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蟥钻进了哥哥和我的皮肤，对我们的悲痛消了毒，让我们的伤口无法愈合，但我们的父母逐渐好起来了。十二月底的时候，母亲脱下了丧服，回归正常生活。她不再动辄大怒大悲，蜘蛛们似乎也死绝了。因为她的康复，推迟了好多个星期的伊肯纳和波贾的追思弥撒终于在接下来那个星期六举行了——就在我们第一次杀阿布鲁失败五天后。那天早上，我们所有人，包括戴维和恩肯，都穿上黑色正装，挤进父亲的车里。这车前一天刚刚送到博德先生那里修过。他在悲剧中扮演的角色把他和我们家拉近了。他来过我们家好多次，有一次还带着他的未婚妻，那女孩前突的牙齿让她的嘴很难完全闭拢。父亲现在称他为“我的兄弟。”
弥撒上安排了告别歌曲、父亲对“男孩们”生平的简要回顾，以及柯林斯牧师一段短短的布道。那天，柯林斯牧师头上缠着纱布。几天前，他搭乘出租摩托车的时候出了事故。礼堂里都是邻居们熟悉的脸。他们中大多数是别的教会的会众。父亲发言时说伊肯纳是个男子汉，如果他活下来，他会成为众人的领袖。他这么说的时候，奥班比一直盯着我。
“我不会太啰唆，但伊肯纳是个好孩子。”父亲说，“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我是说，魔鬼多次试图偷走他，但上帝非常守信。他六岁的时候，被蝎子叮了——”听众们发出一阵压抑的惊叹，打断了他的话。
“是的，在约拉。”父亲继续说道，“才过了几年，他的一个睾丸被踢进了体内。这个事故的其余细节我就不透露了。只要记住，上帝一直与他同在。他的弟弟波贾——”这时，礼堂里出现了我从未经历过的沉寂。因为，站在教堂前面讲台上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无所不知的男人、勇士、强人、总司令、体罚总指挥、知识分子、老鹰，开始啜泣。我难堪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子。父亲的发言还在继续。然而这一次，他的话语像堵在拉各斯车流里的超载的运木材的卡车，在由他感人的演讲构成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曲折前行，不时停一下，颠一下，往前滑几米。
“他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男子汉。他……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孩子。他，如果你们认识他，他……是一个好孩子。谢谢大家今天能来。”
父亲匆忙结束了演讲，礼堂里的掌声久久不息。接着，赞美诗开始了。母亲一直在低声哭泣，用手绢抹眼睛。我为哥哥们哭泣，心头有一把悲痛的小刀缓缓划过。
在众人合唱“我心灵得安宁”的时候，我注意到周围有异常响动。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开始把头往后扭。我不想扭头，因为父亲就坐在我们旁边，紧挨着奥班比。就在我纳闷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奥班比把头歪向我，低声说：“阿布鲁来了。”
我马上扭过头，看见阿布鲁站在礼堂中间，穿着一件沾了烂泥的褐色衬衫，上面有一大圈汗渍和污秽。父亲瞥了我一眼，用眼神命令我专心。以前，阿布鲁也来过教堂好多次。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牧师正在布道，他从门口的引座员身边走过，坐在女教众坐的长凳上。虽然会众们马上就意识到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牧师还是继续布道，守在门口的年轻的男引座员们则密切注意着阿布鲁。但他在布道过程中异常平静，还积极参与布道结束后的祈祷，吟唱赞美诗，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弥撒结束后，他悄悄离开了教堂，留下教众在他身后议论纷纷。后来他还参加过几次弥撒，多数时候都坐在女教众的席位上，激发了教众们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他赤身裸体，不适宜让妇女和儿童看到。还有人认为，教堂向所有人开放，不管他是赤身裸体还是衣着妥当，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神志正常还是不正常，身份并不重要。最后，教会决定拒绝他入场。要是他靠近教堂，引座员就会拿棍子赶跑他。
