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们有充分理由把接下来向疯狂深渊的缓慢下落只用一个词来指认：“线”。对他们来说，从今往后，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在“线”上的人和除此之外的人类——那些不在“线”上的人。或者也许只有一类人：在“线”上活下来的人。或者，也许到最后连这个界定也不充分：多里戈·埃文斯越来越被一个想法困扰，那就是只会有死在“线”上这唯一的一类人。他害怕只有在他们身上才会实现苦难和智慧令人恐惧的完美结合，使人成为充分的人。
回头向下看着铁道木桩，多里戈·埃文斯看到在它们周遭有这么多事无法理解、无法交流、不可理喻、无法预测、无法描述。简单的事实说明这些木桩为什么在那儿，但它们什么也没传达。一条线是什么？他想，这条“线”是什么？一条线是从一点通到另一点的什么东西——从现实到非现实，从生存到炼狱——“没有宽度的长度”，他记起中学几何中欧几里德这样描写一条线。一个没有宽度的长度，一个毫无意义的生命，一个从生到死的进程，一个通向地狱的行旅。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帕拉马塔镇的旅馆房间里，多里戈·埃文斯睡着了，他翻来覆去，梦见卡戎8——那个龌龊的摆渡人，以留在死人口中的一枚银币为代价，把他们摆渡过冥河，送到地狱去。在梦里，他嘟囔着维吉尔9对卡戎的可怕的描写：狰狞邪恶，脸上盖着蓬乱的花白头发，凶残的眼睛被火焰点亮，肮脏的斗篷从肩上打的一个结挂落下来。
那天晚上，和丽奈特·梅森躺在那儿，他在床边放了一本书——他中年时恢复了从前阅读的习惯，无论在哪儿，总在床边放一本书。他说，一本好书让你读完想再读。一本伟大的书驱迫你重读自己的灵魂。对他来说，这样的书很少，随着他变老，越来越少。他仍然在用心找，寻找又一个让他永远系念的伊萨卡岛10。下午，他读到很晚，因为书作为护身符或者吉祥物而存在——某个与他亲善、照护他的神祇，使他安全渡越梦的世界。
那天晚上放在床边的书是一个前来为日本战争罪行致歉的日本妇女代表团送的礼物。她们仪礼周到，带着摄像机。她们带来的礼物里，有一件很出奇：一本日本辞世诗的英译集，来自日本诗人临终写诗的传统。他把它放在枕头旁边的黑木床头桌上，小心放得与头齐平。他相信书有一种灵氛卫护他，他相信身边没有书他会死。没有女人，他欣然入睡。他从来没在身边没有书的情况下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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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2>
白天早些时候翻看这本书，多里戈·埃文斯被一首诗吸引了。临终前，十八世纪俳句诗人紫水终于回应了让他写辞世诗的请求——他抓起毛笔，画下他的诗，然后等着死去。紫水受惊的门徒看到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圆。
紫水的诗回转过多里戈·埃文斯的潜意识，一个被收纳的空无，一个无终结的谜团，没有长度的宽度，宏伟的轮轴，永恒的回归：圆——“线”的对立面。
留在死人口中的银币，用来付给冥河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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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2>
在到达“线”上之前，多里戈·埃文斯在一个位于爪哇高地的战俘营里待过，作为一名陆军上校，他成了负责一千名被俘士兵的二把手，这些战俘大多是澳大利亚人。他们消磨永不终止的时间，感觉着生命在运动项目、教育活动和音乐会中流逝，吟唱对家乡的记忆，开始他们润饰中东传说的毕生事业——黄昏时满载砂岩的骆驼队，罗马废墟和十字军城堡，切尔卡西亚雇佣兵穿着带银镶边的长大氅，戴着高高的黑色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塞内加尔士兵——威武高大的男人，靴子挂在脖子上从他们面前走过。他们满怀伤情地回想大马士革的法国姑娘；在巴勒斯坦，卡车从阿拉伯人身边开过，他们从后车厢里大叫“犹太杂种！”，直到遇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年轻女工；卡车从犹太人身边开过，他们从后车厢里大叫“阿拉伯杂种！”，直到看见屯垦园区的犹太姑娘——穿着白衣衫、蓝短裤，把一袋袋橘子硬塞给他们。他们又为澳洲小龙虾布罗斯的故事发笑：头发像从针鼹那儿借来，花了二十四小时逛开罗妓院，回来后狠挠胯裆，得了澳洲小龙虾这个外号是因为他当时看着下体问：“这些中东人的澳洲小龙虾是什么？一定是从该死的吉卜赛人的马桶座上带下来的，是不？”
“可怜的老伙计澳洲小龙虾，”他们会说，“可怜、该死的杂种。”
很长时间没什么事发生。在被洒掉的阿拉克烧酒弄得黏糊糊的咖啡桌上，多里戈替朋友写情书，永生不死的矜夸渗出凡人的欲火，一成不变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在炮火的照明下给你写信——”
