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蜜蜂
步履蹒跚地爬出
牡丹花
——松尾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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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2>
为什么万物之始总有光？多里戈·埃文斯最早的记忆是阳光涌入一间教堂大厅，他和母亲、外祖母坐在那儿。大厅是木结构的，有极其耀眼的光。他蹒跚着在光的笼罩中前后走动，投入两个女人的臂弯。深爱他的女人。就像投身大海又回到沙滩。一次又一次。
“保佑你。”妈妈说着，抱住他，又放开，“保佑你，孩子。”
那肯定是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他一两岁的时候。后来，影子来了，给它赋形的是一只举起的前臂，它黑色的轮廓在一个煤油灯油腻腻的灯光中跳动。杰基·马圭尔坐在埃文斯家黑暗的小厨房里哭泣。那个时代除了婴儿没人哭。杰基·马圭尔是个老男人，四十岁左右，或者更老。他在用手背擦掉他麻子脸上的眼泪。也许用的是手指？
只有他的哭泣固定在埃文斯的记忆里。那声音就像什么东西在破碎。它慢下来的节奏让埃文斯想到兔子的脖子被圈套扼住时，它用后腿蹬地发出的闷响，这是他听过的声音里唯一与之相似的。他当时九岁，进屋是为了给妈妈看拇指上的一个血泡，他几乎想不出来有什么声音可以跟马奎尔的哭声相比。以前，他只见过一次男人哭。那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他哥哥从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回来，下了火车。他把军用挎包甩在侧轨滚烫的尘土上，突然泪如泉涌。
看着哥哥，多里戈·埃文斯纳闷一个成年男人怎么会哭。后来，哭泣变成只是感受的强化，感受变成生活唯一的指南针。感受变成人们追逐的潮流，而情感变成剧场，人们在台上演戏，下台后不知自己是谁。有生之年，多里戈·埃文斯将会看到所有这些变化。他会缅怀一个人们耻于哭泣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害怕哭泣暴露弱点，招致麻烦。他会看到人们为不值得称道的事受到赞扬，只因为他们认为真相会破坏他们的感受。
汤姆到家的那个晚上，他们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相片投进篝火。至于战争、德国人，还有他们听说过的毒气弹、坦克、战壕，汤姆什么也没说。他一言不发。一个人的感受并不总是等于生活的全部。有时候它说明不了什么。他只是直勾勾地盯着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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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2>
快乐的人没有过去，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多里戈·埃文斯到晚年时总也弄不清这话是他在哪儿读来的，还是他自己编出来的。编造，打乱，拆散。拆得粉碎。从石头到沙砾到灰尘到泥巴到石头，世界就这么运转，正如他刨根问底要求妈妈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时，妈妈总是说：“世界是怎样就怎样。”“世界就这样，孩子。”游戏时为了搭起一个堡垒，他用力想把一块石头从岩堆里抽出来，一块更大的石头掉下来砸在他的拇指上，指甲下起了一个大血泡，阵阵发疼。
妈妈抱起多里戈，胳膊一扬，把他放到厨房的桌上，那儿灯光最亮，她避开杰基·马圭尔古怪的眼神，把儿子的拇指举到灯光下。杰基·马圭尔抽泣着说了一些什么。他妻子上星期带着他们最小的孩子坐火车去了朗塞斯顿，没有回来。
多里戈的妈妈拿起切肉刀，在刀锋上抹了油乎乎的一溜凝固的羊脂。她把刀尖放进炉灶的煤堆上。一股细烟升腾而起，厨房里弥漫着羊肉烤焦的味道。她抽出刀，红彤彤的刀尖闪烁着一点点白炽的火星，这景象立刻令多里戈觉得既神奇又可怕。
“别动。”她说着，抓住他的手，用力之大把他吓了一跳。
杰基·马圭尔在说他怎么坐邮车到朗塞斯顿找他妻子，但是怎么也找不到。而多里戈·埃文斯眼睁睁地看着火红的刀尖触到他的指甲，血泡开始冒烟并被烧出一个洞来，他听到杰基·马圭尔说——
