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德鲁。这只是暂时的。我向你保证，天总会下雨，你总会好起来的。”
“下雨？”我如临大敌，连声音都不住颤抖。
我尝试着搜索她的面部表情，但看不出所以然。她不再害怕，那她现在有什么样的情绪？悲伤？迷惑？愤怒？还是失望？我想读懂她，但一无所获。她叮嘱了我一百来个字便匆匆离开。还有，她在我的脸上轻啄了一下，还给了一个拥抱。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退缩或紧张，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刀山火海。她转身的时候，还擦拭了眼中渗出的某种液体。我觉得此时此刻有必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或有点什么特别的感受，却不得其法。“我看见你的书了，”我说道，“就在书店里，摆在我的书旁边。”
“你还是没变。”她说道，语气柔和却略有讥讽之意，或者是我会错意了，总之她是这样说的，“安德鲁，你要小心，听他们的话，总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的。”
然后，她离开了。
<h2>
死牛</h2>
他们叫我去餐厅吃饭，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第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必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直面如此多的人类；第二，那股味道，真是百味杂陈——有煮萝卜、有焗豆，还有死牛。
牛是一种居住在地球上的动物，一种经过驯化的多用途有蹄类动物，人类视它为采购食物、饮料、肥料和精品鞋的一站式商店。人类养殖它，割断它的喉管，把它切碎包装，冷藏销售，最后烹饪成食物。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人类自然为自己赢得了把“牛”更名为“肉牛”的权力，他们开始心安理得，因为人类不愿意提醒自己他们吃的是一头活生生的牛。
我一点儿也不关心牛。如果我的任务是杀牛，我会毫不犹豫地动手。但不关心是一回事，把它吃掉却是另一回事，这中间的跨度实在太大，我做不到，所以我只吃蔬菜。老实说，我只吃了一片煮萝卜。这时我才意识到，最容易让你产生思乡之情的莫过于吃这种恶心而陌生的食物。一片已足够，而且绰绰有余。事实上，我已无法忍受，我得用尽全身的气力和精力与呕反射殊死搏斗，好不容易才没吐出来。
我独自坐在角落里，身边有一盆高大的盆栽植物。植物的血管器官呈扁平状，极其宽阔，而且绿得油亮，这种东西叫“树叶”，显然能够发挥光合作用的功能。它于我全然陌生，但毫无恐怖之感。事实上，这种植物相当漂亮。我生平第一次看着地球上的东西丝毫不觉紧张。但当我将目光从植物上移开，落在“嗡嗡嗡”的噪声之处时，我看到的是被人类归为“疯子”的一类人。他们只是不适合这个世界的规则而已。如果这个星球上有人能做我的朋友，他们肯定就在这个房间里。正当我陷入沉思之际，一个“疯子”来到了我身边。她是一个留着粉色短发的姑娘，鼻子上戴了一枚银环（脸部的这片区域似乎需要特别关照），手臂上有一块细细的橙粉色伤疤。她说话声音低沉，细声细气，仿佛在暗示她大脑中的每一个念头都是天大的秘密。她穿了一件T恤，上面写着“愿世间无伤，万物至美”九个大字。她叫佐伊，她一开口就告诉了我她的姓名。
<h2>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h2>
然后她说：“新来的？”
“是的。”我答道。
“一天？”
“是的，”我坦然答道，“我是今天来的，还不到一天。”
她大笑，她的笑声和她的说话声截然不同。这种笑声让我不得不希望世间没有空气，这样一来，她发出的尖锐声波便无法直抵我的耳膜。
笑声落定之后，她向我解释道：“不，我的意思是，你是永久性待在这里，还是只过来待一天？比如说我，我是做志愿者工作的，我只在这里待一天。”
“我不知道。”我答道，“我想我很快就会离开。我不是疯子，你也知道。我只是大脑有一点儿混乱。我还有许多事要处理，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去完成。”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佐伊说。
“是吗？在哪里？”
我扫视着房间，不安的感觉卷土重来。这里有76位病人，18位员工。我需要私人空间。我需要，迫切需要离开这里。
“你上过电视吗？”
“我不知道。”
她大笑：“我们可能是脸书上的朋友。”
“也许是吧。”
她挠了挠她那张狰狞的脸。真不知道那张脸下面还有什么，总之不可能更可怕了吧。她仿佛想起了什么，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我知道了。我在大学里见过你。你是马丁教授，是不是？你可是传奇人物呢。我在菲茨威廉学院读书，我见过你。那里的菜比这里的好吃多了，对不对？”
“你是我的学生？”
她再次扑哧一笑：“不，不。GCSE[5]数学对我来说已经够难的了。我可恨死它了。”
我顿时火冒三丈：“恨它？你怎么能恨数学？数学可是万物之本。”