接下来是叙利亚战役的岩石、干山羊粪球、干橄榄叶，背负沉重的行囊，滑溜着从塞内加尔人因时间因地点而肿胀的尸体旁经过，他们的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同时传来远方别处战斗和小冲突的枪声、爆破声、爆裂声。死人和死人的枪支弹药及行装像那地方的石头一样散布着——无所不在，无可逃避，他们没有躲着走，而是在死人肿胀的身形上踩踏而过——任何评论或思想都无法触及的身形。三个拉骡子的塞浦路斯人中有一个问多里戈·埃文斯，他们到底在被领往哪个方向。他完全不知道，但早在那时他就懂得必须说些什么使他们抱成团儿。
附近一头骡子叫了，他从眼角抹掉一个沙土结成的球，四下望望他们所在的高粱地，再转回头看两张地图：一张他的和一张拉骡人的，在重要细节上，两张地图没有任何共同处。终于，他看指南针确定了方位，结果跟两张地图都不吻合，但他做出过那么多决定，靠的是一种多数情况证明为正确的本能，如果没被证明为正确，他至少采取行动了——经验使他认识到行动往往更重要。他是澳大利亚帝国部队第2/7伤亡人员中转站的第二负责人，靠近前线，他们接到命令要在一个战术性撤退的混乱中转移战地医院——第二天，战术性撤退的混乱将变成战略性进军的混乱。
伤亡人员中转站的其余部分用卡车撤离到远离前线的后方，他和最重要的物资设备留下来等最后一辆卡车。来跟他会合的不是卡车，而是由二十头壮骡组成的骡队、三个塞浦路斯搬运工和几个新指令，凭靠这些，他要携带物资设备前进到新开辟前线上的一个村子——按照他们的地图，村子在二十英里以南；按照他的地图，村子在二十六英里以西。小个子、喋喋不休的男人，这些塞浦路斯人给盟军在叙利亚对抗维希法国军队的旅行马戏表演锦上添花，在一个规模大得多的战争中的小规模战争，没有人过后还记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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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h2>
两天的行程，他们走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第二天，在一条通向山里的很陡的坡路上，多里戈和三个拉骡人遇到一个由来自塔斯马尼亚的七个机关枪手组成的野战队，他们的卡车坏了。在一个名叫土人伽迪纳的年轻中士带领下，他们正向同一目的地前进。他们把维克斯式步枪、三脚架、金属弹药箱搬到备用骡子上，一起继续前进，土人伽迪纳有时轻声唱歌——当他们爬上又翻过布满岩石的斜坡陡坡，穿越沟壑、被毁的村落，走过正腐烂的尸体、摇晃的半立半倒的石墙时。一次又一次，泼洒的橄榄油散发着臭气，死马散发着臭气，散乱的椅子、破桌子、破床散发着臭气，破房子坍塌的屋顶散发着臭气，敌人的七〇五式加农炮前后不停地捣击。
从山上下来回到低地，他们经过干燥的石墙——在二〇五式加农炮的轰击下，这些石墙没给现在平静地躺在四散的，破烂行装、破武器、破法国锡帽中的人提供保护。他们继续前进，越过死人：死人在由无谓堆积起来抵御死亡的岩石筑成的半月形齐胸掩体里，死人在高粱地里肿胀起来——被炮弹毁坏的古代石建水道流出水，把高粱地变成了充满腐殖物的可怕湿地——试图逃生而躲进一个七户人家的村子里的十五个死人，躺在毁坏的清真寺叫拜塔前的死女人，她的一小捆东西裹在破布里，散落街尘，牙齿在一个南瓜顶上，一辆烧毁的卡车里，被炸的死人碎片散发着恶臭。
之后，多里戈·埃文斯记得那块破布褪色的红白花图案多么漂亮，他没记住多少其他别的，为此他觉得有种奇怪的愧疚感。他忘了弥散在村里破房子周围的石屑被吸到嘴里的呛味，那瘦骨嶙峋的死驴子和那几只死去的可怜山羊的气味，残破的屋顶平台的气味，炸毁的橄榄园的气味，强力炸药酸涩的臭气，泼出的橄榄油浓重的气味，这些气味融在一起，他把这气味跟人类处于困境连在了一起。为了把死人屏蔽在鼻孔外面，他们抽烟；为了不让死人猎食他们的头脑，他们说笑话；为了提醒他们自己他们还活着，他们吃东西。土人伽迪纳对自己是否可能会被杀死长篇大论了一番，但是他确信他的运气总是在变好。
半夜通过粟米地，他们看见绿色信号灯照亮了一个被毁的村子——法国人通过激战从澳大利亚人手中夺取了村子，又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法国人进攻时用高射炮，把守卫村子的澳大利亚人变成了非人的物体：正在干燥的深红的肉和被苍蝇腐蚀的内脏，被烧着、被粉碎的骨头和反咬裸露牙齿的脸，那些恐怖的死亡的牙齿裸露着，多里戈·埃文斯开始在每个笑容中看到它们。
终于，他们到达了指定的村子，发现它还被法国人占着，正遭受英国皇家海军的猛烈轰击。远远的海上，战舰发出威吓声，英国的大炮有条不紊地摧毁着村子，一座房屋接一座房屋，从谷仓到隔壁石头房子，再到房后建筑。在安全距离以外，多里戈·埃文斯、拉骡人和机枪手看着村镇在眼前变成了碎石和尘土。
尽管难以想象还存留着任何活着的生物，炮弹还是像雨点般落下。中午时候，法国人出人意料地撤退了。这些澳大利亚人前行在被炸弹的爆裂烧焦的黄色路面上，穿过倒塌阳台残余的墙面，踏过遍地瓦砾，绕过断树依然完好的根株、扭曲变形的枪支和榴弹的残片，经过火炮射手：他们已经肿胀起来，遍体鳞伤，有的看上去像在正午阳光下睡着了——要不是从他们凸出的眼珠那儿流出一种果酱似的东西在长满髭须的脸颊上跟灰土混成一堆脏兮兮的膏状物。除了饥饿和疲劳，他们没有其他感觉。一只山羊悄无声息地踉跄到跟前，内脏从体侧挂下来，肋骨暴露着，头高高挺起，一声不吭，好像单凭坚强它就能活下来。或许它做到了。