“她从地表消失了，埃文斯太太。”
烟气消散，一小股黑血从拇指上流下来，血泡的疼痛和对热切肉刀的恐惧都消失了。
“走吧。”多里戈的妈妈说着，用手肘推他下桌。“快去吧，孩子。”
“消失了！”杰基·马圭尔说。
这都发生在当世界辽阔而塔斯马尼亚岛还是整个世界的时候。在它众多偏僻的、被人遗忘的村落中，几乎没有比克利夫兰村更偏僻、更被人遗忘的。这个小村子住着大约四十个人，多里戈·埃文斯就住在这里。这个过去流放犯人时建为驿站的小村，随着时世艰难而衰落，被人遗忘，现在作为铁路侧线站而幸存下来，有十来幢摇摇欲坠的乔治时代风格的建筑，还零星散落着一些带走廊的小木楼，荫庇着一百年来经受流放与失落之苦的人。
村子后面的林地长着虬曲的杏仁香桉树和在热浪中起伏摇摆的银合欢树，小村的夏天酷热难熬，冬天同样难熬。电和广播还没有传到这里。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是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没有什么两样。许多年后，汤姆说它就像一个垂死的世界中漫长的秋天，这个男人本来是不喜欢比喻的，但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死期渐近，对死亡的恐惧令他作此比喻，反正多里戈当时是这样想的。
他们的父亲是养路工人，全家住在塔斯马尼亚政府铁路盖在铁道边的一栋封檐板小屋里。夏天没水时，他们就提着桶到给火车头供水的大水箱里打水。他们睡觉盖的是从抓来的负鼠身上剥下的皮，吃的是用陷阱夹住的兔子，用枪猎杀的沙袋鼠，以及地里种的土豆和烘烤的面包。父亲熬过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萧条，亲眼见过有人在霍巴特的街上饿死，所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幸在这样一个工人天堂里度过余生。不过在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又会说：“你像狗一样活着，就会像狗一样死掉。”
多里戈·埃文斯放假有时是跟汤姆一起过的，因此认识了杰基·马圭尔。他会搭乔依·派克的运货马车去汤姆那儿，他坐在车后，从克里夫兰出发到芬葛谷的岔路口。乔依管拉车的老马叫格蕾西，格蕾西欢快地小步走时，多里戈会前后摇摆，想象自己成了那些枝干弯曲得非常夸张的杏仁香桉树上的一根树枝，触摸着头顶广袤的蓝天飞驰而过。他会闻到湿树皮和枯树叶的味道，看到一群群红绿斑驳的红耳绿鹦鹉在远处的空中欢快地叫。他着迷地倾听鹪鹩和吸蜜鸟的歌声，灰鹟抽鞭子一样的叫声，间杂以马车的皮挽绳、木车轴和铁的铰链嘎吱作响的声音，一切都刺激着他的感官，令他恍如回到梦中。
他们沿着过去的马车道走，经过马车旅馆，通铁路以后马车旅馆就没生意了，现在颓败得几乎成了废墟，里面住着几户穷人，其中有杰基·马圭尔家。每隔几天，一大团飞扬的尘土会宣告一辆汽车的到来，孩子们会从灌木丛和房子里钻出来，追赶这团喧嚣的尘土，一直追到肺里像火烧，两腿重得像铅块。
在芬葛谷的岔路口，多里戈·埃文斯滑下马车，向乔依和格蕾西挥手告别，起步向卢埃林走。卢埃林这个小镇唯一奇特之处是它比克利夫兰还要小。到了卢埃林，他会大踏步朝东北方向走，穿过一些栅栏围起的土地，参照本·洛蒙德山白雪皑皑的宏伟山峦确定方位，再穿过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走向山背后被雪覆盖的乡野。在那儿，汤姆的工作是下活套捕负鼠，干两周休一周。多里戈会在下午三点左右到达汤姆的住处，那是一个窝在山脊下凹进去的拐弯处的山洞。山洞比他们家那个屋顶低矮倾斜的厨房还小一点，在洞里最高的地方，汤姆才能低头站直。整个山洞就像鸡蛋一样中间宽两头窄，入口上方的岩石像屋檐似的伸出去，这意味着那儿可以整夜生火，使山洞暖和。
汤姆有时会让杰基·马圭尔和他一起干。他目前二十出头，有一副好嗓子，常常在夜里唱一两支歌。之后，多里戈会凑着火光给杰基·马圭尔和汤姆朗读一些从过期的《简报》和《史密斯周报》上挑出的内容，这些过期报纸是两个负鼠捕手全部的文字收藏。杰基·马圭尔不识字，汤姆则自称识字。他们喜欢听多里戈念“罗丝阿姨建议”专栏里的文章，或者他们认为“机灵”甚至“非常机灵”的民间诗歌。过了一段时候，多里戈开始给他们背诵一些别的诗歌，是他学校的一本名叫《英语美文》的书里的。他们最喜欢丁尼生的《尤利西斯》。
杰基·马圭尔的麻子脸在火光中微笑，亮闪闪的，像刚出炉的梅子布丁，他会说：“啊，他们这些老家伙！他们把词儿串起来，紧得比卡住兔脖子的铜套子还厉害！”
