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人员表示，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的青少年往往表现得“过度具有雄性气质”，经常做出“具有过度补偿性质的雄性行为”，（第1至2页）]例如危害财产和人身的犯罪，具有侵略性和利用他人的行为，以及对异性的短期征服。我们在第9章探讨青少年母亲这一问题时曾提及“质量优先”和“数量优先”两种策略，上述行为可以被视作这两种策略的男性版本。父亲的缺席也许会促使某些男孩采取不同的生育策略：将重心从维持长期关系转移到争夺社会地位上来。

当然，父亲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父亲的存在就足以让孩子们体会到积极的男性气概：如何与异性相处，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如何在独立进取的同时包容他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对于男孩而言，父亲代表着权威与纪律，没有了父亲的保护，年轻人就更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更有可能做出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时常见的反社会行为。然而，父亲同样可能成为反面教材，有研究显示，尽管与父亲相处时间越少的孩子行为上的问题也越多，但当父亲自己的行为有问题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如果父亲经常做出反社会行为，那么孩子们与父亲相处的时间越多，风险就越大。

最重要的因素也许在于，父亲爱自己孩子的方式是继父做不到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许多继父不会充满爱意地抚养并非亲生的孩子，但一般而言，与亲生父亲一同生活的孩子遭到虐待、误入犯罪歧途、辍学、在情感上遭到忽视的可能性都较小。精神病学家吉利根谈到曾接触过的残暴男性时这样表示：

他们在小时候受虐待的程度是我此前根本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几乎被殴打至死，被多次强奸或是被迫卖淫，或是遭到身有残疾的父母忽视，以致于生命受到了威胁。至于那些没有经历过如此极端的虐待与忽视的人，我与同事们发现他们都经历了同样严重的情感伤害……只要父母受到了羞辱，就会把孩子当作替罪羊，将羞耻感转嫁到孩子身上，不断地嘲笑与奚落他们。

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家庭破碎的事例更为常见，家庭内部压力也更大，这导致暴力行为一代一代地反复出现，这种情况与循环往复的青少年生育问题十分类似。

当然，家庭环境并非催生羞耻感和暴力行为的唯一因素。当社会地位受到威胁时是否会施暴，还取决于孩子在学校和邻里环境中的经历。美国的高中枪击案充分表明了霸凌是触发暴力行为的重要因素。

2007年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富裕国家儿童福祉状况的报告，衡量了不同国家年轻人卷入肢体冲突、成为霸凌受害者、感到同龄人“不友善”的频率。我们将这三项数据综合起来，构成了一项衡量儿童冲突经历的指数。我们发现，这一指数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见图表10.4）。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儿童会更多经历霸凌、打斗和冲突，而且童年的暴力行为是预测日后暴力行为的最佳指标。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环境因素对于暴力犯罪率的影响。1940年代时，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就探讨了多年以来一直被暴力阴霾笼罩的街区：不同的居民搬进搬出，但无论谁住在这里，贫穷的街区危险依旧。芝加哥的各个街区往往与特定族群联系在一起，因此，某个街区最初也许曾被爱尔兰移民所占据，后来又变成了波兰人社群，再往后又成为了拉丁裔集中之地。促使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产生关注的是，无论谁生活在这些街区里，贫困的影响总是挥之不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无法信任彼此，而且深深地感到恐惧，许多年轻人在街角厮混，居民们也不愿促进公共利益：面对着遍布骚乱、贩毒、卖淫、涂鸦和垃圾的现状，他们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及其同事发现，即使将贫穷、暴力前科、移民的集中程度以及居民的稳定性等因素都考虑在内，凝聚力更强的街区暴力犯罪率也更低；那里的居民彼此之间往往更加亲密，也更愿意促进公共利益。在美国，贫穷的街区沦为了贫民窟，迁离此地的有钱人与其隔离开来，无视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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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4：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儿童之间的冲突也更多（数据基于卷入冲突、遭受霸凌、感到同龄人不友善等事件的举报率）。

相互信任程度较低（见第4章）地区的居民不愿意促进公共利益，而且他们似乎更容易发生争执。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考察了美国各州社会资本水平与当地居民好斗程度之间的关联。在调查中，受访者被询问是否赞同以下表述：“打起架来我的表现要好于平均水平。”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较低各州的公民“对打斗的准备更加充分（或许因为他们的确需要做好准备），他们也更容易卷入骚乱”。（第310页）]我们对美国各州不平等程度与当地居民好斗性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就如同社会资本水平与当地居民好斗程度之间的关联一样强有力（见图表10.5）。

