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多放些辣椒。还有别忘记加点新鲜莱姆。”
说完这句话，我准备离去，而他身子再度前倾，轻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你看起来不像外国劳工。你不是为了照顾一些得了帕金森综合征的德系犹太老人才离开你美丽的国家吧？”
他一边低语一边晃动身躯模仿帕金森综合征症状。我对他说：“不只是欧洲犹太人会得帕金森综合征……亚西尔·阿拉法特[31]也深受其苦。此外，照顾老人也没什么不对，他们是不是德系犹太人更不重要。”
“我妈妈八十四岁了，几乎连路都走不动。我已经申请了三次全职看护，但每一次都被排到候补名单。如果我是蓝眼的德系犹太白人，有个金发母亲，马上就会有来自印度、斯里兰卡或菲律宾的女孩送到我门前。”
“是这样吗？我不清楚。”我当然是在说谎。我早就从雅可夫与米哈尔家中得知以色列对于非白人、非欧洲犹太人的各种不平等待遇。
“我们国家已经变成像过去的南非那样了，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印度人。不只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存有等级制度。我们还分非常白的犹太人、橄榄肤色的犹太人、接近白人的犹太人、浅棕色犹太人、棕色犹太人、接近黑人的犹太人、黑犹太人，此外还有一个全新的品种叫作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多数根本不是犹太人，有些人其实是纳粹党，有些人是穆斯林！你能享有多少权利取决于你肌肤底下的黑色素有多少，俄罗斯犹太人则另当别论，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有些人享有特权，有些人就普普通通；有些人跟德系白人一样享受政治特权，有些人则跟埃塞俄比亚人一样处于社会最底层。”香料小贩针对他国家的南非症候群慷慨激昂地论述了一番之后，表情看来十分得意。
而带我来这个格外拥挤的周五早市的欧莉此时烦躁地拉着我的手臂3身为这个也门男子的常客，想必这番话她已听过多次。“当你看见那些虚弱的德系犹太老人和他们善良的印度或菲律宾小帮手，你会想到什么？你见过犹太黑人身后跟着帮佣吗？或是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被菲律宾人搀扶？典型的种族隔离场面就在这里上演：白人配上黑人或者棕褐肤色的仆人。”当他说这番话时，我有些慌张失措，不知是该鼓励他继续发表生动的批判，还是继续去逛逛市场其他区。
“你好像过得很苦，”我说道，“就跟磨碎的葫芦巴籽一样苦。”他的言论已开始变成一段冗长迂回的以色列社会种族报道，我想让气氛轻松一点。
“所以你不是帮佣，你太漂亮了，不可能是帮佣，habibti。”他用一个阿拉伯语中表达爱意的热门词语结尾，意思是“我的爱”。接着他问道：“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笑而不答。
“你结婚了？”
“啊，又来了。”我心想，“一旦开始这个话题，就永远脱不开身了。”我再度微笑，但这回表情多了些防卫，我对他说：“我可以买一罐葫芦巴酱吗？谢谢。”
我在黏糊糊的柜台上放了一枚五元以色列硬币，然后任凭欧莉拉着我穿过人群，走过古老犹太市场的狭窄巷弄。我用手肘在人海中推挤着前进，闻着混合了汗水、烟熏鱼、干果、羊奶酪、棕色的松露、盐渍鳕鱼的气味。