多里戈没有告诉汤姆在马圭尔太太失踪前一周他自己看到了什么：哥哥的一只手在她裙子里向上摸，她的身子紧靠在马车旅馆后的鸡舍上。这是一个身材矮小、感情炽烈的女人，生着当地人中少见的黑皮肤。汤姆的脸转向一边贴在她的脖子上。他知道哥哥在吻她。
后来的许多年里，多里戈经常想起杰基·马圭尔太太，他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他在战俘营里天天做梦想吃的食物——在那儿又不在那儿，向上挤压进到他的颅骨，总在他向它伸手去够的那一刻消失。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再那么经常想她了；渐渐地，他再也想不起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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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2>
多里戈是家里唯一在十二岁基础教育结束时通过能力测试的孩子，他也因而获得奖学金上朗塞斯顿中学。他比同年的孩子成熟。上学第一天，午饭时间，他到处转悠，最后到了一片被称作超级操场的平地，那里到处是枯草尘土和树皮树叶，一边有好几棵高大的桉树。他观察一些三四年级的大男孩已经有成年人的肌肉，有的鬓角已经不短了。他们大致排成两排，推搡、碰撞、移动身体，像在跳某种部落舞蹈一般。接着开始神奇的“对踢”。一个男孩把球从他自己的一排踢向场子另一头的那一排。那一排的男孩全都跑去接球，如果球从高处来，他们就跳到空中伸手去够。谁接到球谁就赢得踢球的机会。争夺非常激烈，相应的，胜者转眼被奉为神。对胜者来说，同样神圣的是他的奖赏，就是把球踢回到对方那里，开始新一轮“对踢”。
整个午饭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高年级的孩子肯定占上风，他们接住大部分球，赢了大部分踢球机会。有几个低年级孩子也能接住几次球踢几脚，但许多人只能接到一次或者一次都没有。
第一天的整个午饭时间多里戈都在看。另一个初一男孩告诉他，至少要等到初二才有机会参加“对踢”——那些大男孩身体太壮、速度太快；为了摆脱对手，他们根本不在乎用胳膊肘撞头，用拳头打脸，用膝盖顶背。多里戈注意到几个个头小点儿的男孩跟在队伍后面，离几步远，随时准备捡漏，去接偶尔被踢得太高、从混乱的人群上空飞过来的球。
第二天他也参加了。第三天，从队员肩膀上方望去，他看见一只球晃晃悠悠地从空中飞来，他意识到自己就站在人群后面。一瞬间，球仿佛静止在阳光里，他知道这球注定得由他来接。他拔腿冲进人群，他能闻见桉树上蚂蚁的味道，感觉那些枝干像粗绳索似的影子变得浅淡。时间变慢了，他发现最壮最快的男孩子们正向他想好的位置跑去。没关系，他知道那个从太阳方向飞来的球是他的，他只要伸手去够就行了。他紧紧盯着球，觉得按他现在的速度来不及的时候，他就跳了起来，双脚踩在一个男孩背上，膝盖靠在另一个男孩肩膀上，就这样高过所有男孩，正面迎着刺眼的阳光而上。在争夺最激烈的当口，他奋力向上伸长胳膊，感觉球到手中了，现在可以落地了。
他的双手紧紧地把球抱在怀里，背部重重地着地，摔得他几乎停止了呼吸。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站起来，站在阳光里，手握椭圆形的球，准备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他步履蹒跚地走回来，躁乱的人群敬畏地在他周围让出一片空地。
“你他妈是谁？”一个大男孩问。
“多里戈·埃文斯。”
“这球你接得真绝，多里戈。该你踢了。”
桉树皮的气味和塔斯马尼亚正午直剌剌的蓝色光照都强烈得令他睁不开眼，他得眯起眼睛避免刺眼的强光，灼热的阳光照在他紧绷的皮肤上，其他男孩短短的、轮廓分明的影子，站在一个临界点上的感觉——满怀喜悦进入新世界而旧世界依然可以感知，可以进入，尚未消失——所有这些他都感受到了，正如他感受到了滚烫的尘土，其他男孩的汗水和笑声，还有和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奇异又纯粹的欢乐。
“踢呀！”他听到有人大叫，“给这东西来一脚，铃一响就全结束了。”
在他意识的最深处，多里戈·埃文斯知道他过往的生命全是为了到达这个时刻的旅行，在他迎着太阳跃上去的那一刻，以后他只会离这一刻越走越远。生命永远不会再像那一刻这样充满意义，无比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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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2>
