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是那个会消失的男人，那个没有未来的男人，那个用虚线勾勒出的男人，那个热衷于生活却无法做出承诺的男人。他应该在生命中走马观花，应该为每一天注入云霄飞车般的速度，他应该把时间拉伸，为他走后的日子留下更多回忆。
2
我是那个会消失的男人，但我也是那个记得一切的男人。
和以往一样，一天的时光一闪而过——在甜蜜中，在急迫中，在我们对终将失去彼此的担忧中。
我记得万圣节期间那些用来装饰窗台和花园的鬼脸南瓜。
我们在联合广场旁边的一家书店里读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
毕士达喷泉前的萨克斯手在演奏《再见黑鸟》。
在麦迪逊公园排队，为了尝一尝“摇摇小屋”的汉堡。
在桑树街一块带围栏的场地上，我和一个比我高二十厘米的人打篮球对抗赛。
我记得去往布鲁克林的悬挂式轻轨上那对争吵的情侣，可他们看上去如此相爱。
康尼岛摩天轮上丽莎的笑容。
我把一束头发撩到她的耳后。
从海边吹来阵阵凉风。
卖冰淇淋的小贩把香草甜筒浸到热巧克力酱里。
在布莱顿海滩等待日落时抽的香烟。
回曼哈顿的旅程。
我们在路上遇到化了妆的孩子敲响各家的门，大喊：“不给糖就捣蛋！”
我记得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这家熟食店，老板声称自己做的五香熏牛肉三明治是全市最好的。
上西区的老电影院在放映卓别林的电影。
我记得当我幻想这一天永不结束时那浓重的痛苦。
清晨时分，时间无奈地从我身边消散。当剧烈的电流冲击着我的大脑时，我记得自己在那一刻想的是，我的生活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她的生活也不能。
<h2>1999 幽灵船</h2>
……大多数有点儿判断力的人都知道，
爱情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
根据我们为之付出的精力的多少，
我们或是拥有爱，或是追逐爱，或是失去爱。
——科伦·麦凯恩
首先是寒冷。
一阵仿佛来自极地的寒风。我的脸一阵发麻，手脚僵硬。冰冷的气流钻进衣服，刺透我的皮肤，直抵骨髓。
然后是味道。
鱼干、海带和汽油散发出来的味道。这股混合的恶心气味涌进我的喉咙，让我忍不住想呕吐。我还没站起身，就感到阵阵反胃，我吐了一口苦水，咳嗽得喘不上气来。但最终，我还是站了起来。
焦虑攫住了我的胸口。每一次醒来都同样惶恐，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前方有怎样的危险在等着我。
我睁开双眼，面前是一片既壮丽又荒芜的景色。
天还黑着，但是远方天空的颜色已经渐渐变得明亮起来。目光所及之处，只有一些漂浮物，它们是锈迹斑斑、尺寸各异的船只——古老的蒸汽船、货轮、桅杆交错的帆船、渔船、水上出租船、驳船，甚至还有一艘破冰船。
成百上千只船在船舶墓场慢慢死去。
1
我真的想不出这是哪里。
我极目远眺，没看到我所熟悉的摩天大楼的任何痕迹，只看见几台吊车、工厂里的烟囱以及炼油厂里熊熊燃烧的火焰。
这里显然不是世界上最好客的地方。附近甚至没有一点儿人类活动的迹象，只有汩汩的水流声、缆绳绞动的咯吱声，以及在黑蓝色天空中盘旋的海鸥的叫声，这些声音打破了四周的静谧，却毫无生气。
我浑身哆嗦，连牙齿都在打战。天冷得让人难以忍受。我只穿了一条棉布长裤、一件马球衫和一件对这样的天气来说太过单薄的外套。寒风如刀片一般划过我的脸庞，眼泪流了下来。
为了暖和起来，我把手伸进胳肢窝，又试着往手里哈气，但都不怎么管用。假如一动不动，我恐怕很快就会冻成冰棍了。
我的双脚陷在泥里。四周见不到一个码头。这里不是造船厂，而是一个航海垃圾堆，被废弃的船只只能待在这一片死水中渐渐老化。
一幅世界尽头的景象，令人陡然生出末日的感觉，悲惨又可怖。
离开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海滩走。我把那些幽灵船的影像抛在身后，在烂泥地里走了百十来米，看见一座通往沙滩的浮桥。
我浑身都冻透了。
为了避开从正面吹来的海风，我只得低着头往前跑。
才跑了几步，我的肢体就已经没有知觉了，但肺里却好像有一团火焰在燃烧，每一次呼吸鼻孔和喉咙都像灼烧一般疼痛。
很快，我的四肢都冻麻了，甚至连思考都很困难，仿佛头脑也被冻住了。
我跑了二十多分钟，终于来到一片有建筑的区域，那儿坐落着几幢铺着彩色盖板的二层小楼。我来到第一幢楼前，一位老人裹着大衣，正在草坪中央焚烧枯叶。
“迷路了？”他问道，一边朝我走来。
老人戴着一顶牛仔宽檐帽，长胡子被烟草熏黄了。
我弯着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咳嗽得厉害。我感到头晕目眩，心跳快要停止了。
“这是哪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老人挠了挠头，像西部人一样嘴里嚼着烟草。
