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温州人的某种心态导致他们宁愿让事物保持在简单的状态。在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对于改革开放，温州当地的教育反应迅速。到了1990年代末，温州的私立教育机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座城市里将近30%的高中生和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生，都在私立学校里就读。

在乐清这座城市，威利和南希在“育才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和他们俩最初工作的学校——那家草包“百才学校”名字有点像，不过这纯属巧合）。在乐清，这所新学校有将近两千名学生，年级分布从幼儿园一直到八年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寄宿。在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所有学校的课程都是标准化的，并且有严格的制约。有部分课程和教材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都必须参加一次统一的标准考试。私立学校可以雇佣自己的授课教师，并且从开放的市场上招收学生，但它们也必须教授和学习共产党的相关理论。

育才学校创办以后，为突显优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课程，而其他学校一般都是三年级才开始上英语课。当地的公立学校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但私立学校还是占了先机。私立学校更早地开设英语课，并且尽可能地延长授课时间。育才学校招生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课，包括周日。八年级的学生一周上75节课，这几乎是公立学校每周课时数的一倍（公立学校的周课时数为45节）。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

育才学校蓬勃发展，直到1998年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新的公立学校。创办之初，公立学校的校长就公开地说，他要逼育才学校倒闭掉。他提出了这样的挑战以后，第一个策略就是高薪聘请最好的老师。他在这片地区到处物色富有经验的授课老师，这些老师都是被教育局认定为“一级教师”的。这些老师带着奖状和资格证走马上任，然后一败涂地。英语老师不会说英语，数学老师不会教数学。学生学习情况糟糕，家长们大发雷霆。很多人怀疑这些老师的奖状和资格证是假的；到处都可以买到那些东西。不管怎么说，在中国，一切事物都变化飞快，所谓经验的价值相当于零。一年以后，这所新的公立学校开除了这批老师，开始只聘用年轻的老师。

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每年都变得更为激烈。在备考这一块尤为如此，其中牵涉到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第一种策略立足于一个简单的信念之上：通过系统、有效、勤奋的学习，学生在考试中成功的机率自然会提高。不过，如果他们提前知道试卷的问题，成功就更有把握了。这就是第二条竞争策略，当威利和南希来到育才任教时，这条竞争策略已经发展很完善了。每一年，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都要和手握大权的人们打好关系，这些人可能会透露一些考试的信息。

有一个温州教育局的官员，以“巧妙的暗示”而闻名。这个地区的各个学校都邀请他去给老师们做讲座，而他只接受那些他认为有足够实惠的邀请。威利和其他的英语老师每年都要去温州市中心，听那个人说话。有一次，威利描述了那样的场景：

“我们的校长邀请了那个人来做讲座，来给我们那些所谓的中考信息。他的讲话模棱两可。老师们都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有时他只是以沉默作为回答。讲座有两个小时，我们一直尝试着问些问题。我们问他考试里会有些什么题目。他只是说，可能会有这个，可能会涉及到那个。比如说，他说今年填空题可能会要学生们填两个词，把句子补充完整；而不是往年的一个词。”

“讲座结束以后，我们学校就请他去了温州的红太阳酒店。那是一家很高级的酒店，有大概15个老师陪他吃饭。吃完饭后，学校就给他两千块钱。随后，就请他去卡拉OK唱歌，叫一个小姐陪他。我认为那个小姐就是妓女。还给他们一间双人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尽可以想象。我认为这人就是个色鬼。他今年50岁了，其中一个儿子出了国，在美国。”

这人常常给公立学校一些准确的考试信息，但他的讲座对威利和同事们来说却从来没有什么帮助。但不管如何，育才学校仍然每年都如此行事。我问威利，为什么他们还要为这种毫无用处的信息买单，他说：“要是哪一年他说对了呢？”

每年六月是考试开始的时节。那年我收到了威利的来信，言辞间满是厌恶：

在乐清，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学校提前收到了中考的信息。我们学校只得到了一点二手或甚至是三手的信息。这注定了我们学生考试的失败。那个教育局的混蛋又一次泄露了英语考试的题目。

