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杰明，是飞蛾。

脆弱的长着翅膀的小东西，沐浴在光亮中，但很快，它就失去了翅膀，坠落在地。伊肯纳和波贾去世的时候，我感觉一直为我遮风挡雨的布篷被从我头顶扯走了。而等到奥班比逃走的时候，我从空中坠落，就像飞行中被拔走翅膀的飞蛾。我不能再飞了，只能爬行。

我从未和哥哥们分开过，在成长过程中，我总是观察他们，听他们指挥，重复他们小时候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在他们——尤其是奥班比——缺席的情况下做过什么事。奥班比从两个哥哥那里汲取了许多智慧，又通过读书获得了更广博的知识。我完全依赖他们。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依靠他们，没有哪个具体的想法不曾先掠过他们的脑海直接在我这儿成形。伊肯纳和波贾死后，我的生活依然照旧，好似没有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奥班比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白，解答我的各种疑问。现在他也走了，留下我独自站在这扇门前，一想到要进去，我就不寒而栗。并非我害怕独立思考和生活，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没有准备。

我回到家，我们的卧室死气沉沉，既空洞又黑暗。我躺在地上抽泣，而我的哥哥在奔跑，背着帆布包，拎着印有“加纳必胜”的小包。阿库雷上空的夜色逐渐消退，他还在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许是受了克莱门斯·福雷尔故事的影响，他会一直跑下去，“只要他的脚还能走”31。他已然抵达寂静黑暗的街道的尽头。也许在那里，他曾停下脚步，眺望前方分岔的小路，犹豫着不知道该走哪一条，但他只犹豫了一小会儿。他就像福雷尔，害怕被抓住，这恐惧像涡轮机一样驱动他的大脑飞速旋转，想出一个又一个主意。前行途中，他一定跌倒过许多次，掉进坑洞，或者被虬结的枝叶绊倒。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一定又累又渴，很想喝水。他一定浑身是汗，肮脏不堪。他一定拼命往前跑，心中擎着恐惧的黑色大旗。也许他在为我的处境担忧，我们曾一起尝试扑灭吞噬我们家的大火，最终却遭到反噬。

当天边开始泛白，我的哥哥也许仍在奔跑，我们这条街在喧闹、叫喊和枪声中醒来，就像有敌军入侵一般。有人大声下令，有人号哭，手臂把门敲得山响，脚凶狠地跺着地，手挥舞着枪和牛皮鞭。这些声音汇聚到一起，五六个士兵开始哐哐地砸我们家的院门。父亲刚把门打开，他们就把他推到一边，厉声问道：“他们在哪里？那两个少年犯在哪里？”

“杀人犯！”另一个士兵往地上唾了一口。

家里一片混乱，恩肯哭了起来。母亲冲到我们房间门口，使劲拍门，嘴里叫着：“奥班比，本杰明，醒醒！醒醒！”她还在叫，军靴跺地的声音和士兵的呵斥声已经包围过来了。我听到一句抗议、一声尖叫，然后有人摔倒在地。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长官，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无辜的。”

“闭嘴！那些小子在哪儿？”

接着，有人开始用力敲门和踢门。

“里面的小子，再不开门我就让你们脑袋开花。”

我拨开了门闩。

他们把我带走了。我再一次回家是三个星期之后。我进入这个全新的、可怖的、没有哥哥们的世界已经很久了。我回家是为了洗澡。在巴约先生的坚持下，比奥顿大律师说服了法官，至少押送我回家洗一次澡。他们坚称这不是保释，只是缓刑。父亲告诉我，母亲担心我这三个星期都没洗过澡。那时候，每当他向我转述她的话，我都会努力想象她是怎么说的，因为在那三个星期里，我几乎没听见过她说话。她旧病复发，又变回哥哥们去世后精神恍惚的样子——伤痛中，她又看到蜘蛛了。虽然她不说话，但她的眼神、她的每一个手势都似乎包含着千言万语。她的悲痛刺伤了我，我尽量躲开她。以前我听说——在伊肯纳和波贾死后——母亲失去一个孩子，就失去一部分自我。在第二次庭审前，她把一瓶芬达倒进我嘴里。我很想伸手抱她，和她说说话，但我不能。审判过程中，她有两次失控，又是尖叫又是哭喊。第一次是在检察官指控奥班比和我犯了过失杀人罪之后。发言的检察官肤色极黑，加之身穿黑色法袍，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魔鬼。

