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亚与基兰的学校位于Rehov Hanevi’im，字面直译为先知街，街上有许多教堂和其他基督教机构。那条街很长，下坡段尽头可通往一号公路，上坡段尽头则与雅法路以及马哈耐·耶胡达市场交会。分界未明的东西向绿线沿着一号公路展开，更远处则是大马士革门。之所以被称为大马士革门，是因为昔日来自耶路撒冷的贸易商与朝圣者都要通过这个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北边的城门，才能踏上前往叙利亚的旅程。我的新房位于先知街的街尾，就在绿线西侧边缘，那一区也被称为俄罗斯区。

有着壮丽尖塔与宏伟建筑的优雅教堂散落在此区。圣公会学校本是十九世纪末一家传教医院，后来传教士们在该处兴学来向犹太人宣扬基督教。身处此区，会让人忘记此刻穆斯林与犹太人正在争夺耶路撒冷。在这里，人们会面对一段不同的历史：九世纪前欧洲天主教派出了一支残暴的军队攻打穆斯林、犹太人与异教徒，而耶路撒冷便是这支军队的据点。虽然先知街上的教堂是几世纪后才兴建的，但它们能提醒访客，耶路撒冷曾是个十足的基督教城市。这些教堂诉说着另外一个故事，在不算太久远的过去，装点市容的曾是十字架而非六芒星。塔玛与我另一位左翼以色列友人时常拿这段耶路撒冷被基督教占领的历史开玩笑。他们说当初是十字军率先把这里打造成一座要塞城市，他们躲在这个要塞里统治耶路撒冷长达百年之久。于是我的朋友们发明了这个理论：以色列追随十字军的脚步建起一道道安全墙，替犹太人打造了一个新家园，他们隐居在城墙之内。因此，以色列很可能会重演十字军的命运，它可能会一如当年的十字军，在百年之后败给自己的傲慢与目光短浅。

“好吧，那这样我们距离世界末日只剩四十年了。”塔玛会边说边暗自窃笑。

由于我之前仍处于分居疗伤期，加上又忙着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寻找新住处，我与塔玛已数月未见。事实上我连菲妲都不常见，不过是出于其他原因就是了。当我的住处与工作都安顿妥当，觉得自己已准备好走出分居之痛后，我便去了一趟艾因喀拉姆探望塔玛。她正准备下半年前往美国进行博士后研究，主题是以色列如何以行政手段遂行殖民之实。她的目标是有一天能参与祖国的政策制定，以避免她口中的玩笑成真。她不希望以色列因故步自封而崩裂，她想阻止犹太人步上十字军的后尘。“这里是我唯一的家。”几乎每回见到塔玛，她都会如此向我强调，“我也想把这个家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共享，此外还有这里的国际人士、埃塞俄比亚人、越南船民[63]的孩子们。相信我，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人。要是这个国家能吞下仇外的自负会有多美好。我不想住在法国或突尼斯，我属于这里！”

自从菲妲搬走后，塔玛便一个人住在艾因喀拉姆，我当时还不知道她们为何突然间就闹翻了。从过去与菲妲谈话的片段中，我已嗅到这两个女人之间有一丝不和。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触犯了菲妲的底线，才让她决心与塔玛决裂。她甚至连谈都不愿谈，只对我说光是想到那件事就令她浑身不舒服。看得出她伤得很重。

“如果你离开了，谁来阻止？”我对塔玛说道。我坐在她家的露台上，闻着底下山谷传来的麝香草与叙利亚奥勒冈的香气。我想念菲妲，少了她，艾因喀拉姆便不再是记忆中芬芳的所在。

“阻止什么？”

“阻止四十年后的世界末日。”

“我会回来的！我只去四年。不过我最近对于该如何阻止以色列集体沉沦有了新的想法，要不要听听看？方法就是通婚。只要命令哈马斯成员和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一起参加杂交派对，让他们释放压抑的愤怒与挫折就好了。”塔玛说完便笑了，但我知道她不是在说笑。她是真心相信不同种族、宗教、人种、肤色的人们应当通婚，直到这世界不再以肤色为依据划分成区。有时候为了某个棘手的案子忙了好几晚没睡又抽了太多烟之后，她会对着我大喊：“世界之家是属于你们的！”她会指着我的孩子说道，“他们就是未来，属于这世界的混血未来。”

菲妲对此事的看法与塔玛相同：“要是伊斯兰教的神学专家可以公布一条新教令，告诉信众随时随地做爱是神圣的行为，要人们不用为了houris，也就是美丽的天堂之神守身，这会是一个多么放松的世界！”

