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民国90年

最初到安阳工作的考古学家，如今只有一个仍然在世。1936年的夏天，甲骨的最大贮藏地被发现，石璋如监督了那儿的挖掘工作。第二年，日本占领南京，国民党逃到了西部。1949年，他们被共产党人赶到了台湾。这就是石璋如的故事：一个到处流浪的考古学家，由于战争不断地迁徙。1936年6月，在那年夏天最后一次的挖掘中发现了甲骨，石璋如为此发表的文章中，有这样一针见血的描述：

不过，事实上，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发现未知的实际乐趣，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安阳的考古学家告诉了我石璋如的事，随后我给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打了电话，是个助手接听的。“石教授今天不在，要到下午3点左右才回来。”她说。“他这周都忙着开会。”

我告诉她，我正计划到台湾去。这样的旅程需要时间；台湾这座岛屿和大陆之间还没有直航，要到台湾去的旅客必须要在香港转机。我问她石教授下个月是否有空做个访问。

“噢，我敢肯定，他随时都可以做访问。”她说。“石教授每天都会在这儿的。”

我问道：“是那个1930年代就在安阳参加挖掘工作的石教授吗？”

“是的，没错。”

“他还去开会吗？”

“只有访问者来到台湾时，他才会去开。这一周有些人从内地来了。”

“他今年几岁？”

“他刚过完100岁生日。”

“他的身体怎么样？”

“非常好！”她说。“他的一只眼睛有点问题，听力也不是很好，不过其他身体情况都很好。和我们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可以说他是办公室里最老的员工了！”

按照西方人的算法，石教授应该是99岁；中国人认为刚出生时的胎儿就是1岁了。石教授是河南省人，他在那儿以考古学家闻名，但1949年以后他就没有回过内地了。自从来到台湾以后，石教授集中精力，主要工作是整理、分析和发表他以前所有的研究记录。这是一种有效的考古：如果你无法再在安阳展开挖掘工作，至少你可以发掘你那些来自安阳的记录。2001年，石教授99岁的时候，发表了他的第18本书：《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10册。我来到石教授的办公室时，他骄傲地给了我一本，用颤巍巍的手在上面签名并写下日期。书里面的材料是在60多年前调查出来的。

他的书桌看起来像某个去世的著名作家生前的纪念物。一本皮革封面的现场笔记本摊开着，泛黄的页面上用墨水画着墓地的草图：两具俯卧的骨架，一个圆形的容器。笔记本上注明的时间是1936年。笔记本的旁边放着这位考古学家197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商代马车研究》。（在安阳的时候，石教授参与挖掘并分析了中国最早发现的马车。）桌面上摆放着用具了的工具：放大镜、直尺和丁字尺。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老旧的，除了一些电脑打印出来的文件，上面印着各种不同式样的数码相机模型。他的助手告诉我，石教授想要从这些数码相机中找出最有用的一架，以便他日后做研究。

石教授的体重不到90磅。他两颊凹陷，一头纤细的白头发，瘦而细长的手指紧紧抓住他的拐杖。由于患了白内障，他的右眼常常闭了起来，不过他兴奋起来的时候，那只眼睛就会颤动着半张开。他说话里仍然带着很重的河南口音。有时他的助手必须在他耳边重复一次我的问题，但老人家总是反应很快，马上就能回答。他那些年轻的同事管他叫作“活字典”，因为他能如此迅速地回忆起种种事物，而且非常准确。如果我提到某件文物，他马上就能记起文物发掘的时间和地点。像台湾的所有人一样，他对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从1912年1月1日开始算起的——那天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按照传统，每一个中国的朝代都从建立之初开始计算时间；虽然共产党人抛弃了这种方法，但台湾人仍然这么做。这就相当于我们西方人的主的纪年，是神圣庄严的时间参照点；石教授告诉我，那个甲骨驻藏点是在“民国25年”发现的，也就是1936年。他说，那年6月，在一星期之内挖出了一大堆甲骨，精确算来一共是17,756件甲骨碎片。

当我提到甲骨文学者陈梦家的名字时，老人患白内障的那只眼睛眼睑颤动了起来。

“我记得他。”石教授说。“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见过面。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熟，但我知道他特别聪明。他的教职不在中央研究所，这可能是他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台湾的一个原因吧。后来我听说共产党人杀了他。”

在和日本打仗的时候，中国人想方设法，不让甲骨和其他文物落入敌手。他们整理了好几吨的物件，用火车、卡车和船把它们运走，总是比日本人快一步。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加剧，这些文物甚至有了更大的象征价值。国民党有着一份引以为傲的遗产——这个政党是孙中山建立的；它的力量越削弱，对中国过去的掌控就显得越为重要。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最终逃往台湾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就是转移这些古老的宝物。考古学家们有两个选择：或者跟随着最好的文物跨过海峡，或者留在大陆，那是所有遗址的所在地。

