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写作课时，所用的一本教材，乃是中国发行的，称作“写作手册”。和我们用的所有书一样，其政治意图从不忸怩，而关于议论文的那一章，选用了一篇模范文章，标题是“三峡工程是有益的。”

这是篇标准的五段式的文章，而开篇的部分解释了导致人们反对工程的一些风险：被淹没的景观和文物古迹，受到灭绝危险的生物种群，地震的威胁，山体滑坡，或者战争摧毁大坝将导致一个四百英里长的湖泊。“简而言之，”第二段总结说，“工程的风险可能会大过它的效益。”

接下来的两个句子提供了过渡。“这些担忧和警示乃是有依据的，”文章继续道。“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作者接下来便描述种种效益——更多电力，改善的交通，更好的洪水控制——而最后总结时，断言三峡工程利大于弊。

对于教这么一篇模范作文，我有些良心上的不安，因为这文章涉及的题目，自从1987年后，在中国便禁止公开辩论了——这看上去乃是对所谓议论文脸上扇的一记耳光。说得糟些，这是一个宣传的练习，即便从最好处去看它，也不是特别有公平精神。但我没有别的教材用于上课，而事实上，若不考虑其政治议程，这文章倒提供了一个模范的篇章结构。我的工作室教学生们如何编排组织作文，是以我便教了它。我揣度说，没必要因噎废食。

我受到了惩罚，那句过渡的句子，在余下的整个学期中，感染了我学生们的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机械式的学习，这意味着，他们跟随范本到了剽窃的地步。他们相互抄袭也发展成了嗜癖；从两三个学生那儿收到一模一样的卷子并非罕见。在这种行为中并没有一种真正感觉到做错事的意识——从他们一上学开始，就被教着去效仿模范，去拷贝东西，而且无条件地接受老师所教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当我告诉他们那篇三峡的文章是一个好的范本，他们仔细聆听，在未来的功课里吸取采纳了其精微的差异处。我布置了议论文，关于学生是否应当被要求去做晨练，而他们中的许多开篇布局就由描述早晨例行功课的好处说起。在那结束后，他们便开始转变风向：“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甚至那些表达了相反态度的学生也用了这相同的过渡。之后我布置了一个作业，关于哈姆雷特的性格，而他们列出了他的缺点——优柔寡断，对奥菲利娅的残酷——至此许多的文章都看似不错的卷子，直到，突然间，那句该死的句子不知从哪儿飞来，“但我们不当因噎废食。”我开始对这表达感到恶心，而且我重复告诉他们说这是个糟糕的过渡，但它总是不断重现。最终，我放弃了，安慰着自己，心理阴暗地想象某天，当大江上堤坝建好了，长江水位升起，将把这些所有的写作手册卷走，在大坝七亿瓦的涡轮机上砸个粉碎。

这当然只是幻想——新水库会导致江面上升，但不会爬到教学楼那么高。我的有些学生说它甚至不会升到江东区的一半，而其他人说它会淹没整个邻近社区，一直上升到学校的前门。没人确知到底是怎样，没人在意。他们已经被告知说，大坝是有益的，那就够了。

而在城里，我明确知道新长江的水位会到哪里，因为在那里有许多的标识，关于其未来水位上升。其中之一在涪陵的旧城区，红色的漆涂在了一家小食店的一侧墙上。下城区的中山路上也有一处标识，这条路乃是码头上第二大的路。

这些标识都用巨大的红字说了同一件事“177米”。这数字代表了未来水库的水位，在其最大容量时，可以上升到海平线的177米之上。在长江两岸所有的居住区都有类似的红色标记，往下游走，这些数字稳稳地沿着山坡往上走，直到最后，去到像巫山那样地势低矮的城镇，标记的位置远远高过了城市，意味着，一旦大坝在2009年达到了其全部容量，什么都不会留下。

因为涪陵乃是在大坝地址的上游三百英里处，江水的上升在这儿的效果远不及巫山那般戏剧性。但即便在涪陵，红色数字的阴影还是预示着巨大的改变，拿白鹤梁来说，新水库的表面将高出唐朝双子鲤鱼130英尺（40米）。

有时，当我在城里，我会停下几分钟，端详这177米的红色标记，在一个普通的早晨。在小吃店外，孩子们在玩耍，棒棒军在石级上背着货物，小店的女主人在门口煮一锅黄豆。中山路上，失业的劳工拿着锯子和油漆刷子站着，寻找工作；擦鞋的男人和其他小摊贩在标记边摆开他们的货架；然而在十年后，所有这一切都将沉入新水库的水面之下。沿着下坡路走去，我能看出城市里将有那么多地方要受到影响；老城区的绝大部分，以及它那些木瓦结构的建筑，中山路上的整个商业街，以及江滨路。它们都是城市里生气勃勃的地段，而人们好像总是太忙，没人会看两眼这些标记。江水直到2003年之前都不会上升，对涪陵的居民来说，时间很长。他们有别的事情去担心。

