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2日

9.11恐怖袭击过后的那天早上，我坐上了南下前往安阳的火车。这样的旅程很熟悉，路两旁的风景就像墙纸一样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不断重复的感觉与昨晚电视上的图象形成鲜明对比。不过，这趟旅程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没有理由取消它；而考古学家们总在初秋工作。他们白天呆在田里，一步一步地为地下之城绘制地图。到了晚上，我们就一起看电视新闻。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了对恐怖袭击的最初报道，很难找到更多的信息。我的旅馆里网络连接的信号也不太好。

过了好几天，我仍然没办法得到什么消息，最后我打了波拉特的手机。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正常，不过他现在暂时放弃了找工作。他在中国还有些存款，他说他可能会叫一个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给我些现金，让我帮他把现金转到支票里。我告诉波拉特，由于另一个采访计划，我大概很快就会到新疆去了。那年秋天，我不断地旅行；安阳之旅后，我打算到温州去。

我问波拉特华盛顿特区的气氛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外面的人怎么样了。”他说。“我不常出门，特别是晚上。如果有人问我我在做什么，我很难用英语解释清楚。这就是我担心的事情。”

“你见过其他的维吾尔族人吗？”

“当然。”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过人们都说要小心为妙。”

我离开安阳，乘飞机前往温州。感觉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从考古学家慢悠悠的世界到一座新兴的城市。在温州，经济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你踏上这片土地那一刻，就能感到它的威力，如同一到热带国度就感受到那种潮湿的高温一样。在温州机场，取行李的地方有八间鞋厂的广告。我走出航站楼，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幅巨型广告牌：嘉来顿活塞。我叫的出租车从一面英语标志牌下开过，那个标志是温州政府竖立的：

全力以赴建设轻工业城

（GOING ALL OUT TO SET UP THE LIGHT INDUSTRIAL CITY）

我往乐清去，威利和南希住在那一座温州的卫星城里。一路上，出租车经过了一片片工业区：生产廉价西装的白象，低电压电器的产地柳市。公路旁都是广告牌：兄弟牌打包机，庭宇集团计量器，通达电线。很多广告牌设计得和我印象中的深圳一样，是新兴城市加上田园风光混合的风格：一片洒满阳光的绿地上，一个令人费解的商品。轮胎，变压器，减震器，电源插座。每件商品都是要出口的，每件商品都是一大批的。商品的品牌是中英文的混合：巨邦（Jubang）、Gelhorn、夏蒙（Shar Moon）、奥德康（Odkon）、多尔康（Dorkan）——中国真皮鞋王。

乐清的音像店里出售9.11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这座城市里呆了几天，我就沉迷于此：每次经过一家店铺，我就进去搜寻相关的影碟。那些店主告诉我，第一张关于恐怖袭击的盗版碟在袭击发生后仅仅3天就上架了。

店家把这些关于9.11的影碟放在好莱坞电影那一排架子里。这些9.11影碟通常位于价钱比较便宜的那一区，旁边是几十部我不知道的美国电影。这些面目模糊的电影大部分肯定是没有上映而直接制成影碟的；其注明的出处很陌生，封面上的简介通常有性和恐怖的成分。有家店里，一部叫《初次相见》的电影用中文介绍了一件难事：“他找到一个途径和美女一起赚大钱”，旁边紧挨的那部电影是关于爬虫的：“小虫子引发了残酷的人类大屠杀”。然后就是9.11的影碟：

多家飞机袭击美国！

世界贸易中心完全倒塌

五角大楼和国会山庄受到飞机袭击

白宫国会山庄持续爆炸

谁是凶手？答案仍然是谜。

包装的背面写道：

巴勒斯坦人：“美国人活该！”

美国霸权和强权政治制造了太多敌人

美国陷入全面恐慌

所有9/11影碟都包装得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我找到了一张标题为“本世纪最大灾难”的影碟，封面上的照片有奥萨玛·本·拉登和乔治·布什，还有燃烧的双子塔。影碟的背面有一个小标志，表明影碟的暴力级别和语言级别为R级。用英语写的片子出处乱七八糟的：

试金石影业 呈现 杰里

布鲁克埃梅

出演 大卫 汤姆 汉克斯 丝林 蘈尼斯 大卫

莫尔斯 培

布谢米 文 让斯

中国的盗版碟总是把出处写得很混乱，其他的文字和标志不知所云。他们只注重影片标题和照片，只要这些基本元素是准确的，其他的英文介绍只是用来填补空白而已。我发现有两张不同的9.11碟片抄袭了《巴顿将军》这部电影的出处：“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上演乔治·C·斯科特……”出于某种原因，这个介绍成了中国最为普遍使用的模板，在各种盗版影碟上都会看到一模一样的话。有一次，我在一部关于高中拉拉队的影片上看到了《巴顿将军》的这几句介绍。