“我们两个真是聪明啊，对吧？”艾米说。她正和他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一根手指拨弄着他蓬乱的卷发，听他背诵《尤利西斯》，此时离他看见杰基·马圭尔在他妈妈面前哭泣，已经过去十八年了。这个房间位于一家破败的旅馆三楼，门外长长的游廊遮蔽了楼下的马路和对面的沙滩，给他们仿佛坐在南冰洋上的幻觉，听得见下面的海水毫不停歇地撞击、奔腾。
“这是障眼法，”多里戈说，“就像从你耳朵后面掏出一枚硬币来。”
“不，这不是。”
“是的，”多里戈说，“这不是。”
“那是什么呢？”
多里戈拿不准。
“还有，那些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他们干什么呢？那么干有什么区别？”
“特洛伊人像一家人那样团结，但他们输了。”
“那希腊人呢？”
“希腊人？”
“不是希腊人，难道是阿德莱德港口队的‘喜鹊’1？当然是希腊人。他们怎么回事呢？”
“武力征服。可希腊人是我们的英雄，他们总打胜仗。”
“为什么？”
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他们当然有障眼法，”他说，“特洛伊木马是给诸神的祭献，肚子里却藏着带给很多人的死亡。一样东西掩护另一样东西。”
“那我们为什么不恨他们呢？恨希腊人？”
他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他越想越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团结的特洛伊人会灭亡。他隐约感到，诸神只是时间的另一个称谓；可是他觉得把这说出来很傻，就跟说我们永远无法战胜诸神一样傻。虽然他快二十八岁，可他已经接近宿命论者了，至少对自己的命运是如此。就像生命可能被呈现，但永远无法解释，而词句，一切没有直接解释事物的词句，对他来说都真实不过。
他的目光越过艾米的裸体，越过她胸臀之间纤毛泛着光晕的新月形曲线，越过那饱经风雨、白漆剥落的法式房门；月光在海面照映出一条窄路，慢慢离开他的视线最后融入像鹰翅般伸展的云朵。它好像在等他。
因为我决心，
要驶过日落的地方和西天众星
沉落到水里的地方，要到死方休。2
“为什么你这么爱这些句子？”他听见艾米问。
他十九岁时母亲死于肺结核。他没在她身边。他甚至没在塔斯马尼亚岛而是在澳洲大陆，因为获得一项奖学金而在墨尔本大学学医。事实上，把他和母亲分开的不仅仅是大海。在墨尔本大学奥蒙德学院，他遇到很多世家子弟。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家族的成就和血统，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亚建国前英国的名门望族。他们可以一口气列出自己的家族世系、政治地位、家族产业、王室联姻，乃至豪宅、牧羊场。直到暮年之后，多里戈才意识到其中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其离谱程度连特罗洛普3都写不出来。
这些听闻是味同嚼蜡，还是令人神往，取决于从什么角度看。他从前从未遇见如此有把握的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略逊一筹，爱尔兰人长相丑陋。对这样的事情他们不加思考，他们确信。他们用石头造的大房子，他们沉甸甸的银餐具，他们对其他人生活的无知，还有他们对自然之美的漠视，种种离奇之处都让他惊叹。他爱自己的家人，但他不为他们自豪。他们的首要成就是活下来。他将付出整个一生去理解活下来是一项多么伟大的成就。可是在那时——当他第一次面对荣誉、财富、地产名望的反差时——活下来简直就是失败。与其显露羞耻感，他宁可远离他们，直到母亲去世。在母亲葬礼上他没哭。
“喂，多瑞，”艾米说，“为什么？”她的一根手指在向他大腿根部划去。
那之后，他变得害怕封闭的空间、人群、有轨电车、火车和舞会，害怕所有把他向内心挤压并把光屏蔽在外的地方。他呼吸困难。他在梦里听见她呼唤他。
“孩子，”她会说，“到这儿来，孩子。”
但他不想去。他差点儿考试不及格。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他又一次去踢球，为了寻找光，那个他在教堂大厅瞥见的世界，向着太阳上升再上升，直到他成为队长，成为医生，成为外科大夫，直到他和艾米一起躺在那个旅馆的床上，看着月亮在她小腹凹陷处上方升起。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