“呃，我不这么看。我的意思是，毕达哥拉斯听起来像个老朋友，但是，不，我对数字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喜欢哲学。这很可能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读了太多的叔本华。”
“叔本华？”
“他写了一本书，名叫《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我得写有关这本书的论文，这本书主要是说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人类受基本欲望的支配，给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折磨，因为欲望使我们渴望外在世界的东西，但这个外在世界却只是一种表象。由于这些渴望会影响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所以我们最终只能从内在世界汲取养分，直至发疯。看，这里就是终点。”
“你喜欢这里吗？”
她再次大笑，但我发现她的笑声中隐隐有一丝忧伤。“不，这里是个大旋涡。它会把你吸进去，越陷越深。你得离开这里，朋友。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奇葩，你仔细看好了。”她指着餐厅里的各色人等，逐个介绍他们的毛病。第一个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位体态臃肿、一脸农村红的女人。“那是肥婆安娜，她什么都偷，看她是怎么偷叉子的，她直接藏在袖子里了……哦，那是斯科特，他以为自己是王位的第三继承人……还有莎拉，她大半时间都完全正常，可一到下午四点一刻就无缘无故地尖叫。你真该听听她的尖叫有多恐怖……那是哭神克里斯……还有那是多动症患者布莉姬，她动来动去的速度和她思维的速度同步……”
“思维的速度，”我说，“这么慢？”
“还有撒谎精丽莎……和摇滚酷哥拉杰什。哦，还有一个极品，你看到那边的长鬓角男人没有？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对着餐盘喃喃自语的？”
“看到了。”
“呃，他有K-PAX星球[6]妄想症。”
“什么？”
“他疯得厉害，他觉得自己来自外星球。”
“有这种事？”我很好奇，“难道他不是外星人吗？”
“当然不是，我敢保证。这间餐厅的外来人员只有一个，他是个又聋又哑的印第安人，来自杜鹃窝[7]。”
我不知道她说的“杜鹃窝”是什么意思。
她瞥了一眼我的餐盘：“你不吃这个吗？”
“不，”我答道，“我吃不下去。”也许我可以从她嘴里套一些话出来，我问她，“如果我取得了某种成就，而且是了不起的成就，你觉得我会对许多人说吗？我的意思是，我们人类是不是对这种事很自豪？我们是不是有一点喜欢炫耀？”
“是的，我想是这样。”
我点点头。恐慌从心底腾地升起，我怀疑有很多人都知道了安德鲁·马丁教授的发现。然后，我决定扩大问题的范围。毕竟，要想扮演好人类的角色，就必须多了解他们，因此我问了一个自认为最宏观的问题：“呃，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发现这种意义了吗？”
“哈，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老实说，人生没有意义！人们没完没了地寻找外在价值和意义，殊不知，这个世界不仅不能给他们提供答案，而且对他们的问题漠不关心。这可不是真正的叔本华。这更像是克尔凯郭尔与加缪的结合体[8]，我认同克尔凯郭尔与加缪。问题在于，如果你潜心研究哲学，不再相信意义的话，你可能得开始吃精神科药物。”
“那爱呢？爱是什么东西？我在杂志上总看到这个字，就是《时尚》杂志。”
又是一阵狂笑：“《时尚》？你在开玩笑吗？”
“不，我是认真的。我很想了解这些东西。”
“你肯定问错人了。你知道，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之一。”她的声音起码压低了两个八度，眼神变得暧昧，“我喜欢暴力的男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一点自虐倾向。我经常去彼得伯勒，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男人。”
“哦。”我说道，这时我才意识到主人的确应该把我送到这里来。人类和我所知的一样变态，他们是一个热爱暴力的物种，“这么说，爱是寻找一个能够伤害你的人？”
“相当正确。”
“这太荒唐了。”
“‘爱情之中总有几分疯狂。而疯狂之中又总不乏几分理性。’我忘了这话是谁说的了。”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我想离开。由于不了解人类的礼节，我直接起身离开。
她叹了一口气，继而又自顾自发笑。笑似乎和疯狂一样都是自我解嘲之道，是人类的紧急出口。
我满怀着乐观之情，走到那位对着餐盘喃喃自语的男人身边，他是这里大名鼎鼎的天外来客。我们聊了一会儿。我满怀希望地问他来自何处。他答塔图因[9]。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他说他住在卡孔大坑附近，开车去贾巴的宫殿只要几分钟。他曾经和天行者一起住在农场里，后来农场被烧毁了。
“你的星球有多远？我的意思是，离地球有多远？”
“很远。”
“多远呢？”
“五万英里（1英里=1.609344千米）。”他的回答粉碎了我的最后一丝希望，我不得不暗自懊恼，早知如此，我还不如一开始就专心欣赏那株苍翠欲滴的绿叶植物。
