侣行·中国新格调：爱到极致，行到极端(张昕宇)_第一章为什么是索马（2 / 2）_侣行·中国新格调：爱到极致，行到极端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新的“惊喜”很快就来了。

中国移动的广告，说信号覆盖全球，两个寒极和太平洋深处都满格了，但是好像没怎么覆盖到索马里。我们四个的手机，在这边信号特别差，基本空槽。为方便联络，我们决定办一张本地的电话卡。

这事儿我们交给了那个孩子，一是我们信任他，二是心想孩子没那么多心眼儿，没想到还是出事儿了。

电话卡拿到手上没多久，就感觉电话号码跟被贴上了电线杆儿似的，手机变得热闹非凡，开始收到一些陌生人的短信。

刚开始陌生人们都还很友好，只是打招呼，“China is very good”之类的。但是后来就不行了，有个号码在不停地给我们发信息。先说自己生活困难急需要钱，接着又说妻子病了需要治病等。

我们在街上刚露个面，安保队员们就立刻紧张地四处巡视。

躲在装甲车里面，望着外面那个刹那生死的世界。

终于，最后这个号码的主人承认，自己就是我们安保队的说他需要钱，自己也没有办法，他是被逼的，有人想跟我们谈谈。

为这事儿，我们找来了安保队长，问他怎么回事儿。

这队长也不隐瞒，很直接地说，这个地方的老大想找我们聊聊。

他的原话是“The King all of this place”，直译就是这地儿的土皇帝。他说那人就是这里的王，这里的一切他说了算。他还承认，那些短信就是“老K”让他发的。诚实人啊。

对如此坦诚的主儿，我还有点没辙。末了，对方颇为“诚恳”地告诫我们：“在哪个地方，就要听哪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是咱中国人的老话“入乡随俗”的意思。

一番话下来，我们对这个“King”，还颇有些敬畏心。队长接下来的话直奔主题：“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呢钱就很好使给点儿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人都这么诚恳了，我们也不绕弯子：“多少钱能解决问题啊？”

“你们要是主动给的话，10万美元就够了。”

“要是我们没有呢？”

“这样的话，如果你们从这个酒店出去了，被我们的人带走，那可就是100万美元了。”

“……”实在！这算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吧？

梁红说：“这事儿，你得让我们想想。”

“OK！”这汉子很爽快，临走还主动跟大家一一握手。

虽然这次对话的主题有点儿严峻，但是从语气和礼节上来讲，总的来说，还算是一次友好的“谈判”。

敢情是我们雇用的安保队队长，在联合外面的势力对我们进行勒索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人家直接来明抢明要了。我们当即找到向导，跟他说了这事儿。

向导很给力，迅速给我们换掉了安保队长，然后增加了一名民兵。这样我们的安保队伍也达到了13个人。

“人是换了，那他们还会来找我们麻烦吗？”梁红依然有些担心。

“会！”向导说，“你们不能在摩加迪沙多停留了，准备离开吧。”

前安保队长，明火执仗地一次勒索，让我们成行前的计划夭折。很多地方还没去，很多地方还没看到。性命大过天，计划必须变。

向导考虑一番后，打了一通电话，最后给我们定了个金蝉脱壳之计。

因为摩加迪沙没有固定的航班，只有一些私人航空的飞机出境，而且是一两周才飞一趟，所以我们不能马上走。三天后有一班飞机离开，那趟飞机就是我们逃离索马里的希望。

另外，我们不能在酒店退房，防止有人知道我们要走后去告密，对方没准会在路上设埋伏拦截。所以，接下来三天，我们照常在摩加迪沙活动，该逛逛，该歇歇。三天后，跟酒店说我们得开车去一趟索马里南，咱不走，还得回来——我们当然得走，然后就直奔机场了。代价是要留下几包行李，给他们制造一个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假象。

失序的恐怖之都，似乎到处都充斥着看不见的诈骗与勒索。

一切跟电影似的。刺激且危险。

还有遗憾，我们在摩加迪沙的时间只有三天了。

索马里人，穷到只剩枪

窗外“砰砰”乱响，还伴随着爆炸的声音。

来了索马里一个星期，时差刚倒过来，大家都睡得很沉。听见外面的响，我只是翻了个身，嘟哝一句：“什么节啊？大半夜放鞭炮。”

晨曦来临。我们穿上防弹衣，整理好装备之后，准备和往常一样出门，被向导在门口拦住了，他说：“今天情况有点儿特殊，咱们不能出去了。”

