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捕捉和惊吓鸽子，请勿大声喧哗。

我走过去，读招牌上的字。鸽子的看护人和我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做龚邦兴，今年60岁；他从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退休后，就干起了这个饲养鸽子的工作。他一个月赚8块多美金。他喜欢说话，而他唯一想说的话题就是鸽子。听到别人说鸟的事情，我还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龚先生告诉我，这些鸽子对纪念馆很重要；因为坦白说来，大屠杀的展览是压抑得令人窒息。

他说，如果其中一只鸽子生病了，会很快转染给其他的鸽子，所以他要用很多时间清理羽毛和鸽子屎。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但他喜欢。我问他纪念馆里有多少只鸽子。

“一百多只，”龚先生说：“但确切数目我说不准。我害怕去数清楚——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万一我有天再数，发现数目不对了怎么办？那样我会担心一整天的。”

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上了他的联系方式，要我如果以后再来南京，就和他联系。他穿着一双很大的黑色橡胶鞋，戴着顶土黄色的帽子。帽子的边缘有一点白色，是鸽子屎。那天，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我提到北约轰炸事件的人。

回到北京是一种解脱。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记者站里积满了报纸。我略过所有关于外国的新闻，只看关于中国报道的标题：

政治宣传——烽火四起的游行抗议凸显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性

骚动背后：中国人扭曲的世界观

对美国的愤怒在中国各省蔓延：轰炸大使馆事件为紧张气氛火上浇油

记者站也订阅了《中国日报》，这是共产党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些文章也剪了下来：

人民被这样的罪行激怒了

霸权主义注定会失败

调查：大使馆轰炸事件是蓄意而为

每晚7点，我和记者们一起收看中国的新闻。我们也收听国外的广播，不时要检查一下收音机的天线，信息总是断断续续。北约宣称他们原本是要轰炸南斯拉夫军队供给系统的总部，但是他们拿的是一份旧地图，上面标的地点是错的。在游行开始的第一天，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领导人都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露面。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和他的职员们一起，被困于北京大使馆内，分吃供给海军的食物；外面的抗议者们不断向大使馆扔石头、砖块和墨水瓶。中国的警察在大使馆门口站成一排，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等待着他们尚不清楚的上级命令。

5月9日，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外发表讲话。这个副总书记级别的人并不为人所熟悉，他的名字叫胡锦涛——黑头发，黑西装，深色的领带，紧张的眼神。此时正是中午：这是一次特别的全国广播。在他短短的讲话里，胡并没有提到关于游行抗议的事情：

“我们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好整体局面，有序、守法地进行各种活动。”

那天晚上，人民解放军来到了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外，把这两栋建筑围了起来。很明显，最糟糕的时间已经熬过去了。第二天，克林顿在白宫前面发表电视讲话，第一次用到了“道歉”这个词：

“我已经向江主席、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我认为，区分开一个酿成悲剧的错误和一次蓄意的种族清洗，是非常重要的。”

次日中午，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播放了克林顿道歉的片断。然而当克林顿说完“向中国人民道歉”，后面的就被剪掉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种族清洗”的内容。12日，美国大使终于可以走出大使馆。那一天，3名遇难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电视新闻从机场开始：庄严肃穆的音乐，一脸悲伤的官员，泪流满面的亲属。中国媒体从愤怒转向了悲伤；最后，这件事终于成为过去。新华社——中国政府的英语新闻机构，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

北京（新华社）——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马军海（音）今天说，上周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所策划的炸弹袭击中丧生的三名中国记者，他们的遗物将由博物馆收藏。

“这些东西确实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它们有着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他说：“……这些遗物包括浸透了血的棉被，书包，钢笔，笔记本，还有录音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今天给我看了他那两名丧生同事的书包。那书包仍然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道。”

我不喜欢离开记者站回家去。每天晚上，我都尽量在记者站里拖延时间，尝试找到一种分散精力的途径——再看一个新闻节目，再读一个新闻故事。但事实摆在那儿：对于这份500美元一个月的工作，我只能花掉有限的时间。而我那2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房间，同样有它的限制：没有电视，没有空调。那个厨房小得用不了；我又没有从美国带什么书来。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要在户外呆很长时间。