我凝视了他半晌，起先我还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现在我知道了，我原来只是独自一人。
因此，我只能默默走开。我想，也许这就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下场吧。你会发疯。你把现实端在餐盘中，眼睁睁地看着它燃烧，最后为了双手不被灼伤，只得扔下餐盘（正当我思索之际，餐厅的某处有某个人真的扔下了餐盘了）。是的，我现在想明白了——做人会把你逼疯。我从四方四正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绿树、砖房、车流和来来往往的行人尽收眼底。显然，这类物种端不住安德鲁·马丁刚刚递给他们的餐盘。我必须离开这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到了。我想到了伊莎贝尔，我的妻子。她有知识，有我需要的知识。我刚才真该和她一起离开。
“我在做什么？”
我向窗户走去，我以为它和我们沃那多星球的窗户是一样的，结果并非如此。它由玻璃制成，坚硬如岩石。我非但没能走出去，反而把鼻子撞扁了，惹得其他病人发出一阵哄笑。我离开餐厅，迫切渴望远离所有的这些人，还有死牛和胡萝卜的臭味。
<h2>
失忆症</h2>
扮演人类是我的任务之一，但如果安德鲁·马丁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别人，那我可没时间在这里继续耗下去了。我看了看自己的左手，还有其中隐藏的魔力，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午餐后，我找了那位曾坐在一旁监视我和伊莎贝尔交谈的护士。我把声音压低到分毫不差的频率，把语速放慢到周密精确的速度。催眠人类是小菜一碟，因为他们似乎是宇宙中最容易轻信的物种。我对他说：“我的精神非常正常。我想见能批准我出院的医生。我得回家见妻儿，而且我得回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继续教书。还有，这里的饭菜我吃得很不习惯。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我的行为有伤风化，但在此我向您负责任地保证，不管我患的是什么病，它都是暂时的。现在我的情绪很稳定，心情也很好。我感觉好极了，真的。”
他点点头，“跟我来。”他说道。
医生要我做一些体检项目。脑部扫描，他们担心我失忆可能是因为大脑皮层受损。我意识到一点，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让人类检查我的大脑，尤其是当我的魔力处于活跃状态时。所以，我信誓旦旦地对他说我没有得失忆症。我编了一大堆的陈年旧事，我编造了我所有的生活。
我告诉他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他表示理解。接下来他问了更多的问题。不过，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就像原子中必定有质子一样，我只须找到它，把它当作自己的独立想法一般奉送给医生即可。
半小时之后，诊断结果不言自明。我并未失忆。我的问题只是临时性的精神错乱。尽管他不认同“崩溃”这个术语，但他说我长期缺少睡眠，工作压力过大，再加上饮食习惯不良，所以一时“精神崩溃”。看来伊莎贝尔已经对医生说了我的饮食问题，大概主要是说我经常喝浓烈的黑咖啡——这当然是一种饮料，我已经知道它很难喝。
医生又问了我一些问题，例如我是否有恐慌症、情绪低落、神经受刺激、突发性行为失常或感觉不真实。
“不真实？”我颇为自信地想了想，“哦，是的。我最近绝对有这种感觉，但现在没有了。我很好，我感觉非常真实，我的感觉和太阳一样真实。”
医生微微一笑。他说他看过我写的数学书——貌似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回忆录，讲述的是安德鲁·马丁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经历。我看过这本书，书名叫《美国π》。医生给我开了更多的安定片，他建议我“万事随缘，顺其自然”，说得好像体验生活还有别的方式似的。之后，他拿起一种通信设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原始的玩意儿），他通知伊莎贝尔过来接我回家。
<b>记住，执行任务期间，绝不要被人类影响或腐蚀。</b>
<b>人类是一种自大傲慢的物种，残暴贪婪是他们的标签。他们占领了他们的地球家园；虽然这是他们目前能够居住的唯一星球，但人类却把它推上了毁灭之路。他们打造了一个分门别类的世界；虽然人类之间有共同点，但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视而不见。他们开发技术的速度快到变态，以至于把人类哲学远远甩在后面。他们为了进步而追求进步，为了追逐人人垂涎的金钱和名利，他们亦会不择手段地往上爬。</b>
<b>你绝不能掉进人类的陷阱。每看到一个人类，你都一定要提醒自己他（或她）和整体人类犯下的罪恶脱不了干系。无论他们看起来有多无辜，每一张微笑的人脸背后都隐藏着他们能够干得出而且也必须为之负责的恐怖活动。</b>
<b>你绝不能心软，在任务面前绝不能退缩。</b>
<b>保持纯净。</b>
