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考古学家们要为地下之城的一段城墙绘制地图。那段城墙离地表不远，大概有5英尺深。工作队在黄土地上的挖掘工作进展很快。队里一共有18个男人，由考古学家荊志淳带领，他们的装备是铁铲和洛阳铲。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相信，这段城墙可能是地下之城王室领域的一部分。
午后，荊志淳小憩了一会儿，我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里采访了他。房间里都是一排排的书，凉爽而宁静；只有我们俩呆在房间里。荊志淳向我描述了一些安阳出土的文物。后来，当采访结束的时候，他不经意地指了指桌子上摆的一本巨型旧书。书的封面已经被撕破了，还褪了色，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
我国殷周铜器图录
(“Our Country's Shang and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书上没有列出作者的名字。这本书是1962出版的，由中国考古研究所编纂，里面有800多幅青铜器的黑白照片。有低矮厚实、三条腿的鼎，也就是“锅”；有造型优雅的长颈觚，也就是“圣餐杯”；还有细长而带柄的觖，可能是用来加热酒的。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商朝，通常它们都设计有商朝文化特有的饕餮：那是一具固定风格的动物面具，眼睛和嘴巴都是弯曲的。过去，有些专家认为这种神秘的图案画的是一条龙；其他专家说可能是老虎，或者是鳄鱼，又或者是蛇。还有一些理论把这种图案和萨满教联系起来。不过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饕餮失却了它的含义，成了一个沉默的符号。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J51A35.gif" />
书后列出了那些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密苏里的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在名单之中，博物馆拥有一个细长的觚。在密歇根州的青草湖，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主教团（这名字听起来既非属于美国，也不像是帝国主义者）拥有一个鼎和一个觚。其他的名字则不太会让人感到意外：纽约市的W·K·范德比尔特夫人；同样来自纽约市的桃丽丝·杜克小姐（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她夺去了9件青铜器）；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埃弗里·C·布伦戴奇（30件青铜器）；来自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伯瑞（58件青铜器）。
草草翻阅一下这本书，大概就能够了解到这些著名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考古上有怎样的品味。桃丽丝·杜克所拥有的9件青铜器都是商朝的，显然她很善于发现那些精巧细致的东西：一对细长的觚，一个精细的觖。相反，皮尔斯伯瑞就是中西部人的鉴赏口味，喜欢那些坚固结实的铜器：一件三国时期的四方鼎，外型粗笨；一口战国时期的大锅，低矮而颜色灰沉，看上去就完全是一副历史悠久的模样。布伦戴奇的品味神秘莫测。他的收藏品从商朝、西周到春秋时期都有；他拥有厚实的鼎和细细的觚。他最独特的一件收藏是一个春秋时期的酒壶，那酒壶的造型简直是异想天开，铸成了一只鸟的形状——一件准备飞翔的远古青铜器。
我问起荊志淳这本书的事情，他说书是由一个叫陈梦家的甲骨文学者研究写成的。
“他在美国呆了很久。”荊志淳解释道。“陈梦家的妻子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不过后来他们俩回了中国。陈梦家还是个很棒的诗人。”
我问荊，陈梦家是不是还住在安阳或者北京。
“他已经去世了。”荊志淳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
我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封面：没有名字。荊志淳说，陈梦家曾经两次自杀。我合上了书，问安阳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学者。
“和老杨谈谈吧。”荊志淳说：“老杨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陈梦家自杀时，老杨和他在一起。当时安排了老杨和其他一些人照管着陈梦家，不过那件事还是发生了。你过去院子那头，就可以找到老杨了。”
安阳考古工作站离地下之城不远。这地方仍然种着庄稼，工作站四周都是玉米地；在将近12座的楼房中，只有少数人是在这儿全职工作的。白天，风吹过梧桐树，沙沙作响；偶尔远方传来一阵火车的轰鸣，那是驶向北京的火车，离北京还有6个小时的路程。除此之外，工作站里一片宁静。高高的水泥墙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
工作站的很多楼房里放着文物。有放满了青铜器的房间，有散布着陶器碎片的工作间，有的房间里则是一些上锁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无价的玉石。还有就是大量的骨头。在一件展览厅里，展示了一个罐子，罐子里是一副婴儿的骨骼；这可能是商朝时某种恐怖的仪式留下的遗迹。另外一栋楼房里有一架四轮战车，还有4副骨骼，它们都是1987年从附近的田里挖掘出来的。那些骨骼刚好是成对的：两副马的骨骼，两副人体的骨骼。它们可能是献祭用的，为某个君主的来生服务；那两个男人大概是战车的御者。一个男人的骨骼倒卧在战车后面。另一个男人是仰面躺着的，就在马的旁边，双手被绑在背后。他的头盖骨转到旁边，就像在咬地上的泥土。
那副战车已经不再是战车了。被埋在中国中部平原的竹子，是不能持久保存的，那儿的雨水能轻易地渗透干燥的黄土。随着时间的推移，竹子逐渐腐烂，取而代之的是保持原来形状的泥土模子。30个世纪过去了。1987年，挖掘工作逐渐深入，考古学家们不可思议地分开了泥土模子与外部的泥土，最后战车的外形出现了。有车的侧板，一个车轴，一副杆子，还有一个车厢，可以容纳三个跪坐的乘客。一副弯曲的车轭跨放在那一对马的脊椎上。辐条式的车轮直径有4英尺多长。这个战车看起来是完完整整的，仿佛还是由木制作而成；但只要推它几下，它就会变成一堆尘土。考古学家把它形容为一个“鬼魂”；一件早已不复存在的物品，一份泥土的记忆。