“妈的，这是比依·盖斯特11先生本人。”一个红头发、高个子、瘦骨嶙峋的机枪手说。尽管它或许能活，他们还是把它枪杀了。机枪手全名是伽利波利·凡·凯斯勒，一个胡恩谷的苹果园主，习惯用懒洋洋的纳粹礼跟人打招呼。他的姓来自他自欺欺人的德国父亲——以为自己曾经在老旧的欧洲是一个人物——在凯斯勒这个农民的姓前面加上了贵族气派的“凡”，它也来自他父亲后来在新世界失去一切的恐惧：“一战”期间的反德分子歇斯底里地放火把他的谷仓、畜棚夷为平地。他们和其他德国移民住在霍巴特后面的山中聚居地，聚居地的名字迅速从俾斯麦改成科林斯瓦勒，卡尔·凡·凯斯勒把儿子的曾崇他父亲的名字改成伽利波利——为了庆祝澳大利亚在他出生前一年介入对土耳其的灾难性入侵12。这名字太堂皇，跟他那张像放久了的苹果核似的脸不相称。人们就叫他“凯斯”。
在镇上，他们走过一辆烧得火红的法军坦克、翻得底朝天的运输车、炸烂的装甲车、布满弹孔的轿车，弹药堆、纸张、衣服、炮弹、步枪、手枪四散在街上。在乱象和瓦砾中，店铺在营业，交易在进行，人们在清理，像经历了一场自然灾害，休假的澳军四处转悠，购买收罗小纪念品。
他们在豺狼的尖吠中入睡，它们来村里以死人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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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h2>
晨光乍现，多里戈·埃文斯起来发现土人伽迪纳在村子主街当中生了一堆火。在火堆前，他坐在一把富丽的、蒙着凸绣银鱼的蓝丝绸的扶手椅上，一条腿搭在扶手上晃悠，手里玩弄着一个压变形的法国香烟盒。在那椅上的海洋里，他黑皮肤、皮包骨的身体裹在肮脏的卡其布军服里，让多里戈想起一捆被冲上陌生海岸的棕色海藻。
土人伽迪纳的军用挎包看上去只有别人的一半大，但从里面冒出仿佛无尽的食品和香烟的供给——黑市上换的，收罗来的，或是偷来的——这些小奇迹给他挣得又一个外号“黑衣王子”。他正把一个葡萄牙沙丁鱼罐头扔给多里戈·埃文斯，维希法国军队开始用七〇五式加农炮、重机枪和一架单独执行低空扫射的飞机轰击村子。但每件事好像都发生在别处，他们喝着吉米·比奇洛找来的法国咖啡，闲聊着，等着指令或战争找上门来。
兔子亨德里克斯——一个短小结实的男人戴着一套不合称的假牙——正在一张大马士革明信片的背面给他为蜥蜴布朗库西的妻子梅西画的素描添上最后几笔，它将替代梅西的照片，照片四分五裂，蛛网似的细缝布满她的脸，显影液的遗留卷缩成数不清的微小秋叶，想知道她是谁，现在只能靠猜测。兔子亨德里克斯的铅笔画捕捉到跟照片上的梅西相同的身态和颈项，但眼睛周围有点儿像玛依·维斯迪希13，胸部更像玛依·维斯迪希，隐现着一条梅西从来无以自夸的乳沟，表情更直露，更具诱惑力，在暗示梅西极少干的事。
“跟我讲讲，”吉米·比奇洛说，“为什么我们用机枪扫射一批批为法国人打仗的非洲人？而这些非洲人也想干掉我们这些在中东为英国人打仗的澳大利亚人？”
这张画让蜥蜴布朗库西感觉不舒服，画看上去有作伪之嫌，好像一种奇怪的背叛。但因为其他人都认为他妻子看着棒极了，所以他把表送给兔子亨德里克斯做交换，宣布画上的姑娘就是属于他的女孩。兔子不要他的表，拿出素描本，开始画他们喝早餐咖啡的群像。
“他妈的连澳大利亚东边都不是。”杰克·彩虹说。他有一张隐士的脸和一根码头装卸工的舌头，他自己是养猪的农夫。“在北面，”他说。“怪不得我们弄不清下一个村子在哪儿。连我们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是在他妈的最北边。”
“你一直都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杰克，”土人伽迪纳说，“我给你十二比一，跟你赌吃早饭前我会死。没有比这还公道的。”
杰克·彩虹说他宁可当时当地用枪干掉他。
多里戈·埃文斯下十先令的注，二十对三，赌打完仗中士还活着。
“对极了，”吉米·比奇洛说，“我站在他一边。你是幸存者，土人。”
“你朝上扔两个硬币，14”土人伽迪纳说，一边从脚下袋子里变出一瓶干邑白兰地，把每人的咖啡杯添满。“你们赌结果，但事实是，如果两个硬币连着三次都是有人头的那面朝上落地，在统计学上说，两个硬币下次都是有人头那面朝上落地的几率还是相同的。所以，你再给两个人头下注。每次扔都是第一次。这想法不讨人喜欢吗？”
话音刚落，战争终于找上他们。多里戈·埃文斯站在扶手椅旁边，正倒咖啡，澳洲小龙虾布罗斯刚从战地厨房带着装早饭的热盒子回来，这时，他们听见一枚七〇七炮弹飞驰过来。土人伽迪纳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抓住多里戈·埃文斯的胳膊，把他拖向地面。爆炸的声光热像巨潮般穿透了他们。
等多里戈·埃文斯睁开眼睛，四处张望，有小银鱼的蓝色扶手椅不见了。在浓厚的尘雾中，一个阿拉伯小男孩站起来。他们对他大叫趴下，他没听，澳洲小龙虾布罗斯蹲下身，挥手叫他趴下，还不起作用，于是他向小男孩跑去。那一刻，又一枚炮弹落地。爆炸的威力把小男孩抛向他们——他喉咙被弹片割开了。在有人到他身边之前，他死了。
多里戈·埃文斯转身朝向土人伽迪纳——他还拽着自己。在他们身旁，兔子亨德里克斯正把沾满土的假牙塞回嘴里。澳洲小龙虾布罗斯荡然无存。
我喜欢，黑衣王子说。