<b>坚守你的逻辑。</b>
<b>你要做的事情势在必行，不要让任何人挡住你前进的脚步。</b>
<h2>
坎皮恩路4号</h2>
这是一个温暖的房间。
有窗户，但窗帘已悉数拉上。窗帘很薄，太阳发射出的电磁辐射仍然能透进来，因此房间里的一切清晰可见。墙粉刷为天蓝色，一盏白炽灯从天花板上垂直而下，上面还套着纸质的圆柱形灯罩。我躺在床上，这是一张四方四正的大床，可以睡两个人。我在这张床上已经睡了三个多小时，现在终于醒了。
这是安德鲁·马丁教授的床，位于他家的二楼。他的家则坐落于坎皮恩路4号，和我见过的其他房子相比，这幢楼相当大，墙面都是雪白的。楼下、走廊和厨房的地面为大理石，这是一种由方解石构成的物质，对我来说颇为熟悉，看上去有一种亲切感。我去厨房喝了一点水，那里尤其温暖，大概是因为有一种被称为炉子的东西。这种特殊的炉子由铁制成，以天然气为燃料，顶面有两只能够持续升温的圆盘。上面有AGA[10]字样，它是奶油色的。厨房有很多门，卧室也同样如此。烤箱门、橱柜门和衣柜门，整个世界被拒之门外。
卧室铺了米黄色的地毯，由羊毛制成。羊毛是一种动物的毛发。墙上贴了一张海报，上面有两个人的脸，一个是男人，另一个则是女人，他们紧紧贴在一起。海报上写了“罗马假日”四个大字，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比如说“格里高利·派克”“奥黛丽·赫本”和“派拉蒙电影公司”。
一件立方体木制家具的上方摆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基本上是静止不动的二维全息图，只能满足视觉而已。它镶在一个钢框中，上面是安德鲁和伊莎贝尔。照片中的他们很年轻，皮肤紧致，闪耀着青春的光泽。伊莎贝尔满脸喜色，因为她在微笑，微笑是人类快乐的象征。照片中的安德鲁和伊莎贝尔站在草地上，伊莎贝尔身穿一袭白裙，也许穿白裙会让人快乐。
还有一张照片，他俩站在某处热带地区，头顶上的天空犹如蓝宝石一般澄澈。两人都没有穿礼服，四周是摇摇欲坠的巨石柱。这应该是史前人类文明的重要建筑（顺便说一下，在地球上，文明是人类聚集在一起共同压抑本能的结果）。我想，文明大概就是被忽略或被毁灭的东西吧。照片中的他们都在微笑，但这种微笑有了不同的意味，笑意仅抵达嘴部，眼神一片空洞。他们看起来不大舒服，也许是因为热浪袭人。接下来，还有一张近照，拍摄于室内。照片上多了一个孩子，是个小男孩。他的头发和妈妈的一样，都是深棕色的，也许颜色更深，而且肤色更白。他穿的衣服上面绣着“牛仔”的字样。
伊莎贝尔大半时间都待在家里，有时躺在我身边睡觉，有时则站在一旁看我。我一般故意不看她。
我不想以任何方式与她亲近。我不能对她产生任何同情心或同理心，这对我执行任务没好处。老实说，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她和我有天壤之别，看她一眼我都无所适从。她是陌生的外星人，但宇宙间一切皆有可能，只是在发生之前以及在几乎已无可争议地发生之前，你以为不可能而已。
我还是鼓起勇气，迎上她的双眼，问了一个问题。
“上次你见到我是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以前，也就是昨天？”
“吃早餐的时候，然后你就上班了。晚上11点才回家，11点半上床。”
“我对你说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你喊我的名字，但我假装睡着了，仅此而已。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不见了。”
我满意地笑了。大概是如释重负吧，但那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高兴。
<h2>
战争金钱秀</h2>
我看“电视”，电视是她为我搬进房间的，她搬得很艰难，这对她来说太重了。我想她可能希望我上前帮她。冷眼旁观一个生物物种千辛万苦地搬东西，似乎不太厚道。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不通她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尝试用意念帮她减轻一部分重量——我只是想试试自己的念控力罢了。
“这比我期望的轻多了。”她说道。
“哦，”我迎上她的目光，“期望是个有趣的东西。”
“你还是喜欢看新闻，是不是？”
看新闻，这是个极好的主意，新闻也许能给我提供一些信息。
“是的，”我答道，“我喜欢看新闻。”
我盯着电视，伊莎贝尔盯着我，我们都被眼前的事物所困扰。新闻里充斥着人脸，但这些脸一般来说比较小，而且似乎离我非常遥远。
看了一小时之后，我发现了三个饶有趣味的细节。
1.地球上的“新闻”这一术语通常意味着“直接与人类相关的新闻”。简单来说，这类新闻与羚羊、海马、红耳龟或地球上的其他九百万个物种毫无关系。