9.11影碟的盒子上还复制了一些其他电影的简介片断。那上面有一张照片，是第二架冲向世贸中心的飞机爆炸的场景，随后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

在BOOTMEN这部充满活力的电影里，两兄弟性格坚强，是新南威尔士纽卡斯尔那儿的钢铁厂工人；影片展示了他们最终如何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两兄弟中的肖恩离开了家乡，追寻踢踏舞的职业生涯……

另一个9.11影片的包装上有两张图片：一张是一个惊恐的妇女手指向天空；另一张是冒着黑烟的曼哈顿景观；然后就是这么一段话：

此外，尽管经济现代化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古老的规范和习俗，但它并没有真正“解放”男女对彼此关系的认知和理解，也没能摆脱忠诚和背叛这种古老的感受和限制 。

9.11袭击以后，中国政府比平常要反应迅速。几个小时之内，江泽民总书记就给布什总统发去了慰问的信息；9月12日在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已经加派了中国警察。那天，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这清楚表明了支持美国的态度，同时也微妙地暗示了中国本身对待新疆的态度。就这一次，中美双方似乎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在袭击过后最初的几天里，由国家控制的媒体一点儿也没透露出“美国人活该”这种信息。

然而普通的老百姓会这么说，甚至就当着你的面。在安阳，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现在美国人知道中国的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时中国人是什么心情了。在北京，有天早晨我去了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有个以前偶然认识的男人和我打招呼。“噢，你在这儿！”他说，然后就开起了玩笑：“我以为你被杀掉了。”这样的坦白让我吓了一跳，我可以想象没有外国人时人们会怎么说。

在温州的卫星城乐清，我和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一起去买9.11的影碟。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同事都为这次袭击感到开心。

“有一个老师特别的高兴。”威利说。“9.11过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整晚都睡不着，因为他太兴奋、太高兴了。”

“他为什么感到高兴呢？”

“他不喜欢美国。”威利说。“不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看这种画面。”

“喜欢看什么？”

“大楼倒塌的情形。”威利说。“他觉得这很有趣。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说这就像在看电影一样。有个老师对我说：‘美国总是制造出这么多电影，但现在他们终于弄了一部特别棒的了！’”

我问威利，听了那些话他作何反应。

“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9.11发生第二天，我在学校里就很不开心，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哈哈大笑。事实上，有大概一周的时间，我都避免和他们呆在一起。那个老师告诉我他高兴得睡不着时，我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很恶心。我只想一个人呆着，或者是和南希在一起。我们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迈耶先生，因为他就住在华盛顿特区，又为政府工作。我很担心他，直到你告诉我他没事，我才松了口气。”

我们来到了一家音像店，找到了另外一张9.11的影碟。 店主告诉我说，和普通的电影相比，对9.11影碟的控制可能更严。他说，像《珍珠港》这样的大片，通常在美国发行两天以后就有盗版卖了，然后在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但9.11的影碟现在越来越难找到了。他觉得政府正在切断分销的渠道。

我们离开了音像店，我问威利，我的印象是否正确——国有的新闻业并没有趁这次袭击借机批评美国。

“是的，你说得对。”威利说。“很多人相信，政府其实对这次美国遭受袭击感到很高兴，不过他们什么也不会说。人们说江泽民是个胆小鬼，是个懦夫。他们说，现在有太多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边了，中国不可能保持孤立状态。”

“不然他们觉得中国该怎么做呢？”我说。“支持恐怖份子吗？”

“我想他们并不清楚。”威利说。“人们就是那么说说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大概成了个习惯；政府那么多年的反美宣传，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不过，这种反应也和新闻之外的某种东西有关联。过去，中国媒体上绝少报道新疆的紧张局势。就像西藏一样，新疆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和平的地方，那儿住着勤劳的人民，他们很满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绝少中国人知道，他们自己的政府正为伊斯兰教在西方的蔓延而担心。我问威利，人们怎么看本·拉登。

“有些人说他是个英雄，”威利说：“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他却给美国制造了这么大的麻烦。我听到人们说，现在本·拉登甚至比毛泽东更出名了。”

“那么，他们喜欢本·拉登？”

“也不是。”威利说。“他们只是说本·拉登很出名。”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人怎么用“厉害”这个词，厉害的意思就是“可怕的、凶猛的”。那么多不同的事物，都可以称为“厉害”：一次洪水、一场战争、一个英雄、一个罪犯、一个得胜的将军、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人。并且你可以把任何有影响力的人形容成“伟大”：毛泽东、圣雄甘地、阿道夫·希特勒、乔治·华盛顿——这些人都是“伟大”的。伟大这个词完全与道德无关，如同这个世界是由重大事件和人物所推动前进，而这些事件和人物是那么遥远而陌生，以致普通人无法评价它们。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可以退到一边，静静观看。