长昼将近月徐升；大海的呜咽里，
有种种的召唤。来吧，我的朋友，
去找个新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他想要紧抓住在万物之始的光。
他一遍一遍地读《尤利西斯》。
他把目光移到艾米脸上。
“因为那是我人生最初见识到的美好。”多里戈·埃文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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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2>
一小时后他醒来的时候，她已经搽上了樱桃色的口红，睫毛涂成了蓝青色，头发向上扎起，露出的脸像一颗心。
“艾米？”
“我得走了。”
“艾米——”
“还有——”
“别走。”
“为了什么？”
“我——”
“为了什么？我听你说过——”
“我需要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我都想拥有你。”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会离开艾拉吗？”
“那你会离开基思？”
“真得走了，”艾米说，“跟他说过会一小时内到那儿。打一晚上牌。你能相信吗？”
“我会回来。”
“你会？”
“我会。”
“然后呢？”
“这是个秘密。”
“我不能知道？”
“不。是。不是，是打仗的事，军事机密。”
“什么？”
“我们要坐船走。星期三。”
“什么？”
“三天之后——”
“我知道哪天是星期三。去哪儿？”
“去打仗。”
“去哪儿？”
“我们怎么会知道？”
“你要去哪儿？”
“去打仗。哪儿都在打仗，对不对？”
“我还能见到你吗？”
“我——”
“我们？那我们呢？”
“艾米——”
“多瑞，我还能见到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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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2>
在某处制冷装置发着哮喘似嘶嘶声的震颤中，多里戈·埃文斯感觉五十年过去了。治疗心绞痛的药片开始起效，胸口的窒闷感在消退，胳膊上针扎似的感觉没有了，所以虽然无药可救的、剧烈的内心紊乱还驻留在他颤抖的灵魂里，他还能从旅馆的卫生间走回到卧室。
回到床前，他看着她裸露的肩膀，柔软的肌肤和曲线仍然会令他心跳加快。
她睡眼惺忪地半抬起头问：
“你刚才在说什么？”
他回到床上，面朝她的背贴身躺着，他意识到她指的是她睡着之前他们的对话。在远处，一辆轿车猛然加速，好像是故意要破坏凌晨在他们这个城市旅馆房间内外漂浮的愁绪。
“土人。”他对着她后背轻声说，好像她理所当然知道他说的是谁。然后，意识到并非如此，他又说：“伽迪纳。”说时他的下唇碰到她皮肤。“我想不起他的脸了。”他说。
“反正跟你的脸不一样。”她说。
一点儿意义也没有，多里戈·埃文斯想，土人伽迪纳死了，说这个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他心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这么明显简单的事写下来，为什么他记不起土人伽迪纳的脸。
“该死的这躲不过。”她说。
他笑了。他永远无法完全习惯她用“该死的”这种词，尽管他知道她骨子里粗俗，她的教养决定了她会用这种奇怪的词汇。他把衰老、干燥的嘴唇重重地贴在她的肩膀上。女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会使他到现在还会像脱水的鱼一样发抖？
“打开电视机、翻开一本杂志，要是看不到你的鼻子伸出来，那真是不可能的。”她继续说，对自己的笑话颇为自得。
对多里戈·埃文斯来说，他自己的这张脸好像的确无处不在，虽然他从没怎么想过自己的脸。自从二十年前他因为一档电视节目介绍了他的经历而引起公众关注，他的脸开始无所不在地回视他，从募捐信纸的信头到纪念币。一只大鹰钩鼻，迷茫的神态，有点不修边幅，原来黑色的鬈发现在变成薄薄一层银浪。在他这个被多数人被称为“走下坡路”的年纪，他再一次升到光亮中。