多里戈刚要作答，一架敌机从远远的后方朝他们发动了又一轮俯冲扫射。回升到他们上空，飞机瞬时变成一股喷着的黑烟。从那儿落下一个黑点，开放成降落伞，很显然，飞行员逃脱了。风把飞行员扫向他们，公鸡麦克尼斯从三个塞浦路斯人其中一个的手中抢过三〇三式步枪，开始瞄准。多里戈·埃文斯把弹膛推到一边，对他说别他妈犯傻。
“澳洲小龙虾呢？”公鸡麦克尼斯吼道——嘴唇上蒙着一层砾石屑，两眼像发狂的白球。“那也是妈的犯傻？还有那小孩儿，也是妈的犯傻？”
他的脸看似英俊——但如杰克·彩虹指出的——细看像用边角料拼凑的。作为一个士兵，他出了名地没本事，因此，当他把三〇三式又举到肩上，再次瞄准，然后开火时，每个人都惊讶他居然射中了。跳伞的人像被突起的狂风吹到似的抽搐，然后猝然跌落。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终于吃了装在澳洲小龙虾布罗斯的热盒子里的粥，粥现在凉了，没人跟公鸡麦克尼斯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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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2>
就这样，他们继续——笑话，故事，没能活着回来的澳洲可怜虫，被征用作澳大利亚帝国部队康复中心的特珀里宫殿，抛便士的赌博和乔治五世和铁锚，啤酒和伙伴，住走廊那头房间的女工走过来加入赌博，想试试她们的运气，山村里跟叙利亚小伙子对垒的足球赛。接下来，在爪哇，在投降后，有几次分组出去捡柴火，看到穿湿纱笼的女人在采茶，她们换上干纱笼，替彼此摘除头发里的虱卵，那景象多美——“基督啊，”他们走过时，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说，“只看得见但摸不着，我把这叫惩罚。”
但对他们的惩罚才刚开始。六个月后，他们被卡车运到去暹罗修建新工程路上必经的海岸，一千人，整整三天，像沙丁鱼似的被塞在一艘敝旧船只黏糊糊的底舱，到了新加坡，又被命令向樟宜战俘营行进。那是一个怡人的地方——两层白色楼的营房：愉人耳目、通风良好；齐整的草坪；穿着整洁的澳军士兵：身体健康、精神昂扬；军官手持拐杖，高视阔步，袜子翻着红边；柔佛海峡尽收眼底，还有很多菜园。他们穿着各色澳军军服或荷兰军服，饿得皮包骨头，很多人没穿鞋子——多里戈的兵非常醒目。“爪哇垃圾”，樟宜的澳军战俘指挥官卡拉汉少将这样为他们命名，然而，无视多里戈的多次请求，卡拉汉拒绝供给他们衣服、靴子和食物。相反，因为多里戈·埃文斯在要求发放军需储藏时反抗的态度，卡拉汉试图把他从指挥官位置上赶下去，但没成功。
小瓦特·库尼找到大马哈鱼费伊，说他有一个逃亡计划——设法混入在新加坡码头做工的人群中，在那儿让人把他们钉进木条箱或类似的东西里，让人把他们装上船，这样他们就能回到悉尼。
“这个计划很好，瓦特，”大马哈鱼费伊说，“只是没法真干。”
他们和樟宜战俘营的顶尖球员踢了一场足球赛，以八分之差输给对方，但这不是在听羊头莫顿长达四十五分钟的讲话之前，他的开场白对他们来说将成为不朽——
“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伙计们。第一件事是……”
两星期后，“爪哇垃圾”穿着来时的破烂离开，他们中有没被钉进木条箱的瓦特·库尼。正式命名为“埃文斯的J部队”，他们被带到火车站，被塞进狭小封闭、用来运米的铁制货箱，每个货箱装二十七个人，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在赤道的酷热中，他们穿过橡胶树和丛林的隧道，从这么多汗流浃背的兵和稍开着的滑门望出去，缠结的绿色无边无际辖制着他们，在视界中越来越小的是穿纱笼的马来人、印度人、作苦力的中国女人，全戴着鲜艳的布包头，在稻田里劳动，还有他们——在这些狭窄拥堵的炼炉黑暗中。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对自己不了解。在身心里蛰伏的那么多东西，他们眼下正在去与之相会的途中。
在他们身下，铁道单调重复地擂击，他们随之晃动在同伴的胳膊和腿之间，湿漉漉的汗液让他们打滑。第三天，黄昏将近，眼前开始闪过稻田和糖棕树林，还有泰国女人，黝黑丰满，乌亮的头发，美好的微笑。他们必须轮换着坐，睡下的把腿蜷曲起来，放在旁边人的身上，包裹在浓得像烟似的恶臭里——呕吐物干了的气味，身体像油脂变质了的气味，拉屎和呕吐，他们挺着，涂满煤烟，垂头丧气，一千英里，五天没东西吃，六个站和三个死人。
第五天下午，在离曼谷四十英里的班篷，他们被带下火车，被赶上有很高挡板的卡车，每辆车像装家畜似的塞进了三十个人，人们像猴子一样紧抓同伴，在一条尘土厚达六英寸的路上穿越丛林。一只鲜蓝色蝴蝶在他们的头顶振翅飞舞，停在一个来自澳大利亚西部的战俘肩上，被他一巴掌拍死了。
夜幕降临，路还在伸展着，深夜，他们到了塔尔萨，满身污秽，结成了一层灰尘的壳。他们睡在灰土中，黎明又上了车，向上沿一条像走公牛群的路开了一小时后进山。在路的尽头，他们下车，行进到黄昏时分，终于，在一块河边小空地上停下来。
他们跳进这条受神赐福的河里游泳。铁箱里五天，卡车上两天——水有多美？肉体的福祉，在掩盖、虚饰、分离的帘幕那一面的世界和它的祝福——清洁的皮肤、失重状态、由流质的宁静组成的奔腾世界。他们沉睡在行李卷中间，直到黎明被猴的叫声唤醒。
看守让他们在丛林中行进三英里半。为了发表讲话，一个日本军官爬上一个树墩子。