我们走进了另一家音像店。“你知道吗，”我说：“本·拉登其实并非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他来自沙特阿拉伯。他的家里很有钱。”

威利站住了。“我以为他来自阿富汗。”

“他现在住在哪儿，不过他出生在沙特阿拉伯。”

“我不知道这个。”威利说：“不管怎么说，很多人印象如此。他们相信他是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如今他让美国注意到他了。”

这家店里没有9.11的影碟，但他们有一套海湾战争的影碟，里面有八张光盘。包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一张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和一段中文的简介：

全世界第一次高科技现代战争！

海湾地区会再起冲突吗？

“这不是新出的。”威利说。“它们上架有一段时间了。我本来想买，我对这个感兴趣。但南希不让。”

“为什么呢？”

“太贵了。”他说。

我拿了一套——8块美金。那天晚上，我们在威利和南希家看了一些9.11的影碟。

他们住在学校附近一栋公寓的4楼。那座楼是新建的，但还没有完工，这是新兴城市的风格：楼梯还没有扶手，水泥地上布满了干了的油漆斑点。威利和南希的家只有一间房，漆成了白色；里面的家具有一张床，一台彩电和一张书桌。几十本书排列在木架子上：《朗文英语语法辞典》、《英美历史选读》、《英语委婉语辞典》。一册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摆在南希的一本硬皮包装的旧书旁边，那本书是亚当·麦耶送给南希的，书名是《南希·德鲁和哈代男孩：超级侦探》。威利那三部已经散了架的字典放在架子的中间，就像骄傲的老兵一样。

在涪陵，这一对年轻人坐在我的课堂里听课，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威利坐在最后一排，鼻子快埋到字典里；南希认真地听着课，希望我不会叫她回答问题。在涪陵的时候，她是个特别害羞的女孩，但这些年离开家乡的经历改变了她。现在我们说话时，她直视我的眼睛。她管着威利——这是最大的变化。在涪陵，南希看起来总像是被威利的聪明吓着了，活在他的阴影里，然而如今他们成了一对轻松的、爱开玩笑的情侣，亲密的玩笑让两人的差距缩短了。

威利说南希批评他太傲慢，我问南希是不是这样。

“当然。”南希说，黑色的眼睛闪着光。“他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总是这样。”

南希试着忍受威利对英语的痴迷。那一年初，温州电视台开始放中央九台的节目，这个台的节目都是英语。每天晚上，威利总是很晚都不睡，一直呆在电视机前，记下新的单词。南希的睡眠质量恶化，成了一片朦胧的闪光和一串串的“慢速英语”。后来，她考虑两人可能需要另一个房间时，电视台就停止播放这些节目了。

有那么几天，威利以为是电视台的技术故障。过了一周，他打电话给乐清的广播电视局咨询，那儿的人告诉他说已经取消了中央九台的节目，因为当地人都不感兴趣。又过了一周，威利又开始打电话到广播电视局去，还用京腔说话。他声称自己在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那儿有好些外国人常常要出差来乐清，他们现在看不到中央九台，感到非常失望。这些外国人在乐清有很多投资，如果中央九台重新在当地开播，他们会特别高兴。好几个星期，威利都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没戏。南希也许松了一口气，但她很巧妙地没有泄露这种心情。

就像很多中国妇女一样，她对钱看得很紧。威利喜欢随便花钱，但南希管他管得很严。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南希的态度很强硬：在没存够10万元以前，她不会考虑怀孕（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存了8万元了）。严格说来，他们算是新婚夫妇——那一年五月，他们终于登记结婚了。但他们还没有举行过结婚典礼，因为他们离家乡四川太远了。两人经过多年的讨论，终于决定不搞结婚典礼，只拍一些婚纱照就算了。那一年夏天，他们独自去了温州市中心的一间婚纱影楼。

他们回来乐清时带着一个巨大的相框，里面是他们俩的照片，这成了他们家里唯一的装饰品：这张用软性镜头拍出的照片里，威利穿着晚礼服，南希穿着淡黄色的婚纱，戴着一串珍珠。他们还买了一本很贵的相册，里面有十几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两人都穿着不同的服装，背景也不同。看起来就像他们举行了12次不同的婚礼，而非压根儿就没办婚礼。这对年轻夫妇出现在温州的公园里，出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他们不断换着服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际风格中变化着。有一张照片里，南希甚至穿了日本的和服。

“人人都会穿那种服装照相，”她向我解释道。“大家觉得日本女人很温柔，很善良。日本女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们的老公。”

照片的边沿用一些英文词语作为装饰（“温柔、高雅、迷人、聪敏”），还有几句像流行歌歌词一样的诗：

“我不爱那晶莹剔透的钻石

我要你抱着我，要你的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