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4日

那个夏天是天安门广场示威十周年。从五月下半月开始，国外报纸刊载了一系列纪念文章。我在局里把文章剪下来，将它们归类在T字母下：

茶叶

智库

天安门广场

贸易展

运输

周年纪念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人无法公开谈论的这个事件，很难给它命名。剪报时，我把外国媒体使用的名称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列表：

天安门广场镇压

天安门广场屠杀

天安门广场取缔行动

对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的血腥镇压

六四镇压

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血腥镇压

1989年6月4日军队对示威的镇压

天安门广场附近对学生抗议者的镇压

北京的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从1989年开始，政府控制的媒体很少承认这个事件。中国普通老百姓管它叫“六四”：6月4日。在外地，对事件的印象尤其模糊；我在涪陵生活时，我的几个好朋友认真地问我是否真有学生在镇压中死亡。在当年有很多市民走上街头的北京，对事件是否发生的问题没有任何错觉。人们清晰地记得具体的情景，但事件的全景仍是个谜。没人准确知道镇压是怎样进行的，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大部分外国媒体估计至少有数百人丧生。

已有充分信息证明，事件最广为使用的几个名字都是不太准确的。大部分伤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环绕城市的街道，特别是城西。镇压实际开始于6月3日晚上，而非4日。1989年，暴力在城市发生后，一位勇敢的中国记者通过国家媒体官方英文广播发布了一条消息：“这是北京国际广播。请牢记1989年6月3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剧的事件。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无辜平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枪杀…”

十年后，大部分追悼仪式的时间都稍稍做了调整，地点也集中到广场上。尽管细节已经模糊，但基本的回忆与当年那名记者所希望做到的大致相仿。据说，他受到处罚，在外地接受了几年的再教育。

6月4日那天，我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轮流出发去天安门，看是否有纪念活动发生。我们错过了两起最显眼的示威——每起有一名参与者，各持续了几秒钟。一位中年男子打开了手写着标语的白伞：

记住学生运动

将国家财产分给人民

便衣警察迅速围过去将他带走，不过美联社的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刻。过了一会儿，一位男大学生向空中撒传单，并立即被捕。传单上写着反政府标语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我值下午晚些时候的班。广场本身已经被隔离起来——给某些目的提供了方便。为了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广场正在进行整修。不过，天安门——“上天平安之门”前面，仍有一块开放区域。那天阳光灿烂，外地游客们聊着天，与背景中的毛主席画像合影留念。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注意到人群中的一些人不像游客。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男子，许多人理着平头。他们穿的不怎么样：旧裤子，便宜夹克。他们看上去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看上去不像是玩得很高兴的样子——不笑、不拍照、不买纪念品。他们东走西逛，东张西望，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有时，一名男子会站在一群正在谈话的游客背后，似乎试图偷听对话。每隔一段时间，一名平头男子会溜达到另一名平头男子跟前，说了句什么，然后溜达着离开。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卷着的报纸。我看见一名男子举起报纸，拿到脸旁边，对着报纸说话。我处于好奇，走过他身边，偷看了一眼。在卷着的报纸里，我瞥见了黑色塑料——对讲机。

我看着便衣警察们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是唯一可见的周年纪念了。然后，我骑车去雅宝路的穆斯林饺子馆，准备早点吃晚饭。我吃饭时，一个蹬三轮的师傅停下车子，问我是否可以和我共用在街边的餐桌，这样他吃饭时可以盯着三轮车。他点了一瓶白酒和一碗花生。他用醋泡着花生，边喝酒边吃。他喝酒很快，不过从脸上看不出来。他露着的双腿粗糙多节，好像是从陈年硬木板上雕刻出来似的。

离晚饭时间还有点早，我们是仅有的顾客。饭馆老板——一位北京本地人——在旁边打盹，两条胳膊搭在脏桌面上。三轮车师傅告诉我，他夏天一天能挣10美元以上。他是满族，他为此骄傲。他告诉我满族是怎样建立清朝、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满族是尚武的民族，汉族没法相比；清朝皇帝都得练武。当满族人可真是牛极了。