然而，在我哥哥们的追思弥撒上，他让大家都吃了一惊。他趁人不备溜了进来，被发现时已经坐下了。因为这次弥撒比较敏感，长老们就让他留下了。仪式结束，他离开后，坐在他旁边的女人回忆说，他在做弥撒的时候哭了。她说，他问她认不认识这个男孩，还说自己认识他。那女人像在大白天见了鬼似的甩了甩头，说阿布鲁不断地念叨伊肯纳的名字。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怎么看待阿布鲁出现在因他而死的两个哥哥的追思弥撒上这件事的，但我从回家路上的肃穆气氛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谁都不作声，只有戴维迷上了弥撒上我们唱过的一首歌，哼着曲调想要唱出来。时值正午，在这个居民以基督徒为主的镇子上，多数教堂都关门了，路上都是汽车。我们的车在拥堵中前进，戴维深情的歌声——由含糊不清的上颚音、错误拼读、只剩半截的单词、颠倒的含意和断章取义组成的神奇作品——在车里起到了镇静剂的作用。寂静似乎触手可及，好像车里多出了两个人——肉眼看不见的两个人。他们和我们坐在一起，也和我们一样镇静。
Whe pis lak’a rifa ateent ma so
Whe so ow lak sea billows roooooo
What eefa my Lord, if at cos me to say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with ma so）
It is weh，（it is weh）with ma so.25
我们到家后不久，父亲就出去了，到半夜还没回来。母亲的恐惧上升到了顶点。她在屋子里像发疯的猫一样窜来窜去，后来又去了邻居家，告诉他们她丈夫失踪了。她的焦虑感染了好多邻居。他们都聚集到我们家，安慰她，让她耐心点儿，再等等，至少等到第二天再去报警。母亲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但父亲回到家时她已经焦急得快疯了。那时，其他几个孩子都睡着了，连奥班比也睡着了，只有我还醒着。尽管母亲再三恳求，父亲还是不肯透露去了哪里，为什么一只眼睛上蒙了绷带，只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卧室。第二天早上奥班比问起的时候，他草草打发了他：“我做了个白内障手术。不许再问。”
我用咽唾沫的方法拼命压下涌上心头的无数疑问。
“你之前看不见东西了？”过了一会儿，我问他。
“我说了。不，许，再问！”他厉声喝道。
然而，那天他和母亲都没去上班。这个事实本身告诉我，他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接连的悲剧和工作大大改变了父亲。他和以前不一样了。拆除绷带后，那只眼睛再也没法像另一只眼睛一样完全合拢。
奥班比和我整个星期都没出去找阿布鲁，因为父亲一直在家听音乐、看电视、阅读。哥哥一再诅咒那个害得父亲必须待在家里的叫“白内障”的病。有一次，父亲正在看电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西里尔·施托贝尔播报的黄金时段新闻，奥班比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去加拿大。“明年年初。”父亲冷淡地回答。屏幕上火光四起，一片混乱，后来镜头又切换到了一片冒着黑烟的焦土上，那里散落着一些烧焦程度各异的尸体。奥班比还想说些什么，但父亲举起张开的手掌制止了他。播音员说：“由于此次不幸的阴谋破坏活动，我国的石油日产量减少了一万五千桶。为此，阿巴查将军的政府希望公民们看到加油站又排起长队时不要惊慌。短缺是暂时的。不过，政府将及时严惩任何歹徒。”
我们耐心地等着，没有打搅他，直到有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从上至下刷他的牙齿。
“是一月吗？”那人一出来，哥哥赶快问道。
“我说了‘明年年初’。”父亲咕哝了一句，垂下眼睑，有毛病的那只眼半开半闭。我不由得想到，父亲的眼睛究竟怎么了？我曾经听到他和母亲吵架。母亲指责他撒谎，说他根本没有得白内障。我想大概是有什么虫子钻进了他的眼睛。想不出究竟真叫我痛苦。我有种感觉，要是伊肯纳和波贾还活着，他们比我聪明得多，一定能找出真相。
“明年年初。”回到我们卧室时，奥班比咕哝了一句。然后，他的嗓音像骆驼卧倒一样低了下来，又重复了一遍：“明，年，年初。”
“那一定是一月喽？”这个猜测让我窃喜。
