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马克吐温，凯特卓别林，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蓝斯顿休斯，之后，作为最后的单元，我布置了谭恩美，和一些美籍华裔的诗人。这些文学对我的学生们来说那么遥远——李普范文可，蹦跳的青蛙，以及休斯那遥远的河流——而突然我们看到了电影“喜福会”的结局，当那华裔美籍的叙述者来到了中国，跟她的姐姐们重逢了。这是中国头一次真正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演绎了莎士比亚，他们写过罗宾汉来中国，但这些只是将外国文学放入熟悉的背景中。现在，我们真的到了这里：叙述者在拥抱她久未谋面的姐姐，班上所有的女孩都哭了，而男孩们忍着泪水。

之后，我让他们写写他们的家庭，描述他们父母与祖父母的生活。一个叫蒂娜的女孩，写了首诗：

回头看我的祖先

一个羸弱的女子

坐于一间陋室

一遍遍摇着纺车

她不能出去

她的脚被封建主义深深困死

在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的祖母出去革命

去上海，去重庆

她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文化大革命

当了红卫兵

她否定一切先进的事物

叫着毛主席万岁

许多人和琳达一样，写到了乡下的生活：

我的外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她得为地主当佣人。她受了很多苦。她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足够的衣服来御寒。她的主人待她很不公平。

同样，我外祖母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她的脚被束了，非常疼痛。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三个都死于饥饿。这让我的外祖母非常悲伤。她哭了整整三天。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死于疾病。她做了三十年的寡妇，受尽了艰难困苦。

我母亲的生活比她们要好一点，因为她正好在新中国成立时出生。我的母亲不太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她对我们十分温柔。当然，她的生活也并不很如意。她必须艰苦工作以维持生计。她在寒冷的日子里出去割草喂猪；从很远的地方运煤来取暖；她一直为我们缝补衣服。她为她的家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几乎所有的卷子都是那么写的，我发觉我没法给它们打分——甚至在角落里作一个收讫的记号也不行。它们中没有什么是我能碰的，而其中一些我甚至不忍读，因为它们都太心酸。在最后，我无法把这些故事还给他们，我把它们保留下来，只是跟同学们说他们写得不错。

他们的写作，在让我想到过去时，也想到了未来。我看到了那持久无声的挣扎，把同学们带出了今天的样子，而对下一代来说，情形或许也大致如是。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子——也许是一个大学生，生活比她母亲好一点。我想象她写道，“我的母亲不是很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

下课后，我常走到校园后的乡村去。我已经停止跑步，走路的感觉愉快——一切都慢下来了；我可以跟农民们聊天，看他们干活。他们常问我是否认识那个在山上跑步的外国人，而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再干那个了，这看起来让他们松了口气。在插旗山上乱跑毫无意义。

在夜晚和周末时分，我遵从着我的城市路线。星期天上午已经安排得很完美了——教堂，神甫，铁匠，茶室，然后我会去南门山公园对面的餐馆里吃饺子。那饺子乃是涪陵最棒的，通常我会在十一时准点开吃，这时会有个十二人的铜管乐队在公园演出。这乐队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来，被结婚的新人所雇，因为一场好的婚礼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这里头面子大了。乐队会演奏“友谊地久天长”，以及“虔诚的人们啊”；而棒棒军肯定会忠实到访，直勾勾盯着新娘看，她上着明艳的妆，盛服出场。

在餐馆里，我通常会选择一个特别的位置，靠在墙上，望向街道与公园。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每日生活秀比乐队更佳——带着篮子的农民，带着孩子的家庭，年轻夫妻出来逛街，老妇人举着雨伞遮阳。

在周中，我经常去拜访高明与马福来，两个春节时我在公园里认识的朋友。高明是个艺术家；他二十六岁，几年前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他很有天赋——他的寓所里满是他自己的油画，多数都是欧洲风格。他自己在涪陵有生意做，他的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字大块的霜玻璃上作画，蚀刻上花卉，竹子，大熊猫，以及其他中国人喜欢的图案。一般说来，这些玻璃会被裁开，用作餐厅或者公寓的装饰。高明对这项工作特别在行，这就是说，他做的玻璃特别的俗气。这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按照客人告诉他的去做，通常，客人们会叫他能用多少颜色就用多少颜色，能画多少形状上去就画多少。