吃完花生后，三轮车师傅叫醒老板，要了一大碗饺子。和花生一样，他把饺子也浸到醋里。很长时间里，我从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人。出于好奇，我问他那天的日期。他不知道，于是他去问饭馆老板。

“六四，”老板立刻回答。他两个手指交叉在一起，形成汉字“十”。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十周年。”

在雅宝路，我学会了从波拉特那里获取消息。他似乎认得这一区的每一个人，他的人脉交际可真厉害。7月初的时候，喜力啤酒在这儿的公园赞助了一场外国音乐节，波拉特拿了一堆工人的通行证。在表演爵士乐的舞台前，我们六个人站在舞台周围，整个北京都找不到这样一群更不像样的维修工了：一个美国剪报员、两个维族中间商，一个中国服装商，还有两个中国人是在工人体育馆做保安的。通过带保安们来听爵士乐，波拉特以后可以免费观看任何一场工人体育馆的足球比赛。

通常，波拉特和我会呆在那家维族餐馆外面的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喝着从下水道里拿出来的啤酒，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如果有个商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会问波拉特这个人是谁，而他通常都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他来自哪个遥远的国度，他在买卖哪些匪夷所思的商品。如果出现了他不认识的人，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那个留胡子的阿富汗人是个谜，有流言说他贩卖珠宝和鸦片，但波拉特不能确定流言的真假。那群北朝鲜人是另外一个谜。他们的大使馆就在街道那边，是一座巨型的复合建筑，大门上贴满宣传照片：兴高采烈的朝鲜小朋友们在唱歌，金正日在接见快乐的民众。

偶尔，那几个北朝鲜的外交官员会从维族餐馆外面经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单独行动；他们总是几个人一起，穿着黑色西装，身体僵直，走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小贩、批发商和妓女之间，显得格格不入。波拉特总是指着他们衣服上别的徽章给我看，那刻有金日成头像的徽章泄露了他们的身份；波拉特还能靠着他们的外交车辆牌照的编号，辨认出北朝鲜大使馆的专车（编号为133）。北朝鲜人开的是一辆中国制造的黑色奥迪，车窗都是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见车里的样子。大使馆就更为神秘了——在那些宣传照片的后面，没有任何声息。那座大门永远是关闭的。

6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波拉特在维族餐馆见面，兑换了几百美金。他叫了三瓶啤酒，这意味着他要在那儿消磨一段时间。晚上他一般会到餐馆里和人谈生意，那些现金交易商可以直接把车停到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只要波拉特身上没有带超过4万美金，他都可以到车里做好一笔现金交易；不过如果是要谈更大的生意，他就会去附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他一次交易的最高金额是20万美金。

维族餐厅老板掀开下水道的井盖，拿出几瓶啤酒。我等到喝到第二瓶啤酒时，才把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波拉特告诉我说，那天早上雅宝路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8.86,但到下午的时候汇率就掉到了1：8.84。他出于客气，为我开出了1：8.85的汇率。如果去银行用美金换人民币，最高不会超过8.26——这是官方的汇率。中国的货币是不许兑换的，并且和美元挂钩；汇率从来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除非是在黑市交易上。一周以前，雅宝路上的现金交易商用9元人民币换1美金。

“这个星期汇率掉下来了，这是因为一个北京的大老板，他有一艘船的美金还没运到香港去，”波拉特解释道：“那些钱现在仍然在深圳，在它们运到香港之前，汇率是不会再往上涨的了。”

现金的黑市交易由一个奇异的体系操控着，那里面满是流言和传闻。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可理喻，但对于波拉特来说那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常常为此向我做出长篇大论的解释，比如一个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方如何开始打击一些跨境的贪污行为，让北京汇率的小数点受到了一点波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尤其是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剪了一天的报纸以后。迈特·福尼是其中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正在报道高通公司的事，这家公司尝试在中国建一个新的手机系统。有时候，完全是因为迈特的新闻，高通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就上下3到4点。那些传闻总是围绕着一些微妙的信号——公司合同透露的一点内容，或是政府发出的一份没有直接关系的声明。那些信号没有持续性可言，高通公司的股票整年都在发疯似地上上下下。如果自由撰稿的计划行不通，我觉得我可以靠这做一些交易：“一个剪报员和雅宝路现金交易谣言系统之间的内部通道”。