当时国民党声称，只是暂时住在岛上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国民党最终会胜利地反攻大陆，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也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所在地。几十年来，台湾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就像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联合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拒绝派人参加奥运会，原因是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运动员用中华民国的旗帜参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中国的图景越发显得别扭：这是一个据称由一些流亡者统治的大国，而这些流亡者实际却被困在南中国海边的一个岛屿里。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来到北京，迈出了美国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随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台湾政府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应当的，没有一个政权比台湾更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那一年年末，联合国驱逐了台湾的代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在那份文件里，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立场并没有争议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台湾和大陆是一体的。只是对谁来统治这个在想象中重新统一的国家，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则试图把自己置于边缘位置。1979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时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确立了台湾的将来要由“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一旦台湾遭受入侵，美国人保留出兵护台的权力；且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装设备。

多年以来，这种状况保持稳定，然而台湾不断地受到屈辱，逐渐失去了它的尊严。台湾被联合国和大多数的国际组织所决绝，这个岛屿看着自己的政治同盟一个个地溜走。到2001年，只有不到30个国家还承认台湾，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一厢情愿的同盟：同盟国都是一些小国，例如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台湾可以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他们的旗帜是严格禁止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举行兵乓球比赛时，美国警察给一个台湾球迷上了手铐，并把他押送到看台外面，原因只是因为他挥舞了他的岛屿的旗帜。

不过台湾人仍然拥有那些文物。台湾人在保护中国的过去这一点上，远比共产党人要做得好；不管在国际上受到怎样的屈辱，台湾人仍然为这个事实而感到骄傲。国民党建立了一些美丽的公共机构建筑，例如故宫博物院，那儿就陈列了一系列最为令人惊叹的文物。他们还给予考古学和历史学特别丰厚的资金，让石教授这样的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他的笔迹。

这个老人的办公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里，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我参观了所里的贮藏室。贮藏室里很整洁，有温度监测器，文物都小心地放在抽屉和箱子里。商朝的青铜长矛十支扎成一捆放好。地上放着一只200磅重的青铜鼎，这是在安阳的皇家陵墓里挖掘出来了。有两大箱甲骨文的碎片，是在1936年发现的。那个年轻人拾起了其中一片龟甲，30个世纪以前的占卜者用某种方法把这龟甲弄黑了。年轻人告诉我，上面的刻字口头翻译过来相当于这样的意思：

近日我国一切安好。

近日我国将遭遇祸事。

架子上摆放着古老的皇家打字机，还有一种测量工具，上面贴的老式标签写着“纽约柯菲-埃塞公司”（Keuffel and Esser Co.,New York）。年轻人告诉我，石教授在安阳时就用它。他的挖掘工具如今也变成了文物，和古老的青铜器及甲骨归为一类，存放在同一间贮藏室里。

石教授告诉我，他当时很轻易就下了去台湾的决定。“我是1949年1月从南京来到这儿的，”他说：“我早就变成了某种难民，不断地迁徙。我转移了有8、9次之多。台湾只是又一次转移而已。你这么想吧：如果有人把你所有的研究材料、你一生的心血工作全部转移走了，那么你会怎么办？”

1990年代，大陆的考古机构邀请石教授回去参加会议，石教授谢绝了，他觉得自己太老了，不适宜出远门。但他仍然留意着最新的考古发现，当我问道他是否听说过正在给安阳地下之城绘制地图时，他马上就回答了我。

“唐际根负责这个。”老人说。“他们告诉我，现在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不过已经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城墙，他们认为是一座城市。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挖掘和研究一个这样围了城墙的城市。”

他停下了，用那只好的眼睛看着我。“北京现在没有城墙了，是吗？”

我告诉他，共产党人在大约40年前把北京的城墙拆掉了。

他说，“但西安还有城墙，是吗？”

“是的。他们保护了西安的城墙。”

他又一次停下了，似乎正把他脑海中的想象重新转回到安阳和地下之城里。他的右眼还是闭着的。“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研究像那城墙一样的东西。”老人说：“我们在那儿做了些调查，但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城市。小屯那儿就已经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了。现在他们有时间了。当然，我还在那儿的时候，安阳只是农村而已；没有什么飞机场。”

石教授对那个地方的了解让我惊讶：石教授这样的考古学家逃到中国西南部以后，日本人建了那个飞机场。我回到大陆很久以后，有一次和唐际根谈话——年轻的唐际根主管安阳最近的挖掘工作；我向他提到了采访石教授的事。唐际根不到40岁，是中国考古学的后起之秀；他曾在伦敦大学做博士研究工作。他从来没有见过石教授；有一次，唐际根想去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台湾人没有批准他的签证。不过，我告诉他石教授对最近的调查工作很熟悉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唐际根告诉我，他把地下之城的地图都传真去了台湾，这样石教授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发现结果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的考古：在安阳的年轻人研读着大地的核心；而年老的流亡者在台北，研读着传真过去的地图，回忆着许久以前那片他放弃的土地。