令他难以理解的是，近些年他成了一个战争英雄、一个声誉卓著的外科医生、代表一个时代和悲剧的缩影，也成了众多传记、戏剧和纪录片的主题人物。同样，他也成为崇拜、造神、吹捧的对象。他知道自己跟这个战争英雄共享某些特征、习惯和经历，但他们不是一个人。只不过相比于死亡，他更擅长生存而已。而且现在还活着能够代表战俘营的人已所剩无几。所以拒绝他人的尊崇似乎是对已逝者记忆的亵渎。何况他已无力拒绝。
无论他们怎么称呼他——英雄、懦夫还是骗子——现在好像跟他越来越无关了。那对他来说属于一个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的世界。他知道自己被举国敬仰，即使那些不得不和他这个日益衰老的外科医生共事的人对他绝望，即使在其他战俘营跟他有过相似经历的医生有点讨厌他，或许嫉妒他，但他们心有不甘地感觉到他的性格中有某种他们所不具备的品质，使他超越他们，受到全国爱戴。
“那个该死的纪录片。”他说。
可是在当时，他并不在意被公众关注。也许还有点儿窃喜。但现在不了。他对他的批评者并非一无所知。多数情况下他发现他还同意他们的意见。他的名声对他来说恰恰证明了别人对他的误解。他一直避免涉足他视为人生重大失误的领域，比如政治和高尔夫球，但他尝试发展一种切除结肠肿瘤的外科新技术也失败了，更糟的是，可能已经间接导致了好几个患者的死亡。他偶然听到梅森背地里叫他屠夫。回想起来，他的确可能太鲁莽。但他知道一旦成功，他们就会赞扬他的勇气和远见。他放纵的偷情和相应的欺骗都只是私下流传的丑闻，公众对此视而不见。直到现在，只要想起他撒谎欺骗时的若无其事和“出口成章”，他都会感到不可思议，难怪他对自己的真实评价很低：他不仅是虚荣，更是愚蠢。
即使在他的年纪——上周他刚七十七岁——他仍然困惑于自己的天性对人生造成了什么影响。毕竟，驱使他在战俘营中帮助他人和驱使他投入丽奈特·梅森和不止一两个有夫之妇怀抱的，是同样的品质：无所畏惧，拒绝墨守成规，玩世不恭，喜欢把事情推向极限。丽奈特·梅森的丈夫里克·梅森是他的重要同事，同样是医师学会理事，一个医术高超但极其乏味的人。在那天正在写的东西的前言里，多里戈说他希望在避免不必要的暴露隐私的情况下，他最终能够用谦卑的诚实态度把这些事情说清楚，恢复他真正的身份：一个医生，仅此而已；同时把回忆的焦点放在那些已经被他遗忘的人，而不是他自己身上，从而找回对他们的记忆。有时候他觉得这是矫正和奉献的必要做法，但考虑再深一些，他又害怕这样的自贬自谦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又导致美化他的形象。他进退维谷。他的脸无处不在而他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脸。
“我快变成一个名字了。”他说。
“谁？”
“丁尼生。”
“我没听说过。”
“《尤利西斯》。”
“现在没人读了。”
“人们什么都不读了。他们认为勃朗宁就是枪4。”
“我以前以为你只喜欢劳森5。”
“我现在还喜欢。仅次于吉卜林和白朗宁。”
“或者丁尼生。”
“我是我全部经历的一部分。”
“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话吧。”她说。
“不是。这是非常——什么词来着？”
“贴切的？”
“对。”
“你能全背出来，”丽奈特·梅森说，一只手顺着他枯槁的大腿往下滑。“还能背好多别的。可是你记不住一个男人的脸。”
“记不住。”
想到死亡，他就想起雪莱，想起莎士比亚。他们不请自来，进入他的生命，现在成了他的生命。仿佛人的一生，一本书、一句话或者寥寥几个词就足以容纳。只要简单几个词。“你现在是来参加一席死亡的盛筵。”6“像一个苍白、冰冷、朦胧的笑。”7“啊，他们这些老家伙。”
“死亡是我们的内科医生。”他说。他觉得她的乳头很奇妙。那天的晚宴上，有一个记者质疑他对轰炸广岛、长崎的看法。
“也许，一次就够了，”记者说，“可两次？为什么要两次？”
“他们是恶魔，”多里戈·埃文斯说，“你不懂。”
记者问，他们的女人孩子也是恶魔吗？还有他们没出生的孩子？
“辐射，”多里戈·埃文斯说，“不影响后代。”
可是，问题不在这儿，他知道问题不在这儿，再说，他也不知道辐射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很久以前有人告诉他不会。或者会。很难记住这个。这些日子他所坚持的，就是这些日益显得站不住脚的假设：他说的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他都说过。
记者说他做过一篇关于幸存者的报道，采访了他们，还录了像。他说他们遭受的痛苦实在太可怕，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看来你对于战争并不是一无所知，年轻人。”多里戈·埃文斯说，“可你只知道了一部分，战争远不止这些。”