我第一次受审的前一天，比奥顿律师来看我。他建议我庭审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别的什么东西上，比如说窗户和栏杆，什么都行。穿褐色卡其布制服的狱警把我从牢房里提出来去见他。他是我的辩护律师，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他每次来都面带微笑、信心满满，那样子有时会让我有些恼火。他和我父亲已经进了探望室，一个初级狱警按下了计时器。房间里的刺鼻气味让我想起学校的厕所——这是陈年屎尿的气味。比奥顿律师让我别担心，他说我们会打赢官司的。他还说，司法公正会受到干预，因为我们打伤了一名士兵。他总是很自信。然而，我这个案子被要求加速审理，到了最后一天，比奥顿律师不再满脸微笑，他的脸色变得阴沉严肃。摊开在他脸上的情绪地图斑驳不清、难以辨识。父亲为了向我透露有关他眼睛的秘密把我拉去法庭的一个角落，这时律师走过来对我们说：“尽人事，听天命。”

我们乘坐柯林斯牧师的厢式车回家。他是和父亲、巴约先生一起来接我的。巴约先生把自己在伊巴丹的家人抛在脑后，一再往阿库雷跑，希望他们能放了我，然后他就能带我去加拿大，同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生活。我差点儿没认出他来。他现在和我四岁左右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样子大相径庭。他的肤色变浅了许多，两鬓已经染霜。他似乎习惯说话时常常停顿，就像开车的人换挡刹车、减速加速那样。

厢式车上用大大的字体印着我们教会的全称“神召会阿库雷分会，阿拉罗米街”和它的箴言“以你本来面目来，离去时已获新生”。他们很少同我讲话，因为就算问我，我也几乎不回答，只是点头。从我被送进监狱开始，我就避免跟父母或巴约先生交谈。我不忍心同他们面对面。我践踏了救赎的机会——在加拿大展开新生活的希望，让父亲深受打击。我常常想，他怎么还能保持镇静，就像丝毫未受影响？我对律师吐露的心声最多。他的嗓音像女人一样纤细，时常向我保证，比其他人都频繁，我很快就会被释放，“很快”会反复说好几次。

然而，在坐车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的问题：“奥班比回来了吗？”

“没有，”巴约先生说，“但他很快就会回来。”父亲想说话，但巴约先生抢在他前面补充了一句：“我们找人去接他了。他会来的。”

我还想问他们是在哪儿找到了奥班比，可父亲说：“是的，是真的。”我等了一会儿，问父亲他的车上哪儿去了。

“在博德那里修。”他简略地回了一句。他回头时正好跟我的视线对上，但我很快就把目光移开了。“车的火花塞有问题，”父亲说，“火花塞坏了。”

他是用英语说的，因为巴约先生是约鲁巴人，不懂伊博语。我点点头。车子驶上了一条破旧的、坑坑洼洼的路。柯林斯牧师和其他经常往返于市郊之间的人一样，为了避开路上的坑，不得不把车子拐到路肩上。车子挨着一长溜灌木丛往前行驶，一丛灌木，多数是象草，碰到了车身，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他们对你怎样？”巴约先生问。

他和我一起坐在后排，我们俩中间堆满了福音宣传单、基督教书籍和教会广告，其中大多数上面都印有同一张柯林斯牧师手持麦克风的照片。

“挺好。”我说。

的确，没人打过我，也没人欺负过我，但我觉得自己撒谎了，因为恐吓和口头侮辱一直都有。进监狱第一天，我伤心得眼泪止都止不住，心慌得怦怦乱跳。有一个狱警叫我“小杀人犯”，但在我被关进一间空荡荡的、没有窗子的牢房后，他就走了。透过牢房的铁栏杆，我看见许多间牢房，男人们坐在里面，像被关进笼子的动物。有的牢房除了人，什么都没有。我那间有张旧垫子，一个有盖的屎尿桶，还有一个每星期加一次水的水桶。我对面的牢房里关着一个肤色较浅的男人，脸上和身上满是伤口、疤痕和泥巴，看起来很可怕。他坐在牢房的一角，茫然地瞪着墙，表情恍惚。这个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

“本，你是说你根本没挨打吗？”柯林斯牧师听到我对巴约先生的回答后问道。

“没挨打，先生。”我说。

“本，跟我们说实话。”父亲回头看我，“说实话。”

我们的视线又对上了。这一次，我没有闪躲。我不说话，哭了起来。

巴约先生抓过我的手，揉搓着：“对不起，对不起。别哭了。”他很喜欢用约鲁巴语同我的哥哥们和我交谈。上次他回尼日利亚是一九九一年。那时他常开玩笑说，我的哥哥们和我，这些黄毛小子学约鲁巴语，也就是阿库雷的通用语言，学得比我们的父母好。

“本。”厢式车快驶进我们区了，柯林斯牧师柔声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