吃饭是其中最难受的一件事。在中国，过去我总是喜欢到便宜餐馆去，那儿有种亲切感；我也喜欢泡在面店和茶馆里，这是我学习中文的一种途径。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一种新的肢体语言：我总是低着头，摆出一副笑脸，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很友好。所有人跟我说话，我都点头；即使是最莫名其妙的话我也一样。有时，人们会说到台湾问题，他们也念念不忘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各种外国势力过去如何侵犯中国。有些中国人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而它也缺乏道德基础。每当有人问我国籍时，我都诚实地回答他们——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任何的谎话都可能给以后带来麻烦。

我主要是去雅宝路上的餐馆吃饭，这儿是记者站到我家的必经之路。雅宝路是俄罗斯人的地带——从前苏联和中亚地区来的商人都聚集在这儿，做批发服装的生意，这些服装都是中国工厂制造的。对于一个希望避免受到关注的白人来说，雅宝路在我家附近的一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也并不能轻易地混入人群之中。大部分俄罗斯人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往往鼻子是歪掉的，很显然是以前被打断过。他们的眼窝像被什么重东西压得直下陷——可能是生意上的压力，可能是伏特加酒的后劲。他们把现金装在一个塑料小袋中，用皮带捆扎在鼓鼓囊囊的肚子下。

这一带主要是俄罗斯商人的交易地区，然而也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在雅宝路出没。这儿多数的餐馆和商店都是汉人开的，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穆斯林开的。在轰炸事件过后，我发觉这些穆斯林开的餐馆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中国人在那儿吃饭，他们故意来找麻烦的几率要小很多。而穆斯林大概不会对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感到愤怒。

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了一家小小的穆斯林饺子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吃饭的人中止了谈话。有三张桌子坐的是汉人，另外一张坐了两个维族人——维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信奉穆斯林教，起源于新疆的西部。我大概认得其中的一个维族人；过去我曾在附近的其他餐馆碰见他，但除了一句简单的“你好”，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在雅宝路有很多维族人，通常他们做贸易的中间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有些维族人看起来就跟我一样，都像外国人。

我一个人坐下来，叫了些水饺和一瓶啤酒。女服务员拿着啤酒瓶和那一碟水饺走过来，向我微笑。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中国人说：“你来自哪个国家？”

我回答了他，然后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发问的那个人继续问道，为什么美国人必须要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另一个吃饭的人开始说起关于鸦片战争的事。还有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说的就是那个无法避免的话题——科技。

“既然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它怎么可能说此次轰炸是一桩意外呢？”他说。“他们竟然宣称是用了一幅旧地图的缘故——岂有此理！”

我承认我对这些事情同样感到疑惑不解，然后我就想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水饺上去。那个男人再次重复他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从太空上看到任何的东西，”他说：“有这样先进的科技，怎么可能搞错了轰炸的地点？”

我双眼盯着眼前的水饺，希望这个人会感到问下去很无聊。他还要说什么，那个我认得的维族人开口了。

“有这样先进的科技，”他说：“美国怎么可能只杀掉三个中国人？”

餐馆里变得十分安静。这人问维族人他是什么意思，维族人笑了。“我只是想说，如果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先进的科技，”他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杀掉不只三个中国人。”

“废话！”其中一个中国人嚷嚷：“你说的全都是废话！”

然而维族人还在继续说。“不要把自己弄得像白痴一样，还相信电视上所讲的一切。”他说。“如果美国人想杀中国人，你现在就已经死掉了。”

其他人纷纷反驳他，争吵持续了10分钟。被遗忘在一边的我，安安静静地吃完我的水饺，付了帐单。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维族人走过来，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他在一张小纸片上草草地写下了名字和手机，并邀请我有时间和他一起来吃晚饭。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我们。当我走出饭店、踏进夜色的时候，饭店里的争吵声再次响起。

那一个春天，我和他有定期的会面。我会打他的手机，和他约时间一起在雅宝路吃晚饭。我俩从来都没有去过彼此住的地方。对于住所，我们都太“骄傲”了。他就在那个饺子馆旁边租了个房间，相当简陋，他要到街对面去上洗手间。我的也好不了多少；每次我的洗手间堵塞的时候，我就要走去街那头的瑞士酒店。我们说的话也不是很多，但我们的交情来自于一个事实：我们都害怕晚上要回家去。