“是的，一月，那意味着我们没多少时间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时间。我们没多少时间。”他摇摇头，“只要那个疯子还能大摇大摆地四处乱走，我到了加拿大，或者任何地方，都不会开心。”
虽然我很小心，不想激起哥哥的怒火，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是，我们试过了。他就是死不了。你说过的，他就像鲸——”
“谎言！”他大叫一声，一颗泪珠从红红的眼眶里滚落下来，“他是人，他也会死。我们只试了一次，只为艾克和波贾试了一次。我发誓，我一定要为哥哥们报仇。”
这时，父亲高声叫我们去洗他的车。
“我去。”哥哥的声音降了下来。
他用一块布擦干眼睛，然后拿泡在水桶里的毛巾擦车。完工后，他告诉我，我们应该试试“刀子计划”。那个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在深夜偷偷溜出房间，去疯子住的卡车，拿刀子刺死他，然后逃跑。他的描述吓到我了，但我的哥哥，这个悲痛的小男子汉，已经锁上了我们的房门，点燃了香烟——距他上次抽烟过去很久了。虽然没停电，他还是关了灯，好让父母以为我们睡了。此外，虽然晚上有点儿凉，他还是开着窗，往窗外吐着烟圈。抽完烟，他转身小声对我说：“就是今晚。”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附近有人在放熟悉的圣诞歌。我恍然大悟，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天就是圣诞夜。这个圣诞节同以往大不一样：阴冷暗淡，平静无波。这个季节每天早上都起雾。等雾散了，空中悬浮着一团团灰尘。人们给屋子内外都挂满了圣诞装饰。电台和电视台滚动播放圣诞歌。有时候，大教堂门口的雕像——就是阿布鲁猥亵了原来的雕像后新立的那一座——会接通电源，身上披挂的五彩饰品顿时熠熠生辉。许多人视之为我们区圣诞节的高潮。人人都笑容满面，虽说商品价格，主要是活公鸡、火鸡、大米和圣诞菜谱里需要的其他花哨的配料的价格，涨到了普通人买不起的地步。我们家一点儿都没有受到影响。没有装饰。没有准备。以前我们过日子时自然而然就有的东西似乎都被叫悲伤的大白蚁给咬坏了。现在的我们家成了过去的我们家的影子。
“今晚，”过了一会儿，哥哥又开口了，他的眼睛盯着我，脸上其余部分只看得清轮廓，“我已经准备好刀子了。等确定爸爸妈妈睡着了，我们就从窗口翻出去。”
接着，他对着升腾的烟气吐出了几个字：“我会一个人去吗？”
“不，我和你一起去。”我结结巴巴地说。
“好。”他说。
虽然我很想让哥哥爱我，不想再让他失望，但我不敢在午夜时分去找那个疯子。晚上的阿库雷很危险，就连大人们对天黑以后能去哪儿都很讲究。就在上学期末，伊肯纳和波贾去世前，学校晨会上宣布了一件事：住在我们街上的我的同班同学伊雷巴米·奥乔的父亲被持械抢劫的人夺去了生命。我很纳闷，为什么还是个孩子的哥哥不怕夜晚呢？难道他不知道夜晚外出的危险？难道他没听说过这些事？再说，那个疯子，那个魔鬼，说不定知道我们会去，正等着呢。我想象阿布鲁拿起刀子刺向我们，不寒而栗。
我从床上起来，说我想去喝水。我来到客厅，父亲仍旧坐在那里看电视，双手交叠放在胸前。我从厨房的水桶里倒了一杯水喝下去，然后坐在父亲旁边的沙发上。父亲朝我点点头，表示他知道我来了。我问他的眼睛好了没。“好了。”他说着转头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两个穿西装的男人在辩论，背景是一幅写着“经济事务”的海报。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可以不用和哥哥一起出去。我从父亲身边拿起一张报纸读起来。父亲最爱这个了；他赞赏每一个获取知识的举动。我一边浏览报纸一边向父亲发问。他的答案都很简洁，而我想要他讲得长一些。于是我就请他讲他叔叔上战场那天的事。父亲点点头讲了起来，但他困了，哈欠一个接一个，所以还是言简意赅。
他这次讲的和他以前回忆的一样：他叔叔埋伏在公路边的树丛里，袭击尼日利亚士兵的车队。他叔叔及其战友们先开火。对方士兵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射来的，就胡乱朝着空无一人的森林射击，最后都被打死了。“所有人，”父亲会强调，“无人生还。”