这种欺诈活动让威利感到苦恼，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新环境因素：当你离开了家乡，道德的基本准则就会有所改变。有时候，威利对此应付自如，例如在对待婚姻传统的转变上。威利和南希在浙江已经两年了，但还没有正式结婚。正式结婚似乎没什么意义，他们俩的所有家人和朋友都还在四川。威利留意到，很多乐清的外来者好些年后才会举行结婚典礼，因为他们要存钱和建立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他参加过好些婚礼，新人的小孩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对威利来说，这么做合情合理：实用主义战胜了传统观念。每次他和南希讨论起结婚和要小孩的可能，话题总是转到了“钱”上面。终于，南希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数目。当他们至少存够10万元（也就是超过1万2千美元）时，她就同意要小孩。他们在乐清过了一年半，一起存下来的钱有2万5千元。他们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银行里了。

但还有些问题，像欺诈活动和对外来者的偏见，就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些年来，威利从未征询过父母的建议；他觉得在这种新的大环境中，父母没法给他什么指导。虽然他现在仍然考虑着将来回四川的可能性，但他从心底里知道，他其实是永远不会再回家乡了。对他来说，那个世界已经远去；不是因为它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被毁掉，而是因为农村的变化过于缓慢。在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国家，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跟不上时代节奏的边远地区。每次威利回到10号村，就看见那个地方像是被废弃的一样。有一次回家后，他写道：

我回到家，什么都没有改变，路还是高低不平，人们变得更老了。我找不到少年时相熟的人和朋友，这让我感到伤心。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生活——离开家乡来到沿海地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是世界上最令人伤心和最让人感到压力的事情。

每次回家都让他心灰意冷。而回到乐清以后，他会发现自己不断想着那条逐渐走向衰亡的村庄，虽然他明知这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时候，他会在学习英语中获得安慰。这门语言成了一种分散精神的事物，而他还相信英语材料会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环境提供最好的指引。他仔细留意着国外新闻机构网站的更新，并阅读英语的任何指导性专栏。有一次他打电话去“美国之音”北京站的一个热线电话节目，询问如何处理鼻窦炎的问题。还有一回，“美国之音”广播了一个节目，内容是关于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教育（注：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的上学方式），威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详细的笔记。另一个教育系统的存在，并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威胁；这个观点是让威利最为感兴趣的：

50个州？ 150个儿童在家上学

父母就是他们的老师

和去学校上学的孩子一样优秀

家庭稳定

1997年 50000美元

理由：保持互动

满足孩子需要

防止学生受到暴力、性方面等的影响

教育的相关问题

公立学校为家庭提供帮助：图书馆课程

自从毕业以后，威利已经弄散了三本英语字典。他仍然把那些旧字典摆在他的书架上，如同一名优秀的内野手，从来不会扔掉那些磨破的手套。在空余时间里，威利不断地翻译和整合着各种信息：“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报纸上的新闻故事，还有单词表。他常常打电话问我问题，那些问题通常是关于某个词或某个难懂的语法特征。有时他的问题是关于世界大事的。200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情况不明朗，两位候选人中没有明显的获胜者，那段时间威利几乎每晚都打电话给我，问我关于选举团的各种问题。

他对世界上不符合规则的事物特别敏感。在温州，政府赞助了一个保护水资源的运动，运动口号中英文都有。英文的翻译版本是这样的：

停止浪费水资源 （STOP TO WASTE THE WATER RESOURCE）

威利认为这句话译得不对，问我的意见。每次他打电话来，我都尽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不过我常常会好奇，他要怎么去处理所有这些英语的资源。我问起威利他的日记的事，他告诉我，他只是想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他说，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编一本英语字典，里面要涵盖这门语言里的所有词汇。

酩酊——喝醉 boozy-drunk

粗野的 boorish

书报摊 bookstall

书柜 bookrack

书签 bookmark

末名奖 booby-prize

1998年，比尔·克林顿和莫尼可·莱温斯基有外遇，导致了一段空前的——利物浦和伦敦暴动（1981）。在1980年代早期，街头暴动回到英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似；而这是首次由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而引起的暴动。

在2000年的国庆节之间，威利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防犯罪集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违反法律的人会在直播的电视节目中受到审判，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威慑国庆期间的犯罪活动。过去，这种仪式通常在运动场上举行，有时行刑也是公开化的。不过如今只有审判过程是由电视播送的了。

威利看着那些罪犯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前走：上着手铐，剃得光光的脑袋，蓝白相间的监狱服。一个法官念出了每个人的名字、籍贯、罪行和判决。电视机前，威利不禁拿起笔来记录。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是在“统计数据”。