他的客户们乃是涪陵的富人，有些时候，我会陪伴他去客人们的家，去运货或者收订单。每个城里的富人似乎都有一致的装饰方式，以某些物事为富裕的标志：高明的玻璃作品，华丽的吊灯，围绕着巴洛克式的天鹅绒与石膏像，怪异的木质格子棚，挂着塑料的葡萄与藤蔓。另一个普遍的装饰，乃是一个巨大的木质表，挂在墙上作为钟用。当然，他们也都有顶级的电视机，VCD，卡拉OK机。这些人，在其他的国家里，会被称为新富，新钱，但在涪陵，这个词汇没有意义，除非你以分钟为时间单位来衡量。那里没有旧钱，所有人的财富都是在他们那一代所积累的，而我也不能责怪他们夸耀自己所终于获得的。

我喜欢跟着高明到处走，似乎没有一个富人介意，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在你的家里，比拥有一个挂满了塑料葡萄的木棚更有档次。但富人们本身其实乃是最好的装饰。无一例外，男人们的头发全大大地喷了发胶，尽往后梳，穿着炫亮的丝绸衬衫，而女人们，脸上的妆尽显妖娆，穿着透视的衣裙，躺在堆得满满的沙发上。我想不出他们整天都在做些什么，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的模样看上去，要么是刚刚抵达，要么是就快离开。然而她们总是坐在沙发上。[1]

高明有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妻子一起住，她是一个以重庆为基地的艺术家，而高明利用这种工作导致的分居关系，找了个涪陵的女朋友。当他的妻子最终听说了此事，她带着小孩去了河南，在那儿另外找了份工作。她威胁说要离婚，这没有吓到高明；他很有信心她会回来的，虽然同时他也没想甩掉他的女朋友，她是个经典的嗓音刺耳的四川小姐，非常精明。高明就是一个不会去为将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享受时光，是以他赌钱，去卡拉OK吧，而且我怀疑，还去嫖妓——他经常谈到她们。有些日子，他玩麻将会亏八百块钱。他麻将玩得很烂。

他喜欢跟我谈论他的这些问题，因为在他以为我会理解他的生活风格，在他看来，那是很美国化的。“在我们中国，人们的思想不够开放，”有一次他说。“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有一个女孩做朋友，但在这里总是会惹麻烦。我的妻子就是那样，她不够开放。”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他——婚外情可不能算是我心目中改革开放的益处。通常我什么也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聆听时通常是最舒服的。

在温暖的夜里，高明会跟我讲述他的问题，往往在吃火锅的时候，那是四川东部的一个特色。说火锅辣毫无意义——四川人吃的所有东西都是辣的，从早餐时蘸着辣酱的春卷，到宫保鸡丁。有些和平队员得上了溃疡，因为这食物的辛辣。

但即便在这样的菜系里，火锅还是显得特别辛辣：蔬菜，肉类，粉丝，都在一锅热油中，而开放的火焰就在面前的桌上。人们成年都吃这个，但在夏天里特别受欢迎，理论依据是，火锅让人出汗，而出汗则让人凉快。

火锅档在夏夜里出现在涪陵的人行道上，它既是吃饭，也是一次社交活动——你坐在冒气泡的锅前，看着行人们走过。高明和我会慢慢吃着，观察小姐们，如果他心情好的话，会说说他想买的东西。在糟糕的日子里，他有一两次提到可能的离婚。但通常，他总去看事物的光明一面，有好几次，他谈到了他要跟妻子办的结婚典礼，如果他们不离婚的话。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但就像许多涪陵人一样，他们把婚礼延迟了，一直等到他们有了足够的钱，来办一次风光大典。现在，高明有了钱，却没了妻子；幸运的是，他足够乐观，可以忽略掉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他带着快意谈论着他脑子中的辉煌婚礼。“我要租很多的车，”有一晚他告诉我。“十辆，至少要有十辆车。我们会开到南门山，然后，去高笋塘，然而到江东区，然后我们开回来。街上的每个人都会停下来看。”

在某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也很相似：他有个小女婴，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下的错误是，他把这三样都汇集在涪陵了，他的灵魂深受折磨，毫无一点高明的爽朗活泼。马福来经常来我这儿寻求建议，部分原因是他以为美国人会懂得如何处理这种复杂情况。但我也察觉到，他跟我讲，是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在当地的圈子内。城里有几个朋友都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他们知道我跟本地的八卦网络没有联系，是以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秘密，寻求我的建议。

四月末的一个晚上，马福来到了我的寓所，坐在客厅里抽烟。我能看出他很不爽，但他不愿意说。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单刀直入了。

“你跟你的妻子有些问题？”