石教授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娟杏（音译）今年85岁了，举止优雅，一头整整齐齐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眼光锐利，非常警觉；吃午饭的时候，她不时地瞥一眼她那一台浅黄色的手机。她一边吃饭，一边用筷子挑出合适的小块食物，给她的丈夫。

每个人都对这个老人关怀备至。在研究所，石教授有两个全职的助手；而年轻的考古学家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一片深情。他似乎被看成是某种吉祥人物，某种连接一个时代的纽带；对于上个世纪中整个家庭从大陆迁徙到这儿的台湾人来说，那个时代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感伤起来。而他的身体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清晰无比的记忆简直像是商朝甲骨一样的神谕。每当他说话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他所说的并不是简单的故事；他回忆的是那漫长的一生，那不停地被政治和历史打乱的一生。

这一周正逢台湾选举，中午吃饭的时候，年轻人说起了前一天集会上爆发的一场打斗事件。他们很兴奋，台湾的年轻人热爱政治运动。娟杏皱了皱眉头，说她不喜欢谈论这些话题；她的丈夫表示同意。

“我的研究是关于古代的，当代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他说。“我对当下的了解总是越来越少，我会听新闻，但不是经常听。”

他告诉我，他喜欢看一个叫《大陆寻奇》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描述的地方都是他年轻时就知道的。我问他会不会参与选举投票，他耸了耸肩。“我还不确定。”他说。“周六是属于我太太的。她决定我们周六做什么。”

我问他：“如果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呢？”

“我还没想过呢。”他说，随后咧开嘴笑了笑。“无论如何，这是个秘密。”

娟杏抱怨着老人吃得太少了。午饭快吃完的时候，我问老人，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

他抬起了头，说不出话来。第一次，石教授被日期给难住了。他喃喃自语地数着年份，然后他的妻子插话了。

“是民国44年。”她说。

“那就是你已经搬来台湾以后啰？”

“没错。”她说。

台湾岛的历史由不同的外来者分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原始部落住在岛上，到了17世纪，就有大量来自大陆的人来到岛上定居。17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正式把台湾纳入自己的版图，不过对它的管理并不严密。这个岛屿变成了商人和拓荒者的基地，这些人里面大部分是从福建来的。

1895年，清朝在一系列战争中输给日本后，就把台湾岛割让给了胜利者。（负责签订条约的清朝政治家解释说，这项损失并不算太糟糕，理由是台湾岛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什么用，对什么事都缺乏热情”。）日本人此后开始统治这个岛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段时期台湾叫做福尔摩莎(译者注：Formosa，意为“美丽”)。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及其他的大陆城市时，维持的时间都不长，且表现得很残暴；但台湾却做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日本人在台湾修筑了公路、铁路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办的学校培养了台湾本土的精英，为他们加入日本帝国做好准备。甚至到了今天，很多台湾人仍然说着日本人的好话——这种态度对一个大陆人来说，是全然陌生的。

日本投降和中国内战以后，国民党把另一个层次的殖民带到了这个岛屿上。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的时候，外来者的人数并没有本土的人多，但国民党牢牢控制着大权，实施严厉的统治。它维持着戒严令，媒体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的异见分子都被抓到了监狱里。但台湾的经济繁荣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自由市场和美国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地感到不自在：美军支持对台湾的保护，彼此间的贸易让这座岛屿受益，但国民党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丁点儿美国所重视的政治理想。

1980年代，美国官员施加压力，逼迫台湾进行改革。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统治台湾后，逐渐形成了专制小国中罕见的领袖形象：他本是个独裁者，却一手为击败他的独裁制度铺平了道路。1987年，国民党取消了戒严令；两年以后，他们实现了反对党的合法化。在随后的10年内，民进党成了国民党最有威胁力的对手。支持民进党的主要是台湾本土人，他们对“一个中国”的概念不感兴趣；1999年，民进党的纲领开始把台湾描述成一个独立的国家。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总统大选。

随着政治向本土人士倾斜，对文化和历史的看法也相应地改变。台湾人开始重视这座岛屿的本土历史，而非大陆传统的朝代更替；历史书也从台湾的角度重新编写。学校开始教闽南语，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母语，以前教育机构是禁止使用这种语言的。这座岛纪念它自己的敏感日——1947年2月28日，那一天，国民党面对反政府游行，屠杀了数千个台湾平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的历史镜头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的：台湾人试图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受害者，被外来者误解和伤害。这基本视角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外来者并非日本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台湾人用中国的历史反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