“谢谢你们，”他说，“他们走了很长的路到了这里，为天皇修铁路。当战俘是非常大的耻辱，非常大！给天皇修铁路可以赎回荣誉，非常大的荣誉，非常大！”
他指向一条由勘察员用的木桩排成的线，那条线标示了铁路将行的路线。木桩迅速消失在丛林中。
他们着手清除分配给他们的第一个路段上的柚木林，三天后任务完成，然后被告知现在必须在几英里外的一个地点修建他们自己的营地。庞大的竹丛、八十英尺高的巨树、枝干水平生长的木棉、木槿和矮灌木——全被他们砍倒、挖出根、焚烧、整平，近乎赤裸的男人三五成群，在烟雾和火焰中时隐时现，二十个人像一群小公牛，齐心协力地拉绳子，拽出竹林中丛生的竹子。
接下来，他们去找木料，路过一英里外一个英国战俘的营地，臭气熏天，满是病人，军官对士兵几乎无所作为，为自己几乎无所不为。准尉巡视河边，不准他们的士兵钓鱼——有些英国军官还有自己的鱼竿，他们不想让普通士兵偷捕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鱼。
澳大利亚人返回营地，继续清理地面，一个年纪大的日本看守介绍自己叫最上健二。他捶着胸脯。
“意思是山狮，”他告诉他们，还笑了。
他向他们展示了哪些是建棚屋必须的：用长砍刀在屋顶框架上砍出凹槽，把木槿树皮内面的筋络撕成长条，把架子连接处绑起来，用厚厚一层棕榈叶铺屋顶，用劈开、压扁的竹子铺地，哪儿都用不着一根钉子。为建起营地的第一个棚屋忙活了几小时，年纪大的日本看守说，“好了伙计们，やすみ15。”
他们坐下来。
“他不是一个坏家伙。”土人伽迪纳说。
“他是他们中最坏的，”杰克·彩虹说，“你知道，如果有半点儿机会，我就会用钝刀片把他分成两半，从眼睛到屁股眼。”
最上健二又在捶胸脯，他宣布，“山狮是一个平·克劳斯贝16。”山狮开始哼唱——
“你们得——扩大——一个——正面性”
“消解一个负面性”
“把自己跟肯定性的事情紧紧联起来”
“别给一个中间人先生找麻烦”
“别别别，别给中间人先生找麻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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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2>
刚到“线”上时，他们还有能力做这类事——在用竹子搭起的小舞台上演了一场音乐晚会，照明用的是舞台两边生的火堆。跟多里戈·埃文斯一起观看演出的是指挥官雷克斯罗斯上校——一个由诸多不可调和的反差组成的人物：旧时骑马劫匪的头长在一个屠夫身上，英属印度英语的完美腔调和与之搭配的举止神态显现在一个失意的巴拉瑞特布商的儿子身上，一个不遗余力想被错当作英国人的澳大利亚人，为了获取在生活其他领域从未光顾过他的机会而在一九二七年参军的男人。多里戈·埃文斯和他军阶相同，但凭着有经验和身为军人而不是医生的优势，雷克斯罗斯成了多里戈的上级。
雷克斯罗斯上校转向多里戈·埃文斯，说他坚信他们英国的实力已经够了，他们英国人会团结一致，他们英国人会领他们共渡难关。
“有点儿奎宁也没坏处。”多里戈·埃文斯说。
几个英国战俘从他们的营地来到这边了，正在演一个讲“一战”时德国战俘的短剧。浓重的夜色里，昆虫蜂拥而至，演员们看上去有些迷离惝恍。
雷克斯罗斯上校说他不喜欢多里戈·埃文斯的态度——只看到负面东西。目前情况亟须正面积极的想法。对民族性格的礼赞，诸如此类。
“我从没治过有民族性格的病人。”多里戈·埃文斯说。
澳大利亚人开始为台上的德国俘虏叫好。
“但我看到，”他接着说，“营养不良引起的病痛多得吓人。”
“我们有我们所拥有的。”雷克斯罗斯上校说。
“就别提了，”多里戈·埃文斯说，“疟疾、痢疾和多种热带溃疡。”
短剧在倒彩声和尖哨声中结束。多里戈终于记起雷克斯罗斯上校总让他联想到什么：艾拉父亲过去常吃的西洋梨。他意识到他有多饿，他从不喜欢吃那些铁锈色的梨子，但如果现在能吃上一个，他几乎愿意放弃一切。
“饥饿引起的病痛，”多里戈·埃文斯重复说，“有药就好了。但有吃的、能休息甚至更好。”
即使为日本人修铁路的工作还没变成能致他们于死地的疯狂，但已经开始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刻骨铭心的伤害。莱斯·怀特患糙皮病失去手指，眼下正用绑在手腕上的竹棍子演奏一把快散架的手风琴——用针线和水牛皮接在一起。给他伴唱的歌手杰克·彩虹眼睛瞎了。看着他，多里戈·埃文斯想知道是维生素缺乏症还是几种疾病综合导致他失明，无论成因是什么，他痛苦地意识到食物能治好它和几乎所有他目睹的苦痛。杰克·彩虹原先像隐士的脸浮肿得像南瓜，身体萎败，但身体下部因患脚气病怪异地鼓胀，使一处已经蚀透红肿的胫部直到骨头的溃疡看着像一只粉红色、瞎了的瞳仁，正从伤口里向外盯视这群战俘——其中很多人被改变得同他一样丑怪——好像盼着能最终见到观赏它的观众。
此刻正上演电影《魂断蓝桥》中的一个场面，莱斯·怀特饰演罗伯特·泰勒，杰克·彩虹饰演费雯·丽。他们在竹桥上向对方走去。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罗伯特·泰勒带着极其做作的英国口音说，他伪装成没指头的莱斯·怀特，“从那时到现在，一辈子过去了。”
“我也没想到会再见到你，”费雯·丽说，她伪装成瞎眼的杰克·彩虹——身体和脸肿着，腿患溃疡在烂掉。
“亲爱的，”莱斯·怀特说，“你一点儿都没变。”
台下笑声喧哗，过后，他们唱起主题歌《友谊地久天长》。
