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和恩肯是白鹭。

这种雪白的鸟儿在暴风雨后成群结队地出现，它们的翅膀洁白无瑕，它们的生命安然无恙。虽然它们是在暴风雨中变成了白鹭，但暴风雨过后，在我所知的一切都被改变之后，它们出现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首先是父亲：我再一次见到他时，他蓄了一把灰胡子。那天我出狱，之前已经有六年没见过他和其他家人了。我好不容易等到他们，结果发现个个都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父亲的样子让我感到难过——生命像个铁匠，把他捶打成了憔悴瘦长的镰刀形状。他的声音里也积累了一些怨艾，好似长久留在他口腔里没被说出来的那些言语的碎屑生锈了，每当他开口说话，就会散落在舌尖。我知道这些年他经受过许多治疗，尽管如此，他的变化还是难以用言语完整描述。

母亲也老了很多。跟父亲一样，她的声音后面隐藏着沉重的东西，这使得她的话语像是从泥沼里爬出来的，就像肥胖会影响一个人的形态，使他脚步蹒跚。我们坐在监狱里的一张木头长凳上，等待典狱长最后一次在文书上签字。父亲告诉我，奥班比和我离家后，母亲又在幻觉里看见了蜘蛛，不过很快就康复了。他说话时，我看着对面的墙。墙上胡乱挂着一些面目可憎、身穿制服的人的画像，还有印在廉价海报纸上的讣告。墙面的蓝色涂料褪色了，还因为湿气长了霉斑。我让自己的视线集中在挂钟上，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见过钟了。当时是五点四十二分，最短的指针正在向六点靠近。

不过，在所有人当中，戴维的变化最出乎我的意料。见到他，我吃了一惊。他的身材就是波贾的翻版。两人几乎毫无差别，除了一点。波贾总是精神抖擞，而戴维给人的印象是害羞，还有点儿拘束。我们在监狱院子里打过招呼后，他一直等到我们的车快开到镇中心时才再次开口。他已经十岁了。我想起来了，就是这个孩子，在他（恩肯也一样）出生前那令人难忘的几个月里，母亲经常会唱一首歌，她相信这首歌能给未出生的孩子带来喜悦。那时我们都相信这个。她一开始唱歌跳舞，哥哥们和我就会聚集到她身边，因为她的嗓音很迷人。伊肯纳会用调羹敲打桌子，模仿鼓点；波贾会用嘴模拟出长笛的声音；奥班比会跟着曲调吹口哨；我负责喝彩欢呼，在母亲重复以下唱词的时候打拍子：

我们一起去见主教

现在是五点

我伤心是因为

我洗的衣服还没干

但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知道肚里的孩子很欢喜

我很想把戴维拉过来抱抱，父亲突然说话了：“拆房子。”好像我向他提过问题似的，“到处都是。”

他看到远处有一台大吊车在推倒房屋，周围聚集了一群人。之前，在一个废弃的公厕附近，我也看到过类似景象。

“为什么？”我问。

“他们想把这地方改造成一个城市，”戴维没有看我，只是给了个解释，“新州长要求把大多数房子都推倒。”

在狱中，唯一获许见我的人是个牧师，他跟我说过政权更替的事。考虑到我当时的年龄，法官认为不能判我无期徒刑或死刑，但因为我杀了人又不适合去少年管教所。于是，他们给了我八年刑期，服刑期间禁止家人探视或联络。关于那次庭审的所有东西都被我存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在铁窗下度过的许多个夜晚，蚊子在我耳边嗡嗡，我会突然瞥见那个法庭。绿色的窗帘飘动起伏，法官坐在对面的高台上，嗓音低沉：

……你将会在那里待到社会认为你已长大成人、你的行为符合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要求为止。有鉴于此，以尼日利亚共和国联邦司法体制赋予我的权力，根据陪审团的建议，我法外施恩——这是为了你的父母，阿格伍先生及夫人——判处你，本杰明·阿齐克韦·阿格伍，八年监禁，家人不得联系，直到现年十岁的你，长到十八岁，社会认可的成年年龄。退庭。

接着我会看到，听到判决后恐惧万分的我扫了父亲一眼，发现笑容像螳螂一样跃上他的前额。母亲则大叫一声，双手像直升机一样悬在头顶，恳求上帝打破沉默，不要听任这一切发生在她身上。然后，狱警们给我戴上手铐，推着我往后门走去，我的理解力突然降低到未成形的孩童——胎儿——的水平，觉得在场所有人都是来我的世界看我的，现在他们该离开了——好像被带走的不是我，而是他们。

按规定，监狱里允许一名牧师来探视犯人。福音传教士阿贾伊每隔两星期左右就会来看我一次。通过他，我得以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新情况。在我被告知即将获释的前一星期，他告诉我，根据尼日利亚军人政府首次向文官政府交接权力的精神，以阿库雷为首府的翁多州州长奥卢塞贡·阿加古决定释放一批犯人。父亲说，我的名字在获释名单的最前面。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那个闷热的日子被定为我们的释放日。不过，并非所有犯人都这么走运。我入狱一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八年，福音传教士阿贾伊带来一个消息：独裁者阿巴查口吐白沫死了，据说是吃了一个毒苹果。正好一个月后，阿巴查囚禁的头号犯人暨死敌M.K.O.在即将被释放之际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死去——他是喝了一杯茶。

