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其规模庞大，三线工程发展起来了，瓦解掉了，过程都很是机密，很少涪陵以及其他三线江城的居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知道从北京那儿发来了命令；他们知道这些牵涉到军事，很敏感是以需要秘密进行。这不是你能去问的，而如此四十年过后，不去过问大坝也就很自然了。这些事情不过来了又走——就像川东船厂，来到这儿建核潜艇，接着被转型成了船厂，而最后，将在新长江的水面下永久消失。
然而即便有这些历史在脑中，我还是觉得人们对大坝漠不关心的态度值得关注。现在的人们较之从前教育程度要高多了，在某个程度上，我也希望中国历史上的灾难可以提供教训，避免它们盲目的重现。然而，看起来，大坝与低地移民的命运不在普通市民的关心之内。一次孔老师和我上课间聊到大坝，我问他将来的变化是否让他忧虑。
“不，”他说，而且我看得出他觉得这问题好奇怪。
“那么，有什么人会担忧吗？”
他想了一会。“如果你是个移民，”他说，“那可能你会担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没什么不同。”
我在涪陵住得越久，越能发现这是个有特点的回答。很奇怪，外国的媒体例行发表着对三峡工程的尖锐报道，在北京和上海有着愤怒的批评。但在涪陵这儿，大坝将直接影响到市民，却看不到不满的迹象。在我居住当地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未听到有一个居民对三峡工程抱怨过，而在几乎其他任何敏感问题上，我都能听到牢骚。
在涪陵这里没有很强的社区感，如孔老师的话中态度所阐明的。近代的历史教会人们从公众事务中疏离出来，而缺乏对公众事务的了解，使得这种分离更严重。涪陵居民没有渠道去得到本地重大事务的信息，加上政府对公开抗议的限制，使得人们无法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既不期望，也不要求获得这种信息。
以我之理解，这种疏离感如此彻底，甚至都不能仅仅归于解放后的社会模式。这过去的五十年教会了人们不要卷入公众事务，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在中国乃是建立于传统的中国集体主义之上的，多个世纪以来，它为中国的社会塑了形。这一特征很难定义，尤其就其影响而言。我的学生常写到中国人是多么的集体意识，这启发了他们通过社会主义来互相帮助，而个体主义[3]的美国人则走上了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路。
我不能同意这种解释，两个国家的区别无法如此整洁（以及道德化）地用基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态度来解释。我倒觉得，这种刻板的说法倒适合于中国人的小圈子，那些亲近的家庭和朋友所形成的社会网络。我在涪陵所认识的那些家庭比起一般的美国家庭要亲近些，因为个体成员较少自我中心意识。他们对于彼此相当的慷慨，这种不自私经常还延伸到好朋友那里，他们也被拉入了紧密的社交生活圈中。对于老年人来说，集体主义思想是尤其好的，他们在这里的待遇远胜过美国。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照顾孙子辈，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生意，打理家政。毫无疑问，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更有目的，相比我在美国所见。
但这种集体主义仅限于小圈子，限于家庭和亲近的朋友，以及单位。这种紧密的社交圈也同时演绎为了边界：它们对内包容，对外封闭，而一般的涪陵市民对于他所熟知的圈外的人几乎没有一点认同感。日常生活里，我见到无数这样的例子。最常见的就是买票时排队的乱象，那不是队，而是堆，互相挤撞的暴民，每个人都奋力向前而不顾及别人。这是个关于集体主义思维的好例子，但不是我的学生们所说的那一路。集体地，暴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票必须买到——但没有什么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每个人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个人目标，越快越好。[4]
关于这个品牌的集体主义，另一个叫人震动的例子，表现在人们在涪陵公交车上对扒手的反应上。一次亚当坐公交车从江东回来，一个神情鬼祟的乘客下了车，而后，坐在亚当身边的人捅捅他的胳膊。
“你要小心点，”他说。“那儿有个扒手。”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亚当问道，但除了耸肩便无回应了。我看到类似的事情很多次，人们向我做手势要留意钱包，但他们从不直面小偷。当我向同学们问到此时，他们说每个人都知道公家车上有小偷，但谁也不会做什么。根据学生们说，人们害怕去反抗，但看起来原因不止于此。只要扒手没有影响到你个人，或者你家庭里的什么人，这就不关你的事儿。你也许会暗暗提醒外国人，因为他是来自国外的客人，但你不会冒任何风险。有时，最安全的做法，乃是在扒手下车后再提醒他。