他的名字叫做波拉特（Polat），在雅宝路，他靠赚取差额来做生意。像很多维族人一样，他语言能力很强；新疆是这个国家种族最多的地方。在那个地区，除了汉族以外，一共有13个民族聚居，维族人有8百万左右，是那儿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叫做“维吾尔”，在英文里，有时会写作“Uyghur”。）波拉特会说维语、汉语、俄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土耳其语。他靠自己的语言技能，在中国批发商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替他们谈生意；他也在黑市上兑换美金。有时，他一次就兑换好几万美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不过，私下的现金交易是非法的，要转移如此大笔的现金也是危险的事情。1999年，有两个维族钱商就在雅宝路遇刺身亡。波拉特情愿做一些名牌服装的生意。

他四十五岁左右，从1990年就开始做生意了。起初，他全世界到处跑，常常是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那些年头，一般的中国人要拿到护照和签证是很困难的事，不过波拉特学会了如何通过适当的贿赂拿到他适当的文件。他在土耳其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儿的语言与维语很相近。他去了巴基斯坦，那儿的生意很糟糕。有一次，他试图把新疆葡萄从西藏运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去，然而在尼泊尔边境他被季节性的大雨困住了，葡萄都坏掉了。伊朗是另外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德黑兰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和波拉特说，他可以靠卖伊朗发现的古代中国画赚很多钱，波拉特被他说服了；然而后来波拉特才知道那些画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中国的。那次买卖波拉特损失了一笔钱，然后他就开始专门从事服装贸易了；但要牵涉到外出旅行的事情也总是会有风险。1993年，在存款已经累积到1万美金的时候，他把绝大部分的钱都押到了一次陆运的货物贸易中，那次所运载的货物是中国制造的衣服，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他的钱都没了。有虫子钻进了装货的木板箱。

1997年，波拉特来到了北京，开始在雅宝路上做一名中间商。这一带已经成了黑市服装批发商的交易中心地带，那些衣服都是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外国牌子在里面最受欢迎：乐斯菲斯（The North Face）、耐克（Nike）、汤米·席尔菲格（Tommy Hilfiger）。通常，批发商们卖的是冒牌货或者工厂的废品，然而只要标签看上去像真的，就没什么关系。诺蒂卡（Nautica）、阿迪达斯（Adidas）、天伯伦（Timberland）。这些牌子的便宜货在俄罗斯和东欧卖得很好——只要中亚广阔的地带边界之间总是模糊不定，而外来者永远都分不清那儿的少数民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塔儿人——他们全都到雅宝路来了。雅宝路一带基本没什么女性出没。街头瞩目的那些女人是妓女：俄罗斯人、蒙古人、汉人；当商人们快谈好一场生意时，她们就在餐馆外头慢慢地踱过去。

波拉特几乎什么都卖。1998年，他成功安排了一笔生意，把两卡车假的555牌鞋子卖到一个商人协会去，那个协会的人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次他赚了两千美金。还有一次，他帮一些俄罗斯的商人，买到了一批冒牌的诺迪卡服装，那些衣服是天津的地下工厂生产的。那一次他也赚了不少钱。对他来说，1998年的生意很好。那一年，他还游说了一些俄罗斯商人，让他们买了1千件仿造的名牌胸罩，那些都是广东的工厂生产的，胸罩上面贴着“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的牌子。那时候1件胸罩他大概能赚0.25美金。

照我看来，波拉特完全不像有钱生意人的样子。他穿着简单，谈妥了一单生意以后，他也不会像雅宝路上的其他中间商一样，开始向大家吹牛。那一类人属于最纯粹的商人，做冒牌货的生意，赚取中间的差价，而我不久就明白不能把他们说的话当真。不过波拉特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他有一头黑中带白的卷发，眼睛是棕色的，看起来有些忧伤。他不常笑。他的肤色是深棕色，下颚有着硬朗的轮廓，还有一个中东人的高鼻子。当他真的笑起来时，他的脸就像被照亮了一般。他经常用一个中文词“假的”，他对他贩卖的那些东西鄙视至极。按他的话来说，那些冒牌的衣服是垃圾，是废物，是粪便——都是“假的”。我们认识后不久，他有一回闲聊中提到，本来他是在新疆的中学教维语和维族文学。他如此贬低自己的生意，我就搞不懂他当初为什么不继续做老师。他有一种粗犷的帅气，然而它的双颊线条如此分明，像被刀削过一般。他稍有一点发胖。他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不知道他赚的钱怎么用。