“我们在哪儿？好吧，我们是在维特海岸的船舶公墓。”
“具体是哪里？”
“罗斯维尔，史坦顿岛。”
“曼哈顿离这儿远吗？”
“那座大都市？好吧，先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渡口，然后乘渡轮跨越海峡……”
我心慌意乱，完全被冻傻了。
“你看上去情况不太好，孩子，”他察觉到了这一点，“想不想先进来暖暖身子，喝杯热酒？”
“非常感谢您，先生。”
“叫我扎卡里就行了。”
“我叫亚瑟·科斯特洛……”
我跟着他进了屋子。
他提议：“我先给你找几件尺寸合适的衣服。我这里有满满一柜子衣服，都是我儿子的。他叫林肯，以前是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但两年前遇到车祸死了。你和他长得有点儿像……”
我再次道谢。
“今天是星期几？”我走上台阶时问他。
“星期五。”
“日期呢？”
他吐了一口嚼烟的汁水，耸了耸肩。
“好吧，你要是听新闻，就会发现今天是世界末日。”
我有些不解，不禁皱起了眉头。他继续说道：“午夜的时候，所有机器都会发疯。他们说电路上的日期有个错误。我就只知道这些，但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当我走进起居室，看到电视屏幕下方的大标题时，我立刻就明白了。
今天是1999年12月31日。
“世界末日”的前夜。
2
赶到丽莎家的时候，我发现大门紧闭。离开史坦顿岛，又穿过曼哈顿来到晨边高地花了我不少时间。每逢节假日，都会有成群结队的游客拥向纽约，千禧年的庆祝活动当然也不例外。城里遍布警察，时报广场周围的很多道路都实行了交通管制，让整个中城区陷入了严重的交通拥堵。
可我爱的女人却不在这里。
或者说，她无处不在。在1999年的末尾，丽莎的侧影出现在一张为CK品牌拍摄的黑白照片上，纽约所有能打广告的地方都看得到她。我和公交车站及电话亭的有机玻璃广告板上的她擦肩而过，接着我又看到她被印在公交车车身和出租车车顶，在这座城市里穿行。这是一张简洁唯美的照片：丽莎在汉普敦的一片海滩上尽情地舒展肢体，头发湿漉漉的，裸露的胸口被一只文胸半遮半掩着。
我侧着耳朵，想要听到雷明顿的叫唤。但小猫好像也不在公寓里。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用力捶了好几下门。
“别激动！你看到了，小姑娘不在家！”
楼上那位戴着发卷、嘴角泛着唾沫的老邻居莉娜·马尔科维奇从门里探出头来。雷明顿从她身后伸出脑袋，然后跑过来蹭着我的腿。
“您好，马尔科维奇夫人。是您在照顾丽莎的猫吗？”
“观察力真敏锐，年轻人！”
“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我把小猫抱了起来，问道。
“她出去度假了。而我，靠我的退休金，我可没法……”
“她去哪里了？”我走到她面前，打断了她的话。
老太太摊了摊手。
“去海岛了。”
“海岛？什么海岛？”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这个老女人彻底激怒了我。与船舶公墓的管理员扎卡里相比，她是绝对的反例——一位陌生人曾那样不遗余力地帮助我，而身为邻居的她却如此冷漠。
“丽莎肯定给您留了电话号码吧？”我坚持道。
马尔科维奇摇了摇头，但是我知道她一定是在骗我。我向前跨了一步，强行进入她的公寓。她试图拦住我，但我毫不犹豫地把她撞到了一边，顺手把门关上，让她穿着睡衣和拖鞋待在外边。
这套公寓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旧得快要发霉了。五十平米的空间全都凝固在20世纪70年代的气息之中——发黄的亚麻色地板，几何形状的墙纸，塑料贴面的家具，人造革沙发。电话机放在门厅里一个树脂包裹的架子上，旁边放着日历、活页本、带索引的小本子和很多便利贴。其中一张便利贴上有我要找的信息：伊丽莎白·埃姆斯，蓝色礁湖度假村，茉莉雅岛。后面有一串十二位的数字。
茉莉雅岛。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好一会儿，想要弄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丽莎现在正在法属波利尼西亚。
这意味着我今年没办法见到她了。
不！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串号码。
“蓝色礁湖度假村，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一个声音用法语问道。
“我想和伊丽莎白·埃姆斯女士通话。”
“当然，先生，但是……您是从美国打来的，对吗？因为时差的关系，这里是早上五点，所以……”
“没关系，请把她叫醒。我的电话非常重要。请您告诉她，是亚瑟·科斯特洛打来的。”
“好的，先生。”