昨晚摩加迪沙南城发生了恐怖袭击，大激战、大爆炸，有8个人丧生；今天可能还会有些后续的报复行动，我们最好不要出去。

听人劝，吃饱饭。我们只得卸甲归房。

被困在了酒店里。大伙儿无处可去，无事可做，趴在阳台上，隔着铁丝网看外面的情况。今天街上确实冷清了许多风吹着垃圾，逛着空旷的马路，偶尔有几个人匆匆走过。

傍晚时分，酒店老板搬了台电视机，放在院子里。晚饭后平时很难见到同下榻这家酒店的客人们，纷纷涌到了院子里我仔细看了看，没发现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熟面孔。

酒店的安保也不时地瞄电视机，原来今天是欧洲冠军联赛决赛的日子，德国的拜仁慕尼黑对阵英格兰的切尔西。这场比赛，英格兰人笑到了最后，在另外一个战场上报了“二战的仇。

院子里的人都在咒骂，看来他们是支持德国人的。梁红说索马里人都很仇视英、法、美，前面俩欧洲国家侵略过索马里还有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历史；美帝就更别说了，1992，摩加迪沙之战。

顺势聊到了索马里的历史，大家都唏嘘不已。

占据着得天独厚地理位置的索马里，本应该像附近的摩纳哥一样，是一个优美、富庶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700年这个“非洲之角”，就出现了以出产香料著称的“邦特”国从1840年开始，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英格兰、意大利、法国的殖民者们，先后入侵并瓜分了索马里。

到1960年，他们才脱离了英、意的统治，宣告独立。

但是，独立并没有给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带来和平和发展，索马里又陷入了连绵不休的内战泥沼里。索马里独立后的这50多年的历史，充斥着各种武装政变，一派推倒另外一派，另外一派卷土重来，新派系走上前台……各种势力割据，纷争不断。

索马里和很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是一个部落式国家，这些部落后来都演变成一方军阀，都想通过武力执政、当权；而且还有很多恐怖组织、党派也应乱世而生。接下来的，自然而然便是无休止的内战和冲突。

国际社会也都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均无功而返。梁红前几天遭遇的索马里军政府武装，也只能偏居一隅，动不动还有本地武装去叫板。

魏凯给大伙儿讲了个故事，耸人听闻。

索马里有个青年党，他们的人会去一个村子，抢走那里所有的孩子，把这些孩子训练成童子军，然后再让他们杀回自己的村子，把自己的父母亲人、老师朋友等全部杀光；还会割掉他们的嘴唇，以及女人的乳房。

曾劫持过我国渔船“天裕8号”的“索马里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巴迪·埃弗亚，就是这么一个出身。

埃弗亚12岁的时候，被家乡彭特兰省的军阀抓去当童子兵，很快以勇猛毒辣在军营里站稳了脚跟。埃弗亚15岁那年，随军阀头目杀回了自己出生的村子，当发现父母早已因贫困而病死后，埃弗亚就一把火烧掉了整个村子。埃弗亚这次的“勇猛表现”，令军阀头目当即对他刮目相看，很快就让他当上了排长，并在两年内将其提升为分队司令。然而，这并不能让贪婪的埃弗亚感到满足。21岁那年，他率亲信将一手提携他的军阀头目乱枪打死，自立为王，抢得彭特兰省头号军阀的交椅。

一心想发大财的埃弗亚，决定以军事组织结构，与黑手党手腕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一支全新的海盗队伍，他的队伍就是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海盗团伙：“索马里海军陆战队”。

劫持了载有主战坦克等大批军火的乌克兰货船、沙特阿拉伯的“天狼”号巨型油轮等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均出自此团伙之手。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所有索马里人的共识。

人手一枪这事儿，这几天我们已充分领略，毫不带夸张大人小孩，男女老幼，人人皆有。

他们愤怒的时候会开枪，他们高兴的时候会鸣枪，他们悲伤的时候举起枪。几天来，出现在我眼前、镜头里，甚至此时脑海里最多的，就是枪口。

前几天我们去过一个诊所，看到一对非常友善的老夫妇见到我们还非常和蔼地微笑示意。老头子的肩膀上，扛着一把步枪。

索马里人很穷，他们可能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但是一定会有一把枪。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惨败，吃了丛林和所谓全民皆兵的亏；《黑鹰坠落》那一回，美军在巷战中，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全民皆兵。现在回想起来那部电影，终于能理解美军精锐为什么会输给乱民了。