2.新闻的重要程度是有等级的，只是这种等级我无法理解。比如说，它完全不会播放数学方面的最新发现或至今仍有待研究的多边形，这里大半的内容都是政治——在这个星球上，政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战争与金钱的代名词。老实说，新闻里的战争和金钱所占的比例似乎大得吓人，它的精确定义真应该是“战争金钱秀”。主人的话太对了。地球的标签就是残暴和贪婪。一颗炸弹在一个叫阿富汗的国家爆炸了。在地球的另一端，人们对朝鲜的核问题深表忧虑。股市大跌，令许多人揪心不已，他们注视着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字的屏幕，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仿佛它们是唯一有用的数学。唉，我一心等待有关黎曼假设的新闻，但最终什么也没等到。要么是没人知道这个，要么是没人关心。按理说，这两种可能性都应该使我高兴，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3.人类只关心他们身边发生的事。韩国关心朝鲜。伦敦人差不多只关心伦敦的房价。人们似乎不介意雨林里的土著人赤身裸体，反正他们又不会出现在自家的草坪边。他们丝毫不理会太阳系之外发生的事情，对太阳系之内的事情也漠不关心——除非正好发生在地球上（有一点必须承认，人类的太阳系发生的事情的确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解释人类为什么会如此自大，当然是缺少竞争嘛）。一般来说，人类只想知道他们本国——最好是本地——发生的事情，总而言之，离他们越近就越好。以此类推，人类最理想的新闻节目莫过于观众住宅的实况新闻。播放内容可以根据住宅中的各个房间划分为几个板块，并根据房间的重要程度安排播放顺序。头条新闻当然是有关电视所在房间的报道，通常来说，最重要的新闻当然是人类正在看电视。不过，在人类根据新闻逻辑逐层类推得到这个必然的结果之前，他们最喜欢的还是本地新闻。所以，在剑桥，这一天最重要的新闻是一位名叫安德鲁·马丁的大学教授于清晨时分被人发现在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新庭院一带祼奔。
这一条新闻被反复播放，因此我一回家电话就响个不停，妻子不停地对我说电脑里有新邮件也不足为奇了。
“我一直都在帮你挡驾，”她告诉我，“我对他们说你现在身体不适，不方便说话。”
“哦。”
她坐在床上，亲昵地抚摸我的手，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一部分的我希望自己能当场叫她住手，但凡事都有规矩，我必须遵循。
“所有人都很担心你。”
“他们是谁？”我问。
“呃，首先是你儿子。知道了你的事之后，格利佛的心情甚至更糟了。”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她的眼皮缓缓下垂，脸上充满了强作镇定的意味：“你知道我们只有一个。我实在不明白，你怎么不做脑部扫描就离开了？”
“他们认为我不需要。这种诊断很简单，用不着扫描。”
她在床边放了食物，我尝试着吃了一小口。它似乎应该叫乳酪三明治，另一种人类必须对牛表示谢意的食物，味如嚼蜡，但勉强吃得下去。
“你为什么给我做这个？”我问她。
“我要照顾你啊。”她答道。
我大惑不解，大脑实在不善于计算这种问题，一下子转不过弯来。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我们沃那多人献身于技术，而地球人似乎需要献身于彼此。
“但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她嫣然一笑：“从结婚到现在，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问，“我们的婚姻一直都很糟糕吗？”
她倒抽了一口凉气，似乎这个问题是绝不能触碰的雷区：“快吃你的三明治吧，安德鲁。”
<h2>
陌生人</h2>
我吃三明治。片刻之后，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这正常吗？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孩子。”
“从目前来看，这是我们唯一正常的事。”
她的手上有一块小小的擦伤，很小的一块，但仍然使我想起了精神病院的那个哲学家式的女人佐伊，她的手臂伤痕累累，她喜欢暴力的男友。
接下来便是长久的沉默。我大半生都离群索居，早已习惯沉默，但这里的沉默似乎有所不同。它是那种你必须打破的沉默。
“谢谢你，”我说，“谢谢你做的三明治，味道很好，特别是上面的面包。”
我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三明治。然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他人表示感谢。
她淡然笑道：“看来你还没被宠坏嘛，陛下。”
她用手轻拍我的胸，手停在了那里。我发现她眉毛上扬，前额挤出了一道抬头纹。
“真奇怪。”她说。
“什么？”
“你的心跳，感觉不正常。仿佛根本就没有心跳。”
她放开手，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丈夫，仿佛他是一个陌生人。当然，她猜对了。事实上，我就是个陌生人，比她想象中还要陌生。她看上去有些担心，内心有一部分的我痛恨她的这副样子。此时此刻，在所有的情绪中，她最应该有的是恐惧。
“我得去超市一趟。”她告诉我，“冰箱里空荡荡的，东西都吃完了。”
“哦。”我应道，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她走。也许我得让她走。我的任务有一套特定的程序，程序的第一步是菲茨威廉学院安德鲁·马丁教授的办公室。只要伊莎贝尔前脚离开家门，我就可以后脚离开，还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你去吧。”我说。