我向塔玛转述了这番话，但她听完之后并未露出笑容，只点了根香烟，然后说道：“你知道菲妲现在住在伯利恒吗？”

我对她说：“如果法官决定要剥夺她的身份，那她的案子就得在几个月内开庭再审，可是菲妲现在已经不在意法院怎么判了。”

“像她这种特殊案例，她必须住在耶路撒冷才行。”塔玛以律师的口吻说道，“但是她人几乎不在这儿。”

塔玛看起来一脸疲惫。我对她说我近来不常与菲妲碰面，而我今后与塔玛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

因为再过几个月，她便要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四年好长啊。”我对她说。

“是啊，我知道，但我希望普林斯顿能让我的生活稍微回归正常，它能让我过着年轻博士生该过的生活，而不是当个过度早熟的律师，一心一意想以修正以色列充满种族歧视的法律制度为挑战。我毕竟不是圣人。”塔玛说。

“但是被人需要的感觉一定很棒吧。”我说。

“是啊，但有时候我觉得，好比说，我对菲妲付出太多，反而让她窒息。”塔玛说道，“我吓跑她了。身为一个激进主义分子，我根本不可能有正常的人际关系。我已经厌倦这片我生长的土地，也许五年之内我会有不同的感觉，但我现在真的需要好好休息。耶路撒冷实在太残酷了。”

“你让我想起奥兹。”

“你是说阿摩司·奥兹 ？”

“是啊，他在他的回忆录《爱与黑暗的故事》里也提到同样的残酷。”

“你是指他母亲自杀那一段？”

“没错。”

“你看耶路撒冷都干了什么好事？它只会‘不断把一个个情人逼上绝路’，”塔玛引用了奥兹书中的话，“不要爱上耶路撒冷。这里只是一个中继站，但我把我的一生都花在这里。这个城市也曾经在百年之后把十字军逼走，记得吗？”

而我心想，这里不只会把爱人逼上绝路，也会让爱情寿终正寝。自从搬来这里之后，我与深爱十六年的男子成了陌生人。过去即使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两地分隔都未能拆散我们。

但我没把这些话说给塔玛听。此刻她正准备投身她远大的新未来，一个远离耶路撒冷的无忧未来，我却想着自己微不足道的私人悲剧，这实在令我感到羞愧。她坐在露台上，食指与拇指始终夹着一根点燃的烟，而她的手机每三分钟就会响一次。她有时会接听，有时置之不理。“都是我的客户，”她说道，“他们都想知道我离开之后谁会接手他们的案子。有些人还不知道我要走，所以打来要跟我谈新案子。这样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我要暂时逃离了吗？我实在迫切需要些宁静。去哪儿都好，我只想逃离这种电话从早上六点响到午夜的生活。我好几次半夜被电话吵醒，我的客户哭哭啼啼地打来，因为他们的丈夫或儿子或侄甥或任何一个他们所爱的人，在半夜被突袭的以色列军队带走。他们打来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被带到哪里，不知道被带到哪座监狱或是国内哪个地区，这些恐怖分子嫌疑犯就这样遭到监禁。没有记录，没有权利可言。正常而言，我的一天就是从接到这些嫌犯绝望的亲人打来的电话展开，我会开始追查他们被关在国内众多监狱中的哪一间，这通常得长途跋涉才能办得到，从位于北部黎巴嫩边境旁的谢莫纳城（Kiryat Shmona）一直到南部的内盖夫沙漠。”

塔玛很平静，但她内在压抑的不安仍会不时窜出，她的声调会突然拉高，然后再降回忧郁低沉的语气。“我累了。”她轻轻地说道。

我替她感到难过。我想给她一个拥抱，但抑制住了，因为我担心那样会太过戏剧化。

“但你会回来这里没错吧？”我问道。

“当然。”

“什么时候？”

“我过去之后，前两年要在普林斯顿校园里上课，接下来就能有所选择。如果成功完成我第二年的课业，那接下来就要展开实地调查，其中一年会在以色列进行，另外一年则在印度。”

“什么样的实地调查？”

“我会比较印度和以色列的殖民回忆，精确来说，应该是孟加拉国与耶路撒冷。”

我觉得这个主意有趣极了。我心想，塔玛将来的研究成果势必会极具启发性。我的思绪一时之间回到自己在牛津中断的博士研究。“出于家庭原因”，我当时如此写信给我优秀而失望的老师们，向他们解释我无法继续研究未分裂前的孟加拉国口述历史。

“等你学成归国之后，你会从政吗？”我问塔玛，心中对这片土地燃起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