同样的本能，形成了围绕在事故受害者旁的乌合之众，消极观看，但不做任何事予以帮助。在涪陵，经常会有群众围聚，但我很少看到他们在某种道德意识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团体。我在个体主义的美国看到的团体倒多得多，人们形成一个社区，服务于个体，其结果就是，人们看到一个受害者，想到：我能想象作为受害者的感受，而且我应该帮助。当然，在美国也有引颈观望的，然而和涪陵就没法比了。在这儿，好像一般市民对陷入麻烦的人的反应是：那个不是我的兄弟，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认识的人，看他受罪挺有意思的。当这里出现了严重的车祸时，人们会冲过来，边跑边热切大叫道，“死了吗？死了吗？”
发展到后来，在涪陵，群众与乌合之众的界限就非常模糊脆弱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一个事故，或者，更可能的，一次公众场合的吵架——就会一群人出现了，聚集起动量来，逐渐膨胀，只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偶尔，为了一个简单的原因，聚集起的人数量级之大，就足以使得什么事儿发生了：吵架会升级，被观众驱动着，或者群众里的某些人会参与进去，戏愈演愈烈。
我为涪陵的群众即感到不快又深受吸引，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聚集在我身边。如果我在街上碰见一次吵架或者类似事件，而周围又聚了帮人，我肯定会停下观察。但通常，我观看群众的脸，而非表演者本身，在他们的表情中，很难看出别的，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热切的看：有些什么事儿发生了。
群众如此反应的地方，在中国绝不仅限于涪陵一处。无数的作家，中国以及外国的，都曾经关注过这种倾向。鲁迅，或许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曾以强烈的情绪和挫折感描绘了共产党统治前的中国社会，在同胞需要帮助时，人们置之不顾。我在我自己学生的写作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受挫感，尤其在他们编写关于罗宾逊来中国的故事中。许多故事的主题都是罗宾逊盗窃腐败官员，但另一个常见的主题乃是罗宾逊以行动助人，而群众消极围观。一个学生写道：
有一天，在街上，他看到了一个扒手掏别人的钱。与此同时，他发现了那女人周围的人们也看到了扒手的动作，但叫他失望的是，没有人挺身而出，阻止扒手。他们装作没有看见……
有那么多学生的故事描写了相似的场面，叫我震惊。而他们总是继续写到罗宾逊挺身帮助被群众抛弃的人——一个小偷的受害者，或者公开场合受欺凌的人，或者掉落河中快要淹死的人呢，而被一群乌合之众围观。对我的学生们来说，罗宾逊的行为就是英雄主义了，在群众无所作为时有所行动，而他们将其抬升为了理想，可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儿很少出现。
我察觉到，关于人们对三峡工程的消极态度，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大多数的人们不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他们无动于衷。尽管城市里有一大片区域将被淹没，在未来的十年中，这却不是一个社区的议题，因为这里没有一个我们通常所定义的社区。这里有许多的小团体，有许多的爱国主义，然而，就和全世界大多数的爱国主义一样，其更多是为恐惧与无知驱动，而非一个和祖国真实的情感联系。而且你可以操纵这些恐惧与无知，告诉人们大坝对于中国意义重大，尽管它可能会摧毁大江，摧毁江城。
大坝对于那些不幸住在河岸两侧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即便他们也不会去惹什么麻烦。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已经因他们的历史而变强韧了，在涪陵这么偏远的地方尤其如此。所有触及这城市的重大变化都是从其他什么地方来的——太平天国的战士从东边儿来，国民党从南京而来，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起始于北方，顺着长江的河谷而至。三线工程来了又走了，横扫一切。在最近的几年里，新鲜诱人的产品沿着长江，由重庆顺流而下，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外国人也开始在涪陵的下城区马路上亮相了。你只能接受这些变化，顺应它作自我调整，因为你无法控制。这就像长江一样，它从某一它方而来，往某一它方而去。未来的有一天，它会上升四十米，你也只能应付。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大江的上升会带来什么问题么，而他就和孔老师一样，看似对这个问题感到奇怪。“嗯，”他最后说，“船会浮的，所以不会有事。”