等待前台回复的时候，我看到房门在随着敲门声抖动。透过猫眼，我看到正如我担心的那样，莉娜·马尔科维奇在她家门前集合了一大群邻居。我竖起耳朵，听到那些人不约而同地嚷嚷着：“叫警察！”
“亚瑟？你在曼哈顿？”
我闭上了眼睛。听到丽莎的声音，对我来说既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痛苦。
“我在你家，更确切地说，是在你讨厌的女邻居家。四个小时之前，我在纽约州最穷的角落里醒来。我太想见到你了！可我现在非常失望！”
“听我说，我……”
我立刻从她的声音中听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没有热情，没有激动。她此刻的心情并不像我这般急切，对此我几乎可以确定。我感到愤怒涌了上来。
“我能知道你在波利尼西亚做什么吗？”
“我和剧团的人在一起，我们想在阳光下庆祝新年。”
我的内心在翻腾。她明明知道我随时会回来，却选择去世界的另一端度假？所以，她是故意要和我错过吗？
这个想法从我嘴里冒了出来。
“我不懂。你明知道我很快就会回来，却跑出去玩？无论如何，你可以等我的！”
这一次，她提高了嗓门。
“你到底想要怎样？想要我仅仅作为附庸而存在？想要我放弃所有的社交生活？想要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乖乖等着一年之中唯一可以和你在一起的那一天？我等了你十四个月，亚瑟！十四个月！”
我叹了口气。我的大脑当然能理解她的想法，但我的心却裂成了碎片。
突然，我听到——或者说我相信自己听到了——她身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不是一个人？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在同一个房间里？”
“我想这和你没关系。”
突然间，我感受到一种疯狂的嫉妒，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我从未如此自我过。
我爆发了。
“怎么会和我没关系？我想我们是在一起的，我想你是爱我的！”
丽莎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从来没对你说过我爱你，亚瑟。而且就算是这样，我也看不到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爱你只是受罪。爱你，比成为犯人的妻子还要糟糕，因为就算你是犯人，至少我还能去探监。爱你，比成为军人的妻子也更糟糕，因为就算你当了兵，至少我还能期盼你休假！”
窗外响起了警笛。我探出身子，看到两辆警车停在人行道上。许多警察从警车里拥出来，冲进大楼的门厅。
我无法控制自己，重复着丽莎以前说过的话。
“是你说灯塔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你自己也是我故事的一部分！”
她被激怒了。
“那好，我搞错了。你到底想要我说什么？这不是我第一次失去理智地爱上一个男人。上一次我差点儿死了，我想你很清楚。”
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让我抬起头来。那群警察正在捶打房门，命令我开门。就在这时，丽莎给了我致命一击。
“亚瑟，你不能要求我停下自己的生活去等你。我不想再见你了，再也不想了。我帮不了你，我也不想再这样痛苦下去了。”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我愤怒地把塑料电话机摔在架子上。这时，门打开了，两名警察冲向我。
我没有反抗，任由他们质问我，然后把我铐了起来，带下楼梯，来到人行道上。
“又是一个想在监狱里跨年的蠢货。”其中一位警察说道，把我塞进了福特皇冠车的后座。
他没有说错。
今年已经结束了。
<h2>2000 俄罗斯浴室</h2>
他看着一览无余的海面，
明白此刻自己是多么孤独。
然而，
他已经能看到黑色深海里的折光了。
——欧内斯特·海明威
又是刺骨的寒冷。
冰冷的风钻了进来，穿透身体，叫人动弹不得。
我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呼吸断断续续，嘴唇冻僵了，头发湿漉漉的，脸上覆盖着一层薄冰。
我竭力睁开眼睛，试图站起来，却一下子滑倒了，鼻子栽进了……一堆积雪中。
我抓着楼梯扶手重新站了起来，眯着眼睛，看清了街道的名字。
这是纽约东区一条很少有人经过的人行横道，在A大道和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交叉口。
曼哈顿竟然会有如此安静的时候，真让人惊讶。环顾四周，整座城市都掩盖在珍珠岩般的冰雪地毯之下。厚厚的积雪上方，天空呈现出一片灰珍珠色，雪花还在纷纷扬扬地飘落。
1
