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三大都能一句话说出好在何处。

季陶民画了一幅紫藤，问叶三。

叶三说：“紫藤里有风。”

“唔！你怎么知道？”

“花是乱的。”

“对极了！”

季陶民提笔题了两句词：

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

季陶民画了一张小品，老鼠上灯台。叶三说：“这是一只小老鼠。”

“何以见得？”

“老鼠把尾巴卷在灯台柱上。它很顽皮。”

……

有一天，叶三送了一大把莲蓬来，季陶民一高兴，画了一张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叶三说：

“四太爷，你这画不对。”

“不对？”

“‘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

“是吗？我头一回听见！”

季陶民于是展开一张八尺生宣，画了一张红莲花，题了一首诗：

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

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打造一种另类

对照前揭之《梦溪笔谈》可知：汪曾祺非但不曾“取用”笔记，甚且在“打造”笔记。他用字精省，点到则止。对于现当代小说理论家、批评家信手拈来又随手祭出的“叙事观点”、“心理分析”、“性格刻画”、“神话原型”、“国族寓言”、“政治讽喻”……丝毫未见措意。这并不是说汪曾祺所有的小说里都没有这些门道，或者经不起这些门道的检验，而是说汪曾祺“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见《茱萸集·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是出于一种刻意为之的努力，这份努力正是为今人早已习焉不察的短篇小说寻出一个逼近中国古代笔记传统的新领域，而此一新领域偏偏就在吾辈多已弃之而不读的文言文旧坟堆里。

多年前有记者访加西亚·马尔克斯，问起他之所以能驾驭如此丰富的故事，是不是因为平日素有记笔记的习惯。显然并不知道中国笔记传统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答复亦堪称神品：“不。写笔记就用不着写小说了，笔记是另外一种文学。”

相对于（无论如何前卫实验新奇变怪的）主流西方小说——也是“我们这些写小说的”正在从事的移植产业，旧时代的中国作家的笔记堪称何等的“另类”？“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汪曾祺《茶干》）除非小说家和读者都有大无畏于开拓另类书写与阅读的勇气和智慧，管它有没有理论的支持赞助、批评家的倡议附庸。汪曾祺渐老逢春，就有这么大的魄力——随手出神品，哪怕你说它不像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