“但你必须好好卧床休息，知道吗？躺在床上看电视，什么也不要做。”
“好的，”我说，“我会好好休息。我会躺在床上看电视。”
她点点头，但前额仍然有抬头纹。她离开房间，继而离开家门。我跳下床，脚趾不小心撞到了门框，一阵疼痛袭来。我想，这本身不算诡异，但诡异的是，疼痛感居然一直挥之不去。它不是那种严重的疼，毕竟只是踢到了脚趾而已，但痛感却不能自行消除。我走出房间下了楼，它才慢慢消退继而消失，速度慢得可疑。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折回卧室。离电视越近，疼痛感就越强烈。电视里有个女人正在大谈天气，她在做一些预测。我关掉电视，脚趾上的疼痛神奇地消失了。不可思议，电视信号肯定会影响我的魔力——左手中的技术。
我离开房间，暗暗发誓绝不会在紧要关头靠近电视。
我下楼了，这里有很多房间。厨房里，有一只生物正在宠物篮中酣睡。它有四条腿，全身长满了棕白相间的毛发。这是一只狗，雄性。它躺在那里，双眼紧闭。但我进入厨房时，它还是咆哮了几声。
我四处寻找电脑，但在厨房里遍寻不着。我去了另外一间房，一间位于屋后的房间，四方四正，后来我才知道它叫“起居室”。不过按这样算，人类大多数的房间都是起居室。这里有一台电脑，和一部收音机。我首先打开的是收音机，一个男人正在介绍另一个男人——沃纳·赫尔佐格导演的电影。我狠狠地捶了一下墙，虎口一阵剧痛。关掉收音机后，疼痛感立刻停止，看来影响我的不只是电视。
计算机原始而落后，上面刻有“Macbook Pro”的字样，键盘上全是字母和数字，还有许多指向各种方向的箭头，它似乎和人类有着诸多共通之处。
大约一分钟之后，电脑启动完毕，我开始搜索电邮和文档，但找不到有关黎曼假设的任何资料。我继而访问因特网——地球上信息的主要来源。所有的新闻里都没有提到安德鲁·马丁教授证明了黎曼假设，不过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菲茨威廉学院的路线图。
用心记住后，我取下走道储物柜上最大的一串钥匙，悄然走出家门。
<h2>
启动程序</h2>
只要能证明黎曼假设，绝大多数的数学家都甘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
——马库斯·杜·索托伊
电视上的女人先前说了今天不会下雨，所以我骑安德鲁·马丁教授的自行车去菲茨威廉学院。此时夜幕已降临，伊莎贝尔应该已经到了超市，所以我知道我得速战速决。
这是一个星期天，显然这意味着学校应该没什么人，但我知道万事必须小心。我知道学校的方向，骑自行车对我来说还算轻松，但交通规则就不是那么容易掌握了，我有一两次都险些被车撞到。
最后，我终于来到了一条寂静无人的林荫道，它叫斯陶瑞路，长得一眼望不到尽头，这里就是菲茨威廉学院所在地。我把自行车靠在墙边，向三幢大楼中最大的一幢走去，它也是学院的主要入口。这幢大楼有三层楼高，呈宽长形，在地球上算是相对现代的建筑。走进大楼时，我遇到了一个拿着拖把和桶的女人，她正在拖木地板。
“哈啰。”她招呼我。她似乎认得我，但见到我并不怎么开心。
我报以微笑（在医院的时候我发现微笑是对他人致意的首选正常反应，吐唾沫不算）。“你好，我是这里的安德鲁·马丁教授。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可我遭遇了一点小事故——不算严重，但导致我失去了一些短期的记忆。总之，现在我在病休，可我极其需要办公室里的一些东西，就是我的办公室，只是一些对我个人有价值的东西而已。你知不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里？”
她端详了我几秒钟。“我希望你的病不算严重。”她说道，语气中似乎毫无真诚之意。
“不，不，不算严重。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好了，很抱歉打扰你，可我现在得赶时间，可不可以告诉我办公室怎么走？”
“上楼，沿着走廊一直走，左边第二个门就是。”
“谢谢。”
我在楼梯上遇到一个女人。她满头白发，脖子上挂着一副眼镜，依人类的标准来看她长了一副精明的面孔。
“安德鲁！”她叫道，“我的老天！你好吗？你来这里干什么？我听说你生病了。”
我仔细打量她。我在想，她到底知道多少。
“是的，我的头上还肿了一块，不过现在完全好了。真的。不用担心，医生给我检查过了。我会好的，天总会下雨，我总会好起来的。”
“哦，”她仍然狐疑，“是这样啊，没事就好。”
然后我怀着一丝难以名状的恐惧，抛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上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
“我这个星期都没见到你，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上星期四。”
“自那之后我们一直没联系过吗？比如说打电话？写电邮？或是其他的方式？”
“不，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你真让我想不通。”
“呃，没什么，只是我头上肿了一块，现在脑子不是很清楚。”
“老天，这真可怕。你确定你要来办公室吗？你不是应该在家卧床休息吗？”
“是的，我必须来一趟。等会儿我就回家。”
“好吧。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谢谢。”