为何这个市场令我感觉如此舒服？那位伊拉克犹太人鱼贩尼辛，他一边向我们打招呼一边挥舞着菜刀，剁下深色多鳞的古老提比哩亚湖吴郭鱼的鱼头，这种鱼又被称为圣彼得鱼。传说耶稣在加利利海[32]湖畔，用两条圣彼得鱼和五个大麦面包喂饱了五千人。鱼头被弃置成堆，欧莉拾起了几个鱼头。尼辛以剑客般的身手将各种鱼肉去骨切片，有银色的海鲈、肥美的欧鳊，还有娇小的西大西洋笛鲷。他的巴勒斯坦助手根据不同订单捡起鱼片、鱼排或者一整条清理过的鱼，称重过后交给从大清早就站在一旁等待的焦急买家。看见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并肩工作使人宽心。纵使他们扮演的是主人与助理的角色，但能看见这表面的和谐总是好事，毕竟在这里并不是那么常见到两方民族共处。在耶路撒冷也许只有两个地方能看见两方人民面对面接触，一处是医院，另一处就是马哈耐·耶胡达市场。在这个超市林立、各式商品都以玻璃纸包装妥当的时代，这个市场宛如一道切片，让人瞥见没有民族冲突与自杀式炸弹客的旧耶路撒冷是什么模样。
几个月渐渐过去，而当初搬来耶路撒冷的主要目的3帮助里欧达成对双方和平调解有所贡献的使命3看似越来越远，我只能紧抓着其他理由说服自己。我为何仍住在这里？因为如此一来，当许多我的前同事在慌乱的新闻编辑室里如机器人般精准地进行播音测试时，我却能随时穿越这拥挤的市场感受蓬勃的生命力。我冲动地做出结论，我留在这里是因为我可以按照个人需求买我想要的鱼，我可以看见鱼在我面前被取出内脏，我痛恨在无菌的超市冷冻架上购买层层包装、已剥皮去骨的鱼。无论是实质上还是象征意义上，我都真心喜爱这种体验，它非常原始且发自内心，它的单纯与超然的存在触动了我的心弦，帮助我重新找回且再次体验失去的童年。就在我伸手可及的某处，有一股难以计量的能量正被释放。
“你得开始认真考虑在这里找份工作，或许你可以考虑去BBC工作。有何不可呢？……你有没有去BBC的耶路撒冷办事处问问看？”有一天欧莉这么建议我，“你来这里够久了。而且工作可以帮你把里欧忙乱的生活抛在脑后，因为你看起来似乎有点偏执。容我说一句，你一天到晚反复唠叨他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有点过头了，而且说来说去都是那些。”
“我也这么觉得，对不起，我一直拿自己的困扰来烦你。”
“我很乐意听你说，我只是觉得你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我当然想找到属于我的立足点，一天到晚为了同样的问题争执不休，我也累了。然而欧莉有所不知的是，我和里欧自认识以来，几乎不断以同样的方式争吵。我必须找到属于我的世界，不能只在欧莉身上寻找友谊、陪伴与怜悯，我得找寻一个能强化我的社交地位并且缓缓在我内心注入自尊的世界。我得重回职场。我必须善加利用我内在感受到的能量。我内心蠢蠢欲动，里头有个说故事的人正努力破茧而出，虽然已有许多人说过各种版本的中东奇谈，但我想告诉全世界属于我的版本。欧莉再三向我保证，我的故事必定会与众不同，她说因为我并非以“白人预言家”之姿从西方世界而来想改变她的国家。从她这个论点看来，她的确是值得交的朋友。我们之间毫无半点职业间的竞争与嫉妒存在。
我在耶路撒冷的第一年总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我发现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总令我迷惘，它不但精神分裂，且并不遵循世界其他国家的任何刻板模式运作。“这个国家”，以色列-巴勒斯坦，叉开双腿站在东西的交界。若我想要的话，我可以穿着性感泳装躺在特拉维夫的金色沙滩上，让地中海的温暖潮水拍打我赤裸的脚趾，看着一具具寻欢作乐的美丽黝黑身躯神情恍惚地从我身边经过，仿佛巴以冲突从不存在，仿佛这里真是《圣经》里充满牛奶和蜂蜜之处。然而就在几公里之遥，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贝都因牧羊人正在贫瘠的山脉里寻找干枯的仙人掌喂食骨瘦如柴的牲畜，贝都因女子则会身着黑色长袍与头巾，走到沙漠边缘取饮用水。身在特拉维夫，人们很容易忘却战争就发生在不远处。在邻近的检查哨，当虚弱的巴勒斯坦老人在烈日下，等着通关去医院、去上班或是前往被以色列路障分隔而日渐疏远的亲戚家，穿着迷彩装的以色列少年士兵只是双眼无神地看着他们。以色列身处民主幻象与丛林规则的夹缝间，以色列挟核武威力包围早已被封锁的原生居民，只因他们被控朝坦克车扔掷腐烂的水果。特拉维夫高级地段的商店橱窗里展示着各大设计师最新一季的服饰，初来乍到的访客很难不产生置身罗马或巴黎的错觉。但就在车程一小时之处，耶路撒冷到拉马拉（Ramallah）[33]之间，连一条像样的道路都没有。