他点头，吹出一阵烟。但他还是不说什么。

“她有了别的男朋友？”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这看起来是个打开话匣子的办法。他摇头。“不是那样”，他说。“问题是我们相处不好。我们毫无共同点——爱好，兴趣，什么都没有。我们总是吵架。从我们一开始结婚就是这样了。”

“你们为什么结婚？”

“因为她的父母。她的父母给我压力。”

“他们怎么做的？”

“也许你不明白。在我们中国，和你们国家不同。在这里，如果你开始跟某人有了关系，跟一个女孩，你就得结婚。”他叹口气，接着抽烟。“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有了性关系，就得结婚。我的妻子跟我就是这样的。我那时二十四，她二十二。所以我娶了她，即便我知道我们并不合适。”

我什么也没说。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七点钟，我让他想了一会儿，外面天色渐暗。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说。“你有什么建议？”

“这很复杂。也许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我成天想着这问题。它让我头疼。一整天，我就想着它。”

“我知道高明有个女朋友，”我说。“你也有吗？”

有一阵停顿，然后他点了头。

“她是谁？”

“她是这里的一个学生。记得我有时会来看的那个女孩吗？她不是我的表妹，不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在所有方面，我都喜欢她超过我妻子。”

我已经猜到了她是他的女朋友；这一点不让我惊奇。亚当也有城里的男性朋友与此类似的——离了婚或者快要离婚，有年幼的孩子，更换的女朋友。在校园里的工作人员完全不是这样，也许在其他传统的单位里也如此。但许多做生意的年轻人好像都有外遇。他们有了钱，而且他们没有被旧式的工作单位所捆住，单位是可以影响，甚至管束人们的行为的；然而同时，他们依然沿袭了涪陵的模式，结婚，尽可能早要小孩。我问马福来他妻子知不知道他这个女朋友。

“不，”他说。“她不知道。”

“你肯定吗？高明的妻子在那么远的重庆，但她还是发现了他的女朋友。”

“我的妻子不知道；我敢肯定。如果我跟那个女孩要去哪儿的话，我们会去一个没有别人在的地方。”

我怀疑在涪陵哪儿有这样的地方，要有的话，我也许自己也会去一去。马福来又叹口气。

“我的婚姻很糟糕，”他说。“唯一的好事是我的女儿——除了她，我们没一点交集。我们从不说话，也不一起吃饭。我们分开来睡了。你见过我的房子——我们各有一间屋，我睡在小床上。她的父母跟兄弟对我就像陌生人一样。他们知道我不爱她。”

“她想要怎么办呢？”

“她什么也不想。”

“为什么？”

“因为她爱我。也许她以为婚姻就是这样的。”

“你想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他说。“你有什么主意吗？你们国家的人怎么办的？”

“这问题在我的国家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个小孩，离婚会很难。但是，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当然他们会很快离婚。”

“在这里不同，”他说。“离婚并不容易，即便你没有孩子。因为这里的想法还很传统，很封闭。这大概就像你们国家1940，50年代的时候。问题是女人跟男人还是不一样——他们并不平等。所以离婚对她们的影响很大。一个离婚的女人没面子。”

“那么对男人来说呢？”

“情况也不是很好；有些人会说你不是个好男人。但相比女人的情况还是好得多。所有这些观念都非常落后，好像对性的态度——要是你跟她发生了性关系，你就得娶她。在你们的国家要好些。我对你们国家的其他方面不太感兴趣，但在这方面，我希望中国跟美国一样。”

“在美国有太多离婚了，”我说。“人们觉得太容易。所以，在这两个地方都不怎么好。”

我们沉默坐了一阵。天快黑了，而我没什么建议给他。我说着那些我总是说的话——慢慢来，耐心点，想想孩子。他早已听过了，现在他坐在那里摇头。

“每个人都有这问题，”他说。“青年人，老年人——他们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结婚太快，因为没有性的自由。也许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像我一样不开心。我所有的朋友都对他们的婚姻不满意，但他们也知道离婚是困难的。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个，但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他问我他能不能在我屋里坐一阵，我说没问题。我迟些时候有文学评论课要上，是以我准备着我的材料，想着马福来以及像高明那样的朋友。说这问题只是源于缺乏性自由，我感到怀疑；不如说，有充分的自由，才导致麻烦的产生。过些日子，这里会有更多的性自由，但这也许不会给涪陵的人们带来奇迹。经常的，我发觉很难向人们解释，不管生活在那里，有些问题总是那么复杂。