“再见。”
她继续下楼，她怎么也没想到她刚刚从鬼门关侥幸逃脱。
我有钥匙，所以我把它插入锁孔。我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撞上人，所以不能做任何出格的事。
现在我走进了他的——不，是我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想象中的办公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之前没有期望，所以现在无从对比。一切都是新的，都是事物本应如此的直接原型——至少在这里是。
好了，这是一间办公室。
一张静态的办公桌后横着一张静态的椅子，一扇被百叶窗遮得严严实实的窗户，三面墙上几乎立满了书。窗台上摆着一盆棕色树叶的植物，比我在医院看到的小得多，也饥渴得多。办公桌上是一片由文件和文具形成的混沌深海，几张相框苦苦挣扎于其中，而电脑则屹立于正中央。
时间所剩无几，我立刻坐定打开电脑，它似乎只比家里的那台电脑先进一点点。地球人的电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进化历程的预感阶段，这种电脑只能呆坐在那里，任由你查询和获取信息，绝不会有一星半点的怨言。
我很快就找到了目标，一个名为“ζ”的文档。
打开文件后，我发现它足足有26页，全是数字符号，或者绝大部分都是数学符号。文件的开头有一小段文字介绍，是这样写的：
<b>黎曼假设的证据</b>
黎曼假设的证据是最重要的数学未解之谜，诸位很快就会明白这一点。解开这个谜底会使数学分析应用产生革命性的转变，它亦会通过无数种未知的渠道改变我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生活。事实上，数学是文明的基石，像埃及金字塔这样的建筑奇迹以及对于建筑至关重要的天文观测数据就是明证。自此之后，我们在数学方面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但进展的速度并不稳定。
在这条进化之路上，既有飞跃式的发展，也有致命的挫
折（进化本身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如果亚历山大图书馆[11]没有毁于战火，可以想象的是，我们人类也许早就在古希腊文明的基础之上取得了比如今更伟大的成就，也许在卡尔达诺或牛顿或帕斯卡时期我们已率先登月。而现在我们只能设想另一种景象，也许我们已将其他星球地球化，用我们的21世纪文明将其殖民，也许我们已在医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也许我们根本不会经历黑暗时代[12]。如果没有那个愚昧无知的年代，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青春永驻、长生不老的秘诀。
我们这一行的人经常开玩笑，说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异教组织把一切都建立在完美的几何结构和其他一些抽象的数学形式之上，不过如果我们应该有一种宗教的话，数学教似乎是最理想的。原因很简单，假如上帝真的存在，除了数学家之外，他还能是别的什么人？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可以说，我们离神祇更近了。事实上，我们也许有机会让时光倒流，甚至有可能重建那座古代图书馆，这样我们便能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h2>
质数</h2>
文章以这种兴奋的笔调一路向前奔腾。我顺便看了一下波恩哈德·黎曼的介绍，他是一个极度羞怯的19世纪德国天才，年幼时就在数学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赋，成年后从事数学研究工作，精神崩溃过多次。我后来发现这是人类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总之他们的神经系统就是无法承受。
毫不夸张地说，把这些人逼疯的罪魁祸首就是质数。看看，如今还有如此多的未解之谜，数学家们发疯也不足为奇了。他们知道质数是只能被1和它本身整除的整数，但除此之外，他们每往前走一步都会四处碰壁。
举例来说，他们知道所有质数的总和正好等于所有数字的总和，因为这两类数字都有无限个。对人类来说，这是个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实，因为数字肯定要比质数多。一些人苦苦思索，怎么也想不通，最后只能把枪塞入口腔，扣动扳机，饮弹爆头自尽。
人类也知道质数就好比地球上的空气，越往上就越稀少。举例来说，100以内的质数有25个，但100至200之间的质数只有21个，1000至1100之间则只有16个。不过，有一点还是不同于空气的，那就是无论爬得多高，总还是会有一些质数。举例来说，2097593是质数，在它和某个极大的质数——比如说4314398832739895727932419750374600193——之间有上百万个质数。所以，质数的空气可以覆盖整个数字宇宙。
然而，质数显然是随机分布的，人们却得绞尽脑汁解释它的规律。它们越往上越少，但这种规律无论如何都不是人类所能领会的。这让人类万分沮丧。他们知道如果能找出其中的规律，人类就能在各方面进化升级，因为质数是数学的核心，而数学又是所有知识的核心。
