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这样的规划。”
“这里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有了像你这样的未来领袖,你的世界末日理论就永远不会成真。”我微笑补充道,“这样就可以有多一些时间思考如何与巴勒斯坦人取得永恒的和平。”
“你怎么对我的角色那么有把握?怎么会认为大家会接受我从政?”
“四五年之内形势就会有所改变。双方人民都受够了,他们都迫切想找到一个政治解决之道。”我对她说。
“嗯,我的确是想做点什么好阻止犹太至上主义在这个国家继续快速漫延3这绝对是二十世纪最古怪的现象!”塔玛语气不带一丝犹疑。她非凡的自信与清晰的思路令我印象深刻。她发表言论时极具说服力,听者会相信她对自己的理念深信不疑,这不就是一位政治人物应该具备的吗?
“但我不想加入任何一个政党。”她补充道,“我想筹组一个有实际作为,而不只空口说白话的政府,我不想当那种整天出现在全国性报纸头版或电视新闻里的政治人物。”
“你要怎么办到?你要怎么筹组政府?”
“既然我之后会拿到行政管理的博士学位,那我想我应该有能力管理内阁,我会从腐烂的系统内部着手改善这个政府。总之,我们等着看吧!”
“你要怎么从内部着手改变政治系统?”
“我自有计划。”她语气温和,但却带着一抹坚定的微笑。
“所以现在我眼前的这位就是以色列未来的领导人,这代表完美的‘一国方案’即将出现,这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将能和平共存咯?事实上,根据你梦想中的理论,这里会成为一个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国际人士、越南船民、埃塞俄比亚人等各个种族都能和平共存的地方咯?”我说道。我心想她最好在这些难民颈上挂着的钥匙成为难以负荷的重担之前回来,否则他们就会挂着这些钥匙客死异乡[64]。
塔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我得赶在那些难民的梦想破灭之前回来。”
“你动作要快。他们都老了,那些亲身经历以色列建国的难民大多已七八十岁了。”
“我希望他们可以再撑个五六年。”塔玛说。
“我也希望如此。”我对她说。
美丽的夕阳再度降临她家的露台之上。一股带着香草气味的怡人微风吹拂过我们的脸庞,一股哀伤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们都还年轻,尽管此刻令人陶醉的微风正轻拂着我们被阳光亲吻的肌肤,我们心中却满载着责任与绝望。
“我非回来不可。”塔玛心中有许多无以名状、杞人忧天的烦恼,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要回来推倒隔离墙。我要让以色列从封闭情结中解放。以色列必须明白,若要长治久安就不能竖起一道道高墙,只为了阻挡当初自己招惹来的敌人。哈马斯是以色列自己一手扶植出来的科学怪人。你一定知道,在八十年代以色列提供哈马斯军火与资金,好让他们对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你对这片土地怀有这么多热情与痛苦,你没办法离开太久的。”我对她说。
“我想我暂时离开几年,远离这个国家对孤立的偏执,这样对我也比较有益,等我回来之后可以有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非常荣幸能与塔玛如此深交,这位未来的政治人物将会为这片土地带来渴求已久的新能量,我对她有信心。
“要是普林斯顿的入学审查委员会知道他们收进来的学生是什么来头的话……”我笑了,好缓和这段漫长郁闷的谈话为这座露台所带来的沉重气氛,“她可是将重新打造以色列的未来领袖,她会替六十年来的孤立画下句点。”
“如果我们不想步十字军的后尘,我们就不该再望向欧洲,该把目光转向阿拉伯世界!”塔玛面带微笑,思考着她著名的十字军理论。
塔玛再过不到六个月就要前往美国上课,我想好好珍惜我们还能相聚的时光。我心中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比如她跟菲妲之间到底怎么回事。我至今还不能接受她们闹翻了这个事实。我曾经开车载菲妲来艾因喀拉姆拿东西,塔玛刻意离家回避。那已是四个多月前的事了,她们至今没说过半句话。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让菲妲心中充满怨恨,因为是菲妲选择与塔玛决裂。
我开始揣测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
“菲妲曾经跟我说,你会跟某些巴勒斯坦客户上床,是真的吗?她是因为这个跟你闹翻的吗?”话才出口,我就对自己如此妄加揣测感到困窘。
“是有一些没错。”塔玛没注意到我的不安,“我确实跟比较可爱的客户上床。怎样,你有意见吗?”
“从专业层面而言,你觉得这样做没错吗?”
“没错啊。我跟我的巴勒斯坦客户之间并不是专业的律师、客户关系,我是指我大部分是义务服务,反正他们也付不起律师费。”
“所以他们用身体偿债?”这句话就这样脱口而出,我后悔也来不及了。
“当然不是。”面对我听起来像是挑衅的提问,塔玛依然面不改色。我心想她果然是个顶尖的律师。“他们对我感到好奇,我也是,我们两情相悦。”
“但在内心深处,你难道不觉得这样做很不专业吗?”
“我在法庭上代表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政府,免费替他们争取与狱中亲人联系的机会,那是因为我感同身受。如果我付出的时间与劳动能得到报酬当然也很好。我工作的方式本来就跟专业无关,我的动力来自我的政治理念与对国家的愿景。我是个政治律师,你说的这些话措辞用字全都有问题,可能是菲妲灌输你错误的信息。我没有跟我的巴勒斯坦客户上床,我跟我的巴勒斯坦朋友发生过双方情投意合的性行为,而我碰巧代表其中几位出庭。不然还能怎么办呢?每个巴勒斯坦人或多或少都要跟这个极权政府打交道,可能是要申请居留权、替自家房子加盖、离开这个国家、在屋顶多装一个水塔、要做研究、要求学……每个巴勒斯坦人都需要一位律师帮助他们达成目的。能怎么办呢?我是律师,你可以说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是我的客户,菲妲也是客户。这样说来,让菲妲,也就是我的客户住进我家是否也是一种不专业的行为?那跟她一起去德温酒吧跳舞又怎么说呢?我跟我的客户菲妲时常一起喝酒,这种行为正确吗?菲妲令我大开眼界。她让我明白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友谊有这么多小细节要顾,我们得如履薄冰,免得明明一腔助人热血,别人却觉得我们是自以为在给人恩惠。这些巴勒斯坦人全都骄傲得理直气壮。”
他们的确如此,我心想。特别是菲妲,在我于此地所认识的人当中,她最能体现这股骄傲。
再度与菲妲联系时,我发现就在我们疏于联络的这几周间,她的事业有了新突破:堪称伯利恒地标的知名饭店阿瑟尔宫酒店看上她,聘请她担任业务经理。
我去伯利恒看她。我完全认不出她来,她把头发烫直并剪成齐耳的长度,露出她修长的颈子和尖下巴。接待员带我进入一间优雅的会议室。当周即将到访伯利恒的前任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将在这家饭店举办会议,而身穿棕色套装的菲妲正在会议室里跟商务专员们讨论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