他们还得到了政府的承诺，要修建一道新的堤坝，在涪陵周边保护这些低洼地区。每次我向人们问到三峡工程，他们总是耸肩，说城里会建一高达45米的水坝，这就是说新的三峡大坝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家。但关于这堤坝的细节极其模糊。它会围绕住整个城市吗？什么时候修建？如果有人在家边上修一道45米的高墙，会不会暗得吓人，很不愉快？而且，安全呢，你能真的相信这水坝？每次我问到这些，没有有任何答案，而且似乎没人对这些疑问有兴趣。这里会有一座水坝——那就是他们知道的，那就够了。即便在我1998年夏天离开涪陵时，堤坝的建设也没有开始，但我还是没有听到担忧或关切。

我听到最多的，还是关于大坝的好处，而且都跟从着我那课本中的文章的那三点：电力，洪水控制，交通。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人们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议题，若考虑到这三点，新大坝的确会带来显著的不同。迄今而止，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大坝，而它的墙将有胡佛大坝的六倍那么长，三峡大坝的二十六只涡轮机将发出180亿瓦的电力——相当于十个核反应堆，足够将中国的GDP增长10%。长江夏天的洪水，在过去六十年里造成33万人的死亡，在大坝下会得到更好的控制。它会将重庆转变为一个海港城市，当万吨货轮溯江而上的时候。

这最后的一点对涪陵有着特别的利益关系，因为大型船只无法在所有季节里上到重庆。两城之间有些狭窄的河道，有猜测说，涪陵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码头，为那些大到无法抵达重庆的船只服务。这将是个重大的变化，而涪陵，以及其轻度污染的乌江，此前在四川的交通网络中，只扮演一个相对较小的角色。更重要的，这一新的地位将结束涪陵的孤立状态。当我抵达涪陵时，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直达公路已经开始动工，有人说在2000年会建铁路。对涪陵人民来讲，这是期盼已久的改变；很快，他们的城市将不再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江城，而他们不用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不用依赖江上的慢船。

然而，与此同时有另一个明显的问题：你能真的相信长江边的所有人——那些船长，生意人，害怕洪水的农民——不再依赖长江的怜悯了么？或者，随着驯服长江的努力进行，发生灾难的可能会上升，大江还能受到控制么？大坝乃是建设在一个地震发生带上，而关于山体滑坡，造就出巨大浪涛，这不稳定的峡谷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而且长江不单是水而已；它携带的淤泥多过密西西比河千倍。重庆和涪陵这样的城市将它们的生活垃圾排入江中，或多或少未经处理，再加上工厂的污水，这里有猜测说所有这些淤泥和垃圾将在大坝后堆积起来。万吨货轮在四百英里长的沼泽地里可发挥不了什么运输作用。

为了这些那些的原因，长久以来，这项目引发了人们启示录般的灾难预期，在外国和中国专家的眼中都有。他们看见了一个破碎的大坝，一个淤塞的水库；他们警告说升起的江水会带来新的毒污，那些本是留在江的两岸的。水库会淹没13座城市，140个镇，1352个村庄；它会吞没650个工厂，以及139座电厂。在过去上万年里，河谷乃是人类文明的家乡，而所有人类无尽的痕迹，那些倾倒的垃圾，化学废弃品，都将在新的水库中停驻不去。而大江不是什么可以随便修补的小玩意儿——超过3亿5千万人生活在长江流域，超过美国与加拿大的总和，地球上十二分之一的人口。[1]

专家们警告说，水银，铅，以及其他的有毒物质，可能会从被淹没的地区带入到人们的供水系统当中，而且他们担心新的河谷沿岸传染病的爆发：疟疾，细体螺旋体病，日本脑炎。大坝的四万个建筑工人全都是临时工，住在临时的房子里，可能会通过蜂拥而至的性工作者传播淋病。艾滋也可能通过类似渠道传播。而一旦大坝工程结束了，这些工人又会去到哪儿呢？

而那些因水库而迁移的近两百万农民，情形又将如何？政府保证说给予他们土地和工作，大约将要花费工程总投资的三分之一——300亿美元的三分之一，这还是根据保守的预测。但四川东部长久以来都是相当孤立的地区，地方官员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很少。把如此巨额的钱财送到那儿去，引发腐败的几率要远高于有效派发给民众的几率。