说完他转过身去，旋即又回过头来。
“对了，你喜欢唱歌吗？”
此刻，多里戈一如既往地希望自己忘记这段令他难过、汗颜而又坦率的尴尬对话，它宛如就在眼前，而他的手正握住她的乳房，指间夹着乳头。但他的思绪不在这里。不用说，那个记者后来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肯定会反复说这件事，说那个战争英雄其实是个爱好核武器的好战老混蛋，没话说了最后居然问他唱不唱歌！
但是那个记者身上的某个特征让他想起土人伽迪纳，他说不上来是什么。不是脸，也不是神态举止。他的微笑？他的脸颊？他的大胆？多里戈当时对他很恼火，但佩服他面对多里戈盛名之下的权威敢于挑战。某种一致的内在气质——正直，你可以这么说。或者是对真相的坚持？说不准。在他的动作和习惯中找不出任何相似的踪迹。这让他莫名地感到羞耻，可能是他太傻了，而且他错了。现在他对什么事都不再确信了。或许，从土人被打那天起，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了。女人身上这个柔软的、螺纹漩涡一般的器官，令他有说不出的感动，在他眼中总像是冒险的邀约。他非常轻柔地吻她的耳垂。
“你应该把你的想法用自己的话说出来。”丽奈特·梅森说，“用多里戈·埃文斯的话。”
她五十二岁，比孩子还孩子气，但她不傻，她痛恨自己被这个老头吸引住了。她知道他不仅有妻子，还有另外一个女人。而且，她怀疑除了她们，还有一两个。她连当他唯一的情妇这种风骚的荣耀都没有。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了。他有老年人身上那种发酵面团似的酸臭味。乳头萎缩得只剩干瘪的两点，他做爱也不太靠得住。但那种偷尝禁果的感觉令她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和他在一起，她感到有一种被爱着的、坚不可摧的安全感。但她知道，一部分的他——她最想了解的那部分，他内心有光的那部分——依然隐隐约约不可知。在她的梦里，多里戈·埃文斯总是漂浮在她上方几英寸的地方。白天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会变得愤怒，指责他，威胁他，冷落他。但是到了深夜，当她躺在他身边，她就只想要他一个人。
“外面的天真脏。”她说着，感觉到他又要起身了。“它永远都在漂移，”他接着说，“仿佛它也忍受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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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2>
一九四三年初，他们到达暹罗，那时情况不同。一方面，天空清澈广袤。一个不陌生的天空，或者他只是这么觉得。正值旱季，树上没叶子，丛林敞开，地面满是尘土。还有就是，他们有吃的。食物不多，也不够，但食物缺乏引起痛苦和死亡还没成为惯例，饥饿还没有像某种发疯的东西住在他们肚子和脑子里。为日本人干活也还没变成一种疯狂——后来杀死他们像杀死成群的苍蝇一样。日子很难，但开始并不疯狂。
目光下移，多里戈·埃文斯看见勘察员用的一长列笔直的木桩，被大日本帝国陆军工程兵砸进地面，用来标示一条铁路线，从他站的位置开始延伸，他身后是一群沉默的战俘。他们从日本工程师那儿得知，这些木桩延伸成一条长达四百一十五公里的线，从曼谷北部直到缅甸。
它们勾勒了一条宏伟的铁路线，目前还只是一系列有待完善的计划、看似无稽的指令和华而不实的敦促——来自日军最高统帅层。它是一条虚拟的铁路，源自绝望促成的鲁莽和盲从导致的狂热，由神话和幻象组成，像在未来一年的建造中由木材、铁料和死去的无数生命组成一样。但有什么现实是现实主义者缔造的？
递到他们手里的是钝斧头和烂麻绳，第一项工作随之而来——砍倒一公里内长在预定铁路线上高大出奇的柚树，挖出树根，把断树和树根搬走。
“我爸常说你们年轻人从不各尽所能，”吉米·比奇洛说，一边用食指轻叩凹下去的钝斧刃。“我但愿这老家伙这会儿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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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以后会真的记住它。像最极端的罪恶，它会像从未发生过似的。受难、死亡、悲伤，那么多人经受如此巨大的苦难，可悲又可怜且毫无意义，也许它全都仅存于这些书页和其他几本书的书页里。恐怖能被一本书容纳，在其中被赋予形式和意义。但在生活中，恐怖没有意义，更遑论形式。恐怖不过是怎样就怎样。当它成为主宰时，宇宙间仿佛无处没有它的身形。
