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我回到老家中学当了一名灵魂工程师，教语文。人生的荒谬莫过于如此。我这种混蛋居然也为人师表，对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孩子信口开河。这也罢了，在八十年代初，一名“孩子王”远不如一个手扶方向盘的司机更受人尊重。母亲不无沮丧，埋怨继父不该让我去考这个劳什么子的师大，也埋怨他的无能。继父已沦落为汽车队的一名普通司机，不能再为我走后门了。

毕业分配对我打击巨大。许多同学留在省城，更多的去了机关，我是最惨的一个。几年后，因为特殊情况，我违背组织原则，偷看了自己的档案。真他妈的厚。我在大学第一年的英勇事迹被载入档案，“该同学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有不良的思想倾向，未能树立起高尚的思想观与正确的人生观”，这行颇有魏体之风的钢笔字向我揭示了谜底。我二话不说，抽出它，把这条看不见的附骨之蛆焚为灰烬，并用一份假鉴定取而代之。

继父沉默无言，送了我一块“上海”牌的全钢防震十七钻的手表。我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看着坐在自行车后座从我身边飘飘而过做了别人新娘的白素贞，心中充满苦涩。我又回到起点。三年的大学生涯恍若一梦。

所幸，学校里的年轻老师不少，大家没事便聚在一起打牌，讨论从台湾驾机回大陆的黄植诚，羡慕国家奖励他的六十五万元人民币以及某航校校长之职，为什么自己不能走这样的狗屎运？讨论著名的“叶九条”，一致认定，国民党虽然血债累累，不过，本是同根生，也该宽大为怀。讨论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判决，一致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讨论五月逝世的国母宋庆龄的一生。顺便不忘把她与她那两个姐妹做一番比较。我们为电影“金鸡奖”、“百花奖”评选争得不可开交，也为国务院调整烟酒价格的通知破口骂娘。因为是文化人，骂娘都骂得有水平，不再直接提及生殖器，个个山路十八弯。

日子过得很无聊。该怎么形容呢？一点虚伪，十分刻薄，特别懒惰。

我的牌技突飞猛进，号称“屠夫”，尤精洗牌切牌，每日无事便拿着一幅扑克练手法。烟，就不必自己买了，总有人孝敬，赌注相应慢慢变大，从一包烟到一块钱，再到五块钱。玩到后面，同事不敢再奉陪，就扔了扑克，研究起围棋。围棋的底子是大学里打下的。七六年的聂卫平东渡日本，一举击败四名日本九段高手，取得七战六胜的战绩，获“聂旋风”的赞誉，在年轻人中间颇有影响。我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超过聂卫平。很快，我凶悍的棋风笑傲全校，继而雄霸县城，以力大势沉招招见血见称。洋洋得意，以为独孤求败之际，一个同事的表弟来了。是一孩子，才十三岁，在旁边瞅我与他的表哥下棋，很谦虚地表示要向我请教。请教就请教，得有点彩头。否则，俺一个大老爷们哪有兴趣陪你这样的瓜娃子下指导棋？我的同事叫周贵生，就笑道，“国安，你不是挺牛的吗？不准你还下不过呢。”

我恼了。这还没毛的鸟就想啄马王爷的三只眼？摘下手上腕表，往桌上一拍，“老周，你平时不是眼馋得紧吗？我让先，他若赢了，这表归你；若赢不了，你这罐云子归我。”周贵生真不是好东西，咧嘴乐了，不仅乐，还扮出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架式，瞥了眼手中的云子，悲壮地说，“好，一言为定。”

得，就下吧。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是，自己那把用得纯熟的刀头上不知什么缘故挂起了一块沉甸甸的铅，勉勉强强耍完三十六路，哪里都不得劲，下完，一数子，输了六目。我说，“三盘两胜。”大家别笑，俺当初就这样无赖。这回，没让先，猜棋，我猜到黑，欺他年幼，在天元上落下一子。这少年不动声色，点了星位。你来我往，渐入佳境，待到一局终了，再数，还是差二目。真邪。我两眼痴呆，眼见周贵生笑眯眯把表摸入口袋，心中大懊，说，“不行，这个不算。这两盘，我是与他闹着玩的。没拿出真本事。我一定是中午被饭撑着了。现在还没有消化。再下。我一定认真下。若输了，不仅这表归你，我他妈的还学狗爬犬叫。”我怎么可能下不过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呢？一定是周贵生使了妖法。我念了几遍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郑重其事地摆出星小目的开局。具体过程不复赘述。我又输了。输了十四目。我愈恼，更怒，也不去看那只表的去向，一把拽住那少年的手，吼道，“再下。”那一夜，我使出浑身解数，这刻耍刀枪棍戟，下刻弄斧钺钩叉，过了一会儿抓槊镗镰鐹，再搬鞭锏锤爪，到最后拐子流星也派上用场，翻起一双死鱼眼珠哀声泣告，总之，死缠烂打与这少年下了九盘棋，没赢一盘。

