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我看那卷录影带时，我总是默默地把它快进，等待那个男人出现在屏幕上。他从画左进入，在亚当吸引人群后很久才出现，但跟其他人不同，这男人与他的妻子站在一边，离人群有几英尺远。他们对亚当看了有半分钟，然后，那男人回头看到了我。他穿过街，朝我走来，刻意避开镜头，然后，突然间，一片漆黑。

这就是那卷带子所显示的。最让人痛苦的，乃是它展示出了我们所犯的错误，从到一处我们不熟悉的地段吸引人群开始。它也显示出亚当不够人情味，一味挤牛奶一般挤出人们的关注来，它还显出他的不尊重，把包子扔过街来。它也显示出我太快发怒，用了激烈的字眼；从带子来看，如果我没有侮辱他的话，他也许不会再去理会我。

但在同时，那录影带也遗漏了太多，也许那才是最让人不快的部分。所有的背景都不在那上面——没有一处显示出了我们是怎样应对这么大的人群，在过去，我们对此是过度自信了，也没有什么在解释道，自信与无拘无束乃是应付涪陵生活的最佳方式。最糟糕的反应，乃是去害怕群众，或者希望他们不要出现；你必须得接受你是异常事物，而人们就会围过来看你，听你说话。如果你让那个来烦扰你，你就会受罪，就好象你为噪音与空气污染担忧一样。

关键之处，总在你得避免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要想成功，你得笑话自己，说些“我们洋鬼子”，然后你去模仿当地方言，搞搞笑。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去耍宝，就得耍宝。这就像亚当过去进城练习中文前老说的：“好了，现在开始去扮两个小时的小丑啦。”

这带子也没有提到一个拿着录影机的外国人在中国所承受的包袱。在1972年，当时在这个国家里几乎没有外国人，周恩来邀请了意大利电影人安东尼奥尼来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次邀请很有争议；毛的夫人江青，以及政府内的其他保守人士反对这次邀请，但周相信一个西方人可以拍一部吸引外面世界的中国片子。安东尼奥尼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情的，但他最后的作品，激怒了中国官员，他们指责说他刻意把中国拍得很穷。最著名的一例是，江青指出，他拍南京大桥的一段，在前景处有一条工人的晾衣绳。

那就是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的看法——只有一个外国人，才会造访一处现代化的大桥，却拍下晾衣绳的画面，故意让这个国家看起来很穷。虽然老安极力否认他的目的是要批评中国，一次1974年的政治宣传聚焦在这次事件上，把它变为一次教科书般的范例——外国人如何来到中国，寻找负面的信息。我在四川与西安都碰到了熟悉该事件的老人，其结果是我学会了在涪陵小心使用我的相机。不止一次有人指责说我想要展示当地生活的阴暗面。

但在我们摄影时，我们过去的经验都未能防止亚当与我犯错。相机让我们很尴尬地看清了自己犯的错误，但它没有展示出那个男人跟我发生冲突前的所有事情，而它也没有显示出我关掉它后所发生的事。也许让我最困扰的就是，我看了它超过十多遍，而我却没法说出人群是从何时转向敌对我们。我总是为这难以捕捉而肯定的转变着迷，那白驹过隙的瞬间，涪陵的群众转为了暴民，但它始终成迷。即便相机也没有捕捉到。

暴民人数在增长。我关掉了相机。亚当和我站在一起，我们两人同时在解释。那男人与他妻子依然是暴民的核心，我能听到那男人一遍遍说我们是记者，说我们不尊重他们的城市。但现在不止他一个人在说话了。其他人往前挤过来，愤怒地大吼，挥舞着手势，很难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暴民们的音量在上升，转为了轰鸣。

我的愤怒在转为害怕，现在亚当跟我尝试想要和解，道着歉，解释说我们是教师，不想造成什么损害。但现在解释太迟了；没有人在听，而过路人加入进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有人在撞着我的后背。我把两手护着相机，抱在身前。更多人吼叫着，他们的脸因愤怒而凶恶起来。

“我们得逃出这儿，”我对亚当说。我开始离开，低着头，小心抱着相机，但没有人稍微移动一下。那男人的妻子就正对着我。我感到有人来拽我的胳膊。

“我们要走了，”我用中文说。那女人没有回答。她没有动，脸上挂了个可怕的微笑——结合了愤怒与快意，她看着我们罪有应得。

“上帝，”我说。“他们不让我们走。”