这本书的故事始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这一天，一个帝国随着新加坡失守而终结，另一个帝国兴起了。然而，到了一九四三年，由于战线拉得过长，以及军需供应短缺，日本屡屡战败，对这条铁路的需求变得毋庸置疑。盟军在通过缅甸给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火，美国人掌控了海洋。为了切断这条通向与他们敌对的中国人的重要供给线，为了从缅甸出击占领印度——日军统帅们疯狂地梦想着——日本必须通过陆路向驻缅日军输送兵力物资。但它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机械设备来建造这条不可或缺的铁路。也没有时间。
然而，战争有它自身的说服力。大日本帝国有必胜的信念——有大日本帝国为之命名、并理解为天皇意志的大和魂，大日本帝国相信，正是这种魂将所向披靡，直到日本最后胜利。而且，帝国拥有奴隶供其役使，这样的好运气支持不可战胜的大和魂，强化日本必胜的信念。大量的奴隶，亚洲人和欧洲人，其中有两万两千名澳大利亚战俘，大部分是在新加坡陷落时投降——投降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性的必然，那时交战甚至还没有全面开始。他们中有九千名将被送去修铁路。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蒸汽火车头C5631拉着三个车厢的日本和泰国的政府高官驶完竣工的“死亡铁路”全程——第一辆这么做的火车，在此进程中，那无尽的骸骨眠息之所将不会被它留意，其中包括那些澳大利亚战俘，他们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长眠于此。
现在，蒸汽火车头C5631被骄傲地陈列在一个展览馆内，这个展览馆是日本非官方国家战争纪念馆，即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的一部分。除了蒸汽火车头C5631，靖国神社还收藏着《灵玺薄》，其中列有两百多万个人名，这些人在自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的众多战事中为效忠天皇而死。在这么多人名中，有一千零六十八个是“二战”后被判犯有战争罪行而被处决的人。这一千零六十八个被处决的战犯中包括曾经为“死亡铁路”工作、被判犯下虐待战俘罪的人。
蒸汽火车头C5631前面竖着的牌子没有提到这个事实。修造这条铁路的恐怖也没有被提及。修造铁路时大批死去的人的名字无处可寻。但话说回来，所有死在“死亡铁路”上的人连一个多方认可的统计数字都没有。在为这个暴虐工程做苦力的人当中，盟军战俘只是一小部分——大约六万人。跟他们一起的有二十五万泰米尔人、中国人、爪哇人、马来人、泰国人和缅甸人。或者更多。有些历史学家说被奴役的苦力死了五万人，有的说十万，有的说二十万。没有人知道准确数字。
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名字已经被遗忘。没有书册为他们招魂。让他们拥有这残篇断简吧。
那天早些时候，多里戈·埃文斯这样结束了为居伊·亨德里克斯描写战俘营的图集写的前言——为了能完成这个数月以来都不能完成的任务，一个拖了很久的任务，他让秘书安排了一个三小时的空当，使他不受打扰。即便写完了，他也感觉这前言是他自己为了理解它的全部含义所做的又一次失败的努力，它被掩饰成一篇针对读者的简介，或许能赋予“死亡铁路”浅显的含义。
他感觉他的语气太直白又太私密，这使他想起他终此一生没能解决的那些问题。他脑子里充满数不清的事，不知怎么，他没能在写作中使其中哪怕一件事变得真实具体。数不清的事，数不清的名字，数不清的死者，然而，有一个名字他不能写出来。在前言的开头，他大致描写了居伊·亨德里克斯，也提纲挈领讲述了他死去那天发生的事，包括土人伽迪纳的事。
但关于那天一个最重要的细节，他什么也没写。看着用他一直惯用的绿墨水写的前言，他怀着一个简单的希望——即便这希望也是充满了负疚感的——他希望在他的梦想和失败之间展开的深渊里，也许有些什么值得阅读，从中真实能被情感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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