幸运的是，我包裹得很严实。我一直穿着那个叫扎卡里的船舶公墓管理员送我的衣服——红十字会的大衣、套头毛衫和一双毛茸茸的靴子。不过，我穿越前的记忆并没有那么愉快和温暖。我当时在第24辖区的一间牢房里，和一群醉汉还有瘾君子一起度过了新年夜。没有香槟，但我头疼得厉害，还感到恶心，就像是宿醉初醒。
我小心翼翼地往那条与人行道垂直的街上走了几步。一位理发师手里握着铁锹，正在清理店门口的道路。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他随身携带的收音机里传出的新闻报道。
刚刚袭击了东北部的暴风雪是近五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在纽约，白天的降雪量达到了35厘米，挖掘机已经开始清理城市的交通干线。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宣布将紧急开启市内三个主要机场，但是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许多居民依旧面临断电的问题。这场降雪也给明天的新年庆祝活动造成了阻碍……
突然，我顿住了。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裹着厚厚的呢大衣的男人向我做了个手势。一开始，我并没有认出他。他戴着一顶大裘皮帽子，还围着一条一直包到眼睛下面的围巾，像风雪帽一样。他朝我大声叫道：“嘿！你好，孩子！再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2
我们拥抱了整整两分钟。
重新见到苏里文让我感觉很好。过去三年来，我想念他的程度比我愿意承认的深切得多。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把两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问道。
尽管经历了那疯狂的二十四年，他看上去依旧神采奕奕，步履轻快，身姿矫健，眼神清澈而锐利，浓密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
“就刚刚，”我回答，“我醒来时就躺在这条路尽头的人行道上。”
“看到了吗？世上从来没有偶然的事！”他开心地说，“快跟我来，这鬼地方可真冷！”
“我们要去哪儿？”
“去纽约唯一一个不会让屁股冻成冰块儿的地方！”
我跟着他来到110街的一块招牌前：俄罗斯与土耳其浴室。
这是一家位于下东区的老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我听说过这里，但从未想过会踏进去一步。而苏里文似乎是这里的常客。他用俄语向那个叫伊戈尔的前台打了声招呼，那人身高得有两米，身材干瘪消瘦，穿着一件传统的亚麻绣花衬衫，正在用一把二十厘米长的刀雕刻一块木头。一看到我祖父，他就把刻刀扎在柜台的木头桌面上，走过来招呼我们。
他把浴袍、毛巾和拖鞋递给我们，然后带我们来到更衣室。由于天气太冷，浴室里几乎没什么人。换完衣服，我跟着苏里文穿过迷宫般的过道和装饰精美的楼梯，经过土耳其浴室、按摩浴缸、汗蒸房和理疗房，最后抵达全店最著名的房间——“俄罗斯浴室”。房间很大，里面配了一台巨型热石炉，四下弥漫着干燥的热气。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我就感到浑身舒畅。在热气的作用下，我的毛孔渐渐张开，鼻孔也通了，血液似乎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淌遍我的身体。
苏里文坐在最高也最热的一级石头台阶上。
“我想先告诉你，”他向我招了招手，让我坐到他旁边，然后继续说道，“现在丽莎不在纽约。”
我丝毫没有掩饰内心的失望。
“她在威尼斯给一个珠宝品牌拍照。”
威尼斯……
尽管丽莎已经不再愿意作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但得知她在七千公里以外还是给了我重重一击。见我不说话，祖父便跟我挑明了：“她都告诉我了。相信我，你们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其实她没有真正给我选择的机会……”
热气在浴室中升腾。我看了眼挂在墙上的温度计，上面显示房间里的温度将近90度。
“这个女孩，让我一见钟情，”我揉了揉眼睛，“她三心二意，娇生惯养，反复无常，爱发脾气……”
苏里文——他比我更加了解她——忍不住笑了出来，而我却出乎意料地流下了眼泪。
“妈的，我再也见不到她了！真让人受不了！”
祖父有点儿不知所措，只能递给我一块毛巾。
“把这一页翻过去吧，亚瑟。”
“太难了。”我边擦着脸边说道。
“我知道，但你也要想清楚。你不能要求她等你，也不能要求她一直对你忠诚。向别人提出这种要求是不人道的。”
终于，我认输了。
“你说的没准儿是对的。”
我闭上眼睛，沉浸在源源不断的热气中。