我能想到的唯一诚实的建议是：不要结婚。但这不是很现实，而在我说来很容易；作为外国人，另有一个方面我是超脱的，因为我不会在涪陵结婚。这些话题没一个直接触及到我，而我总是隔着距离观看，对许多其他事情我也是这样。就像逛着富人们的家，或者读着我的学生所写的故事，或者站在我的阳台上，看着江上的船只驶往不知的目的地。这里有一种权力，因为许多事情都不触及到我，而隔着距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一次江上的旅行，乡村里的一天——会一直陪着我，带着它们的鲜活，美丽。但经常那儿也有无助，有时是悲伤。跟马福来坐在那儿，我知道，把我的这部分生活关上，结束，也不无益处。我看着他又抽了根烟，然后他走了。

那个春天乃是北京大学的一百周年，跟五四运动的七十九周年结合起来，有全国性的庆典。电视上有一个特别节目，而大山，那个说中文的加拿大人，说着笑话，介绍带出了北京校园里的舞台秀。

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源于对凡尔赛条约的回应。这条约给予中国的奖赏是，把德国前殖民地如青岛给日本——这不公平事件自然让中国人民愤怒不已。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扩大开来，包括了一个非常广泛的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抗议，同时它也向西方伸出手去学习；“科学”与“民主”是它的关键词。

共产党宣称五四运动乃是它自身崛起的序曲，这是一个特别无耻的修改历史的例子。的确，五四运动的一些领袖是共产党员，或者后来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把他们的理想跟当今共产党的态度联系到一起，是一个歪曲。其结果是，电视特别节目成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混合体：共产党的官员对当年学生运动者的回忆表示赞赏；演说鼓吹“科学”与“民主”；而北京大学骄傲地纪念1919年的事件，而同时却有技巧地回避谈到1989年的事件。大山说着他的老笑话。以其自身奇怪的方式，这事件占据了电视节目。

涪陵师专也参与了这次庆典，组织了一次话剧比赛来庆周年。预演在各个系举行，而胜出者会在学校的礼堂再演出一次。我的一个文学班准备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几场戏，而另一个班则改编了凯特卓别林的“德塞利的宝宝”。琳达饰演德塞利，而莫金钱出演冷血无情的阿曼达；我帮助他们联系，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组一起。

亚当的西班牙班则选了“唐吉珂德”。那是个小班——总共不到十二个学生——而它里面包括了最为活跃的三年级的男孩。他们就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了自己版本的故事，把地点设在涪陵。唐吉珂德成了江东区的一家米粉店老板，他把他的业余时间用来阅读雷锋的故事，那个工人烈士，他对毛主席的无私奉献精神让他成了一位宣传英雄，从1963年至今。雷锋精神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对平凡人的礼赞：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士兵，对名声或其他世俗的欲望从不表示兴趣，他倾向于默默无名地劳动，直到有一天，一名同志不小心倒车时撞到一根晒衣杆，砸到雷锋的头上，砸死了他（那个司机又花了二十五年才入了党）。

改革开放减弱了雷锋精神，虽然还有一些旧日回音。在涪陵的证券营业厅旁，有一栋建筑，上面原来的宣传口号，虽然早已不见了，然而日久天长的痕迹还能清楚显示：“学习雷锋精神。”三月乃是官方的雷锋月，虽然多数当地人只会笑笑，如果你向他们提到这已经过时的传统。但学校依然对此态度认真，给学生们布置强制性的工作，为了纪念雷锋同志。在我的第二年里，三月的事件之一，就是由干部带领清洁江东区的活动，有电视台的人员来拍摄，内容是学校官员和学生把灰尘扫到街的另一边。

江东区的清洁工作花了十分钟，而亚当与我从学生之家米粉店那边观看着。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们吃着四川风格的意粉，喝着当地啤酒。我们有两个学生跑来，请求我们参与到志愿活动里，这样就能拍到我们和干部一起劳动。当我们婉拒时，学生看起来很失望。

“我们在吃中饭，”亚当说，喝了口啤酒。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做志愿者工作了，”我说。“我们是和平队志愿者。”

这个场面不太符合和平队的手册，然而让我们对雷锋精神作出严肃认真的回应，是不可能的。五四的周年庆也基本如此，一次对理想主义不知羞耻的人为操纵，或许，这些就是西班牙语班的“唐吉珂德”诞生的原因。但到了最后，无法清晰讲出这出戏到底来自何方，因为亚当给了同学们一个基本前提——唐吉珂德是江东区一家米粉店的老板，他仰慕雷锋——在此之后，就由同学们接手了，他们写台词，加入了他们自己的细节。