本·拉登说过，没有什么比AK47更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了。

索马里人也是这么理解的。AK47是这儿最常见的武器，当然，这款苏式步枪，也是恐怖分子和落后国家武装的最爱，不贵、简单好用、速率快。可以说，AK47是傻瓜枪中的傻瓜，一个新兵从开枪到拆卸再到保养，要掌握AK47只需要四个小时。关键它还耐摔、好藏——泥巴里、沙地里都可以，绝对不卡壳，可谓是兵器中的神器。越战中美国人拿着先进的M16，被越南人仿制的AK47打得苦不堪言，最后他们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武器，改用缴获的AK47。

恐怖大亨不提，萨达姆、卡扎菲等，也是时刻提着一把定制的黄金AK47。AK47是无可争议的枪王之王，从它问世开始到现在，有超过300万人倒在其枪口下，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25万人的速度增长，绝对的“人头收割机”。莫桑比克、津巴布韦、东帝汶等几个国家，还把AK47放进了自己的国旗、国徽里。

该感叹卡拉什尼科夫，是一个天才的军械发明家呢，还是一个遗毒百年的刽子手？

梁红这时抛出来一个问题：“这些土生土长的索马里土著，每天生活在充斥枪支、恐怖的环境中，他们不害怕吗？”

曾乔和魏凯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几百年的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内乱，以及近20年的无政府割据状态，成人们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环境，而小孩子们则是从出生开始，耳濡目染的也是这种状态，经历恐怖袭击和爆炸，已经是“家常便饭”，他们应该早就习惯了，不会害怕。

梁红和我意见一致，他们也会害怕。

用咱们中国的老话讲：人之初、性本善。我们相信作为生物链最高层的人类，不分种族、放诸四海，这句话都是适用的。无论周边环境多么糟糕恶劣，绝大多数人最初都是善的都会向往安定、更好的生活。虽然索马里人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但是他们也会憎恶这些恐怖活动和暴力事件。除了疯子，没人热衷战争。一颗子弹、一声爆炸，同时带走的是鲜活的生命。普通人必然会害怕。

虽然这些天，我们见到了太多飞扬跋扈的枪口，但也看到了更多无助和恐惧的眼神。他们会害怕，他们也想过上更好更稳定的生活。

话题进行到这里，房间里的气氛有些沉重。这几天，一些索马里人的眼神，特别是孩子的，透露出的无助和绝望，让人不忍对视。

向导也加入到我们讨论的行列。

我问他，在这儿可以圈一块地方，占地为王吗？

他颇认真地回答：“你想圈多大就可以圈多大，只要你盖得起围墙就没有问题——盖一圈半米高的围墙，”他用手比画着，“这里面的地方就是你的了。”

“枪王之王”AK47的撩人风采。它可是传说中的“人头收割机”。

真人版“雌雄双枪客”

我想到了国内的房价。

“然后呢？”大伙儿都来了兴趣，好奇地问。

“然后，你就要保护这个地方，”向导手舞足蹈地说，“你需要花钱组建自己的武装，比如花3万美金，买上100支AK47，然后雇用一批人，每人每个月10美金工资就可以了。

“……”

这是我们所有人，在此前所认识的世界里，想象力所不能及的情形。无人说话，无言以对。

在索马里，没有政府和法律，只有一条无形的法则通用那就是达尔文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寻找“黑鹰坠落”现场

“咱们隔壁房间的那个土耳其人，被打死了。”一大早曾乔跑来说。

原来就在昨天，同住这家酒店的“邻居”，一个土耳其生意人，不听劝告，带着安保队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刚才酒店得到消息，他死了。

来的这些天，我们经历了不少惊险事儿，但并没有近距离接触死亡。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就有一条人命丢在了这里这件事带来的冲击感，近且醒目。沉默中，对自己在此的命运，多了一丝担忧。为那位陌生的朋友默哀。

曾乔问向导，像土耳其商人这样的外地人，跟本地势力也没有什么瓜葛，为什么会被打死呢？

他的回答让人震惊：“被打死的可能性太多了，可能是别人在试枪，就把他给打死了。在这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哪儿，就会有子弹飞过来，然后就有人突然倒在了地上。”

在索马里，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一文不值。甚至不需要其他理由，仅仅就是因为试枪，或者流弹，一条生命就能轻易地消失。

震惊之余，我们还是得整装待发，继续出去探寻摩加迪沙。我们的时间不多，我们还有很多要去的地方。

今天的目的地非常特别，安保队长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准确地说，是圆了我的一个梦。

装甲车没有驶向城市深处，而是开往了郊区。走了一段之后，就感觉这段路与往常不一样。虽然这座城市里的每一所房子上都有子弹孔，但是这一带的建筑更甚，说千疮百孔，一点儿不带抬举。