我从双方生活的鲜明对比中得到许多能量。我发现观察这些对比虽然令人气馁，但也令人精力充沛，因为它们会不断质问观察者的弱点，挑战观察者的政治敏感度是否合宜。有一次我带了一瓶戈兰高地出产的红酒，前往一位以色列左派朋友家做客，我这番政治不正确的举动令我陷入了窘境。“你怎么可以这样支持以色列占领？”他们如此说道，“你每买一次占领区出产的商品，就是帮助以色列继续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我那些身为和平激进分子的以色列犹太朋友会骂我没买对产品、没吃对鸡蛋。这里最方便购买同时也最有名的有机产品产自西岸中央某个山顶上的占领区，有人告诉我那一区住着思想最右翼、最好战的犹太人。在我来到这里几个月之后，我得知这些鸡蛋是由“殖民”母鸡所生，是装在装甲车里驶过占领区的土地送达以色列市场的，所以我不能购买这些有机鸡蛋。
然而某次我政治正确地带了一瓶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买的波尔多红酒前往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友人家做客，巴夏尔·巴尔古提却请我喝了一杯产自戈兰高地占领区、顶级芳醇的红酒。
“说到喝酒这回事，我从不看牌子。如果要在一瓶政治正确的酒与一瓶佳酿间做选择，我选择后者。欣赏音乐也是，我不喜欢去思考‘我喜欢门德尔松胜过瓦格纳[34]吗？’。不管产地是占领区还是自由地区，只要是美酒，我都欢迎。来，喝一杯吧。”
像这样的对比场景不断发生，在我日常生活中盘旋、传递各种讯息。生活的本质就在其中；丰富的资源就落在我触手可及的范围，那是一个装满爱、矛盾、恨与人性坚韧故事的宝藏盒，而这些故事交织在人们周而复始的生活里。这正是我在英国那些年所缺乏的直接的人际接触3争吵、和好或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在这里的第一年，有一回我正在慎重考虑到底该留下还是离开，突然我注意到公交车上的人们都在大声说笑或讨论家务事，例如孩子们的婚姻、成年礼、割礼，他们都毫无愧色地高谈阔论。我为自己偷听他人的生活这样的行为感到困窘。接着我意识到自己的偏执，虽然我也害怕遇上自杀式攻击，但我就是想搭公交车在市区移动。有时我会有罪恶感，特别是带着女儿搭公交车上下学时。我偏执地想体验真实生活与其对比。在公交车上，我注意到来自东耶路撒冷、头戴面纱的穆斯林妇女通常总安静地坐在公交车前半部。当我鬼鬼祟祟地偷看她们的腹部，想寻找想象中的炸弹腰带，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竟也天生带着偏见。我发现自己并非唯一心怀警戒的乘客。我身旁手捧犹太经文的男子也偷偷观察着头带面纱的阿拉伯女子，而且他会边看边加快阅读手中的祈祷书和前后摇晃身体的速度。武装警卫会随机抽查公交车乘客。有一次，有位一脸严肃的年轻俄罗斯人直接朝我走来，要我打开包。“你觉得我看起来像阿拉伯人吗？”我边说边配合地拉开我帆布背包的拉链，里头装满从市场买来的烟熏鱼和山羊奶酪。我从他明亮的蓝眼中看见一丝犹豫。我停了一会儿，然后又补充道：“还是你这么做只是为了表现你不只会搜查阿拉伯乘客，也会检查公交车上其他乘客？”