“跟着我，”亚当说。他带着相机的盒子，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现在他把它抱在身前。许多人抓向他，但他甩脱了，继续往前走，他的个头与盒子的块头把人群往边上推开。有人抓着我的胳膊。我护着相机，紧紧跟在亚当背后。我感觉小腿上给人踢了一脚，然后我大腿上又中一招。我们现在摆脱了暴民，开始跑起来，我快速回头看看是谁踢了我。然而我所能见得是一群模糊的脸孔。我们匆匆跑下街去。我没再回头。

这次事件并没导致什么后果。有人打电话给学校，通告了这次冲突，而学校外办给和平队打了电话。外办没说亚当与我是否做错；他们只是问了相机是否完好，而和平队说没问题。在医疗官员离开前，我们告知了她发生的事儿。

亚当与我跟诺林，桑尼讲了这事，但我们没有告诉其他在涪陵的人。我们一起看了许多遍带子。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包含了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场面——江流与乡村；我们的学生与我们的朋友——但主要的，我们看的是人群的那一部分。好像我们想从中找到些领悟，从这次经验中，找到些什么来解释那不愉快，但那里没有简洁的揭示。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既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现在，我们没什么可做的，而我们只能尽可能恢复过来。幸运的是我们几天后就要离开了，因为在成都有些行政方面的问题要处理，而在回到涪陵后，我尝试不去太多回想那件事。在某些方面，回避那段记忆，不似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在江城这儿，已经有太多像这样的事情了。你知道它们在那儿，但你尝试不去想得太多。

晚上时我依然进城，就如我平常所作。当人们靠近我时，我仍然感到舒服，而人们待我依然友善。没发生什么变化。察觉到在某些方面人们总是那么不变，既让人欣慰，又让人气馁。

六月是忙碌的一月，而我想要早点跟人打招呼告别，这样到后来不会太匆忙。

钱曼丽和王东梅是当地中国银行的两个年轻女子，她们两人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是以一个周五晚上，亚当和我请她们出来吃火锅。这是我在涪陵生活的两年里，第一次的约会。

我们在高笋塘跟她们俩人碰面。两人都精心打扮过——非常短的裙子，非常明亮的妆，丝绸衬衣，头发闪亮。我们俩没料到这个；亚当跟我穿着T恤，戴着棒球帽。

吃火锅的最佳地点在新华路上，蜿蜒通向城中心，而我们四人走过马路两旁露天的餐厅。这是个温暖的夜晚，有数百人在外面吃饭，而我们经过时，所有人都盯着看。钱曼丽与王东梅是两个二十五六的漂亮女人，很明显她们享受着跟外国人出门所受的瞩目——事实上，这好像也是她们刻意打扮的原因。

我们选了一家餐馆，在人行道上挑了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周围都安静下来。女人们为我们点了菜，而亚当与我开始了我们常走的中国路线，相互称对方是洋鬼子，走狗，以及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王东梅跟钱曼丽大笑起来，像所有人一样，一旦我们借用文革的侮辱语言与敌视外国人的词汇进行相互对话。我们叫了当地啤酒，在人行道上吃饭，聊天，看着人流，感觉很舒服。

摄影机事件看起来很遥远了，而我意识到，涪陵让我难以忘记的一点，就在它的不可预测性——事情总是发生地那么快，一个糟糕的日子之后，就是愉快的一周。这城市不简单，而我的角色也不简单；若说我以涪陵为家的努力失败了，那是不对的，而说我全然成功了，也不准确。那儿有好的日子，也有坏的日子。在某个程度上，这是我最喜欢涪陵之处：这是个有人性的地方，有光彩，也有瑕疵，而一个像这样的城市总是有魅力的。两年来，我从没有厌倦过这里。

今天属于那种好日子，而坐在这家火锅店，我对所有事情都感觉非常舒服，这语言，人群，以及我们桌边的女人。这跟在家里时的周五晚上没什么不同，跟朋友们外出，说笑。还有一点我喜欢的是，我们两人都对彼此的中国个性感觉自在——何伟与梅致远就和我们的其他身份一样亲近。现在离开我们头一个学期仿佛很久远了，那时我们两人避免同时进城，因为会带来双重的麻烦骚扰。

一个小时后，我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我发现亚当与王东梅很大声说着话

“你没结婚！”亚当说。

“我结了，”她笑起来。“我两个月前结的婚。”

“你在开玩笑！”

“是真的。”

“但你从来没提到要结婚的事！”