看着那些废墟，我尽力在脑海里还原，这些屋子被破坏之前的样子。它们曾经应该是豪华的、荣光的，可是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瓦砾遍布；外面破败不堪，内里杂草丛生，与各种各样的生活垃圾为伴。

或许，这些就是索马里的独特之处和魅力所在吧。它是独一无二的。

装甲车停下，安保队长率先跳下，指着一个“新鲜玩意儿让我们看，并介绍说，这个东西的名字叫“Baby”。

大伙儿靠拢过去，惊奇地发现，这个叫“宝贝”的家伙居然是一辆锈迹斑斑的军用装甲车！——现在已经被附近的居民用作垃圾箱了。

安保队长说：“有10个人死在了这里面。”

听到这儿，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扭头四处看，这里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垃圾箱”。我知道它们是什么，虽然其表皮上的“UN”字样，已经被时间、阳光和风沙给抹掉了——是的它们是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和联合国部队遗留在这里的轮式装甲车。索马里民兵在当年“摩加迪沙之战”中缴获的战利品。

弹痕和榴弹炮炸开的窟窿，没有被岁月洗去，依然深深地烙在它们身上。

安保队长继续介绍着：“这几辆装甲车不算什么，他们还打下过飞机。”他指了指前面的一条路：“当年那些民兵们，拖着美国人的尸体，就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

听到这里，我确信，是的，没错，我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当年“黑鹰坠落”的现场。这条街道，就是鼎鼎大名的“摩加迪沙之战”的主战场。怪不得一路走来，这里没有完整的建筑，门窗已经腐烂光了，墙壁和破洞上，也呈现风化景象。

钻出装甲车，在恐怖之都的大街上“兜风”。

在郊区，看见曾经繁华的残垣、断壁以及瓦砾。

美军遗留轮式装甲车，威风早已不再，安保队长戏谑其为“Baby”。

安保队长走到马路中央的一个位置，站住，指了指天上，然后说：“当年，美国人的飞机就掉在了这个地方。”

我很激动，有点儿梦想照进现实、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终于到了种植我索马里情结的现场。

我快步跑了过去，边扭头四寻边问：“‘黑鹰’呢？”

答案有些让人失望，“黑鹰”直升机已经被当地的居民拆掉了，什么都没留，鱼骨都没剩下。这些年，世界各地，也有一些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这里寻找“黑鹰坠落”的现场遗迹，或者想寻几片“黑鹰”的残留配件收藏。附近的老百姓，把战利品拆得片甲不留，他们把那些东西藏在家里，对外出售。

失望归失望，我是兴奋之情不减。此时此刻，看着周围的一切，开始在脑海中还原《黑鹰坠落》里的景象。

眼前的一切虚幻开了，幻灯片似的闪过电影里的镜头，我都有些恍惚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现实里，还是电影里。仿佛我们就身陷那场战争的旋涡之中，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感觉和大片完全不一样。周围炮火纷飞，子弹呼啸，战机盘旋。

我闭着眼睛，贪婪地嗅着这里的空气。

昨夜好像刚刚经过炮火的洗礼，此刻宁静的空气里，都带着还未完全消散的冲突分子，火药味扑鼻而来，伴随着燃烧的气味，充斥着我的每一个感官，真实而激烈。

“1990年，这里发生了交火，死了很多很多人，”安保队长指着黑鹰坠落点正对门的一所房子，说，“这就是我家原来的房子，在那次交火中被炸掉了，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一次冲突中死掉了。”

又一个突然的故事，原来队长是那场战役的亲历者，现场感就更加真实了。我看着他，试图从他眼神里寻找到点儿什么，甚至忘了去安慰。

游骑兵、三角洲特种部队、第十山地师特遣部队、海豹突击六队——几乎近现代美军参与的所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身影，抓捕本·拉登行动，就是由他们完成的。这里却成了他们的滑铁卢。当时，索马里人无论派别、势力，都站在了反对外来者的统一战线上。身旁的民兵倒下，旁边的另外一个人捡起死者的武器，继续射击、战斗。

美方视这次战役为耻辱的失败一战；其实索马里方面民兵和普通民众死亡人数超过1000，受伤人数则在4000左右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人。

安保队长说：“原来这一带都是我父亲的地盘，因为那次战争，这里的一切都被毁掉了，我们家族，也瞬间变得一无所有。”他的表情波澜不惊，没有任何变化，但他转身的那一刻我还是看到了失落。