我们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亚洲女人在平台的另一边坐下了。那个女的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我问波拉特她是谁。

“她其实是个北朝鲜人，”他说：“她父母在朝鲜战争中成了孤儿。”他小心地选用了描述那场战争的名称——“朝鲜战争”，而非标准的中国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反抗美国、支持朝鲜的战争）。

“在那场战争以后，斯大林接收了好些那样的朝鲜孤儿。”波拉特解释道。“他把很多孤儿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由当地人收养。这个女的父母也是那样，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长大，然后结合。这女人在那里出生的，现在来北京做生意。”

我问他这女人会不会说朝鲜语。

“他们全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波拉克说：“他们现在和乌兹别克人没什么两样。”

我们又叫了两瓶啤酒。一辆黑色的奥迪从东面缓缓驶来，在路边停下。波拉特让我稍等片刻，然后拿起那个皮的钱夹子，钻进车里。车窗一片漆黑，而汽车的引擎一直还开着。当他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时，我感觉到了他衣服里渗出了空调的凉气。

“刚才那个人是雅宝路上最大的现金交易商之一。”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师，有时候会帮他把美金运到国外去。”

天色渐黑，我们叫了面条和烤羊肉吃。那个朝鲜族的乌兹别克女人和她的伙伴已经吃完了，他们付了账，一起离开。我心想，她的父母被送到乌兹别克去，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也许对她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吧；不过雅宝路上的事情，谁又能肯定呢。

那个夏天，我决定去一个叫丹东的中国城市，做些调查。丹东和北朝鲜之间只相隔了一条鸭绿江。我想我可以在那个完全隔离的国家边界，找到一些写作的材料。当我告诉波拉特我的计划时，他笑了。他说，北朝鲜这个地方，让中国看起来很美好。

我在丹东的第三个晚上，凌晨两点在旅馆房间惊醒——房间里站着个小偷。这是一家属于中等水平的旅馆，10美元住1个晚上；而丹东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国城市，如果不是刚好与北朝鲜一江之隔，这个地方是毫不起眼的。丹东宣称它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而鸭绿江江边全都是一排排租给游客用的望远镜。游客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希望透过望远镜，第一次看看外国的模样。望远镜旁边的标志承诺：“只需1元，就可出国！”而花上10块钱，就可以坐一会快艇，更近地看看对岸的北朝鲜人——在炎热的下午，他们常常在江边游泳。在适合结婚的良辰吉日，丹东的新人会依照传统租来一艘船，在结婚礼服外面套上救生衣，坐着船到北朝鲜人那边晃一圈。

在丹东会产生很多联想，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忘了关窗户睡觉的原因。我的房间在二楼，我以为没人能闯进来；但我没有注意到有个一尺来宽的屋檐就在我的窗户下面。我也没有像以往旅行时那样，把我的腰包和护照放到枕头底下。我把它们和我的相机、钱包、采访本和两条短裤一起，就丢在梳妆台上。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小偷正在把所有东西揽到怀里。有那么一刻，我们俩谁也没动。

当你的生活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有那么一些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会突然消失。在中国，我曾在半夜里被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以后，我需要好一会儿才听懂对方说的话——那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旧友。偶尔我在用中文和别人交谈时，不知何故，一个无甚关系的英文单词会忽然跳到我脑海里。梦中穿插着中文和英文对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做过的最奇怪的梦，是梦见密苏里那些我认识的人，全都说着中文。当我从那些梦中醒来，我会躺在床上，漫想着我的潜意识是如何透过层层的语言和记忆浮现。我想如果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危急事情，我就知道在我潜意识的最深处到底是什么了。