“你看，”雷克斯罗斯上校接着说，“这是承载我们内心的东西。”
“什么东西？”
“英国人乐天知命的苦行主义。”
“这是美国电影。”
“困境中的勇气。”雷克斯罗斯上校说。
“我们军官的薪水是日本人发的。一天二十五分钱。他们把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日本人不指望他们做工。但是他们应该工作。”
“应该什么，埃文斯？”
“应该在营里干活。打扫厕所。在医院照护病人。跑腿打杂。给病人制作器材。比如拐杖。修新棚屋。主持剧场运作。”
他深吸一口气。
“他们应该把薪水拿出来公用，我们就有钱给病人买食物和药品了。”
“又提这件事，埃文斯，”雷克斯罗斯上校说，“是榜样的力量带领我们渡过难关，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我赞成，如果那是一个好榜样。”
但雷克斯罗斯上校已经在往舞台上走。他向表演者致谢，又评论说大英帝国之分裂为诸个民族国家是无根据的臆想。从牛津到乌德纳达塔，英国人同心同德。
他的语调中气不足，像管乐器簧片发出的声音。“他听起来，”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说，“像在从屁股眼向外吹长笛。”
“因此，”雷克斯罗斯上校继续说，“作为大英帝国的成员，作为英国人，我们必须遵守秩序和纪律，这正是大英帝国的生命血脉。我们将作为英国人受难，我们将作为英国人而凯旋。谢谢。”
之后，他问多里戈·埃文斯是否愿意参与修建一个俯瞰河面的体面墓地，他们希望在那儿埋葬死者。
“我倒宁愿黑衣王子从日本人店里多偷一些鱼罐头，好让活着的人不死。”多里戈·埃文斯说。
“黑衣王子是一个贼，”雷克斯罗斯上校回答，“而这墓地将是一个优美的最终休憩所，因此，所有为死者福祉操心的人，他们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跟目前只是走到林子里，把死者随便埋哪儿相比，墓地要好得多。
“黑衣王子帮我拯救生命。”
雷克斯罗斯上校拿出一张大草图，上面标示了墓地位置和坟墓分布，不同军阶有不同分区。他骄傲地告诉多里戈·埃文斯，他为军官保留了一个特别有田园风的地点，可以俯瞰桂河。他指出这些人开始有死掉的，眼下处理尸体是当务之急。
“这推理无可置疑，”他说，“截至目前，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气力。我非常希望你参与此事。”
一只猴子在附近竹林里尖叫。
“我这么做全是为了这些兵。”雷克斯罗斯上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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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2>
树木开始抽出新叶，叶子开始遮蔽天空，天空变得黑暗，黑暗越来越多地吞噬着世界。食物越来越少。季风来了，刚开始他们心存感激，这在他们领教雨水所警示的一切之前。
接着，“计程器”开始了。
“计程器”意味着不再有休息日，劳动定额涨了又涨，定期工时变得越来越长。“计程器”使已经很模糊的健康人和病人之间的区别变成了更模糊的病人和垂死者之间的区别，由于“计程器”，战俘越来越经常地被指派工作不只一班，而是两班，白天晚上都如此。
雨水如同倾盆而下的洪流，柚树和竹子向他们围拢，围得越来越紧，雷克斯罗斯上校得痢疾死了，跟其他死者一起埋在丛林里。多里戈·埃文斯承担了指挥权。向墨色天空伸展的巨大绿色力量把他们拽回乌黑的淤泥中，这时他宣布了将从军官薪俸中征取的用来为病人购买食物和药品的钱数。他劝说、诱哄、坚持军官必须出工，与此同时，无休止的绿色恐怖越来越沉重地压迫他们布满疥疮的身体和动摇的意志力，他们发热的头和患溃疡、肮脏的腿，他们总在拉屎的屁股。
这些士兵当面称多里戈·埃文斯“上校”，但在其他场合，他们叫他“大家伙”。面对这些士兵指望他现在来承担的一切，“大家伙”有时觉得自己太渺小。多里戈·埃文斯和“大家伙”有着相同的容貌、习惯和说话方式。但“大家伙”很高尚，多里戈不高尚，“大家伙”勇于自我牺牲，多里戈很自私。
他察觉自己正谨慎地摸索着扮演的这个角色，时间长了，身边的士兵越来越认可他扮演角色的真实性。好像他们在用自己的愿望创造他，好像那儿必须有“大家伙”，怀着这样迫切的需求，他们日渐增长的敬意、他们的窃窃私语、他们对他的看法都在不知不觉中诱使他表现得全然不是他自己。似乎不是他在用榜样的力量引领他们，而是他们通过个人崇拜在引领他。
现在有他的领导，他们一起蹒跚走过那些日子，累积起来像一声越来越尖厉、永不止息的尖叫，一声水淋淋的绿色尖叫，多里戈·埃文斯发现，奎宁引起的半聋和疟疾导致的恍惚把这尖叫反常地放大了，使一分钟像一辈子那么缓慢，有时他们连一个星期的苦楚和恐怖都想不起来。有关它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等待某个永不到来的结局、某个为他和他们赋予它以完整意义的事件、某种把他们从这地狱中解放的情感净化。