在系里比赛的那一天，他们是最后一组演出的。头一场戏中，莫金钱坐在他的米粉店里，读着一本书。他聚精会神盯着书页，然后叫道：

“多棒啊！看看这些雷锋所作的好事——每天他帮助了那么多的人！我多么希望我能像雷锋一样！”

他又读了一页；他的眼睛更大了。他站起来，开始在餐馆里拖地，努力想道:

“为什么我要把我的时间花在这里？我的人生多么乏味！我这样拖我的米粉店，有什么意思，而我本可以成为像雷锋那样的英雄。”

这个想法击中了他：他可以穿越乡村去旅行，为人们做好事。他把他的拖把倒过来，骑在跨下仿佛骑马，然后把一个旧篮子套在头上仿佛头盔。在米粉店的墙上，有张美人照，一个日本小姐穿着背心裙（你可以到涪陵的下城区花五毛钱买到），而莫金钱望着她，欣喜莫名：

“我的杜尔西尼亚！我会四处周游，直到我找到你！”

他把那张画像卷起来，跳去了乡下。不久他就路经了一个田里耕地的农民，由一个名叫罗杰的男孩扮演的。

“桑丘潘萨！”莫金钱叫道“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探险吗？”

但桑丘潘萨继续劳动：“我，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啊哈，你很傻！”唐吉珂德道。“过来跟我一起探险。我们会像雷锋一样，跟不公平做斗争，拯救美丽的女人，而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头号姑娘，杜尔西尼亚！来吧，别做个雅虎！”

“你才是雅虎！我太忙了，没空跟你去。”

“那么傻，”唐吉珂德喃喃道。他在那里想了一阵该怎么去打动那个农民。在小说中，唐吉珂德保证说他会给一座小岛让桑丘潘萨管治，而亚当向同学们建议说他们可以用上海南岛，那是中国南部的一个岛屿省份。然而同学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我必须有一个仆人，”莫金钱想道。“如果你跟我来，我会给你...台湾岛！我会让你做台湾岛的总督！”

有了那个承诺，桑丘潘萨抓起一只拖把，两人并驾齐驱，跑动非常合拍，而观众们大笑起来。莫金钱和罗杰都有演戏的天分，而他们之间马上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罗杰天性就是个好朋友，好助手，一个精瘦，大眼的男孩，体重大约不到九十斤，聚精会神听着唐吉珂德的指示。而莫金钱似乎从“大独裁者”那儿学了点功课，大声喊叫着指令，带着一股搞笑的严肃劲。

他们俩携手打遍了四川的乡下，攻击风车，奋战大虫，在乡村旅店里搞出许多麻烦来。在某处，他们停下来，唐吉珂德命令他的仆人谱写一首献给杜尔西尼亚的歌来。桑丘潘萨取过他的吉他，在那张日本美人像下唱道：

杜尔西尼亚！

杜尔西尼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你是多么美丽...

我的岛在哪儿？

我的台湾岛...

这时，他们抵达了重庆，那儿的人们已经听说了他们的故事。重庆市长，由刘易斯扮演的，颁给他们牙刷以示鼓励，偷偷把纸条贴在他们背上，写着“傻瓜，”“雅虎，”还有“牙刷”。英雄们骄傲地把牙刷插在脖子上，唐吉珂德拍着他的胸脯，吼道：

“我把我做的全部好事，都奉献给美丽的杜尔西尼亚！而且我希望每个人都开始学习雷锋做好事！”

这时学生观众们已经乐疯了。即便系里面的老师，坐在前排当评委的，也笑得难以自制；而观众的热情回哺了演员，让他们疯狂地在舞台上从一个历险冲向下一个。毫无疑问，这乃是系里最棒的一个戏——但同样毫无疑问的，这出戏也踩上了政治风险。观众部分的反应像是说：我简直不相信我会听到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而到了演出的最后，我发觉我在观察张书记。很难说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微笑着，轻轻的，但我可以看出他的大脑在急速转动。而到了最后，只有他那个评委才真正算数。

系里的权威们花了一天时间才做出反应。他们封杀了“唐吉珂德”；另外五出戏被选入了学校礼堂的演出，包括“德塞利的宝宝”。对于这种决定，从来没有申述的机会，而系里头明确指出，这里面有政治因素在。