我彻底绝望，默默地望窗外的鱼肚白，默默地听公鸡打啼，默默地拍用火柴杆支住眼睑的周贵生的肩膀，默默地看面容仍然沉静不见丝毫倦色的奇怪少年，四肢落地，汪一下叫出声。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少年曾拜过一位专业棋手做老师，算是天才。可惜天不假年。当聂卫平一九八五年时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立下赫赫战功时，他却在省城那条大河里溺水而亡。

周贵生拿走我的表，过了一些天，又送回来，说，不过是场玩笑，也就治治我的狂。周贵生把自己说得跟圣人一样，我清楚他的底细。他是想要这块表的，要不，就不必煞费苦心设下这么大的一个套子让我钻，更不会拿去把玩了如许之久。但世事殊难意料，校长听说这事后，找周贵生一谈心。一心向组织要求政治进步靠拢的周贵生马上表示没有这事，说，“我怎么可能参与赌博呢？我是借李国安的表戴几天。”表，失而复得。只是，我对棋就再提不起什么兴趣了。

一九八二年，我沦为大龄青年。李国泰也十六岁，念初三了。母亲急眼了，先旁敲侧击问我有没有相好的，当答案为否的时候，以其精湛的演技挤出几滴眼泪，理论高度上升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说，妈，你别做我的思想工作。只要你看顺眼的，人家看我也顺眼，就可以了。

这话母亲不乐意听了，“你这什么意思？好歹你也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我们家这些年也没挨过饿出过事。总得门当户对才行。”母亲开始早出晚归，走东家窜西户，托亲朋访好友，回了家就嘀咕，“孙家的二姑娘，在财政局上班的那个，人还排场，我托许嫂说去了。就是左眼皮听人说有一块疤。我没瞧仔细。下次，得逮个机会好生瞅瞅。”

“张家的老大，这姑娘不错，每次见到我热情得不得了，一口一个阿姨。我都七老八十，还阿姨呢。我看这姑娘心眼好，过日子就得找心眼好的，一辈子踏实。”

“吴家的三丫头，模样好，你看她那骨架子，肯定旺子旺孙，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娶进来，肯定能当好家。”

“钱家的老二，单位好，在银行。虽说容貌一般了，但手里捧一个金饭碗，风吹不到，雨晒不到。侯姐对我说了，人家那姑娘不嫌弃你一个吃粉笔灰的，说只要人实在就行。你啥时去看看。”

男女之事，天地纲常。管子《入国篇》说的明白：“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和合之。”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不婚不娶的人物是要受法律严惩的。我已不再叛逆，无聊时长吟几句“妹妹几时有”，对母亲的指示自然一一照办。孙二姑娘很健谈，问我近期有没有入党计划，准备怎么为二零零零年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我招架不住，磕磕绊绊答了。孙二姑娘说，“你是第一次相亲吧？”我说，“是。”孙二姑娘说，“如果是第一次相亲，如果没觉得对方没有什么特别不满意处，还是将就的好。越相到后面，就越不满意。”我马上恭维她的经验之谈。她长叹一声，一脸悔意地说，“是啊。我要是早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

张家老大在粮站上班。我们约在电影院门口见面，说好晚七点整，等到八点一刻，来了。可能喷了香水，可能是花露水。总之，一晚上，我头晕目眩，打了十几个喷嚏。第二天，那边传过话，说，“你家的小子是不是身体有毛病？”吴家的三丫头屁股真大，脸蛋还白如羊脂。我还真动心了，不过，没等我用手臂去量她的腰，母亲匆匆赶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不行，她有生活作风问题。这若娶回家，还不让人戳着老李家的脊梁骨骂。”钱家老二很文静，眼睛很好看，就是一只大一只小，用当前两位港台女星来比喻，一只是关之琳，一只是林忆莲；若用动物来比喻，一只是牛眼，一只是猫眼。这真让人悲伤。这也罢了，比喻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更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遗憾的是，钱家老二眼角竟然糊着眼屎。士可杀不可辱!

母亲问我这只癞蛤蟆想娶哪家的如花似玉？我想了半天，想起去年五月开始的，目前已达到高潮，被提高到“精神文明”范畴的“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即“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我说，“找一个够得上五讲四美的。”母亲愤怒了，说，“你也不晓得照照镜子。”我很沮丧。属于我的天鹅在哪里啊？那只脖颈修长眼珠乌黑通体雪白亭亭玉立姿态优雅的鸟。那只翅翼丰腴内心火热在岁月的轮回里不断南迁北移的鸟。那只为爱人捕捉水草与鱼并站在彼此的身体上凝视远方的鸟。那只在我心头不时飞起鸣音清澈身体巨大而又轻盈的鸟呵。

夏天到了，蝉叫得狂躁，扯出一条条杂乱无章的声线。我在校门口买了根绿豆冰棍，五分钱一根。卖冰棍的多是小孩子，黑不溜秋，好像是从湿润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样子差不多，穿着劣质塑料拖鞋，鞋底外侧磨得特别厉害，脚跟上长着厚厚的茧子。他们扑嗒嗒到处走动。