“你没问过。”

“不是真的吧——你在骗我。”

但她看起来很真诚。我转向钱曼丽。“你结婚了么？”

“是的。”

“我不敢相信！”

“是真的，”她笑着说。她挂着个舒服的笑容，黑眼睛非常漂亮，我意识到，在涪陵，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过了二十五还不结婚。如果我不那么想的话，我就是个傻子，永远。

“你的丈夫在哪儿？”我问。

“他在家。”

“他在干嘛？”

“我不知道。可能在看电视。”

王东梅那边也是一样。她们两人都是新婚，在周五晚上，把丈夫丢在家里，跟外国人上街。

我向亚当扫了一眼。晚上开头时，我们答应了女人们我们不说一句英语，而现在，我们也没必要说了；我们两人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不论在这城市生活的某些时候多么舒服，生活依然并非正常，永远也不会。那总是涪陵一部分的魅力所在，现在也没理由为之而惊讶。

我们又待了两个钟头。吃火锅的好处，就是时间很长——这是慢悠悠，懒散的一餐，在一个温暖的夜晚，人行道上，感觉完美。餐馆有冰啤酒，我们叫了几瓶来。每个人都享受这时光。在晚饭后，我们走路送女人们回家。我希望她们能邀请我们进去，这样可以碰见她们的丈夫——有点像高中时见到女孩的家长。但她们只是微笑着挥手道别，而我们搭了的士回学校。

廖老师怀孕了；她的预产期在七月。六月时，她请亚当与我吃了顿告别饭。她送了我们她公公写的书法，他很因此出名的，而我们送了她几件婴儿服。

几天前，学校领导办了酒宴，请了我们全部四个老师跟家教。王先生，外办的代表，总是喜欢拿亚当跟我的中文来取乐，故意拖长了调子说话，还指责我们听不懂。宴席上他坐在我身边，一直嘲笑我，直到最后廖老师厉声阻止了他。

“何伟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我们一年前就学过了。你不需要那样对他说话！”

王先生轻轻笑了，跟平常一样；但这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而看到这个小小的怀孕的女人教训那干部，带给我极大的快感。它让我想起她曾经在一年前的课上维护李鹏——同样都是以这种强烈的骄傲感，尽管我被间接地跟李鹏联系到了一起，我还是很高兴去分享她的忠诚。

她知道我不喜欢王先生，因为在春天时，我很坦诚跟她讲了我对外办，对英文系的感受。廖老师给我布置的最后作业就是去总结我在涪陵的生活经验，而我花了两堂课在做那个。我很直白——我告诉了她我不喜欢的事情，行政管理的琐屑，城里面人们嘲弄的叫声，而她一次也没有尝试为之辩护。但我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谈论那些良好经历上，我说，至今为止，我最好的体验，就是学习中文，以及跟城里的人交往。我告诉她，对于她跟孔老师把他们的友谊，他们的耐心延伸到我的身上，我特别怀有敬意；其他人是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

那些课程在五月份结束了，因为她怀孕的缘故。我的办公室在教学楼的六层，而我强烈建议道，我们最后的家教课，应该在她家，或者别的较为方便的地方。她不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而爬那么多阶梯到我的办公室很累人。

但到了最后，她还是非常中国——只有在我的办公室碰面才是对的，我们得在那儿上课。这跟怀孕，跟楼梯没关系；事情就该那么进行。这是中国人的方式。

在五月初，我们上完了最后一课。她努力爬上楼梯，喘着气，我给了她几分钟时间来恢复。就跟许多的中国女人一样，在怀孕期间，她身体的大部分依然很瘦——好像有人缝了个大包裹到她肚子里了。最后她停止喘气，我们开始上课。

三十分钟后，她突然挺直身体，大口喘气，冲出了门外。我能听见她在门外的痰盂里呕吐，然后匆忙冲去了洗手间。

我等着她回来。一年前，我会以为她将取消课程，但我现在更了解她了——我们会完成两个小时的课程。我知道她回来时会怎么做，会说什么。而且我知道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女人沉静的自豪与坚韧，它从令人恼火，到了今天让人钦佩，甚至慰藉。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笑着，红了脸，说，“对不起。”

“你想要中止课程吗？”我问。

“不。没事——在上午这个时候我经常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今天不用继续。”

“没事，”她坚定道。“现在——请继续说我走之前你说的。”