然而，还有偶尔享用的鸭蛋，粘在一两个指头上的棕榈糖，一个笑话，被重复一遍又一遍，被充满爱意地修饰鉴赏，好像它是它承载延续的那种珍稀美好的东西本身。这些让幸存成为可能。仍然有希望。在不断变得松垮的军帽下，一直在瘦下去的俘虏依然自语诅咒——他们被横扫进一个非人间的世界，在那儿像蝼蚁似的活着，在那儿唯一要紧的是铁路。作为被分配的路段赤裸裸地宰制的奴隶，他们除了绳索、木棍、榔头、撬杠、草篮、锄头之外一无所有，用肩、背、腿、胳膊、手，他们开始为这条“线”清除丛林障碍，砸碎岩石，运走土块；为修建这条“线”，他们搬来枕木、铁轨。作为赤裸裸的奴隶，他们在这条“线”上挨饿、被殴打、被驱迫卖力干活，直到精疲力竭。作为赤裸裸的奴隶，他们开始为这条“线”死去。
没人能确切知道他自己是不是下一个，虚弱的不能确切地知道，强壮的也不能。死人数目开始持续增长。上星期三个，这星期八个，天知道今天会有几个。作医院用的棚屋不像医院，只有危重病人能躺在长长的、铺着用薄木条拼接的床板的地台上，躺在污秽和腐臭中，那儿眼下住满垂死的人。营里不再有健康人，只有病人、重病人和垂死的人。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觉得摸不着女人是惩罚的日子早过去了。连对女人的念想都早已消失了。现在他们唯一想着的是食物和休息。
饥饿导致的衰竭和死亡肆虐着这些澳大利亚人。它潜藏在每个人的每个举动、每个想法中。他们借以抵御它的只有澳大利亚人的机智，但它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比他们的肚子还空虚的见解。澳大利亚人的漠然和澳大利亚人的诅咒、对澳大利亚的记忆，以及强调平等、友情、团结的澳大利亚男人的行为模式——他们努力想凭着这些团结起来。但没想到，要抵御虱子、饥饿、脚气病，抵御偷盗、殴打和越来越繁重的奴隶似的苦工，澳大利亚没有价值。澳大利亚在收缩发皱，眼下一粒米比一个大陆板块要大得多，唯一与日俱长的是这些兵破烂下垂的军帽，隐约看去像大得出奇的墨西哥阔边帽，帽檐下是枯瘦的脸和空洞的黑眼睛，已经跟布满黑影的洞差不多，等待蠕虫爬入。
死人的数目仍在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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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h2>
多里戈·埃文斯嘴里充满了唾液，为了不让自己流口水，他不得不好几次用手背擦嘴。盯着躺在军用铁锅中长方形盒子里的牛排——切得歪七扭八，满是软骨，还烤过头了，煤烟色的牛脂在生锈的军用铁锅里涂得这儿一块，那儿一块——他怎么也想不起世上还有别的什么他更想要。他抬头看着那个把牛排拿来给他当晚饭的厨房勤务兵。他告诉勤务兵，前一天晚上，黑衣王子带一帮人从一些泰国小贩那儿偷来一头母牛，在灌木丛里杀了，用牛眼周围的肉贿赂了看守，把其余的偷偷交到厨房。一块牛排——一块牛排——从牛身上割下来，烤好了，送来给多里戈当晚饭。
多里戈·埃文斯看得出来，厨房勤务兵在生病，一个病人——如果不是生病，怎么会在厨房里干活？——苦于一种或多种由饥饿导致的疾病，多里戈·埃文斯知道，在那时，牛排对那个人同样是世界上最值得渴望、最不同寻常的东西。做了一个急促的手势，他告诉厨房勤务兵把牛排拿到医院去，跟那儿病得最重的人分着吃。厨房勤务兵不确定他是否当真。他没动。
“大家想要你吃，”勤务兵说，“长官。”
为什么？多里戈·埃文斯想。为什么我说不想吃？他不顾一切地想吃，大家要他吃——作为某种供奉。但尽管他确信没人会为他吃牛排而心怀不满，他还是把它理解成一场必须有很多见证人的考验，一场他必须通过的考验，这场考验将会成为一个他们都认为不可或缺的故事。
“把它拿走。”多里戈·埃文斯说。
想咽下口里洪水似的唾液，他被呛着了。他怕自己会发疯，以某种耸人听闻或降辱人格的方式崩溃。他认识到他的灵魂还没被冷淬成无坚可摧的钢铁，他认识到他缺乏他们眼下希求于他的那么多品质，那些使一个人能够应对成年生活的品质。但他看到自己眼下领导着一千人，他们正以他从未经历过的方式引领他变得不像他自己。
他又呛着了，嘴里仍然奔涌着唾液。别人都认为他是像雷克斯罗那样的强者，但他却不这样认为。雷克斯罗斯会把牛排吃掉，认为是他身为指挥官的权利，吃完后，他会愉快地在挨饿的兵面前剔他像旧时骑马劫匪似的牙齿。与之相反，多里戈·埃文斯把自己看作没资格做什么的弱者，一个正被一千个兵塑造成他们所期许的强者形象的弱者。这不合乎常情。他们是日本人的俘虏，他是他们希望的囚徒。
“马上！”他命令道，声音短促、尖锐，几乎失控。
厨房勤务兵还是不动，也许想他在开玩笑，也许怕自己理解错误。在这段时间，多里戈·埃文斯害怕如果牛排在他面前再多停留一分钟，他就会双手抓住牛排，把它整个儿吞下去，从而没能通过这场考验，从而暴露他的真面目。他觉得被这个人操纵了，很生气，对自己的软弱充满怒火，他猛地站起来，怒吼道——
“马上！这牛排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拿走！分着吃！分着吃！”
厨房勤务兵终于为自己竟然也能尝到一小块牛排感到宽慰，为这位大家都说是“大家伙”的上校名副其实感到高兴。他蹑手蹑脚走上前，拿着牛排到医院去了，连同带走的是有关他们的头儿多么了不起的又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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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h2>