“可你成功地俘获了莎拉的爱。”我说。
苏里文耸了耸肩，深深地叹了口气。每当回忆起过去，他就会变得眼光闪烁、脸色消沉。
“这是另一个女人，另一个时代，另一代人。看看它给我带来了什么——我杀死了我的爱人，也无法拯救我的女儿。”
我知道他的往事，也知道这个悲惨的结局。但是今天，当他再次说起这个故事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你是怎么说服莎拉等你的？你如何做到让她在见不了你几面的情况下依然爱你？”
他站了起来，用两只宽大的手掌给自己扇风。我以为他准备回答我的问题，但他却提起一只装满冰水的小木桶，把里头的水一股脑浇到我身上。
“神清气爽，没错吧？”
我大叫一声，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有些恼火地瞪着他，这时，突然闯进来两个巨人。他们都是俄罗斯人，剃着光头，从头到脚布满文身，只穿了短裤和无袖T恤。
“按摩时间到了！”苏里文宣布。
虽然很疑惑，但我还是照着苏里文的样子弓起身体。所谓按摩，是先在身上用力涂抹橄榄油，接着用橡木和白桦木做的软木条在身上抽打。我刚开始比较抗拒，后来还是接受了这顿“鞭打”，直到身上散发出清新自然的味道。我和祖父接着聊，他已经躺到旁边的桌子上去了。
“过去三年你都在干什么？”
“我赚了很多钱。”
“真的吗？因为炒股？”
他哼了一声，算是肯定。
“1995年，我把三根金条全卖了，然后把所有钱都投了进去。只用了五年时间，纳斯达克指数就翻了五倍。今年年初，在股市崩盘之前，我把手里的股票全抛了。”
“这是经济危机吗？”
“不是，只不过科技产业的泡沫破灭了而已，而我仅仅是预见了这一切。凯恩斯曾经说过：‘大树永远无法触及天空。’投资潮还会继续下去，但对大多数盲目的投资者来说，一切都泡汤了。”
他冷笑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些蠢货！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再过五年才能明白自己买卖的那些东西终将烟消云散！刚刚进入市场的人永远都不会赢利，而那些美好的希望……”
“那你为什么能赚钱？因为你比其他人更狡猾？”
“千真万确。”他用满足的语气回答。
“那这笔钱呢，你打算怎么花？”
“我会留给你。”
我苦笑了一下。
“我可花不了那么多钱。”
“不要看不起金钱，亚瑟。金钱是自由的度量表。你的生命还远远没有结束，相信我的经验——生活中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有一笔钱对实现一件事情来说至关重要。”
3
“这是给你的。”祖父递给我一本护照。
当我打开印着我照片的证件时，我立刻想起了斯坦，那个在字母城专业伪造证件的人。
“这是一张百分之百的假证，对吗？”
“没错，”苏里文说，“做得真漂亮，几乎和真护照一模一样。”
洗完澡之后，我们一起回了“家”。整整一下午，我都待在壁炉前，专心看电视新闻，翻阅旧报纸。我得知了弗兰克·辛纳屈、斯坦利·库布里克、乔·迪马吉奥和耶胡迪·梅纽因的死讯；我读到哥伦比亚一所高中发生的枪击案的报道，感到一阵发自内心的恐惧；我知道比尔·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事件中逃过了弹劾，并且在几天前，经过五周的重新计票，这个国家选出了一位新总统——乔治·W.布什，他是另一位布什的儿子……
现在是下午六点。我们在“鲁斯和女儿”门口排队，这是一家位于东休斯敦街的犹太美食店，按苏里文的说法，他们家有全市最好吃的百吉饼。
“下一位顾客，请到这边！”
我走到柜台前，由于实在太饿，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我点了两只芝麻百吉饼，配三文鱼、续随子、洋葱和奶酪。然后，我和苏里文坐到入口处的一张小桌边。
坐定之后，他拿出一张二十四风向灯塔的旧地图摊平。
“过去这几年，我对灯塔的历史、结构和建筑设计都做了系统的研究。为了最大程度地理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诅咒，我读了所有材料。”
“那你有什么发现吗？”
“严格来说，没有任何发现。真是太悲惨了。这也证实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们永远无法打破这个诅咒。”
“我不会听天由命的。”我说，一边用牙齿撕扯着百吉饼。
“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但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你就已经输掉了。我不确定这样浪费时间对你来说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他吞下一块醋渍青鱼，接着说道：“我认为，灯塔是生命的一个隐喻。更确切地说，是命运的隐喻。而你无法和命运抗争。”