通过房子的残迹，从规模上可以看出，队长原本是一个“富二代”、地主。如今却只能给人做安保，拿生命来保证生活。

兴奋过后，心情像“黑鹰”一样，急速坠落，变得很复杂有对夙愿终了的感慨，也有对很多像安保队长这样被战争毁掉生活的人的同情。

枪与索马里人。

这是一座几乎不能称之为城市的城市。

运兵车上的重型机枪，威慑力强，出行必备。

战争，就这么真真切切地改变了我们身边的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难民营里没有暴力

索马里有两张名片，混乱和贫穷。

混乱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我认为这整个国家都是贫穷的。向导说，不是，我带你们去看真正的贫穷。

这是一个在摩加迪沙城市中间的难民营。

在来索马里之前，我们就计划了这一站，去索马里和肯尼亚边境交界处，看看著名的达达木难民营。我们也一直以为只有在那儿，才能看到真正的难民营生活。

向导说，你们不用去那儿，在索马里，到处都是难民营随处可见。在摩加迪沙，市中心、郊区、南部、海边，都是难民营，他随便就可以带我们去看无数个难民营。

在我们这些从遥远的繁华地方到来的游人眼里，说索马里这整个国家是一个大难民营，都不为过。

眼前的这片难民营很大，在马路下面的低洼处。一眼望去很大的一片，都是难民们居住的棚子，各式各样的，密密麻麻。

我无法说它们是帐篷，甚至连茅棚都算不上。几根竹竿几块木片儿，或者铁丝什么的，上面绑点儿塑料布，再搭上各种各样的破布片儿，还有塑料垃圾袋等，能挡风挡雨的东西都能用上。

站在马路边上，就能闻到难民营里飘出来的各种奇怪的味道，腐败、发霉、怪臭……应有尽有。我们却听不到声音，里面一片静谧。

梁红从兜里掏出来一些糖果，递给向导，想让他帮忙送给难民营里的孩子们。他没接，只是往下吆喝了一声。很多孩子钻了出来，先是有些生怯地看着我们，很快，目光就都集中到梁红的手里。迟疑了一会儿，他们雀跃着跑了过来。

孩子们很有分寸，没有上来哄抢，只是跑到我们跟前，有序地伸出他们黝黑、干瘦的手，期待地看着我们。笑容干净。

我们把准备好的一些糖果、饼干、清凉油送给了他们，还得提醒清凉油不能吃。孩子们也都很懂事，每个人只要拿到了一样东西，就绝不会再伸手来领第二次。拿到东西的马上跑下去，告诉其他的小伙伴，这儿有人发吃的东西。

于是，越来越多的孩子簇拥了过来。

最后，我们让许多孩子失望了，因为我们随身带着的东西不多，不能给每人一个。有些人没有拿到，但是也没有闹，空着手的孩子们，只是带着遗憾，笑着离开了，在远处好奇地看着我们。

我们可以下去吗？向导点点头，他脸上没有此前时刻警惕的神情，安保队也没像以前那么紧张，枪都挎着，或聊天或抽烟。

难民营里没有暴力，这是他们给我的暗示。

走进难民营，第一个进入我们视线的难民棚让人触目惊心——这个甚至连棚子都算不上，一些石头围在那儿，圈了个小餐桌那么大的一块地方，一些树枝藤条编扎起来一个骨架上面连布片儿都没有，这就是一个稍微大号点儿的鸟笼子。向导介绍说，这个“笼子”，是两个难民的房子。

一个人蹲进去都很拥挤，而且完全没有遮风挡雨功能的地方，却是两个索马里人的家。

向导指向一边，那是一个用几根稍微粗壮点儿的树干支起来的棚子，上面盖上了一块完整的油麻布。向导说，它就是这块地方最好的房子。

刚才在马路上往下看，这里只不过是一块低洼的弹丸之地，走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容量，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棚子一个挨着一个，没有规律，能生存的空隙，都有人生活在那里。

就这么一块地方，拥挤地生活着成千上万的索马里难民。

生活垃圾、炭灰、污垢、不明的腐烂物……随处可见各种刺鼻的味道混杂在一起，让人呼吸困难。这就是难民们真实的生活环境。

很多人，特别是孩子们，他们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很多也夭折在这里。

远观摩加迪沙，会让人觉得有些寒碜，有些可怜兮兮。

街头的穷人，以及酷似超级垃圾场的难民营。

与我们前面几天在外面看到的遍地是枪、人们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冷漠不同，这里的人给我们展现的，是另外的一幅画面。

很少看到枪支，居民们对这些远方的客人也没有排斥很客气。虽然没有条件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房子”里做客，但脸上都带着友好的笑容，站在自己“家”门口，跟我们打招呼送上祝福。孩子们围绕在我们身前身后，把一张张的笑脸凑到摄像机前。有些胆小的女孩，躲在棚子后面偷偷地看着我们满眼好奇。