接下来几个月里，我仍偏执地在公交车上偷听他人的对话，并且在日记里记录他人的行为。我贪婪地大肆享用这些盛装在金盘上送到我面前的丰富活力。我急于搜刮各种琐碎日常，这是我早年生活在拘谨、固执的英国时所欠缺的。耶路撒冷的公交车载我通往一种“家”的概念，人们在这里谈论、嘶吼、尖叫并且崩溃大哭，这里的人们不受欧洲含蓄作风的约束。为此，即便面临他处发生爆炸案，我们被警告别搭公交车的艰难时刻，我仍愿意每天至少冒险一回。
在耶路撒冷政治化得令人窒息的社会里，我找到使人精力充沛的灵感，它帮助我找到欧莉所说的立足点。旧城区闪耀的白石城墙上，夜以继日地投影着巴勒斯坦平民狂烈的暴怒，因为以色列控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形势如此错综复杂。暴怒也源自城里那道哭墙，它庇护着那些摇头晃脑、哀悼着毁于约两千年前的第二圣殿的犹太人。据说哭墙后方就是当年犹太圣殿的位置，但这个被称为圣殿山的地方于第七世纪建了圆顶清真寺，里头跪拜的穆斯林们会为此寺存在的正当性出言辩护。
这两个民族的生活以各种方式相互依赖，从礼拜敬神之处、居住的土地，一直到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憧憬。一个如此侵入性地向另一个渗透，以致耶路撒冷难以承受这般压力，始终维持在沸点。城内居民终日惶惶不安，无人能置身其外—所有人，甚至连来自国外的和平工作者也包括在内。然而每个人又都是消耗品。耶路撒冷的局外人，包括和平工作者、作家、记者都相信自己的存在是必要的；虔诚的犹太人则相信《圣经》赋予他们居住于此的权利；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把耶路撒冷视为永恒不可分割的首都；和平激进分子为了更靠近西岸地区，所以必须以耶路撒冷为家；而越过检查哨，在安全墙的另一边，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内心怀着期待，相信有一天耶路撒冷终会成为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从某方面而言，这些梦想、矛盾以及最终的失望相互喂养，并重生新能量，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上演，也许这座城市有史以来便不断上演着此般循环。这种循环让我想起印度教的三相神，也就是梵天、毗湿奴与湿婆。梵天是创造之神，他代表了这片土地的人民，代表着这片土地的筑梦者与信徒；保护之神毗湿奴则守护着创造的成果，这便是促进双边交流的和平工作者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毁灭之神湿婆终究会摧毁一切。毁灭之神代表着那些不抱幻想的移民、自杀式炸弹客与这个失败的国家3或者该说非国家：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区3失败的政治人物。这片应许之地历经了鲁莽的政治变革，亵渎了人民的梦想，最后又毁灭、重生，这一切似乎是巴以冲突背后蕴藏的神圣计划，所有参与者如今都已经习惯这熟悉的轮回。
可堪告慰的是，在阴暗的占领区之外，至少还有个马哈耐·耶胡达市场。在市场里，渔获在我眼前被人选购，接着被取出内脏、刮去鱼鳞、剖切成片。我上一回看见满是血与黏液的鱼，已是多年前在孟加拉国。在马哈耐·耶胡达市场，我任凭自己被一股天真与难以言说的自我放纵牵着走：我学会把冲突拒于门外，忽视不断重复上演的挫败、无声的期盼与政治协商，忽视里欧与他的同事们不断徒劳地想改变历史。我每周至少会去一次尼辛的鱼摊，买一条来自提比哩亚湖肥美的土色圣彼得鱼，我把鱼带回家好追忆一段遥远的童年时光，而这段时光迅速就变得清晰可触，带给我巨大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