我照办了。

通过给洛杉矶时报写的几个故事，我挣了点钱，而我把它们捐给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钱，想给院子里一面新墙绘上壁画。我捐钱的时候，他谢了我。

“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说，握了他的手。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毛与邓的画像。李神父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走后，我们会记得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念一次弥撒。”

“谢谢，”我说，然后我想起来。“你能为我外祖父念一次弥撒么？”

“当然。在这儿写下他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弗兰克安塞尔木迪兹。安塞尔木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后给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写下了，把纸递还给神甫。

“当我外祖父年轻时，他曾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他想要来中国的。”我曾经对李神父说到过他，然而现在我重复一遍，觉得这很重要。

“罗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神甫说。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儿。”

“我从没去过，”他说，对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没成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这里给他念一回弥撒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父说，点着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会找个时候回来，看看那面新墙。”

“这里永远欢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这里的高墙挡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儿在四个现代化的标语牌周围开放。这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想着我的外祖父与这个老神甫，突然间，非常伤感，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说。但我迅速走出了院子，进入了城市的喧嚣中。

在最后一周，我给文学班学生们安排了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现在病得很厉害了，而她提前几个钟头考完了，以便搭中午的汽车回家。我提议让她迟点考试，或者压根儿不用了；她一直是最好的学生之一，而她父亲的情况听起来很不好。但她坚持在离开涪陵前参加测验。

那个下午，我在规定的时间监考。与往常一样，他们相当紧张，很认真作着，虽然我注意到有一个女孩苏三，看起来有点分神。她很苍白，大多数时间都把头放在桌上。

我当时没多想。今天是亚当的生日，在考试后，我们在当地的餐馆，叫上所有同学一起欢宴。每个人都喝太多了，这个晚上很棒，我们又去了学生之家，冯小芹又给了我们更多啤酒喝。

在晚上的某个时刻，莫金钱告诉我琳达的父亲在她考试时已死了。算命人说对了；现在我真希望我坚持让她另选了时间考试。

第二天，苏三从学校里消失了。故事渐渐传出来，点点滴滴的。四天前，她做了堕胎手术，而考试前一晚，她被送去了急症室，因为后发症。到此之前，事情本都保密；我猜想她去找了非法的私人医生，虽然情况并不很清楚。我们能肯定的是，她的急症室之旅惊动了校方，现在他们知道了真相，这是她离开的原因。学生们被抓到发生性行为的话，是要被驱逐的，更别说怀孕了。而且一张纸条会添入他们的档案——不论去到中国何处，那档案都会跟着他们。如果苏三去找任何一份单位的工作，她的上司都会知道她发生过什么事儿。

一群女孩在走廊里低声谈论着，她们的脸色沉重。苏三离开后的那晚，我撞到萨拉与丽萨，在我的办公室外。她们都很严肃，我们说着中文，站在俯视城市的平台上。我问到苏三，丽萨小心地看着我。

“你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吗？”她说。

“是。”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同学告诉我的。”

“你怎么想呢？”

“当然，我想这很不幸。我想她应该被允许毕业。”

“那是不会的，”丽萨道。她是班上较好的一个学生，也比较会思考。我问苏三是否回了家，而丽萨摇着头。

“她不能回家，”她说。“她的父亲非常生气。”

“他怎么知道的？”

“学校告诉他的。当领导们发现了，最初他们答应不去告知她家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说了。同样的事情，几年前发生在苏三姐姐的身上，而当她父亲发现了，他打了她。所以现在苏三不能回家了。她父亲非常生气——对于家庭来说，这很丢脸。这是他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认为系里应该告诉她家吗？”我问。

“我认为这不关他们的事。这是个私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同意，然后我问苏三的男朋友对她如何。

“他挺好。她和他父母的关系挺好，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就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知道，她花了几千块钱，想去在他家乡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现在她不能毕业了，而她也丢了工作。她也没了那笔钱。”

那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儿——老实说，我更担心苏三会不会从哪座桥上跳下去。但我没说出口。

“这种事儿在哪里都会发生，”我说。“在美国，它也非常普遍。”

“人们会怎么处理那种问题？”

“这很困难，跟这里一样，但通常这种事儿都不会公开。也许那是最大的区别。”

“本来就应该那样。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了——整个学校都听说了这件事儿。”

“多数人怎么想？”