我吃完了第一只百吉饼，开始掰第二只上面的芝麻吃。
“我不相信命运。”
“我说的命运更像是一种永恒的‘万物的秩序’。你知道古代哲学家们是怎么定义命运的吗？”
我摇摇头。他说道：“正是因为万事万物都遵循这一法则，过去的才会消逝，现在的才会发生，未来的才会到来。”
“我永远都不会相信命运是预先设计好的。如果是这样，那世界就太简单了：不会有个人责任，不会有犯罪，不会有教唆行为……”
苏里文开始说教。
“有些事情会发生，是因为它们应该发生，而唯一避免经历这些事情的办法就是接受现实并学会妥协。”
我有些疑惑。我感到在这些漂亮句子背后，苏里文其实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
于是我转向另一个话题。
“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更像是一种惩罚吗？”
“一种惩罚？”
“用来补偿我们犯下的错误。”
他把目光转向窗外，望着这座白雪皑皑的城市。在冰雪覆盖之下，它那股蓬勃的冲劲被冻结了，仿佛一艘停泊的帆船。
“那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祖父问道。
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
4
回到家后，苏里文往壁炉里添了一大块木柴，给我们俩各倒了一杯雪莉酒，然后点燃一支雪茄。
整个晚上，他都在向我灌输互联网的魅力。一台彩色电脑，连着一个塑料蛋壳形状的东西，他在一刻不停地操作这些机器，教我怎么上网，怎么发邮件。
后来，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蜷在沙发上睡着了。我戴上耳机，在网络世界里探索了一整夜。我创建了自己的电子邮件账户，听了些时下的流行音乐——卡洛斯·桑塔纳令人晕眩的《玛丽亚，玛丽亚》，红辣椒乐队的《加州靡情》，U2的《美丽的日子》，还有一位叫埃米纳姆的说唱歌手的《斯坦》。在线报纸网站很有趣，我在上面逗留了好几个小时。论坛里的人们在谈论哈利·波特，还有科学家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人类基因解密的论文。当我开始浏览红袜队（我最喜欢的棒球队）的网站时，太阳出来了。
苏里文醒了。我们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我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干净衣服，穿上高级鞋子，还有我那件红十字会大衣。
“别忘了带上钱！鬼才知道你会在哪里醒过来。”苏里文建议。他打开保险箱，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沓五十美元的钞票。
我做好了离开的准备，端坐在沙发上，像一名待命升天的宇航员。
“我们明年再见，好吗？在我这个年纪，时间可是很有限的。”苏里文低声说道。
“没问题。”我回答，“在我这个年纪，时间过得太快了。”
“你一定要穿这件红大衣吗？”他用嘲弄的口吻说道，想要冲淡笼罩着我们的离愁别绪。
“我很喜欢它……”
橙花的味道弥漫开来，我鼻孔发痒，胃里一片翻江倒海。每一次离去的瞬间，我都要重新感受一遍这种悲伤，以及不知道自己将会在何处醒来的痛苦……
“你最不喜欢的一次着陆是在哪里？”我问苏里文。
他挠了挠头，回答说：“1964年夏天，在哈莱姆区，那儿正好发生了一场骚乱，一个该死的警察给了我一警棍，现在还留着疤。”
我整个身体开始剧烈摇晃，我听到他用责备的口气说道：“你的发型是爆炸头吗？亚瑟，你应该明白，穿越这件事和保持应有的优雅一点儿都不矛盾……”
<h2>2001 双塔</h2>
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
两个人想要的很难是同一件东西。
有时，
这可谓是人生最残酷的一面。
——克莱尔·吉根
1
我被食道里一股灼热的反酸呛醒了。
胃里像着了火。
我睁开眼睛，看了下手表。刚过六点半。清晨的几缕阳光透过百叶窗溜了进来，我听到身边有个男人在打鼾。
是菲利普，我想……也可能是戴米安。
我感到有些恶心，还夹杂着偏头痛，脑子乱作一团。我小心翼翼地从床上爬下来，捡起胸罩、牛仔裤、上衣和夹克，然后冲进浴室，洗了个冷水澡——从莲蓬头喷出的水几乎是冰凉的，这是一种用来代替电击的方法，可以让我瞬间恢复清醒，也是我用来惩罚自己的手段。
我用力地往脸上抹肥皂，想要打起精神。更重要的是，我必须理清思绪。此时此刻，我的生活正分崩离析。我早已偏离了航向，驶出了轨道——简直就是胡来。太多酒精，太多约会，太多次拥吻那些一个比一个蠢的男人。
我从浴室里出来，走到起居室，在壁橱中找到一件干净的浴袍。我把自己擦干，飞快地穿好衣服，踮着脚尖回到卧室。我一点儿都不想和那个男人说话，幸好他一直都在打呼噜。