但出于某些原因，学生们公开显示出了愤怒，他们通常只会安静地抱怨几声。即便那些参与了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学生也悄悄说，他们的戏也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否决，因为那几个演员也是真实生活中的男女朋友，这违背了学校反对谈恋爱的监管规矩(这也是最被忽略不理的规定)。然而，最强烈的反应，还是来自西班牙语班的同学，他们拒绝接受系里的命令。莫金钱跟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发生了冲突，他威胁说如果唐吉珂德被列入黑名单，他也将拒绝出演“德塞利的宝宝”。很快，这就成了个严肃的问题：权威们不想让他们的比赛散架，而他们喜欢凯特卓别林故事中的政治，那是在批评美国的种族主义。

就这样，这冲突跟着五四运动的周年庆祝活动一起发展。在许多方面，我感觉到英文系，作为党组织的代理，活该如此。如果你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政治化，把每一块的文学与历史都用于服务于自身需要，那么，到了某个点上，它肯定会在你面前爆炸开来。在两年后，我对那数之不尽的周年庆与纪念日已感到恶心了；我对扭曲了的历史也感到疲倦了；我对于我们政治宣传主导的课本也受够了。

但与此同时，亚当感到内疚，而我也有同感，虽说那不是我教的班。无疑，是因为我们的影响，才把学生带入了这场麻烦。如果我们不在这儿的话，他们不会表演“唐吉珂德”与“德塞利的宝宝”（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肯定不会有个共产党员叫莫金钱。）这件事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部分不同，那些时候我是隔着距离来观察涪陵的。我们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我们总是鼓励他们要思想开放，多提问，藐视权威。我们的有些做法是刻意的——关于罗宾汉的讨论，那些中文的对话——但主要它是跟我们的基本身份意识有关。我们是外国人，在我们的意识中，没有那种声音来警告我什么线被越过了。我们在涪陵住了很久，足以去影响到一些人，但还不足以把那些规则给内化；而这种过渡的状态，就像那一半虚构的五四历史，导向了政治风险。

很明显的，即便同学们是在处理一些通常不会跟笑声联系起来的题材，他们的意图却绝非要颠覆什么。毕竟，莫金钱既是党员也是班长，任何的违规，都只是因为这整出戏是由大家拼成的，没人全程负责。主题的麻烦乃是同时来自于许多方向：亚当提了建议要涉及雷锋，同学们自己想出了台湾的点子，而所有他们喜欢的那些傻词儿，乃是从过去这一年的许多生活背景而来。也许他们犯下的最大错误，乃是过度关注唐吉珂德的精神了。他们想要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小说，把它的滑稽讽刺偏好带到涪陵的生活里来，而且他们也想做到尽可能娱乐，好玩。但滑稽讽刺，以及娱乐，在共产党的体系里，都是有风险的动作，这体系对某种控制欲的依赖，总要把优质喜剧摧毁掉。[2]

最令人失望的，乃是他们大动干戈，只是为了这些琐屑小事。除了学生们参与演出活动的热情外，真的没有什么是很要紧的，而一次反革命事件也不会从“唐吉珂德”开始[3]。但在任何情况下，很清楚的，即便共产中国要倒掉，那崩塌也不会由涪陵这儿一帮骑在拖把上的搞笑学生开始。某些人不能单纯去看戏，单纯地笑出来，真是可悲；那出戏的好玩是没有疑问的，但即便如张书记那样聪明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听见脑子里的那个声音：我应该笑吗？它真的好玩吗？它会不会有危险，冒犯到谁？在某些意义上，这乃是我最厌恶共产主义之处。我几乎可以忍受它的谎言，它所犯下的错误，然而我不能原谅它彻底丧失了幽默感。如果你把笑声拿走的话，中国乃是一个太沉重的地方。

亚当和我鼓励同学们去把事情处理好，但不要惹更多的麻烦，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卷入协商过程。那个星期里，学生们一直向我们通告情况，我开始明白唐吉珂德到底拨动了哪根弦。他正是一个中国人物的完美表现，那个可怜的骑士，跟他过了时的理想，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在所有人身上看到他的闪光：他是莫金钱，跟他没了指望的戏，但同时，他又是张书记，跟他没了指望的政治信仰。张书记只是做他所能做的，去守住他的线，就像他之前的人所做的那样，而也许，他不是很喜欢他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期早些时候，他的女儿死了，而他的妻子刚生了个儿子；他有更大的事儿去操心，然而监管学生的政治生活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就那么做了。每个人都在跟风车搏斗，而我真的不能责怪任何一个人。

