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7日

在去电影拍摄现场之前，我和波拉特的朋友见了面。我们非常谨慎，做足了预防措施，特别是打电话。我乘坐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以后，我坐了辆出租车去市里，打了个付费电话，听到电话铃响了一声，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他打了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一个公园的地址。我没有打开手机，以防当局万一追踪我的手机信号接收站。据报道，中国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就在西面国境的那一边，阿富汗战争结束还不到一个月。

在公园门口附近，我看到了一头金发，认出了他。我们曾在北京雅宝路见过一次面，他就是那个有时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的维吾尔族人。我们握了手，在公园后头找了张长凳子坐。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美元的钞票。我把那些现金放到我的钱包里。

“我这个星期就把支票寄出去。”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要到1月份。”我说：“那时候我就会见到波拉特。但我现在会先把支票寄到华盛顿的一个朋友那里。”

那人不断地环视四周。新疆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两人看起来都不完全像外地人。不过，如果有人听见我们在说中文，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他问我，我上次去美国时波拉特看起来怎么样。

“还行。”我说。“他住的地方很糟糕，不过他现在搬走了。自从9.11恐怖袭击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

“他的文件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他已经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了。他很幸运，移民局在9月11日前批准了他的申请。我敢肯定。现在获批可是难得多了。”

“他的妻子很紧张。”那人说。“我觉得她害怕去美国。”

我原来就决定了不和波拉特的妻子会面，因为现在这段非常时期，她最好还是尽量减少和我的接触。一个呆在新疆的外国记者很容易让人起疑心，这次来拿现金已经足够冒险了。我问他现在的政治气氛如何。

“我们在公园里走走吧。”他说。“不要在这儿坐太久。”

他告诉我说，波拉特的家人虽然接受了审问，问他们波拉特为什么没回中国，不过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拉特的家人有朋友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工作，帮了他们一把。无论如何，当局现在关心的似乎是更大的问题。波拉特的朋友听说，一个在喀什葛尔的维吾尔族人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政府认为这人的几个儿子在基地组织受训。我问他是不是有很多维吾尔族人加入了塔利班。

“不是很多。”他说：“但有一些。无论如何，这对政府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借口。”

我们重新回到公园的大门处。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在什么电影里露个脸。

“没有。”他边笑边说。“这种钱总归没什么好赚的。我想明年在杜拜做些出口生意。你正在报道的是什么电影？”

我在新疆是要调查姜文的故事，他是目前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之一，现在正在中国西部拍戏。

“这部电影在哪里拍？”

“在鄯善县外头的一个村子里。”我说。“是在沙漠里面。应该景色很好。”

我问他觉得姜文怎样。

“姜文比大多数的中国演员要演得好。”他说。“不过我不会看他们在这里拍的任何电影的。我敢肯定，电影内容只会是一派胡闹。”

我们握了握手，他向我道歉说不能请我去家里坐了。离开公园以后，我打开了手机。第二天早上，我雇了辆出租车，车载着我开了五个小时。我们绕过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边缘，看着周围景色逐渐变得荒寂，最后来到了火焰山脚。

我第二天在拍摄现场，他们拍到了最后一场戏的第五个镜头；当傍晚时分的太阳渐渐变成荒凉的金红色时，一个演员骑着马冲进了一个木架子里。那个木架子是片场大门入口的一部分，但布景设计者犯了个危险的错误：对于一个骑在马上的人来说，木架子刚好是在脖子的高度。那个骑手最后一刻想要把手举起来。他和其它五个骑手一起并肩骑马，速度飞快；他们在电影里扮演唐朝造反的士兵，因为想要保护一处佛教的遗迹，正试图从一个叫大马营的绿洲里逃脱。

唐朝的统治从公元618年延续到公元907年，那段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繁荣起来。唐朝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诗篇。那个演员摔倒在地上，不能动了。到处飘荡着尘埃，空气渐渐凉下来；太阳很刺眼，低低地悬挂在戈壁滩上。此时的光线再好不过了。

景色也是完美的。火焰山上没有树，只散布着道道山脊和沟壑，山的侧面是干燥的土地，随着渐渐消失的日光变幻着颜色——从棕色变成红色，再从红色变成灰色。在火焰山的最高峰，是一片白色的积雪。在山下，越过大门入口，是戈壁滩上一片开阔的沙砾地。平坦的沙漠伸展至视线消失之处，其中时不时出现一块块灰白的碱性土地。这空旷的景象总是拍电影的好地方。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停止了和国外大部分地区的接触，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制片人想要与众不同的取景时，有时就会来到新疆或者其它的西部地区。它们成了外国电影的替代品：这是产自国内的异国情调。

如今电影人又回到了中国西部，不过这一次他们是希望把这一片风景出口。一年之前，电影《卧虎藏龙》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票房收入超过了一亿两千万美元。其中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场景时在沙漠里拍的，而现在，似乎电影业界的所有人都回到了西部。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投资了一部叫“天脉传奇”的动作片，最近正在甘肃省内拍摄。那部电影的导演张艺谋正在拍摄另一部由外国资助的武术片，名叫《英雄》，那部片有部分场景是在甘肃和内蒙古拍的。