我们同M.K.O.见面后几个月，他的苦难就开始了。大家都相信是他赢了一九九三年的总统大选，但大选结果被取消了。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尼日利亚政局滑向了前所未有的深渊。接下来那年的某一天，我们聚在客厅里看国家电视台的全国新闻，结果看到大约两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乘坐坦克和军车包围了M.K.O.位于拉各斯的家，把他押上了一辆囚车；他被指控叛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涯。虽然我早已知道M.K.O.身陷囹圄，但他的死讯还是给了我重重一击。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我躺在床垫上，盖着母亲给我的裹身衣，想着那人对于我的哥哥们和我而言曾经有过的非凡意义。

车子驶过奥米-阿拉河在镇上最宽的一段。我看见有人在泥浆色的河水里划船，一个渔人在往水里撒网。路中间的混凝土分道线上竖立着一长列路灯。离家越来越近，被遗忘的关于阿库雷的记忆慢慢地睁开了死气沉沉的眼睛。我注意到路况有了很大改变，我出生并扎根于此的这个城市在这六年间也发生了剧变。道路拓宽了，两旁的商铺们退到离车辆川流不息的道路好几米远的地方。一座人行天桥连接着道路两边。小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惊动了入侵我心灵已久的静默怪兽。因为拥堵，我们的车停了下来。一个穿着褪色的曼联球衣的男人跑过来拍我们的车门，想从母亲那边的车窗塞进来一条面包。她摇上了车窗。差不多有一千辆车在同时按喇叭，车里的人在不耐烦地咒骂。在这些车前方，一辆庞大的半挂车在人行天桥下面笨拙地掉头。正是这头车中恐龙造成了拥堵。

在我周围移动的一切同狱中岁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狱中，我能做的只有阅读、凝视、祈祷、哭泣、自言自语、希望、睡觉、吃饭和思考。

“变化好大。”我说。

“是啊。”母亲说。她笑了。在那一瞬间，我想起了她曾经被蜘蛛折磨的日子。

我再次将目光投向街道。快到家时，我听见自己说：“爸爸，你是说奥班比这些年一次都没有回来过？”

“没有，一次都没有。”父亲摇摇头，他的声音有点儿尖利。

他回答的时候，我看向母亲，但她在看窗外。父亲的视线倒是在后视镜里同我对上了。我想告诉他们，奥班比从贝宁给我写过几封信。信里说，他跟一个爱他、把他当儿子一样疼的女人住在一起。离家后第二天，他上了一辆从阿库雷开来的大巴，去了贝宁。他说，他决定去那里只是因为想到了伟大的贝宁国王奥翁拉文抵抗英帝国统治的故事。抵达贝宁后，他看见一位妇女从小汽车里下来，就勇敢地走过去告诉她自己无家可归。她同情他，把他带回了她一人独居的房子。他在信中写道，有些事情，要是告诉我，会让我难过。另一些事情，他认为我还太小，不宜得知，知道了也不明白。但他承诺，以后一定会告诉我。他说，目前我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了：那女人是位独居的寡妇，而他已经变成了男人。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他已经准确计算出了我出狱的日期——二〇〇五年二月十日，他会在那一天回到阿库雷。他说伊巴夫会为他通风报信，这样他就会知道我的情况。

他的信是伊巴夫转交给我的。我哥哥在逃亡六个月后回过阿库雷，见过伊巴夫。当时他人在阿库雷，却不敢进我们家的院子。他去找了伊巴夫。后者告诉了他所有事情，还答应把他的信转交给我。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几乎每个月都给我写信。他把信寄给伊巴夫，伊巴夫再请一位初级狱警转交给我——通常得给点儿贿赂才行。伊巴夫经常坐在外面等我回信。可是，最初的三年过后，伊巴夫突然不来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更不知道奥班比怎么样了。我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什么都没等到。后来，只有父亲偶然给我写封信。戴维也写过一封。奥班比一共给我写了十六封信。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它们，直到注明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最后一封信的内容像存在椰子里的水那样存在我脑海里：

听着，本：

我现在没办法一个人面对我们的父母。我做不到。这一切都该怪我。是我告诉艾克飞机飞过我们头顶的时候阿布鲁说了什么——怪我。我太蠢、太蠢了。听着，本，连你受这些苦都是因为我。我想去见他们，但我没办法一个人面对他们。你出狱那天，我会回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见他们，请求他们的原谅。等我回来那天，你一定要在。

奥班比

我咀嚼着这封信，觉得该问问伊巴夫的情况。我想也许可以从他那里了解为什么哥哥不再给我写信，于是我问家里人伊巴夫是不是还住在阿库雷。母亲满脸惊诧地看着我。

“我们的邻居？”她说。

“是的，邻居。”

她摇摇头。

“他死了。”她说。

“什么？”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她点点头。伊巴夫和他父亲一样做了卡车司机，从森林里拉木材到伊巴丹。干了两年后，他的卡车在路上打滑，掉进了路边一个因为严重风化而形成的深坑，不幸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