透过卧室的玻璃窗，我看到了音乐堂餐厅的彩色招牌。这儿是块三角地，位于托马斯街和百老汇大街交汇的地方。拿起手包的时候，我慢慢回想起昨天晚上的聚会：一家画廊的艺术展开幕式，之后是诺布餐厅的晚餐，还有街角酒吧的鸡尾酒。
进了电梯后，我拿出手机，查看短信。
生日快乐，亲爱的丽莎！我特别想你。
——妈妈
妈的，我连这都忘了。今天我二十八岁了。
2
天空的蓝色从未如此鲜艳欲滴。
我端着一杯卡布奇诺，沿教堂街往前走。
我借商店橱窗的玻璃理了理头发。今天上午，我要去炮台公园为一本女性杂志拍一组照片。假如我还想继续演话剧和试镜，就只能通过拍照片来赚钱。但我很清楚，不能永远这么下去。这个生日再次向我发出警告。去年，我的电话响得没那么频繁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时尚界需要新鲜血液，而我正在过气。
现在是高峰期，人行道上黑压压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赶着去上班，男人，女人，白人，黑人，亚裔，拉美裔……如同一次涨潮，一种混合，一股力量。
我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一些对话的碎片：工作、孩子、家庭、心灵、性。早上八点的纽约市，每个生命都是一本小说。
我提前到达约定地点。天空那金属质感的蓝色和徐徐吹过的风给曼哈顿南部带来了令人窒息的美丽。
“你好，丽莎！”
循着声音，我看到了奥德莉·斯旺，她是今天的摄影师，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孩。我知道，在我们内心深处，有着相同的宁静和顺从。她二十岁时曾梦想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而我在那个年纪则渴望成为梅丽尔·斯特里普。不过今天，我们都是来为拉尔夫·劳伦这个品牌拍摄照片的。
我们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
“你从床上摔下来啦？”她问道，“女生可从来不会提前半小时到！”
我和她来到公园中央搭起的化妆帐篷前。她帮我取下身上的物品，同时递给我一杯咖啡。
她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我们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散步和晨跑的人。
阳光洒在身上，远处是渡轮、自由女神像和爱丽丝岛。我们就这样闲聊了几分钟。
聊心灵，聊性，聊我们的生活。
突然，一个穿着轮滑鞋的年轻人在我们身边停住了。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面朝北方，用一种奇怪的姿势望着天空。
不一会儿，我们也转过身去。
世界贸易中心的一座塔楼正在燃烧。
3
“没什么，肯定是被一架小型客机撞到了。”一个骑自行车路过的人说道。
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我除了盯着天空中升起的滚滚黑烟，什么都没做。奥德莉取来她的相机，对准塔尖，连续拍了很多张照片。那座塔楼就在距离我们两百米远的地方。一个晨跑的女人回忆起1993年那场造成六人死亡的恐怖事件，但此刻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空中事故。
紧接着，另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中。它不应该在那里，也不应该像这样低空飞行。它不可思议地转了个弯，毫不犹豫地撞上了第二座塔楼。
周围响起一阵绝望的叫喊。一场惨剧正在上演，它是如此荒诞，如此超现实，让人一时间不知所措。没过一分钟，人们就明白了——我们不仅仅是旁观者，也是这场悲剧的一部分。意识到这一点后，真正的恐惧开始蔓延。
当大多数人开始朝东面的布鲁克林大桥跑去的时候，我决定跟奥德莉一起深入恐怖袭击的现场。
她手里托着镜头，在不停地旋转闪烁的救护车顶灯射出的光线中，定格住了惊愕、恐惧和忧虑。很显然，救护人员都很恐慌，他们眼神迷茫，望着失去方向的人流不知所措。人们四下逃散，像是蜜蜂从着火的蜂房里疯狂拥出。
人行道上，街道中央，世界就像是一只充满了恐惧的万花筒。血淋淋的、破碎的、烧焦的、因疼痛而扭曲变形的尸体随处可见，战争般残忍的场景让人感到仿佛是有谁把贝鲁特16搬到了纽约市中心。
到处都是玻璃碴、瓦砾和金属残骸，无数纸张在风中飞舞。到处都是混乱、浓烟和末日般的景象。到处都是号叫、痛哭和呼唤上帝的声音。
突然，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叫喊——第三架飞机刚刚撞上了五角大楼。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警察命令我们向北逃跑。