“有些人觉得很滑稽；有人觉得她是个坏女人。但我们班上多数学生都为她感到遗憾，虽然我们帮不上什么。”她摇摇头，望向江面。“没办法，”她说。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在过去，我过生日时，总觉得这是别人的事儿——我真的又长了一岁，好像不可能似的。但这次，我知道我是二十九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要更老一点。过去这两年是漫长的，在此期间，我没有离开过中国西部。

在上午，我跟亚当，以及莫金钱去了汽车站，因为琳达要求我们去接她，在她回来时。她带着黑色的袖章，眼睛红红的。在下车后，她想笑笑，一种中国式的勇敢的笑容，把情感收敛起来，压缩起来，控制起来，推到边缘地带——嘴巴的一角，或者额头上一条痕。但今天，那悲伤太重了；她的嘴巴颤抖着，转头望开。

晚上我给文学班的期末测验打分。我想着，在我监考时，所有事情看起来多么愉快啊，我走在一排排低着头的学生中间，他们努力工作着。我喜欢环绕在他们的沉默与专注气氛中，而且我还喜欢这些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在这个场面中有一种单纯感，考试也有种类似的单纯，这些跟涪陵生活的复杂，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者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都无关。这就只是一次文学测验。

在最后那一部分，我要求他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NOTHING GOLD CAN STAY”（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Her hardest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f’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

So Eden sank to grief,

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

大自然的第一抹绿意乃是金色，

她最难留住的颜色。

她最早的一片叶子乃是一朵花儿；

但是只停留一点钟儿。

然后叶子便褪为了叶子。

如斯，乐园落入了哀伤，

如斯，黎明落入了白昼。

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我们在五月里学习了那首诗。我曾经细致地分析过它的节奏——我一直是那么做的，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那语言的声音，你可以分解一首诗，不会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理解我所说的，而就是那种课堂时分，让我感到讲授文学之美。在考试中，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走在一排排学生当中，看他们工作。

但现在我意识到，那种单纯，只是海市蜃楼。琳达的父亲在她参加期末考试时，濒于死亡，而苏三在跟恐惧斗争，现在已被驱逐出校。涪陵的许多事情结局都是如此——甚至教书也是，它看起来像是简单直接的工作，其实却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人们给外面世界，尤其给外国人看的，乃是一个掩盖了情感的外饰，然而当你住的时间足够长了，能瞥见点事情的真实状况，感觉更其艰难。当然，在某个程度上，这种困难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我居留涪陵期间，两个学生死了；另一个学生堕胎，被开除；一个父亲死了；一个孩子死了；人们的婚姻在破裂。那些事情在哪儿都有发生。但在涪陵，看见生活的那一面，花的时间较长，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保持着距离，而当距离消失了，却反而更难处理。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突然间发现，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笑容四角。

我对我的和平队中国“服务”从来没有理想化的幻想；我不是来这里拯救谁，或是给这城市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我很高兴在我的涪陵两年生活中，我没有建设什么，或者组织什么，也没有给这地方带来任何重大的变化。我做了一名教师，在我的课余时间，我尝试尽可能地了解这座城市，及其人民。那就是我工作的范围了，而我对那些角色感到舒服，也察觉到了它们的局限。

但现在，我发觉自己在想着，从那些天的讲课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那个记得那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我们学过的别的东西。可以小到某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莎士比亚诗中的一片银色——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住。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而在其单纯之美中，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西。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它的真是持久的，不受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但同时，那里也总有些启示，而有些时候，一首“NOTHING GOLD CAN STAY”这样的诗，面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严酷现实来说，仿佛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阵，然后我回去批卷。我并没有任何答案；在最后，我只能做最善意的希望。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好好地过。当然琳达会好的，而莫金钱也会好的，而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也会好，安妮也是，她去深圳工作了，而我的中文老师们也会好，在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也是。大多数人们都会继续生活，做到最好，而大多数的孩子也会比他们的父母做得更好。那真的就是你所能希望的了。也许苏三的情况会不太好，但对此无能为力，就好象珍妮，丽贝卡的情况一样，她们已经失去了她们的人生。没办法。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卷磁带，问我能否把所学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泼的男孩之一，然而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任何话，都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但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现在，我被他的请求打动了。

“我特别想听你念‘渡鸦’”，他说，“还有任何莎士比亚的诗。这样我可以记住你的文学课。“

我告诉他我会在晚上录这卷带子。

“还有，在你念完诗歌后，”他咧嘴笑道，“我想让你念出所有英文中的脏话，把它们也录下来。即便有些是你没有教过我们的，我也想你录下。我会非常喜欢那个的。也许其他的学生也会拷贝它。”