我把视线转回到报纸上，又读了起来，心里暗暗祈祷父亲不要太早回卧室。我们已经交谈了一个小时，现在都快十点了。我不知道哥哥在做什么，会不会来找我。后来父亲睡着了。我关掉灯，蜷缩在沙发上。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听到开门的声音，然后客厅里有了动静，一直蔓延到我的沙发后面。接着，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摇晃我，先是慢慢地，然后就用上了力气，但我仍旧一动不动。我正想假装打个呼噜，父亲动了动，我沙发背后有东西飞快地动了一下——大概是哥哥俯下了身子。后来，我感觉到他慢慢爬回了我们房间。我等了一会儿才睁眼。父亲的姿势很奇怪。他睡着了，头歪在椅背一侧，双臂松松地垂在身侧。邻居家明亮的黄色灯光常常越过院墙照进我们家，今晚也透过没拉上窗帘的窗户照亮了他脸上一小块地方，让他看起来像是戴了面具：一半黑，一半白。我看着父亲的脸，直到觉得哥哥应该已经走了才入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告诉哥哥，我去喝水的时候被父亲叫住谈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哥哥一言不发地坐在他的老位置上，看一本书。那本书的封面上有海有山，海上有一艘船。他一只手支着头。
“你杀了他没有？”房间里安静了很久之后，我问道。
“那傻子不在。”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但哥哥看起来没怀疑我，我的花招奏效了。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要骗他，从来没有。不过，哥哥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等我我不来，他就一个人带着刀子出去了。他慢慢地走近疯子的卡车——那天晚上的那段时间，街头没人，一个人都没有——但疯子居然不在！哥哥很愤怒。
我躺在床上，思绪飘到了过去。我想起有一天，我们钓到好多鱼，多到伊肯纳抱怨背痛。当时我们坐在河边，一遍遍唱着渔人之歌，就像那是一首自由之歌，唱得嗓子都哑了。那天傍晚余下的时间，我们一直在唱歌。夕阳挂在天空的一角，光线浅淡得像从远处看见的少女的乳头。
之后好多天，哥哥都因为计划接连的失败而闷闷不乐。圣诞节那天午饭时分，父亲讲到他为了我们的行程已经给他的朋友汇了多少钱时，哥哥呆呆地望着窗外。“多伦多”这个词像仙女一样在饭桌上起舞，让母亲满心喜悦。看起来，父亲——正半闭着一只眼睛——为了母亲，经常提及这个地方。新年前夜，尽管有军政府州长安东尼·奥涅鲁格布伦颁布的禁令，鞭炮声仍响成一片。哥哥和我待在卧室里，默默沉思。以前，我们会和两个哥哥一起到街对面放鞭炮，有时候还会跟附近的孩子来一场鞭炮大战。今年不会了。
按照传统，新年前夜应该去教堂望弥撒，于是全家人都挤上父亲的车子，来到教堂。那晚，教堂挤满了人，连门槛上都站了人。每逢节日前夜，人人都上教堂，连无神论者也不例外。那晚充斥着迷信，人们害怕英语里那些以“ber”结尾的月份的守护恶灵会竭力阻碍新年的平安到来。人们普遍相信，在那几个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有记录可查的死亡人数超过一年里其他月份死亡人数之和。26大家都害怕拿着镰刀的恶灵在大地上徘徊，寻找最后的猎物。午夜十二点，牧师宣布我们正式迈入一九九七年，教堂里人们发出幽闭恐惧症患者般的尖叫。他们欢呼着“新年快乐，哈利路亚！新年快乐，哈利路亚！”，又是跳又是相互拥抱，连陌生人都可以抱在一起。他们晃动身体、吹口哨、温声细语、唱歌、叫嚷。教堂外面，阿库雷统治者奥巴的王宫那边放的烟火——没什么破坏力，不过是带闪光灯和人造闪电效果的火箭——照亮了天空。事情一向如此，不管发生了多少事，世界仍循着旧的节奏向前。
圣诞精神要求大家忘记悲伤。然而，悲伤就像白天缩到窗边角落里的窗帘，耐心地熬过明亮的白天，一等夜幕降临就回归原位。总是这样。我们会从教堂回到家，喝胡椒汤，吃海绵蛋糕，再喝些软饮料。父亲会像往年一样播放拉斯·基默诺的录像，然后新年舞会开始。
戴维、恩肯和我同哥哥一道起舞。哥哥忘记了我们的失败，甚至我们的使命，随着拉斯·基默诺的雷鬼音乐的断音节拍有节奏地跺脚。奥班比，我名副其实的哥哥，在灯光下起舞，母亲为他加油喝彩。那一天，他像大多数人一样寻求暂时的解脱。他的悲伤可能潜到了地底，让他沉浸在赐福的喧闹中。黎明时分，整个镇子的人都睡了，街头复归平静，天空一片安宁，教堂空无一人，河中的鱼儿也已入眠，轻风拂过柔和的夜色。父亲在大沙发上睡着了，母亲带着两个小的在卧室里睡着了。哥哥倒退着走出院门，窗帘回归原位，在他背后合拢。接着，黎明就像来自地狱的扫帚，扫走了节日的碎屑——随节日而来的安宁、解脱，甚至毫不作伪的爱，就像扫走派对结束后地板上散落的五彩纸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