我四下寻找奥德莉，但她已经不见了。我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却没人回应。我和她走散了。惊恐充斥在我周围的每一寸空气中，我冲到教堂街上——这时，从我背后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如同利维坦的喘息，巨龙的震怒。
我转过身，眼前这一幕让我目瞪口呆。双子塔中的一座正在倒塌，；如同被雷电击中一般，在混凝土和灰尘的烟幕中扑向地面。
我害怕极了，身体好像瘫痪了一样，无法动弹。在我身边，人们不停地叫喊、奔跑、喘息，寻找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办法，拼尽全力从这场灰尘和钢铁的雪崩之中逃出去。
爆炸和燃烧还在继续。我看到无数碎片和崩裂的钢筋，它们形成了一股浪涌，夹杂着可怕的噪声。
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妈的。
我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
4
但我没有死。
现在是2001年9月11日晚上八点。我坐在恩潘纳达-帕帕斯酒吧的吧台前，这儿离我的公寓只有两个街区。
当钢铁和碎石组成的风暴向我袭来时，我感觉到奥德莉一把抓住我的手，将我拉进一家杂货店里。我们躲在一台冰柜后面，收紧膝盖，双手抱头，身体蜷缩，任由外面风暴肆虐。这间店铺就像波涛中心的一枚果壳，摇摇晃晃，最终淹没在瓦砾的洪流中。当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仿佛身处核弹爆炸现场。天空一片灰暗，有些地方黑漆漆的，无比阴郁。我身上覆了厚厚一层灰。
我招了招手，让服务生来续酒。这是曼哈顿北部，离世贸中心很远。但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整座城市都处于戒严和宵禁的状态中。
往常，这家酒吧每晚都是人头攒动，充满节日的气息，但今天却有四分之三的位子是空的。仅有的几个顾客眼睛全都盯着屏幕——有的盯着手机，想要了解更多新闻；有的盯着电视，看记者和专家如何解释这次恐怖袭击。
我喝了一口酒。
今天，就像许多纽约人一样，我感到绝望，感到失去了一切。但我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那样的生活吗？是那样的爱情吗？
假如我真的死了，今晚有谁会真正想念我？
我的父母，可能吧。但是除了他们呢？
一段奇怪的记忆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今天早上，当混凝土的浪潮向我涌来时，当我告诉自己我很快就要死去时，在我头脑中出现的是他的样子。
是亚瑟·科斯特洛。
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更不是其他任何一个男人。
为什么是他？我已经三年没见到他了，但是关于他的回忆却坚定地占据着我每一个脑细胞。
和他在一起时，我感觉很好。我很放心，很安稳，也变成了更好的我。
当他的目光投向我时，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身处幸福之中，成为了那个我一直都想成为的女孩和女人。
但是，怎么能和一个一年只存在一天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呢？
一个你永远都不能介绍给父母的男人。
一个你永远都不能和他畅想未来的男人。
一个你不能在那些寂寞的夜晚蜷缩在他身边的男人。
天哪！
我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酒。
可是今晚，我多么需要他啊！如果能够再见他一次，能够让他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我像个幼稚的孩子一样，握紧双手，闭上眼睛，开始祈祷。
上帝，求求您，把亚瑟·科斯特洛带回来吧！
上帝，求求您，把亚瑟·科斯特洛带回来吧！
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放弃了，伸手又点了一杯鸡尾酒。
突然，厨房里传来一阵玻璃破裂的声音，餐厅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好像有人刚刚打碎了一摞盘子，所有人都焦虑地望向吧台后面。这时，厨房门哗啦一声打开了，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人走了出来。
一个头发蓬乱、穿着红十字会大衣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