这里有一种观念，即大坝单纯只是件好事。它意味着电力，那代表了进步，这就是对涪陵市民而言最重要的事儿了。完工的大坝所制造的电力，据估计，相当于一年五千万吨煤的耗用量，这对一个严重污染的国家来说，可不算是个小的收益。在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死亡乃是与肺病相关的。有些日子里，我站在阳台上，望着长江，感到悲伤，因为我知道它奔流的日子可数了。但还有许多的日子，当浓雾笼罩时，我根本就看不见它。
在冬日里，我对这个问题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当这儿出现了周期性的停电。我的公寓里只有电力取暖，而停电有时持续数小时——绵长，寒冷的数小时，黑暗的公寓里，不舒服的感觉在滋长，直到我的呼吸在烛光中泛出白汽。我发现，在这种时间里，我不会考虑涪陵的新堤坝建不建得起来，或者新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或者白鹤梁是否被有效保护。我想到的只有取暖。寒冷就好似饥饿；它将所有事情简化。
而在中国，许多人也作如是想。这跟美国的情形不同，在那儿，每个市民平均拥有三千瓦的电力供应——足够让所有人同时打开一个烤箱和一只吹风机。在中国，每人平均150瓦，只够每人拧开一两只轻型灯泡。而对于六千万中国人来说，一只灯泡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供电。
这类工程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国家治水已有许多个世纪了——地球上的其他文明都不曾有过如此长久成功的历史，将河流为人所用。四川省中部的发展，最初就得于都江堰的建造，一个设计非凡的灌溉系统，两千三百年前建造的，而直至今日依然完美运转着，将成都盆地变为全国最富饶的稻谷产区之一。即便长江也曾被驯服过，虽然规模相较小得多；葛洲坝在1981年完工，在如今这个工程的下游。
但另一种历史是河南的那种，当1975年时，暴雨导致了62座现代的大坝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塌，一座接着一座，有两万三千人死亡。虽然那次灾难的规模很独特，但糟糕的工程技术却不算那么异常：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有3200座大坝溃决过。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大坝的失败率为3.7%，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0.6%。
到了最后，我就像涪陵的大多数人那样——我消极地观看着大坝的准备工作，而我也尝试不要下太多的判断，批评。毕竟，我只是个外人。但我想，在大坝修筑之前来到这儿比之后来好，而且能看到白鹤梁，以及驯服前的长江，也很好。这里有人类的历史，有长江的历史，而当它们相互冲突，永远改变这个地方时，我不是特别想呆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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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注：何伟在这个问题上的描述比较大众化，不够深入细致，当然他也没必要将此书变为专业论文。关于三峡的利弊，我也看了一些文章，比何伟的专业。正反似乎都有道理，而且往往就同一个问题，比如河床的淤积，双方居然可以就相反的结论都展开侃侃论述。不过，区别在于，当我输入‘三峡 淤泥’时，许多的文章链接都被屏蔽了，而‘三峡 泄洪’时，全都是国内官方媒体的正面报导。我不是水利专家，我能看到，能确认的，只是这个，隐瞒VS透明，至少这个现象很清楚，证据确凿。
从最坏的角度说，倘若三峡工程失败了，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那情形并非不可能，我能做什么呢？这是要思考的。在我看来，为个人考虑，每个人有权利去选择宜居的地方，跑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出奇，倘若更多人道意识的话，那就尽量加入到预防以及加入到灾难后的人道救援工作中去。在道德意识上也许有高下，然而我觉得两种选择都不当谴责。我不喜欢用“爱国”这样的字眼，我更看重人的生命，而高于抽象的概念——“国家”。
[2] 注：我在网上看近两年的报导，水下博物馆在施工，甚至也许已经完成了，如果报导无误的话。
[3] 注：我暂且不用个人主义一词。
[4] 译注：关于这点，前些天HANS在卖奥运门票时也体验到。吃饭时，他很是抱怨了一番混乱场面。当时我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常年处于物质匮乏中，是以有一种生怕被甩下的不安全感。现在读了何伟的话，大概可以作为另一个补充。而何伟也许可以把我的理解当作他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