五月末的一天，波拉特邀请我和另一个商人吃饭。我们在北日坛路一家小小的维族餐馆碰面，那儿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家餐馆前面有一个宽阔的露台，我们可以在那儿吃饭，看着商人和妓女在街头走过。通常，我们会喝燕京啤酒。餐厅老板会从露台下来，走到人行道上，把上面的一个井盖打开，拿出两瓶啤酒。井里的凉水相当于餐厅的饮品冷藏设备。在那儿吃饭很便宜。

那天晚上，波拉特的同伴是一名来自阿塞拜疆的商人。那人的脸很小，深黑的眼睛上是长长的眼睫毛，唇上有一撇细细的胡须，身上穿着廉价的灰色西服。他来雅宝路买批发衣服，波拉特给他介绍中国的卖主。

“我的朋友向你表示歉意，他不能用英语或汉语和你交谈，”我们握手后，波拉特说。“他还想问问你，我们今晚能不能不喝啤酒，喝白酒。”

白酒是中国的一种谷物的酒类，喝白酒的人都不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我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餐馆老板拿了一瓶白酒，放在我们桌上。我猜这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不过绝大多数的中亚商人都很会喝酒。他们似乎把自己的宗教也留在家乡了。

在我们这一桌，语言不停地转换着，波拉特是中间人。他和那个年轻男人说土耳其语，当他转过来和我说话时，他用汉语和我谈论大使馆轰炸事件。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游行抗议都将近过去两周了，但他还是不断地说起，还经常是和陌生人讨论这个话题。早先他在饺子馆的忽然爆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他喜欢激怒汉人。

“他们脑子有问题，”在给我们每人倒了第二杯白酒后，他说。“那些学生全都很蠢，他们什么都不懂。”

“北约在科索沃的做法，你同意吗？”我问他。

“我当然同意。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就被杀掉了。我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新疆的维族人。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我点点头，但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明白了吗？”他说。

“我明白。”我回答。

“很多事情，要公开地在北京这个地方说，是很困难的。”他说：“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回答。

他仔细地盯着我看，然后笑了，向我举杯。我们三人都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像所有刚喝了白酒的男人一样做了个怪脸。那个阿塞拜疆人通过波拉特问我，美国人通常喝不喝这种酒。我摇摇头，然后波拉特说起了俄罗斯人喝酒的习惯。这是“国际对话”间最容易谈论的话题，我们三个人都有俄罗斯人醉酒的故事，结果虽然我们分别从维族人、阿塞拜疆人和美国人的角度讲，讲出来的故事相似度却惊人地高。波拉特负责在我们之间翻译故事。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评论说，一般的阿塞拜疆人喝酒没有俄罗斯人厉害，但最擅长喝酒的阿塞拜疆人比最擅长喝酒的俄罗斯人喝得更多。他十分巧妙且骄傲地说明了这一点。服务员为我们端来了烤羊肉。羊肉很辣很香，如果伴着啤酒吃，味道就更好了。我恋恋不舍地瞥了一眼人行道上的井盖。

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了维族人身上，波拉特说有一些维族人长得像欧洲人。“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金发的，”他告诉我。“他看起来比你更像外国人。他看起来太像外国人了，有时他甚至在中国的电影里扮演外国人。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鸦片战争》？”

我点头。这部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影1997年公映，那时正好快到香港回归的日子。那一年爱国主义大行其道，整整两小时，那部电影充斥着邪恶的英帝国主义者和英勇反抗的中国人。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镜头，一个外国人被中国人割断了喉咙？”

“不太记得。”我说：“不过我应该看过的。”

他说我不可能错过那个镜头——就在荧幕的正中间，那些人把他朋友的喉咙割断了。那一年，他的朋友后来还被叫去演另一部政府投资的电影，主题是庆祝澳门回归的。

“在那些爱国影片里，有一些维族人和哈萨克人经常负责扮演外国人的角色。”波拉特解释道。“戏分比较重的大角色，有真正的外国人来扮演；而那些小角色，就由维族人和哈萨克人扮演。”

“他们的酬劳高吗？”

“不是特别高。我的朋友赚了3000块钱。不过那也不是什么辛苦活。”

3000元相当于不到400美金。当我问到波拉特喜不喜欢看那些电影时，他大笑起来。

“当然不喜欢。”他说：“你知道他们拍的那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电影——全都是假的。事实并不是那样。”