这儿有数不尽的坟墓，有数十座古老的寺庙，还有许多类似白鹤梁这样的无价文物。这些又会如何安置？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白鹤梁都将是一处重大的历史纪念物，但在三峡地区，历史太丰富了，涪陵这处雕刻甚至没排上A级受威胁的文物名单。下游有石宝寨，十八世纪所建的，令人瞠目的十二层宝塔，其后，乃是云阳的张飞庙，有1700年历史了。这两处古迹，如若不采取昂贵的保护措施的话，都将要失去。这里还有巴人留下的许多坟墓，他们两千多年前住在涪陵以及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而他们的遗物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对他们的了解很少，而当他们的文物被大水淹没后，什么也不会知道了。

大坝还威胁到野生动物：西伯利亚鹤，中华鲟，短吻鳄，白暨豚，还有172种其他鱼类。承担着中国80%的水路运输，长江的发展已经付出了很大的环境代价，江中现有的白暨豚已经不超过100只了。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五种淡水豚品种之一，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它已逐步适应了长江的泥水，到如今，它已几乎是盲了，依赖于高度发达的声波导航系统。但今天江上布满了船只，而其引擎声音逐年越来越响，那些淡水豚，因进化而失聪，为技术而失听，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危险，寻找配偶。万吨货轮可能就将是他们的终结。

在中国的领袖们开始考虑大坝项目以来的数十年里，这些观点始终都在被提出。工程首先是在1919年由孙中山提出的，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经严肃考虑过此事。对独裁者来说，这项目里有一种传统的中国魅力，即务实又宏伟——一种将一个穷国现代化的方式，同时聚集起了民族自豪感，一个现代化的基建项目，其规模可比长城与大运河。毛的工程师在1955年完成了一个全面的综合评述，如若不是大跃进与文革的话，工程可能早已启动。

但这儿也总有反对者的声音。即便在1980年代，当邓小平和总理李鹏接近了大坝工程的实际启动前，大坝工程还是当时中国可以公开讨论的少数重大话题之一。批评是被接受的，而批评的声音很是不少；许多专家相信，建设一系列的小水坝，在长江与其支流上，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益，同时又回避了风险。争论一直持续到1987年，终于，政府厌倦了这种民主形式，开始消音。如果中国的领导想要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它就将建起来，不管什么风险。没有什么困难会被放在心上——什么淤泥，地震，失落的文物，灭绝的生物，失地的农民。专家的意见也被忽视掉，就好象过去那些年里一样：当毛泽东在1950和1960年代鼓励高出生率；当大跃进被启动的时候；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只需决定，而不是讨论。没有理由因噎废食。

但有些批评的声音不肯自动放弃。戴清，一个中国记者，他是对项目批评最多的一个反对者，在监狱里呆了十个月，在他于1989年出版一本书谴责大坝后。在1992年，李鹏推动人大在项目上做了最后一次投票，它照例通过了。这没什么出奇的——人大无非是橡皮图章的大会而已——但还是有强烈反对的迹象，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弃权或反对票。

中国第一个环保游说团体的形成，就是源于大坝，而即便项目在1993年动工后，还是有小心谨慎的批评意见。在1996年的八月，我到达涪陵的那个月，有一批考古学家与其他教授们公开要求江泽民主席作出努力，来保护那些淹没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本来的计划时间开始于1996年，然而什么都还没做，那些请愿者要求20亿资金用于采取种种必要的措施：挖掘文物，迁移庙宇，建立新博物馆。有建议说，用一个堤坝来保护石宝寨的宝塔，一块块地将张飞庙移至高处。天津大学建议修建一个水下的博物馆来安放涪陵的白鹤梁。游客们将从岸边的一条隧道进入博物馆，而新建筑的屋顶将浮出新水库的水面，其形状近似那古老的条状砂岩石。

这些计划和抱怨让推进大坝工程的的人们很是不爽。七十岁的首席工程师魏庭成把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花在了发展大坝上，他对那些考古学家建议中的“宫殿”很是不屑。“告诉你实话”，他在1996年对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中国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很低，他们才不会去欣赏那些文物古迹，只有专家才会去那些博物馆。”

这话说得不是很有技巧，但在某些方面它表达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些困难选择，在美国，人们在梦里都不会想到。我想起每次造访白鹤梁时，我都会为这古老石刻与永恒江河的交汇而深深惊叹。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强烈感受到这两种历史，自然与人类，其一乃是循环的产物，而另一个，总是直直瞄准——进步，发展，控制，而其结果则是好坏参差。而我感觉到，在长江上，将这两者强行合二为一乃是危险的侵犯行为，把大江的循环压制为停驻不动，压到大坝的长堤之后。