而在这儿的火焰山脚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正在拍摄《天地英雄》，电影广告上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故事。按照中国的标准，这部电影预算很高——一共是6百万美元，而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这部电影的女主角由赵薇出演，她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日本明星中井贵一也加盟了这部影片，他扮演反派角色。但最大的新闻却是姜文的“重出江湖”。一年半以前，他凭借《鬼子来了》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大奖，《鬼子来了》是他导演的一部战争片。中国政府禁止了该片的公映，指责姜文不尊重国家的历史，从那以后，就不允许他出演和执导大制作的电影。这部关于中国西部的电影，是姜文想要恢复政治合法性的尝试——这部背景设置在久远过去的动作片不会对共产党构成威胁。

电影的主题是安全的，但那些马匹却成了另一个问题。这天早些时候拍逃亡的场景时，那个日本演员就因为骑马受伤了。几周之前，一个叫李不空的中国演员骑马时被马甩了出去，肩膀脱臼。另一个叫王学圻的演员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折断了几根肋骨。王学圻扮演的是一伙突厥土匪的头子，他戴了长长的假发和莱塞的隐形眼镜。有个特技替身演员现在还呆在哈萨卡斯坦边境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一个负责食物供应的剧组乘员扭伤了脚踝。甚至制片协调人也被马甩了出去。38岁的姜文在拍摄用剑打斗的场景中，弄伤了膝盖和背，但他是迄今为止少有的还未从马上摔下来的演员。

他的妻子舍尼韦斯·桑德琳，最近带着小女儿来到了拍片现场。桑德琳是一个高挑的法国女子，美貌惊为天人，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宗教人类学博士。他们拍逃亡那一场戏时，我就站在桑德琳的旁边。我们用中文交谈：我不会说法语；她也不习惯说英文。在镜头转换之间，我问桑德琳，法国对姜文获得戛纳大奖有什么反应，她边回想边微笑起来。“戛纳电影节结束以后，我们去了法国南部旅行。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他们说，噢，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祝贺你们！我们走进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们就会放下咖啡，要和我们拍照。”

这就是当时的场景：耀眼的光线，无边无际的戈壁，一位金发女子说着带法国口音的中文。导演宣布开始拍摄第五场的镜头，大家都安静下来。一阵轻柔的风吹过。最近的小镇要在沙漠上开一小时的车才能到。拍摄现场没有医生。那个演员径直冲向了木架。

他躺倒在地，一片灰尘弥漫，剧组人员飞快地跑了过去。有人喊“这是刘哈里森”(注:刘利年,海归导演、演员及国际职业设计师。)，他在姜文的匪帮中扮演其中一个士兵。这个摔下来的演员试着要站起来，却又跌倒在一片尘土里。他的手扶着脖子。

姜文让他的马猛地一转身，急急地停下；他飞快地从马上跳下来。他的脸色发黑，非常生气——一整天，由于各种事故和拖延，挫败的情绪越来越浓。姜文的父亲是解放军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作为军官的儿子，姜文有着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胸膛，还有未经修剪的胡须。中国人常说他长得像个“流氓”：板寸头，往外鼓的双眼，轮廓硬朗的下巴。他的双肩很宽。他不停地抽烟。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从他嘴里迸出的每一个词，都像从腹部下面发声，然后从多年抽烟积聚的烟雾中升起。不过，虽然他长着流氓似的外表，却在电影方面却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除了拍戏以外，他还执导过两部大获好评的电影。

姜文把哈里森扶了起来。起初，这人看起来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他们两人和其他演员一起，围在了导演何平周围。他们看着屏幕上的重放，想要找出刚才出了什么差错。天冷了下来，阳光不多了。在屏幕前面，一匹马侧身走过，得意洋洋地撒起尿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剧作人员动手把那个危险的木架子锯掉。哈里森还在揉着他的脖子。

“我们必须重拍那一幕。”何平说。

“你骑得太快了。”其中一个演员说。

“是你骑得太快了。”哈里森反驳道。

姜文踱着方步，从屏幕前走开了。他带着头盔、臂铠，还穿着到膝的马靴。皮质的护肩罩上是条状的铠甲。他的一只手里抓着条皮鞭，脸色看起来就像火山随时要爆发了一样。他转向他的私人助手，吼道：“给我根烟！”

那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烟。烟的牌子叫“雪莲”，包装上有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说。“这是什么烟？”

“这是当地的牌子。”

姜文瞪着那包烟看，最后终于抽出了一根。他飞快地转身走开了，嘴里喃喃自语。他点燃了那根雪莲牌香烟，把它塞到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