分了两次，我才录完我们所学过的所有的诗。在那之后，亚当跟我花了五分钟时间，对着录音机大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交还给吉米。他也会没事的。多数人都会那样。他们都是强韧的，可爱的，有笑，有泪，像那样的人总能存活下去。那不能算是金色的人生，但也许正因如此，它会长存。

我坐快船，逆流往重庆，离开了涪陵。那是一个温暖，下雨的早晨，在六月的尾声——长江上厚厚的雾气好似脏脏的灰色丝绸。一辆学校的车把亚当与我送到了码头。城市急速掠过，在雨中，灰暗，熟悉。

前一天夜里，我们最后一次在学生之家吃了饭。他们刻意为了我们，把店开到很迟，因为整晚我们都忙着跟人打招呼，说再见，最后，坐在那儿吃着我们的米粉，感觉很好。我们跟女人们开着玩笑，说着下个学期要来替代我们的新的洋鬼子，说多么容易去骗他们。

几天前，黄能，家里的祖父，跟我谈到了离别。

“你知道，”他说，“当你回到你们美国，那儿不会跟这里一样。你不能走进一家餐馆，说，‘我要一碗抄手。’没人知道你说什么！”

“是的，”我说。“而且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抄手。”

“你必须用你们英文来点菜，”他说，“你不能跟那儿的人说我们中文了。”然后他笑了——这是个很滑稽的概念，一个既没中文也无抄手的国家。在我们最后一餐后，全家人在门口站着，挥手道别，他们站得直直的，带着紧紧的中国式的笑容。我猜想我看起来大概也是那样——两年的友谊也被收藏进了我的嘴角。

在上午，我们跟桑尼与诺林说再见，她们两人都有上午的课，然后我们去了码头。有些学生那个上午没事，来给我们送别，同行的还有傅主任。中国人的告别从来都不那么舒服——没有拥抱，很少话语，眼泪尽可能忍住。我们很笨拙地握了手，上了船。

水翼船相当拥挤。电视机上放着卡拉Ok带子，我们在码头那儿呆了有三十分钟。外面下着雨，而学生们一直等着。要向朋友表示敬意，你得看着他离开，直到他彻底不见了，无关天气如何。

望向江面，他们中多数人都在哭。莫金钱靠着码头边缘一根黑色铁杆上。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望向白山坪，而罗杰蹲在一根绳子边。卢克靠住一面墙。还有其他人——查克，迪亚兹，刘易斯，理查德，DJ。他们的眼睛红红的，而他们尽可能收敛住自己的表情。

我看着他们站在雨中，心想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呢。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会去浙江一所私立学校教书；刘易斯会回到偏远的乡下教书。卢克会在十月结婚，在国庆日。这是一桩安排好的婚姻，他从来没跟未来的新娘呆过多少时间，但他是一个农民的好儿子，他不会违抗父母的意愿。

船驶出了岸边。学生们站在码头上，一动不动。在他们身后，城市升起了，在雾气中，晦暗不明。跟往常一样，在江上我是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看它：它看起来很大，很不人性，难以透视。很难想象，过去的两年里，这里曾是我的家。我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再见到它，而它又会如何变化。船驶入了长江的心脏，面对江流。

大江还是它恒常的模样。它不像这里的人，在过去两年间，在我眼里已经有了许多的变化。他们现在要走他们各自的，不可预测的道路了，即便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定格——做抄手，上课，在码头上站着，一动不动。但在江上就不同了，我跟长江的关系总是简单的：有时我顺着水流，有时逆着它。往上游走要慢点，而往下游去要快些。那就真的是全部了——我们交错而过，然后朝着自己的方向而去。

最后，我不再去为将来或者过去而担忧，我只是最后一遍看看这城市。建筑是灰色的。因为夏季的雨水，乌江口很宽阔。一条舢板船优雅地靠近江滩。插旗山隐在雾气中了。我们船加了速，逆着稳稳的江流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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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有点像“了不起的盖兹比”中的黛西出场形象。

[2] 译注：剩下的往往只有嘲笑傻子或乡下人的相声小品。

[3] 译注：虽然，有点巧合，1989年的有些重要学生会议乃是在北京大学的塞万提斯像下面展开的。

[4] 译注：这段故事中，展示出了中国社会权力体系与文化环境的悲哀关系，另外，又显出了中国人创意与幽默的惊人才华。都让我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