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张亚平，方清平也颇受我喜爱。方清平现在是一个著名的单口相声演员。他是那年中央台相声大赛中，因说《幸福的童年》而出名的。
北京台有一个栏目叫《脱口而出》就是专门为他打造的。这个栏目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收视率也很高。我和方清平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学生和老师关系，因为方清平是我的干儿子。认干儿子这一段还是十分有趣的。
在很年轻的时候方清平写了几段相声，那天由于他有事，让付强拿着这几段相声来找我。看了作品后我觉得还有点意思，虽然不够成熟，但孩子能写成那样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还行。我是个很爱才的人，这些作品那时候都是雏形的东西，我就提意见，比如，这个应该这样写，怎么这么写呢？可能当时话语说得严重了些，这使付强听了后很害怕，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付强听了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他说：“老师，怎么这么难啊，我以后再也不来了。”付强那时候不到20岁，还很年轻，像小孩儿一样。我说：“别不来了啊。”果真付强走了从此没敢来。虽然失去联系了，但是我脑子一直没忘。由于那天方清平有事没来，我还没见过方清平，只见过付强。
过了若干年，这俩孩子长大了，有一天我无意中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俩说相声，想起付强来了。不久在一次晚会上，我见到李金斗，问起付强他们，李金斗说：“这俩孩子是我徒弟，人不错。”我很激动，就讲起过去的事，说他们当年是怎么找我的，我当时提意见可能重了一些，他们不敢来了。我解释说，说得重是因为喜欢，并说这俩孩子还行，只是后来不敢来找我了。李金斗一听特别高兴，说：“那敢情好，投靠您，巴结都巴结不上，您这主动要教他们，我马上让两个孩子找您去。”
得知了这个消息，方清平和付强特别高兴，就来找我。为了他们我接了一些晚会的创作，主要是让他们能在晚会的创作和表演中得到实际的锻炼。比如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导演刘铁民来找我，让我给他的晚会写几段相声小品。我就带着他们，住到了工程兵招待所。从此，付强和方清平跟了我有吃、有喝、有住。不仅还能跟老师学能耐，还让他们有机会在电视上露一小脸，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是个挺好的机会，当然乐不可支。再加上我脾气好，从不向他们发脾气。他们俩就跟着我，越跟着我越高兴。后来我们又共同做了好几次节目。
<strong>发掘方清平</strong>
那时方清平跟着我，除了参加相声小品的创作，遇到采访我也带着他。后来付强演出比较忙，付强就去演出了，小方在写作方面比较擅长，一直鞍前马后地跟着我。
在那个阶段我收了方清平和付强为干儿子，但有些人认为我是他们的师父，其实这些人还不太明白。我不收徒弟，因为我自己没有师父。相声行是很讲究拜师的，拜师要举行仪式，这个仪式叫摆支，拜师叫叩瓢。我没有师父，没有师父一般称为海青。作为海青不能收徒弟，但是我可以收干儿子，我的干儿子还真有几个，后来都在相声界出了名。
我之所以看上方清平，并带他写相声，包括后来跟我写戏，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方清平的语言非常像我，特别活泼、诙谐。以前在我刚出道的时候，有人给我总结过，说我的相声是四小，即小体裁、小人物、小包袱、小聪明。再看方清平写出来的东西也是这个特点，所以我喜欢他的东西，带着他很方便、不费劲。我们俩后来写的东西，分不出来哪个是我的，哪个又是方清平的。因为我跟别人写的东西还有些差距，比如白云海。我们的语言是有很大区别的，而方清平跟我在语言上特别靠。方清平非常聪明，有灵气。干写作这行的都知道，写东西一定要有灵气，没有灵性是写不出来好东西的。方清平悟性也很高，写东西确实要有悟性，这都是他后来出名所必备的天生条件。
别看这小小的一段相声，就全国来讲，写相声的作家很有限。马季老师过去就跟我说过，找写诗的、写小说的、写戏的不难，但我要找个写相声的太难了。写相声需要特殊材料。方清平就是一个特殊材料。
写相声要懂得相声的结构，一开始有一个垫话，垫话完了是瓢把儿，瓢把儿完了是正活儿，正活儿完了是底。你看着结构很简单。垫话是开场白，瓢把儿是在正活儿中间，用几句话把上面说的话和下面要讲的故事连上，然后攒底。别看就这点事，没有一定特殊的素质写不了这种东西。否则没法看，要不俗不可耐，要不味同嚼蜡。