跟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他们的脸，可能不是那么的干净，但笑容是一样的纯真、善良。

在随处晾着的衣服上，还发现了许多中国元素：一些印着中文的企业文化衫，在活动结束后被捐赠到了这里；还有明显是中国南方工厂作坊里制作的仿制运动服，也解决了一些人的穿衣问题。

向导告诉我们，这里原来是摩加迪沙的城市中心，虽然不是特别富庶，但也绝对不是现在的光景。后来，这里就被美国人摧毁了。现在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衣服，总之什么都缺。这里的人们，也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的丈夫、孩子甚至是自己，就会饿死、病死。

“他们没有吃的，维持生活的粮食从哪里来？”梁红问。

一些石块、几根树枝藤条编起的骨架，甚至连遮风挡雨的破布片都没有，却是难民赖以藏身的家。

“完全靠救济，联合国粮食署会不定期来发放一些吃的但是那些远远不够。很多时候都是几家人分吃一顿饭，一餐顶好几天。”

“那他们不用工作吗，或者去种一些东西？”

“没有工作，摩加迪沙也没多少还正常运转的企业了，根本没有岗位提供给他们。种地也一样，他们没有钱就买不了地买了地还得武装保护，否则就会被抢。这个代价太大，他们承受不起。”

“那他们每天都干什么呢？”

“待着。”

“待着？”

“是的，他们根本没有事情可做，小孩子们还可以一块儿玩，大人们就那么无所事事地待着，发呆什么的。”

一个城市的中央，一个像潘多拉魔盒一样的地方，里面充斥着灾难、疾病、饥饿……却又如水般地安静。

仿佛无声控诉，也仿佛默认宿命。

回到装甲车里，大伙儿都没说话。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是震撼，也是感染，还有无力感。孩子们的脸，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安保队长向我们发出邀请，他说自己新家所在的社区外面，就有一个难民营。他希望我们能去看一看那里，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们的真实生活，在电视上播出，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能够看到自己同胞们的苦难，继而提供一些帮助。

童真的眼神，干净的笑脸。他们会托起索马里明天的希望吗？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请求，也是义务。

安保队长所谓的社区，在我们看来，依然是一个难民营社区里没有砖瓦的房子，依旧是一个个的棚子，只是这些棚子搭建得比刚才所见到的那些，要大一些，都有完整的布料遮挡。

在社区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学校：用木栅栏围了一块3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黑板没有讲台、没有粉笔、没有桌椅、没有课本、没有纸笔，与学习有关的工具一律欠奉。只有老师和学生。

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听老师讲课。

在长达20多年的战乱之后，索马里的教育系统已完全崩溃，蓦然一间学校的出现，对我们四个中国人触动特别大。

政府没了，国家一片废墟，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在如此条件下，这里的人们，还是在向往着学习，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

接着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墙——由一些铁皮、毡瓦竖着堆砌而成。上面有道门，队长说，门后面就是难民营，这道墙是用来分隔社区和难民营的。就像索马里的阶级森严一样穷人间，也分界明显。

推门进去，里面的人看我们拿着设备，以为是新闻记者纷纷示笑，侧身让我们拍他们的“家”和躺在地上的孩子。同样许多孩子围了过来，比前一个难民营里的孩子要热闹，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安保队长也跟我们控诉，说这个地方也是美国人炸毁的，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依然破旧不堪。

梁红的手里还留了一些糖果，她告诉了一位戴着眼镜的妇女——就是刚才那学校的老师，会说英语。让她招呼孩子们过来，把糖果分发出去。

孩子们领到糖果后，围着我们像过节一样，快乐地笑着、跳着。

他们是那么的容易满足，他们的快乐是如此简单。此时我们只能自责，我们能够帮得上的地方实在太少。

那位女老师教孩子们用英文说“谢谢”，孩子们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一起用不太标准的口语，此起彼伏地笑着对我们说：“Thank you，thank you！”

不是我埋汰同胞，一句简单的“谢谢”，此前我从未感到如此真诚过。就在那一刻，我们在索马里的土地上，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哐当一声响，我们刚才进来的那道门关上了。在索马里，一切情况都可能是意外。安保队有人去拉了几下，没拉开。安保队长交代：“你们小心点儿，门被锁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了。”

“为什么？”

“可能那边的人看见你们给这边的孩子发吃的，没有给他们那边发吧。”

“……”