暴力行为通常是对不敬、羞辱和丢脸作出的回应，往往来自男性。即使在暴力行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里，多数人也不会作出过激反应，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或维持自尊和社会地位。他们也许拥有更多能够表明社会地位的标志物：良好的教育、住房、汽车、工作以及服饰，等等；他们也许有着尊重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他们也许拥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学历，或是有价值的技能，又或是意味着社会地位与远大前程的教育背景。因此，尽管所有人都有感到羞辱与不被人尊重的时候，但他们并不会总是以暴力来还击；我们有时难免会感到丢脸，但不会因此就射杀某人。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缺乏保护与缓冲的人也更多。在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羞辱也成为了更加敏感的问题，因为社会地位变得愈发重要，对社会地位的争夺变得愈发激烈，无法在争夺中胜出的人也变得更多。如果你们家整洁的草坪代表着你的尊严，那么当它遭到践踏时，你的反应也许就不会仅仅是感到恼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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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5：在更加不平等的美国各州，认为自己打起架来表现好于平均水平的人也更多。

<h3>高峰与低谷</h3>

在美国，凶杀案犯罪率经历了数十年的上升后，于1990年代初达到了最高值，然后于2000年代初下降到了最低点。凶杀案犯罪率于2005年开始再度上升。类似的，青少年怀孕率与生育率于1990年代初达到了最高值，随后开始下降，其中非洲裔美国青少年怀孕率与生育率的下降幅度最大。然而在2006年时，青少年生育率同样开始再度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还是非洲裔美国人。

有些人试图将暴力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于治安、缉毒或是枪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有人甚至认为原因在于堕胎数量的增加导致年轻人的数量减少了。人们在解释青少年生育率下降这一现象时，关注的则是性活跃青少年人数的减少和避孕措施的普及。然而，什么因素会对年轻人是否吸毒、购买枪支、发生性行为、采取避孕措施产生影响呢？如今凶杀案犯罪率和青少年生育率为何开始再度上升？这样的趋势与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之间有何关联？凶杀案犯罪率和青少年生育率为何同步上升？

为了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获得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短期波动的数据。来自美国、中国和英国的研究者组成的合作团队为我们提供了最详实的数据，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年度估算。数据显示，从1980年代起，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于1990年代初达到最高值。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总体而言不平等程度开始减弱，直到2000年开始再度回升。可见，近年来凶杀案犯罪率及青少年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与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是相匹配的：直到1990年代初一直上升，在接下来的十来年时间里开始下降，近来开始再度上升。

尽管暴力行为和青少年生育等问题十分复杂，其变化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自1990年代起的下降趋势是与同一时间段收入最低者相对收入有所改善这一趋势相一致的。一个社会中某些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大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原因可能在于穷人与中等收入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或者在于富人变得更加富有。不同社会之间，受困于低社会地位的群体也各不相同。对于不平等程度大致相同的各个社会而言，有的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可能是老年人，有的社会中则可能是少数族裔。

自1990年代初开始，美国社会底层青年的相对贫困率和失业率开始大幅下降。尽管富人继续变得更加富有，但最贫穷美国人的相对地位却有所改善。由于暴力行为及青少年生育率与相对贫困程度密切相关，且集中出现在最为贫穷的地区，因此社会最底层情况的改善是最为关键的，暴力行为和青少年生育率也随之开始下降。

1990年代的趋势与此前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990年代前的数十年，美国和英国社会底层年轻人的社会地位和机遇一直在不断恶化。在美国，大约从1970年直到1990年代初，年轻男性的收入水平下降，高中辍学青年或是高中毕业但未上大学者的就业前景变得黯淡，暴力行为和青少年生育率则上升。人口统计学家辛西娅·科伦（Cynthia Colen）及其同事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1990年代失业率的下降对18至19岁非洲裔美国人初次生育率下降这一现象的解释力度高达85%。这正是青少年生育率下降幅度最大的群体。相较之下，堕胎变得更加容易以及福利制度改革不具有太强的解释力。

在英国，19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收入差距扩大也对凶杀案犯罪率上升产生了影响。卫生地理学家丹尼·多林（Danny Dorling）在谈及这些趋势时指出：

不存在“正常的”谋杀率水平……某地谋杀率的上升，意味着那里的人们感到生活毫无价值。于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打斗、斗殴、冲突和械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死去……这些年轻人眼瞅着自己的同龄人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得到良好的工作，或是接受大学教育，并且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批年轻人。

总而言之，我们发现不平等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联是强有力且一以贯之的。在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环境中，这一点都得到了证实。近来关于不平等与暴力行为变化趋势相互关联的证据表明，当不平等程度降低时，暴力行为也会减少。此外，羞耻感对于进化的重要作用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面临着更严重的暴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