在存放战车的那栋楼旁边，我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见到了杨锡璋（音）。他今年66岁，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一头稀疏的白发。他的牙齿镶成了银的，每次他一笑，我就被他的牙吓一跳，像是看到了某种意料之外的遗迹在闪光。
老杨说，陈梦家在1940年代做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在那以前，陈梦家和妻子一起住在美国。陈梦家的妻子来自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这是后来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之一。”老杨解释道。“她的家庭和外国的事物联系太紧密了。当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陈梦家就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标签。这源于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也源于他妻子的家庭因素。不过‘nannu jiaoliu shenghuo’是他尤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这个短语听上去并不熟悉。我请老杨把它写下来，以确保我没有听错。他停了一会儿，像是后悔提到这一点，不过后来他写下来了。这些字看上去意思明确，但整个短语的含义仍然很模糊：
男女交流生活
我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眼睛往旁边看，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道银光闪过。“意思是，”他不情愿地说：“你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那么，陈梦家是这样？”
他又看向一旁。“我不清楚。”他说。
好一会儿，我们之间是一阵奇怪的沉默。当我们继续开始交谈时，我意识到，老杨显然更愿意谈论陈梦家的死亡。当我问起陈自杀的事情时，老杨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那是1966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才刚开始。”老杨说。“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人们救了他。从那以后，考古研究所就派了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看管着他。我们和他一起呆在他的家里，任务是不让他自杀。但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他在一起。我们也尝试过，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看了他大概1周。”
为解释他们如何失去了和陈的联系，老杨站了起来，手指向窗户。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在外面的树间洒下了斑驳的光。“试想一下，你现在站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看着外头的四合院。”他说。“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老杨手一挥，就像在追随一个想象的人物——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
老杨坐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然而，从老杨的表情上，我看不出来他是否觉得内疚或伤心，或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他看起来面无表情，当中国人谈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时，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感情都隐藏在遥远的别处。我问老杨，他和陈梦家在一起的那一周，陈说了些什么。
“我们没怎么说话。坦白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起来显然是心烦意乱的。我和他说话好像不太合事宜。”
老杨解释说，当时陈梦家的妻子并不在家，因为红卫兵在城市的另一边拘留了她，她在北京大学里。后来，文革结束了，她继续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老杨告诉我，她几年前去世了。
我们一起走过院子，来到老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陈梦家的照片。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书架的书，还有一张搭了蚊帐的床。水泥铺的地面没有任何装饰。老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褪色的考古研究所年鉴。
“关于那本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封面上没有陈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观点。”老杨说。“他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右派不能发表书籍。但是那本书非常重要，所以研究所把它出版了，但没有写他的名字。当然，人人都知道是谁写了那本书。”
老杨把年鉴翻到有照片的一页，其中一张照片是中年的陈梦家。照片下的题字注明陈出生于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年。在照片里，陈梦家笑出了酒窝，眼睛明亮，一头浓密深黑的发。他穿着传统的高领衬衫。在这一页所有人的照片中，陈梦家笑得最灿烂。
“他长得很帅。”我说。
老杨轻声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他没有露出那排闪烁的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