这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学校”，除了老师和学生，其他什么都没有。

孩子们的快乐如此简单。

队长和几个难民营里的人都去敲门，和对面的人交涉让他们把门打开。曾乔一度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引起冲突什么的身边的向导说：“别担心，也可能只是个玩笑而已，难民营和外面不一样。”

门终于被打开了，安保队赶紧护着我们出去。

说老实话，这会儿我居然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能感觉到这些难民们对我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想向我们倾诉，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生活，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现状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这些，也是我们希望且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带来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但我们希望能带走一些真相，再带来一些希望。

绝望的医院

在离开难民营的时候，梁红在一个棚子里发现了一幅画：

那是一棵粗壮的大树，枝繁叶茂，树的周围环绕着许许多多的难民棚。仔细看过去，繁密的绿色树叶上，都还写着字他们告诉我们，这每一片树叶上，都写了一个难民营的名字。

这幅画的寓意不难理解：虽然他们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生活也会像那一棵大树一样，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他们也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他们的希望，简单而遥远。

离开难民营后，在向导的指挥下，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医院。

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看到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也是唯一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弹孔的大楼。

这所医院，也是目前摩加迪沙境内唯一的一所正规医院，据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给索马里援建的。看上去也颇具中国风，下面的墙体被涂成绿色，上面则全部被粉刷成白色，典型的“Made in China”。

推门进去，里面熙熙攘攘，人非常多，男女老幼皆有。声音嘈杂，叫喊声、谈话声、呻吟声、小孩大哭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背着枪的武装人员。

向导解释说，这所医院目前是属于本地某一派势力的，自然有他们的武装人员保护。而与之相对的，是大厅墙上的一个标志：一个红色的圆圈内画了一挺AK47，然后一道倒斜杠划下来。意思不言自明：禁止携带武器。

在往里面走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有人用中文向我们问好：“你好。”

脚步一下子就被拽住了。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第一次听到外人说中文。转头看过去，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戴着一顶穆斯林的帽子，身上穿着白大褂，胸前印着四个汉字“武汉大学”，面孔也很不东方。

索马里医院是中国援建的，还有一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阿拉伯医生。

他看上去比我们还意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不停地说着“你好，你们好！”

我们颇有些惊讶，问了句废话：“你会说中文？”

他点点头，说：“你们是中国人？”

“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他再一次伸出手，重重地和我握住，说：“中国，我喜欢中国！我是阿拉伯人，在迪拜长大。后来去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那是所很美丽的学校。我在那里学医，学成之后就来到了索马里，在这所医院里当医生。”

备感亲切之外，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成长于富庶的迪拜，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行医救人。此刻我突然就想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大夫的那几句评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接下来的话，佐证了我的联想：“虽然我出生在迪拜，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我是索马里人，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们。”

伟大不在别处，就在身边；不在追寻，就在一念之间。

我由衷地钦佩这个小伙子。他看上去也不过20多岁，就敢于放弃本来安逸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战乱不断的家乡，来帮助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自然，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

首先去看的，是一间照X光的房间。房间里也聚集了很多人，一个黑人医生在靠窗户的角落忙碌着，脸上尽是焦躁靠墙有一台照X光的设备，是很早很早以前的那种，在中国早已经被淘汰不用了。那个小伙子说，这是他们医院里最好的设备了。

接着去了手术室，设备也非常简陋，两张架子床代替了手术台，没有任何心电仪器，几盏照明用的手术灯也是拼接的许多苍蝇在房间里在飞来飞去，肆无忌惮。

小伙子说，其实手术室他们很少用到。因为这里缺设备缺药品、缺人员，很多手术根本无法实施；很多人也根本没有就医意识，等病危了来到医院的时候，几乎就无法医治了，也根本无须手术了。

下一站是病房。说是病房，其实就是一个室内难民营一个病房里住着几十人，甚至一张病床上就躺了好几个人，还有躺在地上的。病房里的味道无法形容，刺鼻难闻。数不清的苍蝇在病人头顶、身上盘旋着，病人们也不驱赶。他们双眼无光，木讷、呆滞地盯着自己的正前方，一方面身体被病魔折磨着，一方面仿佛是在控诉自己悲惨的命运。

医院里聚集了不少病人，却得不到治疗。事实上，医院里除了医生和病人，什么都没有。

一个妈妈抱着孩子站在病床前，母子两人的眼睛都瞪得特别大，直勾勾地看着我们，那个妈妈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梁红走过去，想给那个孩子一颗糖吃。那孩子也不拿一动不动，呆滞地看着梁红。那妈妈做着手势，微笑着友好地跟我们说着些什么，大概是她的孩子生病了，不能吞咽食物之类的。孩子依然直勾勾地看着我们，牵他的小手也没有反应这一幕颇让人心酸。