我认为，写相声要有观察能力。观察一件事要找出一个角度来，选择一个切入点，才能写好相声。相声编出来，经演员一立，看着那么活泼，听着那么可笑，语言要求强度高，其实挺难的。方清平素质好，他跟我在一起合作一点也不费劲。到后来方清平水平比我还高，语言也比我活泼。我说这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别看他平时不笑，但他心里会笑。方清平的写作习惯与我不一样。我写作比较皮实，什么条件都能写。我能够在任何环境下创作。比如，我走着走着想起什么，坐在马路牙子上就写。有一次我坐在马路上写，遇到了一个熟人，那人看到非常惊讶，因为，我屁股底下爬了好多绿虫子，把裤子都染了，我都没有感觉。我不管在哪儿，有人说话我也能创作。我过去在首钢宣传队的时候，那边地方不大，有些人在那儿连跳带说的，我都没感觉趴那儿就写。后来调到曲艺团，编导组设在西单剧场，中午编导组十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聊天的时候我在那睡觉。等我醒了，在桌子上扒开一块地儿就开始写。有个老同志感慨地说：“能不出名吗？” 我就属于这样的人，在家里对着电视能写，写的时候也知道电视里演的大概内容，像我这样脑子的人搞写作的还真有几个。写《泰囧》的那个束焕是一个，还有就是写电影《初恋我们不懂爱情》的编剧费明。别人我不知道了。像白云海和方清平，他们都要关上门，一点声音都没有，一个人在那儿琢磨，别说还真能琢磨出好东西来。
我们接了活儿，一般情况下，我能在剧组里写，方清平不行，小狗撒尿—认地儿。他不在外面写。他乐意回家去写。他这人写作和别人不一样，他要先拿纸写出个大概齐，完了后再打字。方清平跟我写作的时候，很知道吃苦。写作不像抡大锤，有力气不管用。尤其是过不去关的时候，绞尽脑汁能把人憋得头要爆炸。小方能够吃苦，写东西特别仔细。他语言好，包袱好，来得快。说起来，写作不像工厂里的车、钳、铆、电、焊，有师傅教徒弟就能学会。写作教不了，只能凭感觉，感觉好坏是天分。
我没教方清平什么，只是给了他一些机会而已。小方真是难得的一个天才。想当年马季发现我的时候非常感慨，如今我发现方清平也一样地感慨。我们合作了几段相声都非常好。
<strong>砸挂白云海</strong>
在我和方清平开始合作的时候，我的好友、北京电视台的李峙宾来找我。李峙宾原来是一个报社的编辑，如今在北京卫视的一个栏目做制片人。李峙宾年轻的时候也跟过我，那是在1995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尹力给我打电话说，你快过来吧，有个任务要交给你。当时我住在港澳中心，刚把北京台的一个节目搞完，听说尹力要找我给中央台搞节目，这是不能推辞的。因为我过去曾答应过尹力与他合作。做人不能食言，这次一定要完成自己的承诺。在这次合作中，尹力叫来一个年轻人，就是李峙宾，他说：“这个节目您带着他干吧，别客气，他就是您的学生。”
尹力是一个著名导演。我这次的任务是在这个晚会里写几个小品，主要是反映质量问题的。尹力说他不看我的稿，因为我是写小品和相声的专家，但他不是，他只是晚会的导演。尹力说他只给我要求，那就是创作六个小品，每个小品不能超过四分钟，一共24分钟。他说：“您只要给我完成这个就行了。”
我当时觉得这个导演很开通，我找的是蔡明、郭达，杨新鸣。他们三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李峙宾在这个晚会的撰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节目最终得了一等奖。我从那时候认识了李峙宾，一直到现在没有断过联系。后来李峙宾调到北京台搞专题栏目。在我和白云海合作期间，李峙宾也常找“白莲”做他栏目的嘉宾。可笑的是，我摔了腿，拄着双拐，也被李峙宾请去做嘉宾。说的话题是有关质量问题的，因为我腿摔坏了，很多熟人还以为我是受害者。其实不是，我只是做访谈的一个嘉宾。李峙宾一直叫我廉叔，由于我们的关系不一般，虽说我不搞晚会了，李峙宾搞什么还是邀请我来帮忙。
这次，付强跟方清平就跟着我一起给李峙宾写小品。我们住在新兴宾馆。因为这次李峙宾当导演，撰稿当然就要请白云海来写了。虽然我写了电视剧，我和白云海也没断交情，有时候还有合作。但白云海是撰稿大家，每次由他撰写的晚会，都会很精彩。这是行家公认的。
白云海加入后，付强和方清平就喜欢和他开玩笑。比如，白云海说：“我写的东西都来源于生活。”本来下一句是高于生活，结果小方不等他说完，就幽默地说：“您来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白云海刚一反驳，付强那就说：“回车！回车！”逗得白云海说这俩孩子真坏。
我们行话把这种抖包袱叫砸挂。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或相声作家一定要有砸挂的本事，砸挂能锻炼相声演员在台上抓哏儿取笑的功力。砸挂砸得好说明这个演员有扎实的功底和幽默的智慧。方清平和付强砸挂砸得好，说明他们是一个好演员，只是他们老拿白老师砸挂，就苦了白云海老师了。