“每当法官说到一个人的姓名和籍贯的时候，我就把它记下来，”他解释道：“来自江西省、四川省和湖北省的人最多。最后我发现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是来自四川的。这是最高的比例。我感到很羞愧。”

另一个夜晚，威利和南希迟迟没有按时睡觉，他们一遍遍地放着那首流行歌，直到把“打工十二月”从头到尾翻译成了英文：

十二月我返回家乡

爸爸妈妈哭了一场

一家人吃了顿包饺子

那味道可真叫个香

亲爱的彼得，

你在北京怎么样？……我很想改变自己在这里的现状。南希和我都扔掉了铁饭碗，来到这里碰运气。这儿的环境要比我那个落后而“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的家乡四川好得多。然而，我看不到什么希望，即使是做一个发了小财的男人这样的小目标，想不断塑造和提升自我，看起来也不切实际。南希和我都想在这儿买一套住房。但这只是一个梦想罢了。每套房子都在30万到40万之间，我们买不起。到我们有能力买得起一套新房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一只脚跨入坟墓里了。这是真的。我长久以来的希望就是，当我们两个都存够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家乡，然后为南希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可以做除了教师以外的职业……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我希望到时我会有好运气。

2000年秋天，威利参加了一个英语教学比赛。在全国各地，这种类型的比赛正在中国教育界里迅速流行。在温州，每个比赛者都要面对满满一个教室的学生，而评判们就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些官员会根据参赛者的教案和学生们的反应对参赛者进行评估。

在这样的场合，威利从来不会紧张。在他经历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后，这种比赛就是易如反掌：规则是明确的，而且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要遵守。裁判过程看起来是公平的，虽然学生是独立的部分，但不可能骗过孩子们的自然反应。

温州的英语教学竞赛开始时由500个教师参加，很快就淘汰剩了16个人。威利是其中一个。决赛的时候，所有参赛者都要到温州市中心去。其他的参赛者带去了手提电脑、投影屏、还有用专业的教学软件准备的教案。威利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电脑去的参赛者。他的材料是他亲手做的：几幅对话的图解，几十个小小的红苹果。还有一瓶水，他在上面用英文写了“毒药”这个词。

“当我教他们‘危险’这个词时，我就说我手里的这瓶水是毒药，还叫一个学生把它喝了。学生们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叫他们学习一段对话，并且让他们之间充满了竞争的气氛，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我带去的小红苹果。我问他们问题，如果他们答对了，就可以得到一个苹果。我站在一张凳子上，大声喊着我的问题。我就像个司令官一样，他们觉得这样也很好玩。”

在竞赛之中创造了另一个竞赛，这是天才之举。威利拿到了第一名。比赛组织者奖励了他1000元，这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不过威利说钱并不重要。他的学校为他感到骄傲，而威利认为，他赢得比赛的原因，是其他的比赛者都没有他那么在乎英语。在威利看来，是他写下的所有单词表，他记录的那些电台节目内容，那些晦涩的单词和特殊的短语，让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威利说。“我想是我的疯狂作风让我赢了。”

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叫做刘成民（音）。他读完了小学五年级，这让他成了当时第3生产队最有文化的人。1980年代初，他去了黑龙江。他在那儿的一家鞋厂装配线上干活，过了好些年，又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在村子里，人们公认刘成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都很尊敬他。人们也知道出外打工的经历多少改变了他。他从未结过婚，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19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征收过高的农业税，他拒绝缴付。他说他是个单身汉，理应得到优待：他没有老婆孩子，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的理由清晰而富有逻辑，政府在此之前也没碰过先例。

时不时地，村子里就会传出一阵流言：官员们正计划要拘留刘成民，殴打他，直到他同意缴付农业税为止。对于那些极端的顽固分子，这是常用的处理方式；但流言传说的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当地的政府官员似乎被这人的不可预料吓住了。

在刘成民出外打工期间，他写了好些关于在外见闻的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喜欢读那些诗句；而多年以后，当这个男孩自己也成了一个出外打工的人，他仍然记得刘成民那些诗句的内容。

诗歌采用了毛诗的风格形式，常常有自然风景的描绘。有一句诗赞美了长江的力量。还有一首诗描述的是蜗牛河，那是家乡当地的一条河流，就在胜利桥下流过；威利还记得那首诗的最后一个对句：

吾乡河宁静，吾心波未平。

（The river in my hometown is peaceful, but my heart is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