人类对其他的知识还是很了解的，比如说原子。他们有一种叫作分光仪的机器，可以通过它看到构成分子的原子。但人类没法像了解原子那样了解质数，他们觉得只要找出质数的分布规律，就可以破解质数的秘密了。
1859年，病势日渐沉重的波恩哈德·黎曼在柏林科学院宣布了后来在数学领域中研究最广泛、名声最响的一条假设。他假设质数的分布是有规律的，或者至少前十万个左右的质数分布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迷人而纯净，它也许与一种名为“ζ函数”的表达式相关。ζ函数本身有点类似于脑力机器，它是一种看起来颇为复杂的曲线，但对人类探索质数的规律却非常有用。你把数字放进去，它就能形成一种前人从未发现过的秩序。这就是规律。质数可不是一种随机分布的数字。
当身患中度恐慌症的黎曼向一群衣着光鲜、满脸络腮胡的同行宣布这一假设时，他收获的是一片哗然。同行们深信谜底马上就要解开了，他们确信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所有质数的分布规律证据。但黎曼只是找到了锁，还没有真正拿到钥匙，不久之后他死于肺结核。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越来越迫切地渴望解开谜底。其他的数学之谜开始逐个被破解——例如费马大定理和庞加莱猜想，因此，这位德国人尘封已久的假设渐渐浮出水面，证明它成了最后一个终极之谜。它的价值等同于看见分子中的原子，或识别化学周期表中的化学元素。证明黎曼假设最终可以给人类带来超级计算机，帮助人类在量子物理学和星际交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了解了所有的这些信息之后，我开始在写满了数字、图表和数学符号的页面中四处搜索。对我来说，这是另一种需要学习的语言。和《时尚》杂志上的语言相比，这种语言要简单得多，也诚实得多。
看到最后，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整个人仿佛被石化。看到最后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时，我确信安德鲁·马丁已找到了证据——钥匙已插入那把至关重要的秘锁。
因此，我不假思索，直接就把文档删除了，动手时一股小小的自豪感从我心底油然而生。
“好了，”我告诉自己，“你也许刚刚拯救了整个宇宙。”当然，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就算是在地球上也没这么简单。
<h2>
倒吸一口凉气的时刻</h2>
ξ（1/2+it）=[eRlog（r（s/2））π-1/4（-t2-1/4）/2]×[eiJlog（r（s/2））π-it/2ζ（1/2+it）]
<h2>
质数的分布</h2>
我检查了安德鲁·马丁的电邮，尤其是发件箱的最后一封信。它的主题是“153年之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红色感叹号。内容很简单，“我已经证明了黎曼假设，震惊了吧？必须第一个告诉你。丹尼尔，请高抬尊眼好好瞧瞧。有一点不说你也知道吧，此时此刻，在未发表之前，本证明仅供观瞻。你现在作何感想？人类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05年以来全球最劲爆的新闻，请看附件。”
附件是我刚刚删掉的文档，而且它刚刚被收信人读取。我没有多耗时间，直接查看收信人的地址：daniel.russell@cambridge.ac.uk。
我很快就发现，丹尼尔·罗素是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13]，今年63岁。他写了14本书，大半为全球畅销书。通过网络我得知，他在英语国家的每一所顶尖大牌级大学都执过教——其中包括剑桥（现在他执教的大学）、牛津、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他获得的奖项和荣誉多得令人发指。他和安德鲁·马丁一起合著过几篇学术论文，但根据我粗浅的研究，他们之间更像是同事而不是朋友。
我看了看时间，大约再过20分钟，我“妻子”就会回家找我了。这个时候她对我的怀疑越少就越省事。毕竟，我的任务是有步骤的。我得一步一步来。
此时必须完成程序的第一步，我把电邮和附件悉数扔进垃圾箱。然后，为了保险起见，我还以最快的速度设计了一个病毒——是的，设计这种玩意儿需要借助质数。自此之后，谁都休想在这部电脑上查询到任何资料。
离开之前，我翻了一下办公桌上的文件。全都无关紧要，只是一些琐碎的信件、日程表、白纸，不过我在一张纸上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07865542187。我把这张纸揣入口袋，此时桌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伊莎贝尔、安德鲁和一个男孩（估计是格利佛）。男孩一头棕发，三个人中唯独他没有微笑。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绺头发搭在眼睛上，眼神充满偷窥的意味。他对“人貌本陋”的体会甚于大多数人。至少他似乎不喜欢自己，所以我一下就对他有了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