校门口有几个孩子。我走过去。他们在玩一种挑冰棍棒的游戏。先是石头、剪刀、布，然后赢家把一大把冰棍棒握在手心，于离地尺许高处撒落，冰棍棒叠起小山坡。先把零散的冰棍棒拿起，再用一根冰棍棒一根根去挑，若能不挨动其他的冰棍棒，那挑下来这冰棍棒就算自己赢的，否则得让别人去接着玩。小时候我也玩过这种游戏，老输，辛苦攒下的冰棍棒没多久便被别人——多是一些眉开眼笑手指特别灵活的女孩子赢去，也懒得像别的孩子一般去街头捡，从山上找来竹子，用柴刀砍成冰棍棒那般粗细长短，砍出一大堆，再放水里浸上几天，拿去再比，一直到输掉最后一根，也就腻味了这种游戏。

我蹲在孩子们的身边，一边看，一边用舌尖舔棒冰，在上面舔出凹痕，正舔得津津有味物我两忘之际，眼角余光发现一个熟悉的影子。影子从记忆黑洞中冒出来，是一个女人单薄的影子。女人跌跌撞撞地从学校后面的一条小巷里走出来，身子好像早春河里悬浮在水面的冰块，发出咔嚓咔嚓细微的响声。她在哭，无声无息地哭，泪水滚滚而下，双手垂落腰间。她可能已经没有力气去掩饰心中的伤痛，目光痴了。我手中的冰棍掉在地上。这不就是当年路灯下的那位看《高等数学》的女孩儿吗？我迟疑片刻，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跟上去。她走得很慢，肩膀不断耸动。这让我也非常难受，情不自禁地抖动双肩。她到了东门桥，在栏杆上坐下，叉开腿，身体朝向水面。桥下的水很深，几乎每年都有溺水的少年在这里被打捞上来。水面有一大团油汪汪的绿。我担心她出事，走过去，挨着她坐下。她没看我，大颗大颗的泪水掉下来，掉在水面，溅起一个个微小的涟漪。

我说，“你没事吧。”

她的哭声大了，嗓子里仿佛有沙子，剧烈地咳嗽起来。我害怕了。她若掉下去，我岂不是也要跳下去救人？我说，“你还认得我吗？”

她转过脸。这是一张多么悲伤的脸啊。泪水在她脸上划出了两条深深的伤痕。鼻子、嘴还有眼，蹩成小小的一团。她哇地一下哭出声，“我爸打电话来，我弟得病死了。”

我吁出一口气。那个得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死了？我很想深沉地说一声，人总要死的，不管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不管早死还是晚死，结果都一样。想想不妥。没敢说出口。那时候特别流行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谷建芬谱曲的。也不知是谁天才横溢，把歌词改成“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部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啊，亲爱的朋友们，到底谁先被烧成灰？先烧你，先烧我？反正都是不齿人类的狗屎堆。”但我不能用这样的歌声来安慰她，甚至还不能说“节哀顺便。”

我把肩膀借给她。她也不客气，趴在我肩膀上哭了个把时辰才渐渐收住悲声。桥头来往的人并不少，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们。他们可能以为这是一对闹了别扭胆子特别大的恋人。我只能苦笑，研究起她的脸庞。这些在阳光下的泪水真迷人。用断了线的珍珠来形容就有点暴殄天物。我偷偷拈起一颗放在舌尖，有点咸。过了这么多年，她好看多了，若非眉心上的那粒痣，我还真认不出来。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陈映真。”

“我叫李国安。”

“我知道，你在汽车队时，我就知道了。”

陈映真在七七年跟着官复原职的父亲回了省城。她父亲是省政府下放的右派分子。当年，因为没憋住一泡尿，被众人表决做了右派，在下面一呆十五年，现在老了，时来运转，老同学已贵为某省封疆大吏，他也被组织上重新想起。

陈映真与我同年考上大学，在南京大学读了四年，八一年毕业分配至地区行署，八二年下到县城煅炼，在县林业局担任副局长，是整个地区最年轻的女干部，年仅二十五岁。她父亲此时已是省财政厅新任厅长，是人人敬仰的财神爷。陈映真早已打听到我的下落，一直不好意思与我联系，在路上还遇见过我几次，可就是没喊出口。若非这天我主动，我们之间或许就错过了。命运是这样不可思议，那个吃不饱饭的女孩已经成了芸芸众生之上的白雪公主。

几个月后，我被她带到省城，走进一幢爬满青藤的二层小洋楼。堂屋里有两副遗像，一个是那瘸腿孩子的，一个是我所未见过的女人的，应该是陈映真的母亲。我在遗像前默哀三分钟。我不清楚陈映真有没有对她父亲提过馒头的事（估计不会提我摸她的事），她父亲看我的眼光很慈祥，问了我大致的人生经历，又问我在学校的表现，我紧张了。我在校内的风评一向恶劣，上课教书从来应付差事，还老迟到早退。

我结结巴巴吐出四个字，“志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