要比聚居者更差。可能的解释是，在占据主导地位群体的压力之下，这些散居者更加在意本族裔低下的社会地位，也许还会更加频繁地遭遇偏见与歧视，并且更加孤立无援。歧视对于心理状况的负面影响有时会超出优越的物质条件对于健康状况的正面影响。这一事实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不平等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令我们回想起了第3章曾探讨过的社会地位、社会支持与友谊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焦虑和歧视所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社会结构固化，减少向上流动的机会。结果的不平等越严重，机会平等就愈发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