在几天后，他们做了一个妥协。会有一个唐吉珂德的特殊演出，也是最后的，限制在英文系内，而所有的政治敏感材料都清洗掉了。这让所有人都满了意——“德塞利的宝宝”如期进行，而西语班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在他们的朋友面前演出，虽然不准他们出现在学校礼堂内。又一次的，亚当帮助同学们练习，改写了剧本。

在那个星期末，我们所有人聚集起来观看了唐吉珂德的第二次演出。在某些方面，这出戏叫人失望；它缺失了原版的活力，能量，有好几次，演员们紧张起来，念不出台词。问题不是出在失去了重要的素材，反而是有太多东西被添加进去：在这一个星期内，这出戏加入了无数的象征份量。在头一次的舞台上，没有人想过它是如何影射雷锋，以及台湾。现在，那些得以做出优质喜剧的无拘无束的空间没了；被禁掉的影射，反而因为它的缺失更为明显，学生们也被一个星期跟权威们的协商累坏了。

但没什么能彻底毁掉这两个男主角的闹剧演出，再一次的，观众看得很开心。这戏结束在一种带着嘲弄的伤感之情中，随着唐吉珂德回到米粉店的决定，这一对分开了。莫金钱骑着他的拖把缓缓回家，低着头，而背景里哀鸣起了“铁达尼”号的主题曲。

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是这出戏的旁白者，在最后一场戏后，他站出来读最后的附言。而当他一开口，亚当与我就发现他没用准备好的文稿，而是读着他自己写的句子。他总是这么自作主张；我经常在课上发现他把脑袋埋在字典里，然后，在十分钟的课间休息时，他会靠到我身边，很小心发着音，“你的早泄现在怎么样了？”

他许多的课外学习都是跟着这种句子，而他又总是尝试念一些新的淫秽或变态的词汇。这很小孩气，但同时，他又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我能看得出，他掌握的英语技能，很多靠的就是这种乐趣，胡乱玩弄这语言。他以自己的方向学着英语，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而我喜欢他这样。我喜欢他的另一点，是他从一个贫穷农村家庭长大，那儿离广安，邓小平的家乡不远，然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好搞笑的，装模作样的美国白人新教徒式的名字。

在唐吉珂德的尾声，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又一次突变了风向。站在那儿，在整个系面前，他念着自己的结束语：

唐回到了他的米粉店，而桑丘回了乡下养猪，想要攒出自己的学费，希望他能从牛津大学那儿得到一个学位。与此同时，唐自学成才，在潘恩大学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后来，这两个疯子旅行到了中国，成了两个英文教师，也是涪陵最著名的两个雅虎（傻瓜）。

他念得很快，没一个干部察觉到他的意思。之后，他望向亚当和我，想看看我们是否明白，然后他咧嘴笑了。戏终了。[4]

第二天上午，亚当跟我早早起身，想去城里拍些片子。我们有三天时间可以用一台摄影机，因为和平队的医疗官员来这里做一次访问，而她带来了办公室的摄影器材。自从我们到达这个城市的那个星期，这是第一次有和平队的人员到访涪陵。

三天里，我们想要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我们拍了学生们演出唐吉珂德，我们去了好几次乡村，以及部分我们所喜欢的旧城区。许多的磁带记录的是我们与朋友们的交谈：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神甫，在餐馆，茶室，以及公园里工作的人们。我们搭了的士，让司机尽可能开快点，而我把镜头伸出窗外，拍着路上的交通，而车子在一片喇叭声中呼啸而过。

在和平队医疗员离开的那个上午，我们决定，在交还摄影机前，最后做一次拍摄。我们七点钟到了下城区，拍了一群在南天门打太极的老年人，然后我们沿石级而下码头，想找一些典型的街景来拍。

很难拍摄街上普通人的生活，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就停止了。相机很沉重，很贵，大约跟电视台记者所用的差不多大，人们总是聚集过来盯着看。除开与朋友们的交谈外，我们的涪陵片段素材有很多就是当地人及棒棒军盯着镜头看。

靠近码头处，我很快就被一群人围住了。亚当跟我都没在这里出现过几次；这里没有茶室，没有餐馆，没有我们认识的人。许多聚集过来的人没有见过我们，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学校的老师，拍摄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亚当决定要分散他们的注意。他往街下方走开了点，停下来，从街边小摊上买包子。他们砍了一阵的价，群众开始转移了，然后亚当跟那女人说笑，那女人大笑起来，掩住她的嘴。慢慢的，我开始往后挪，希望把自己从人群里分离开来。二十个人聚集在亚当的身边，然后三十，四十。几辆的士停下来观看；交通拥堵起来。喇叭鸣叫。我快速穿过街道，现在，我是一个人了，拍摄着人群和人群中的亚当。每个人都忘记了我的存在。