在丹东，我从床上弹簧般地弹起，怒吼道：“草泥马！”小偷转身，向门口跑去，抱着我所有的东西。在第二次骂完这句脏话之前，我已经下了床。到第三句“草泥马”说出口时，我已经以最快速度奋力奔跑在旅店的走廊里。走廊里没有灯，只有一个个房间门口透出了幽暗的光。那个小偷也拼命跑着，但我渐渐和他拉近了距离；我们转了个弯，滑过廉价的瓦砖地板。我光着脚，除了一条四角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出口和一条楼梯，我就在那儿抓住了他。

我举起拳头，拼命往那人身上打。他并没有还手；他手里全是我的东西。每打他一下（“草泥马！”），就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出来。我打他一拳，我的相机掉出来了（“草泥马！”），再打他一下，我的腰包出来了（“草泥马！”）；再来一下，我的两条短裤飞到了半空（“草泥马！”）。钱包，采访本，护照——我让它们通通躺在地上。愤怒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我不停地打他，直到他怀里的全部东西都掉了出来。现在，他只想逃跑了；他跑回走廊，绝望地拉着每个门的把手：锁了，锁了，还是锁了。我追着他：怒吼，抓住了，用力打一顿。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从那个房间洞开的窗户里，他在两层楼上跳了下去。

我差点就跟着他往下跳了。我一直跑到窗前，我的情绪拖着我的身体探到半空，一下子，我就清醒过来了。我往下看，那个小偷碰上了好运——在我们这层下面有个宽阔的平台。我住了嘴，这个夜晚立马就安静了下来。我听着那个小偷的脚步声拐过旅馆。他仍然拼命跑着。

当盛怒过去了以后，我感到了疼痛。在打斗之中，我把左手中指弄骨折了——肯定是在我一把拉过那个男人时弄断的。旅店里值夜班的经理陪我去了当地的医院，叫醒了那儿值班的医生。他打了个哈欠，砰一声把我的手指接回原位，然后给手指照了X光。指关节看起来还是弯曲的，于是那医生猛拉了一下我的手指，再次把它接回去。这回那个照X光的机器出了问题，医生叫我明天早上再过来，说到时就会有操作X光机的技术人员。旅店经理和我一起去了派出所报案。我昏头昏脑地回答了警察的问题，又填了一些表格；我的中文对话能力好像一下子退步了很多。清晨五点，我终于回到了床上。我睡得很不踏实。

几个小时以后，旅馆的老板来了，陪我回医院去。老板是个帅气的男人，他的头发打了很多啫喱，油光滑亮地贴在前额上。他穿着一件全新的白衬衣，一条烫得笔直的男裤。他再三为昨晚的盗窃案向我道歉，并向我介绍了他自己。

“我的名字叫李鹏。”他说。

我以为我听错了：“李什么？”

“李鹏。”

“跟前总理的名字一样？”

“是的。”他说。那个男人无奈地笑笑，我想我并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1989年的夏天，是李鹏正式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很多一般的中国人会把他和那次镇压事件联系起来。后来，据香港的报纸报道，愤怒的北京市民纷纷打电话并恐吓了二十个叫李鹏的北京居民。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改了名字。十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流行讲关于李鹏的笑话。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那个旅馆老板。

“NO。”他说，故意用英语加重语气。他显然不想说这个话题。他问我关于昨晚盗窃案的事。

我已经把我记得的所有关于那个小偷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他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比我矮。如果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不会认得他。

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让警察感到困惑：你怎么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弄断了手指，然后对他毫无印象？我自己也感到困惑。我记得追他的种种细节：不知为什么，那条黑暗的走廊、那一扇扇透着光的门，留给我的印象最为鲜明。我也可以回忆起那条楼梯口，我的相机弹到空中，还有那扇洞开的窗户。我还能听见我大叫着的那个词在旅馆里回响。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那种盛怒的感觉，一想起来还是感到不安。然而那个小偷本身我却记不起来了。李鹏皱起了眉头。

“那是个小孩吗？”他问我。

“不是。”我说：“不是个小孩。”

“那你怎么轻易就抓住了他？”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带着枪，你不会去追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