和所有伟大的演员一样，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绪的角色。在电影业改革开放最初开始繁荣的时候，电影制片人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阳和其他黄河岸边散布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中一炮而红，这部戏也捧红了巩俐，巩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国际影星。在电影里，巩俐的角色拒绝了姜文扮演的农民的追求。这男人不屈不饶，又回到了女人的酿酒厂里，女人和她的员工站在那儿，一片难堪的寂静。姜文挑衅地看着他们，随时准备打斗的样子。最后，他转过身去，往一个个瓶子里撒尿，那些瓶子里装着正在发酵的酒。接着他就把巩俐抱起，举到髋部，大步走进了卧室。整个片断他几乎没说过一个字。那些撒了尿的酒结果成了酒厂有史以来味道最好的酒。巩俐的角色生了个男孩。《红高粱》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也在国际电影节中大获成功。

五年不到，电影人对黄土高原的痴迷已经消失。1990年代初，支持民主的游行被镇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涌起了一股反外的国家主义思潮。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上映，里面追踪了一群移民的故事，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具有陈规的中国个性，为人有教养、品行端正、诚实正直，而这种个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陈规挑战：空虚的物质主义。姜文扮演的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艺术家，在异乡艰难地适应新的世界。有一回，他叫了个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除了这两个角色以外，姜文还塑造了其他许多著名的角色；而这两个角色也没有限制了这个以后的演艺生涯。这种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常常发生：中国的改变太快，许多艺术家一夜成名，却昙花一现，随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姜文一直广受欢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年来，他扮演过秦始皇，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他扮演过溥仪，那个无能的、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演过农民和警察，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他抓住了现代中国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梦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王朔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通常，历史电影总是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电影人物的生活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纠缠在一起；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却由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部电影最初的脚本包括姜文画在笔记本草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盯着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电影里，这男孩总是在观察着：他透过望远镜凝视着什么；他从一个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窥视着父母的东西。那些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消失了，而受苦、伤痛这些常见的文革气氛，则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觉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大人管教；他们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占据了精力。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让19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

像很多电影一样，它的内容影射了一些别的影片，但它们都属于共产主义世界的范畴。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重演了苏维埃宣传片里的场景——例如《列宁在1918》。而好莱坞看起来还是遥远陌生的事物，姜文的成长时期情形也是如此。1970年代，他住在边远的贵州省，他的父亲和解放军部队一起驻扎在那儿。他们住在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过那条铁路，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唯一能窥见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影了。

“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里，那栋房子就像一个旧的仓库。”有一回，姜文告诉我。“在房子外面是镇广场，每周有两个晚上，那儿会放映电影，就是露天的放。我躺在床上，从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电影。那些电影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像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我还记得《白毛女》这部电影，场景真美。那部电影以前，我从来没看过芭蕾舞。还有，我第一次看见拉丁文，也是在一部电影里。是印在美国士兵头盔上的两个字母：U、S。”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记得这些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们穿得不多：她们的短裤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间紧紧地别着一条革命装的皮带，手里握着枪站在那儿。天啊，她们真美。有一部关于纳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影片，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个场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女人解开了衬衣的几个纽扣，弹着吉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吉他。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

在新疆，拍完那场逃亡的场景以后，演员们坐上了一辆面包车，在戈壁滩的沙石上颠簸了一个小时。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里面，公司有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他们正在这个地区做勘探工作。吃过晚饭以后，哈里森的脖子疼得更厉害了，他想去石油公司的医院里看看医生。姜文的背和膝盖受伤了，他决定和哈里森一起去。王学圻也跟着一起去，他的肋骨需要检查一下。还有一个演员也不太舒服。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一共有六个人，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

有人叫来了综合诊疗部的副主任，他的名字叫曹杰（音译）。演员们为这么晚来打扰他而道歉，那医生说没有关系。他说，他向来都很喜欢看姜文的电影。

姜文脱了衣服，曹医生一边按着他背上不同的地方，一边问他疼不疼。在一天挫败的拍摄经历之后，姜文看起来终于放松了；他和其他演员一起开着玩笑。他的膝盖是青紫色的。他按了按其中一处伤痕，放了一个响屁。

“这很奇怪，医生。”姜文一副沉思的样子。“如果我推一下这儿，我就会放屁。”他又按了按那个地方，但没反应。“好吧，算了。”他说。

曹医生一直在抱怨最近受伤的情况。好些天来，总有演员和剧组成员不断地来到医院就诊。那天下午就来了个脚踝骨折的男人。

“他没有及时到医院来，导致伤势加重了。”曹医生说。“你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呢？”

“这是部动作片。”姜文说。

曹医生打开了一本医书，把他脚踝的具体受伤位置指给我们看。“他的脚肿得跟馒头似的。”医生说。“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早点到医院里来呢？”

“我都说了，我们拍摄现场那里应该要有个医生。”姜文说。

“和马打交道很危险。”哈里森说。

“你知道主要问题是什么吗？”姜文说。“那些特技演员没有每次都把要拍的骑马镜头先浏览一遍，而且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也不是马术专家。他们只是武术专家。”

一个演员拿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问医生能不能在检查室里吸烟。曹医生也拿了一根烟，他们六个人都把抽起烟来。小小的房间很快变得烟雾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