这种场面曾经是很吓人的——在头一年里，没什么比站在一大群人的中心更吓人了，他们所有人都以无比强烈的关注研究着我。但这些人群往往只是好奇，别无他意，而渐渐的，就像其他住在四川乡村城镇的外国人，亚当与我学会了怎么去应付人群。我总是带着微笑，尽量放松，通常会把注意力聚集在一个过路人身上：他会向我提问，而我会回答他，其他人都在旁边听着。通常我会告诉他们我的薪水，我在涪陵做什么，我则回答他们关于美国的问题。为了让群众们发笑，我会使用当地方言，或者自称为洋鬼子。这就好像一个政客在慈善机构的活动中，举行着新闻发布会，而主题，只是好奇。

在那些时刻，我们有一定的权力感，因为去吸引四十来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丢下手头的事情，只是为了来看你，真是不寻常的。在这个早上，人群不断膨胀，围绕在亚当身边。超过五十个人聚集过来，为亚当说的笑话而发笑。他拿了个包子给路过的的士司机。他又买了两个包子，开始变戏法。又一战斗队的棒棒军从街那边冲过来加入到观众当中。我用了长焦镜头，把注意力放在人们的脸上——那微笑的包子摊主，年轻的小店主，棒棒军憔悴的容貌，他们看着外国人时，面孔绽破出笑容来。

亚当掉了一只包子。他拾起来，丢过街对面朝我而来。他手指向我，然后人们笑了，又转回亚当，好像他讲了另一个笑话。慢慢的，我又一次掠过每张脸，然后，突然间，取景器变黑了。

有人把我往后推，我退了一步以求平衡。我还把眼睛对在取景器上，它再次黑了，这次我被更狠推了一把。我抬头看时，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挥舞着他的皮夹。

“你不能拍，”他说。“你不能在这里拍摄。”

“你是谁？”我说。

他重复了他的命令，而我重复了我的问题。我还在拍，相机在我的肩膀上。

“我是个市民，”他说。“你不能拍。这是违法的。”

他再次挥动他的钱包，这次更凶了，而我觉得怒火上升。

“不准打我的相机，”我说。“你是谁？”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他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他迈近了，威胁我。他是个大个子男人，有个小肚子，一堆油腻腻的头发，一张圆脸上带着怒意。我很快就认出他身上某些要点——从他的口音中，我知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穿着举止告诉我，他多少有点权力地位，也许是一个政府小干部，或者什么小工厂的老板。他将近五十岁——属于“失落的一代”那种年纪，因为他们成长于文革。

“我是个市民，”他再次说。

“我也是个市民，”我说。“我住在涪陵这儿。我在师专教书。在这里拍摄没什么违法的。”

他又击打了相机。我往前踏了一步。

“别来烦我，”我说。“我没做错什么。走开。滚开。”

最后这个词攫住了他。他眼睛睁大了。

“你说什么？”

“我叫你滚开，”我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能就这么跑过来打人。你为什么这么粗鲁？”

我用了那个严厉的词，粗鲁，它再次攫住了他。

“你不能在这里拍摄”，他吼道。“你不是教师——你是记者。而且你不该像他那样在街上扔东西。你应该表示点尊敬，而且你不应该在这儿。”

“我在这里有两年了，”我说。“我们只是教师，而我们拍摄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记住涪陵。你不应该那么粗鲁。”

这时，有一群人聚拢在我们身边，低语着，压近过来。一个女人过来跟那男人站在一起，她开始向我大声吼叫，在空中戳着她的手指。我还在拍，但我把相机放低了。亚当急忙从街那边冲过来，试图解释我们是教师。但现在那两个男女已经怒不可遏，而群众的低语渐渐转为大声，我察觉到，我们有麻烦了。现在没人在笑了。我关了相机。人群在不断增长。

我在涪陵两年所经历的事情中，这次事件乃是我回顾最多的。免不了这样；那件事乃是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到的最糟糕的时刻，而它还在磁带上。

我不是很喜欢看那带子。每次我看的时候，我的胃就缩紧了，可以感觉到自己脉搏加速。我看着那些微笑的脸孔，他们看着亚当耍宝说笑，我告诉自己，那些人显然是快乐的。我想着我在城里度过的那些时日，所有我遇见的人，那些无事的日子。我还想到了那次刷鞋的男人骚扰我的事件，而所有人都挺身维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