白云海这人的性格非常直率，有什么事从来不藏着掖着。这次给李峙宾撰稿，请的主持人是王刚。因为王刚和白云海交情也不错，在一起一见面就要喝二锅头。这次王刚当主持人，还真是冲着白云海来的。王刚给了白云海面子，白云海也是个讲义气的人。赶上录制节目那天，白云海有事，电视台搞节目有个规矩，那就是录像那天结束就要给参加演出的演员酬劳。又因为在彩排那天出了点问题，尤其是电视台和主办方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白云海怕录完后王刚的劳务费不能落实，千嘱咐万嘱咐对我说，他不在，让我帮着盯一下王刚的劳务费。他就是担心主办方不给。我也怕出偏差，但我不愧是点子廉。为了保证王刚的劳务费不落空，我找到主办方，问他跟王刚熟不熟，主办方说不熟，我说那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你们两个见个面吧。主办方一听要和著名主持人王刚认识，非常高兴。我趁这个机会对王刚说：“一会儿这个劳务费他给你。”主办方连连点头说：“我给，我给。”就这样把这件担心的事完成了。那天白云海好几个电话盯着，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这个结果让白云海踏实了，他对我非常佩服。
<strong>《新夜行记》的诞生</strong>
我和方清平合作的相声最成功的那段应属《新夜行记》。说起这段相声，也有一段故事。有一天北京电视台来人找我，说李兰导演找我有重要的事。那时候北京市正在为迎奥运做准备，出租车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窗口。北京台要举办一个晚会，要以这个窗口为主题。他说北京市龙新民副书记点名，要我写一段相声，而且名字都起好了，叫《新夜行记》。
龙新民副书记原来当过北京电视台台长，以前我经常与电视台合作，我们之间比较熟悉。我一听觉得这事确实挺大。何况龙书记把名字都取好了，这事不能不接，接了就要写好。
我想这么重要的任务我跟谁来写呢？跟白云海写？我当时确实想找他，因为我和白云海在一起完成了许多重要的事，都很出色。但是我现在带着方清平呢，我再找他不好。跟方清平一起写，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后来，我觉得对年轻人总不放心，永远也锻炼不出来，一咬牙就让方清平干了。
方清平虽没接过这么重的活儿，但是还有我呢。另外，方清平在设计包袱上高人一筹，好相声有了创意，又有一个聪明、睿智具有幽默感的人，这就是能完成这次重要任务的先决条件。我找到了他，并把这事告诉他，说北京市副书记点名让我写一段相声，名字都取好了，叫《新夜行记》。这段相声写好要参加北京电视台的晚会，到时龙书记要亲自参加晚会。方清平听后也很兴奋，说行。交代完了，方清平就先去写了。
写完了让我一看，我觉得不行。小方没有领会我的意图。初稿没有写好，我对小方没有批评，采取的是启发。我一看方清平写的还是自行车，我说：“小方，夜行记就是一个自行车吗？你怎么还写自行车呢？不应该写这个啊！现在是汽车时代了，要写汽车，要写酒后开车。写刘洪沂。”为什么要写刘洪沂呀？因为刘洪沂老师是相声界著名演员，他人缘好，许多同行包括比他辈分小的都爱跟刘洪沂开玩笑，行话是拿他抓哏，给他编笑话。当时在相声界流传他的笑话很多。在相声界别人拿自己抓哏，编笑话抖包袱，只要不是恶意，本人一般不会生气，因为行里人都懂，这是给你扬腕儿。扬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扬名。并不是坏事，里边含着褒义。
说起刘洪沂老师确实可乐。比如，起初相声演员都梦想能有一辆汽车，有了汽车一般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图个方便。那时开的车，不像现在都是好车、新车。因为挣钱不多，能买一辆二手车就非常不错了。经过不懈的努力，刘洪沂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拥有了一辆破汽车。不怕人笑话，那时候那辆破汽车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按现在来讲，刘洪沂开破车，也构成了炫富。然而，这个破车却成了他的负担，一天到晚怕车丢了。他家在中国杂技团的时候，住在五楼。每天从外面回来，一下车把方向盘、车挡全都拆下来，扛上楼去，每次下楼再装上。这本来就很可笑了，后来还有更可笑的。有一次唐杰忠的徒弟李金祥来跟他借车。他把车把、挡把及钥匙交给李金祥，李金祥扛着这些铁家伙下了五楼，来到车前拿钥匙开了半天，那车门也开不开。没办法又把这些东西扛上楼来了。李金祥说：“叔，您这车我实在开不开。”刘洪沂说：“不是给你钥匙了吗？”李金祥说：“我就是使这把钥匙开的，都拧热乎了也开不开。”刘洪沂说：“你怎么这么笨呢？我去吧。”李金祥跟着他下了楼，只见刘洪沂把钥匙插在门里，开完了后用一只腿的膝盖顶了一下门，再用两只手扣住门的底部往上端了一下，那门才开，刘洪沂说：“这不开了吗？”