当我们在用中文交谈时，年轻的阿塞拜疆人安静地坐在一旁，不过他看起来似乎在认真地打量我。波拉特继续说下去：“我情愿看美国电影。”他说：“教父系列的电影是我的最爱。德尼罗演的电影我都喜欢。”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他和那个演员长得还有几分相似：风尘仆仆的样子，硬朗的下巴，眼睛里蕴藏着一种力量。他是维族版的罗伯特·德尼罗。那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还在盯着我看，最后他终于和波拉特说话了。

“我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说：“你是个犹太人吗？”

坐在穆斯林的餐馆里，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那个年轻人探身过来，波拉特解释到：“他说你长得很像犹太人。”

“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祖先有一些是德国人，有些是意大利人。德尼罗也是意大利人。”

波拉特把我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的脸显得很失望。他们说了一连串的土耳其语，然后波拉特向我解释道：“我朋友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是犹太教徒。”

“啊，”我说：“我不知道阿塞拜疆也有犹太教徒。”

“不是很多。”波拉特说，然后他再次向我们举杯。

波拉特是第一个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面积和疆域的人。如果把维族人和汉族人放在一起比较，看他们的地理，文化，语言，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像来自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国家里相遇的南极和北极。

新疆在西藏的北面，和西藏差不多，它也是偏远而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占地面积是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相当于阿拉斯加州和纽约州加在一起那么大。它的地形包括有一些全世界最高的山和面积最广阔的沙漠。那儿的古代历史仍然不详，最早的居民是游牧民族，没有留下什么书写记录。偶尔，一些早期的中国朝代会在那儿驻军，然而新疆的土地不适合汉人传统的耕种，帝王们并没有持续地控制这片区域。直到公元9世纪，维族人的祖先才开始在那儿大规模地聚居。不过，他们通常都生活在绿洲上，把广阔的山脉和沙漠都留给了游牧民族。

维族人常常做中间人。他们用维族的表音符号，教会了蒙古人书写（早期维族人使用的是古代北欧的字母）。他们是成吉思汗皇朝和中亚势力之间的调停人。维族的宗教信仰是很实用的，当新的军事势力兴起时，信仰常常就相应改变：在不同时期，维族人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还有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他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从那以后，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他们不再使用“维吾尔”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个族群。他们的书写也改了，改用阿拉伯文字。

尽管中国人很为他们历史的延续性骄傲，维族人的许多基本特质却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政治同盟。不过他们似乎总是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在现代社会，他们这种特质还是很明显；每个中国城市都可以看见做生意的维族人。通常，他们开餐馆或者卖一些新疆的特产，像葡萄干和蜜瓜之类，他们还控制着现金的黑市交易市场。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员在汉人掌控的经济体制下占有一席之地，是很少见的事情。有些雅宝路上的商人曾告诉我一句维族人常说的话：“当美国人登陆月球，他们发现有个维族人在那儿做生意。”

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由第二语言建立起来的友情——我们完全用中文交流。我不懂那群经常来餐馆的维族人说什么，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很有表现力。他们长得比汉人壮，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他们握手很用力——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如果有女性走向某张桌子，那儿的维族人就会站起身来。他们拒绝吃猪肉。他们喝酒很厉害——看来伊斯兰教某条禁令并非根深蒂固。他们的长鼻子晒成黑红色，眼神锐利，整个人显现出一种体格上的自信与优越，通常让一般中国人感到紧张。零星的几个来维族餐馆吃饭的中国人，总是自顾自地吃，从来不会多管闲事；而如果波拉特不在身边，我也是一样。特别是有个身形巨大的维族人，两条眉毛浓得吓人，一看就很会打架，我可一点儿也不想挑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把50万只天津制造的避孕套销往乌兹别克。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月球上的维族人”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晚上，这个眉毛很浓的人在餐馆里呆到凌晨，和另一个维族人一起喝着伏特加酒。他们俩把酒喝完以后，就开始用烟头轮流往彼此的胳膊上戳。后来，他们俩每次见面，就会握手并拍拍对方带着伤疤的手腕，呵呵笑着回忆起那个见鬼的夜晚。