多里戈·埃文斯痛恨美德，痛恨美德被崇尚，痛恨伪装自己有美德或者伪装自己是美德本身的人。随着他变老，人们赋予他越来越多的美德，为此他更加痛恨美德。他不相信美德。美德是伪饰的虚荣，总在等待喝彩。他受够了崇尚的德行和自我价值感，正是丽奈特·梅森的缺陷让他发现她美好的人性，正是在她不忠的臂弯里，他发现了某种对奇怪的真理的遵从，那就是世间万物如白驹过隙，瞬息万变。
经验教会她享用特权，对留下过夜她从不犹疑。随着美貌逝去——一个离一艘缓行下来的船越来越远的尾浪——她需要他比他需要她强烈得多。在不知不觉中，她成了他的又一项义务。但他的生活本来就全是义务。对妻子的义务。对孩子的义务。对工作、对委员会、对慈善机构的义务。对丽奈特的义务。对其他女人的义务。这让人筋疲力尽。这要有韧性和体力。时常，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诧。他会想，对这样的成就应该有某种肯定。这需要一种不寻常的勇气。这令人恶心。这使他恨自己，但目前他不能显露真实自我的程度并不甚于那时在雷克斯罗斯上校面前他不该显露真实自我的程度。使他头脑清醒、给他指引方向、并赋予他坚持下去的力量是他认为他亏欠在战俘营跟他一起的兵——坚持下去比其他义务更重要。
“你在想她。”她说。
他又没说话。跟对付别的义务一样，他用一种他觉得很有男人气概的风度容忍丽奈特——也就是说，他用人为加强的爱意遮掩他们之间日渐增长的距离。他觉得她越来越乏味，要不是她对他还是一个冒险经历，他多年前就不再见她。他们的性生活时断时续，他不得不对自己和她承认昔日难再，但丽奈特显得并不在意。事实上，他也不在意。能让他闻到她的后背，把一只手放在她柔软的大腿上就足够了。她也许嫉妒自私，他对此无能为力，然而，她的小心眼让他心满意足。
她絮叨着她任代理编辑的杂志社里的权利斗争和八卦新闻——她觉得比她逊色的上司让她忍受的琐屑屈辱、她在办公室里获取的胜利、她的恐惧、她最私密的欲望，他又看到“计程器”期间的天空，总是脏兮兮的，他想他很多年没想过土人伽迪纳，直到前一天——当他想用书面形式讲述他被打的事。
他被邀请为居伊·亨德里克斯创作的素描和插图的集子写前言——居伊·亨德里克斯是一名死在“线”上的战俘，多里戈一直把他的素描本带着并藏好，直到战争结束。那天空总是脏兮兮的，总在移动，急速移开，或者也许在他眼中是这样，移开到好点儿的地方去——在那儿，人不会无缘无故就死了，在那儿，生命不全受偶然性的辖制。土人伽迪纳说对了：全是赌两个便士都是头像那面朝上的游戏。“淤青”的天空，被鞭笞得发蓝，鲜血积成水洼。多里戈想记起土人伽迪纳，他的脸、他的歌、他鬼精灵样带裂纹的微笑。但无论他怎样努力想使他如在眼前，他能看见的只有那脏兮兮的天空，正快速逃离所有那些恐惧。
“每次抛都是第一次，”多里戈记得土人的声音，“这想法不讨人喜欢吗？”
“你在想她，但你不会承认，”丽奈特·梅森说，“你不是吗？在想她？”
“我从来不付全款，你知道的。十先令。”
“我知道。”
“二十对三。这我记得。”
“我知道你在想她。”
“你知道，”紧靠丽奈特·梅森胖胖的肩膀，他轻声说，“今天我在写前言，在‘计程器’期间，我被卡在那儿，那时他们让我们没日没夜连续干了七十天，整个雨季没一天休息。我想要记起他们什么时候打的土人伽迪纳，是我们火化可怜的居伊·亨德里克斯那一天。我想把我记得的有关那一天的事写下来。听起来很恐怖，又很崇高。但跟这些一件都不搭界。”
“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
“很悲惨又很愚蠢。”
“到这儿来。”
“我想他们觉得没意思了，觉得光打人没意思。我是说日本人。”
“来睡吧。”
“那儿有中村，那个下贱杂种巨蜥跟提线木偶似的抬头、挺胸、大跨步，还有两个日本工程师。或者三个？我连这个都记不起来了。我是什么证人？我是说，也许刚开始他们真的只想让他感觉疼，但后来觉得没意思，跟我们觉得榔头、铁绳头没意思一样。你能想象吗？那不过是干活儿，让他感觉疼是让人疲劳又很乏味的活儿。”
“睡吧。”
“这活儿很费劲，让人流汗。像挖沟。他们中间有一个停了一会儿。那时我想，好，到此为止。感谢上帝。他把手抬到额头上，把汗水甩掉，吸吸鼻子。就像那样。然后，他继续认认真真地用力打土人。这么做没任何意义，那时没有，现在没有，但你不能写这些，对吧？”
“可是你写了。”
“我写了。一些。是写了。”
“你还说真话。”
“不。”
“你不说真话？”
“我很准确。”
外面，在夜色中，像在寻找一件无望寻回的东西，一辆掉头的卡车发出凄凉的尖叫。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在你眼里这么重要。”
“你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不是有那么多人遭罪吗？”
“那么多人，”他同意。
“那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
他没说话。
“为什么？”
躺在帕拉马塔旅馆的床上，他意识到他应该想着房外那个充满好东西的世界，那片只等几小时就重新出现的蓝天，在他脑中永远和逝去孩提时代的自由联起来的广阔蓝天。但在他脑中，战俘营那片抹着黑条纹的天空总也驱之不去。
“告诉我为什么。”她说。
那天空总让他想起浸在废机油中的脏抹布。
“我想知道。”她说。
“不，你不想。”
“她死了，是吗？我只妒忌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