他的笑话还有许多，有头有尾相当可笑。方清平属于一点就破的人，听了以后眼前一亮，回去重写了一段，我接过来再看，前后就跟两个作者写的似的。后面的那段写得极其精彩，结构完整，包袱多，内容焕然一新。方清平果真把刘洪沂那些笑话写进去了。后来我们听到李金斗说的《新夜行记》里就有酒后驾车，下了车卸挡把，扛在肩上跟高尔夫球杆似的，后来李金斗老师给改成炒勺显得更可乐了。
这段相声写完后，由电视台导演送给龙书记审阅，得到充分的肯定。在商量让谁说的时候，方清平主张让自己师父李金斗说。由李金斗说这段相声我当然没意见，于是我当即给李金斗打了一个电话：“兄弟，我跟小方写了一段相声，叫《新夜行记》，是龙新民副书记取的名，并点名让我们写的，这活儿不错，是一个把杆活儿（把杆活儿的意思是可以作为相声演员的代表作之一）。”李金斗听完很高兴地说：“行，让我徒弟拿来给我念念。”后来李金斗把这段说出去了，果然大火。观众爱听，同行夸奖，都说这段写得好。从这段相声开始，方清平写的相声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便越来越火了。
<strong>相声剧《爸爸丢了》</strong>
我在和张亚平合作的同时，交替着带方清平写节目，那会儿我正好犯更年期。之前我应邀给北京电视台一个筹建的栏目写了一个栏目剧，后来这个栏目没用上，这个剧放在手里也就没有用。我在家里闲得没事，想改成一部单本喜剧，没有什么人要，也就是写着玩。因为受更年期的影响，写半截就搁下了。
有一天，方清平到我家看见了这个剧本。我说自己身体不好，让他帮我往下写写，方清平答应帮着写。写了一部分后他拿给我看，由于他的包袱巨好玩，我看了捧腹大笑，觉得这个干儿子真是个奇才，是个难得的懂幽默的人。
方清平写喜剧顺当自然，用包袱信手拈来。他也是正当年，许多幽默喜剧的东西像流水一样自然流出，他的语言包袱经常一个接着一个抖，行话管这叫串屉的包袱。我认为，包袱这东西很深奥，你必须先在脑子里构成一个鲜活的带实质性的笑料，然后欣然落于纸上，使人看到忍俊不禁。小方在这方面干练成熟，运用自如。我看了他续写的一段，感觉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后来我又接着修改完成这部喜剧，并把这部喜剧改成了一部舞台相声剧，取名《爸爸丢了》。
这个戏虽几经周折，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后来终于有了着落。有一天，北京曲剧团团长凌金玉找我，问我有剧本没有，我跟他说，有这么一个戏《爸爸丢了》，是相声剧。林团长看完后觉得题材不错。
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我有个老战友名叫底明，在北京西城区宣传部当处长。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一个大杂院里有一个老人，这个大杂院里的孩子都是他给看大的，老街坊们亲如一家，后来老人去敬老院了，院里的老街坊都很想念他，又给他接出来了，在各个家轮流住。这是个真事。
我听后很受感动，就把这件事艺术化了。我编了一个故事，写了一个叫方京生的人，因为工作忙，把老父亲送到了敬老院，后来老街坊偷着给老人接走了。一次方京生到敬老院找不到自己的父亲，就把敬老院的院长马五一告上了公堂。
我别出心裁，设计的是一个古代县官审现代的案子。由于时代的差距，审案中笑料连篇。曲剧团凌金玉团长跟我商量，能不能把这个相声剧改成曲剧。北京曲剧团和北京曲艺团是一个团，对曲剧团很了解，因此我就同意了。为了演好这部曲剧，北京曲剧团特邀潘长江出演县官，小方给这部曲剧起了个名字叫《找啊，找啊，找爸爸》。这是我带小方一起完成的一部舞台剧。这部剧小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小方跟我在一起，因为我年纪也大了，我们好多成功的东西都多亏了他。所以说，我们俩的相遇是一种机缘。我们除了写相声外，还接了情景喜剧。
情景喜剧一般都是喜剧，也可以说是放大了的小品。因为我们都是写相声的，在语言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情景喜剧实际上对语言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所以，搞情景喜剧我们爷俩会占很多便宜。相声和情景喜剧都是小结构、小故事，有写相声的能力再加上能编故事，搞情景喜剧并不难。所以我带着他写情景喜剧，方清平越写越好。后来我们爷俩分开了，小方自己也搞了几个脍炙人口的情景喜剧，在这方面发展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