现代的日子对维族人来说并不好过。18世纪，清朝向西部出兵，企图把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疆域。当地人的反抗很激烈，但清朝终于在1884年吞并了这个地区，并改名为新疆（新的边疆）。1911年清朝覆灭，新疆就像这个帝国的不少区域一样，面临着流失的危险。1920年代，一些突厥族居民开始争取独立，并称他们自己为“维吾尔族”——这个名字已经将近1千年没有用了。1944年，正当国民党政府被日本的侵略和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削弱了力量时，北疆的一群维吾尔、哈萨克和白俄人进攻并打败了当地的中国卫戍部队。叛乱者宣布成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名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接下来的五年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基本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联系。但苏联人从未给予他们公开支持，苏联人很可能是将新生的共和国看作未来与中国内战胜利者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在边缘求生存的风险：强大的邻国总会拿你当棋子利用。1949年，共产党人控制中国后，他们邀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具魅力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开会。这些领导人离开新疆赴苏联阿尔玛.阿尔塔搭乘飞机，从此再无音信。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新疆，中国人宣布那架飞机坠毁了。许多维吾尔人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实际上是被处决了，成了毛泽东和约瑟夫·斯大林之间秘密协议的牺牲者。

新疆从此一直处于中国的牢固控制之下。1980年代，那片区域发现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贮备，移居去那儿的汉人数量激增。很多维族人的骚动是出于一种恐惧，他们担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倒成了外人。在雅宝路，我观察着那些商人：中亚人，中东人，还有其他我辨识不了国籍的人，想知道他们中有多少是来自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在大国历史的边缘进进出出的民族。通常，维族人的命运不是由语言、文化或传统所决定的；某个大国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会更具分量。蒙古最近宣布独立了，如果新疆当初是落入苏联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就有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在中亚的大博弈中，维族人是其中一个失败者。

在我与波拉特混熟了以后，他告诉了我他的一些家庭背景。在1940年代中期，他的父亲加入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像军队里的许多同伴一样，他父亲的左肩上有一个步枪图案的纹身。带着那样的纹身进入“文革”年代是很危险的；“文革”结束时，他的父亲成了跛子。波拉特说他希望在真实的维族历史中，能记下这一段事情。他也想写下自身的经历，其中包括1985年因为抗议中国法律而入狱的事情。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不能继续在新疆教书的原因；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他离开了那里。他还说，他存了有4万美金；他发誓，在不远的将来，当存够了钱而时间上也合适的时候，他就会想法子逃到美国去。

我试着写下那篇关于南京的旅行日记，然而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自己承担了那次旅途的费用，把我的失败归结于去的时间不对，然后我就忙其他的东西去了。到那一年夏天，大使馆轰炸事件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了。有时，中国人会在交谈中提到这个事情，但他们极少会为此展开讨论。当他们果真深入的讨论这个话题时，他们失望的情绪似乎比愤怒要浓，原因是政府接受了美国人的道歉，也接受了他们为大使馆的损毁所做出的赔偿。我碰到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认为那次袭击是偶然事件的。

在记者站剪报的时候，我时不时就会看到一些事件的追踪报道。7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国会面前作证。他承认，北约轰炸行动有900个目标点，其中只有1个地点是由美国中情局负责调查研究并决定的：中国大使馆。特贝特强调说是因为那份过期的地图导致的错误。

3个月以后，伦敦的一家报纸《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宣称实际上那次轰炸是蓄意的。那个新闻故事的依据是对三名在欧洲的北约官员的采访，三人接受采访的条件都是报道时必须匿名。他们说，美国军队的官员故意要轰炸中国大使馆，因为中国大使馆偷偷地帮助米洛舍维奇。这个报纸的报道说，在北约轰炸行动摧毁了塞尔维亚人的无线电发射台以后，中国人允许他们用大使馆做替代，向科索沃发布军事指令。

《观察家报》推测，中国人帮助米洛舍维奇的原因，可能是要换取一架隐形战斗机的残骸，那架战斗机是不久前被击落的。那架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对中国情报部门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无论如何，中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从前就有合作的历史。而且，如果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赃意外事件，那未免是太精确的意外了。三颗炸弹全部投放在中国大使馆的南部，那儿恰好是防御人员的办公室和情报部门的中心。大使馆其他的部分完好无缺；伤亡人数出奇地少。像许多其他的国外媒体一样，《观察家报》宣称，丧失的三名中国“记者”中有两个其实是情报人员，在国有媒体中这是很常见的角色。

但仅此而已——没有有名有姓的消息来源，没有证据。北约否认了这些指控，没什么美国的报纸再提这件事情。在记者站，我剪下这个故事，把它放入档案里：

中美——大使馆爆炸（U.S.-CHINA——embassy bombing）

中美——汇率（U.S.-CHINA——exchanges）

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

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

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

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注：以上蓝色文字部分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