但这是一种不乏诗意的感想，而涪陵的大多数人消受不起。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访问白鹤梁，而且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怎么担忧。在石梁上，经常除了我之外别无一个游客，唯一见到大批游客的那次，乃是1998年的春节，当时我为自己的书来这里做一个研究。涪陵的大多数人难以辨认铭文——字乃是繁体而非解放后的简体，而所有的文字都跟随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文言风格，二十世纪文学改良前的那种。即便受过教育的人也经常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你想要看看本地的历史，无需那么麻烦坐小船到这儿来——你只需随便晃到乡下，就会撞上某一清朝的古墓，找都不用找。

对于城里派了那么多工作人员到石梁这儿来，我很是感动，尤其许多工作人员的培训那么好，几乎可以回答关于铭文内容和历史的所有问题。对于一个几乎没有外来游客的城市，对于一处时常便无人问津的历史古迹来说，这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这里不像是美国，一处类似晚清朝代的空荡荡的战场便可以收到几百万的资金赞助，仅仅因为有些士兵在这里打过仗，站死了，在内战期间。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而你若将这些古迹全都保护起来，人们简直无处种田了。

政府对水下博物馆的建议还未做最后决定，不会看来很难同意。这议题有时在重庆晚报上会有提及，而这份政府运营的报纸总是很小心，提到官员们也考虑另一方案，在大坝建好前，将铭文全部拓印下来。对官员来说，这无疑乃是更实际的方案。当地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建一个水下的宫殿，而白鹤梁对涪陵的普通市民来说并没多大意义。似乎，最大的可能乃是拓印下铭文，然后送去遥远某处的博物馆，而大水将永远淹没石梁。专家们预计，在大坝完工的十年时间内，水库的淤泥和沙子将把石梁上1200年价值的铭文永远抹平。[2]

保护石梁并不在当地人的优先考虑之中，这并不出奇，我更讶异于涪陵人似乎对大坝的其他议题也很消极，包括迁居移民的事儿。除了下城区那儿会建一堤坝外，仍有数量庞大的人们会因新水库而迁移：江东区的居民，白山坪脚下的农民，还有住在插旗山低处的人们。他们被称为移民，而有些人会被搬到我们校园后的新公寓去住。这里原先是农田，而原先在这儿的农民，被征了田，给予的补偿乃是打了折扣的公寓房间，或者，也可以选择一份政府的工作，或一次性现金赔偿。跟我聊的那些人拿到了六万元，而他们所有人的选择都是这个，现金——在涪陵这可是很多的钱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带来的年收入水平。他们还被提供了一份七十元一个月的补助，就他们所关心的来说，这个赔偿安排算很美的了。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那么多的中国人离开乡下去寻找城里的工作，要想叫一个农民不做农民，实在不需要花很多钱。每次我走过那在建的小区时，我见到小店里满满当当的前农民，玩麻将，抽宏声香烟，耐心等待那一天，当大水把他们的新邻居从河岸往高处赶。

有时会有报道说，移民们没有收到他们的补偿金，这经常都是源于腐败的官员们侵吞了资金，这种问题看起来在下游城市如万县尤其严重。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中，最普遍的反应也是相当安静的抱怨，而非公开的抗议。实情乃是，大坝所造成的动荡，对外人来说看似巨大，然而对当地人却不算什么，想想当地的近代史便可知了。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中国经历了解放战争，激进而且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8到1961年，文革，以及改革开放。

涪陵和其他的江城还多了一项经历，它们曾是毛泽东三线工程的核心地段，在1960年代，对这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对这项工程的准备起始于1950年，当时毛泽东派邓小平去了西南考察，看看将上海的军事工业转移到四川以及贵州的可行性。来自美国的核弹威胁触发了这一计划，因为毛泽东对中国高度集中的国防工业受美国打击的关切不断上升。朝鲜战争使得工程提速了，最终，四分之三的中国核武器工厂被整合到了三线，同时迁来的还有一半以上的航空工业。在哈里森赛里斯比的“新帝王们”中描述到，“这好像将整个加州的高科技产业拎起来，整个转移到1880年代的蒙大拿的荒野中去。”

与此相比，将大江变为大湖看似小玩意儿了。涪陵的经济很多都源于三线的工程，这使得当地人习惯了巨大的改变。当地的海凌工厂，现在制造民用的内燃机，前身乃是上海迁移来的国防工厂。几英里的上游处，是川东造船厂，在旧日里，乃是为核潜艇造零件的。所有当地的长安牌出租车，都由重庆一家工厂所造，其先前的业务乃是制造军用枪支。

自从邓小平掌握权力后，三线的许多工厂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变，在1980年代，这项目逐渐解体了。随着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迅速改善，来自美国的威胁看似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无论如何，把工厂转移到涪陵这种地方，也根本提供不了多少的保护作用）。三线工程对国民经济一直都是巨大的消耗；在有些年里，中国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这项目上。从未有一个大国以这么大的规模重组过其经济——即便斯大林的头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法相比——根据一些人估计，三线工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