接下来，我们去了ICU病房，重症监护室。在我的印象里那里面应该是布满了各种设备，什么心电啊、监护啊等各种治疗仪器，而且也不会随便让人进去。但进去之后，我们吓了一跳里面也是人满为患，而且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监护设备、仪器。

我很诧异地问：“你确定这是ICU吗？”

小伙子点头：“对，这是ICU。”

“那为什么没有设备？”

“没有，我们没有设备，只有……”小伙子苦笑，用手数着说，“1、2、3、4、5，只有5张病床，没有任何设备。”

放眼望去，我们看到的能称为设备的，只有一台电风扇和一个家用制氧机。

一楼的最后一间屋子，是医院的血库，可进去之后却发现那更像是一个等候室。因为里面空空如也，除了两排椅子什么都没有。

“你们医院没有备用的血？”答案我已经知道。

“没有，没有血，什么备用的都没有，”小伙子无奈地笑着摇头说，“这里没有血清、没有药品、没有钱，病人们也没有食物。”

“那病人们来医院看病需要花钱吗？”

“这个倒不用，他们看病不需要钱。”

“那是政府给钱吗？”

“这里也没有政府，”他继续摇着头，说，“都是一些国际援助组织，给我们提供一些援助。但是你们也看见了，这些援助，是远远不够的。”

走上二楼，楼道里堆满了人，还有很多病人就躺在楼道里。有些父母看见我们的外国面孔和手里的摄像机，就拿着孩子的X光片给我们看，然后指着自己的孩子说：“我需要帮助，我的孩子需要你们的帮助。”

看着那些孩子无助又呆滞的眼睛，我的心里隐隐作痛，梁红一路也无话，眼圈一直是红红的。我们能做的实在太少了，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帮助，我甚至都不敢再去看他们的眼睛，怕辜负他们的希望，让他们失望。

那个小伙子送我们出来，最后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们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里的状况。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帮助索马里。”

所有人都心事重重。今天在难民营和医院里看到的一切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我们见到了太多悲伤，却无法承载也无法释放。

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无助、他们期盼的眼神……对这一切我们无能为力。

活着已值得庆祝

索马里就像一个双面性格的神秘人，这是我来索马里这些天的感受。枪口代表了她的暴戾，笑容代表了她的友好。

驶过一座清真寺，我们也终于看到了索马里“虔诚”的一面：这个被恐怖覆盖的城市里，有很多清真寺，虔诚礼拜的穆斯林们，安静而肃穆。

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国家，一个社会体系、教育、司法医疗机制都崩溃的国度里，宗教信仰没有被磨灭掉。

还有很多人在忏悔过去，在祈祷未来。

傍晚的时候，我和梁红站在高处，俯瞰索马里。层峦叠嶂云霞流动、海滩万里、潮汐落涨。这一切，让人误以为自己身在天堂。闭上眼睛，置身充满暴力、饥荒和无序的街头，我们又仿佛瞬间被拖进了地狱。

我们终究是局外人，无法洞彻每一个索马里人对自己生活的评判。生活每天都在阳光下继续，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悲伤，但是生活中，也总能有很多让他们开怀的地方。对于未来不就应该是这种心态吗？

在我们拍摄这些废弃鞋子的时候，它们的主人已经死于十几天前的一场暴乱。

“至少我还活着呢。”这个烂掉一条腿的小伙子波澜不惊地笑着说。

时间在催促我们，摩加迪沙的面纱，我们才仅仅掀开一角。

下一站，有一个相当响亮的名字——索马里国家大剧院——准确地说，是剧院的残骸。这家剧院也是中国政府援建的，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战乱后，已完全被毁掉了，只剩下外墙里面没有舞台，没有座椅，顶棚也只剩下骨架，变成了一个露天剧场。

摩加迪沙没有什么大型的集会场所，这个剧院，便成了当地人举办公共活动的唯一场所。前几任总统的选举、几个大军阀之间的谈判，都在这里进行。还有一些武装势力内部的大型会议，也偶尔会在这里召开。颇有点儿梁山泊聚义厅的意思。

向导告诉我们，这个剧院是军方管辖的，外人是不得进入参观的，他打通了私人关系我们才有这次机会。

在一个月前，这里又发生了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当时有200多人聚集在这里，庆祝索马里卫星电视网开播一周年在时任索马里总理发表讲话的时候，一名年轻的女子，引爆了捆在自己身上的炸弹。

至少有十几个人当场丧生，索马里奥林匹亚组委会主席和索马里足协主席都当场死亡，还有几十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