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8日

我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最后一个剪报员。记者站又小又挤，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临时改造的厨房，全部职员包括有两个外国记者、一个秘书、一个司机和一个剪报员。平时司机和我共用那间厨房。我的东西包括一套剪报用的裁剪机，一把金属制尺，一张桌子，桌面上压盖着一层玻璃。每个下午，外文报纸就会把这张桌子堆得满满的。如果我在里面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我就会把报纸平摊在玻璃上，剪下那篇报道，把它放进主办公室后头那排档案柜里。每个月，《华尔街日报》付给我500美金。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的大使馆区，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英里。我在使馆区的北边租了间便宜的公寓。那地方是个大杂烩：看起来很旧的砖砌的单位住房，几条传统的胡同小巷，还有一间豪华酒店。在行人道边上的角落里，伫立着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明亮的泛光灯正好打在上面。在中国首都的这一片区域里，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简单。饭馆里提供的午餐不超过1美元，而我骑着单车到处去。当春天的夜晚慢慢暖和起来，一些年轻的情侣就在百事可乐广告牌的光亮下打羽毛球。

在北京的大部分外媒记者站里，剪报员已经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过时，所有东西都在电脑化中。过去，纸质档案是必不可少的；而年轻人愿意做一份剪报员的工作，是因为它让人迈进了新闻业的门槛。剪报员有时会协助记者做调查，如果发生了重大新闻事件，可能还有机会做一些现场报道。一般来说，这工作1周只需10几个小时，剩下充分的时间让人去旅游和进行自由写作。剪报员可以了解这一行的规矩，发表一些文章，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驻中国记者。我以前在这个国家呆过一段时间，主要是教英文和学中文，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带着三个书包，一叠旅行账单，一张没有限定日期的圣·路易斯回程飞机票。那年我29岁。

小小的记者站让我感觉愉悦——报纸新鲜的油墨香，旧的瓦砖房里回荡着我一知半解的语言。记者和秘书说英语也说中文；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说话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边整理那些剪下来的新闻故事，把它们分类放入档案柜；一边看着它们的标题栏，想象这就是我日后要学会的那门语言。档案是按照字母表顺序，以主题分类排列的：

民主（Democracy）

民主党（Democracy Party）

游行（Demonstrations）

残疾人（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者（Dissidents）

复杂一些的主题会再做细分：

中美——汇兑（U.S.-China-Exchanges）

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

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s）

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

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在我开始当剪报员的头些天，我希望这些档案能为我的中文学习提供有用的训练。我经常翻开一个档案夹，拿着那些泛黄的报纸，读上几十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然而不久我就开始只看看标题；过了一段时间，即使是标题我也看烦了。为了个给我自己在工作中解解闷，我就按照字母表顺序读那些档案的标签，想象着一些情节把它们串成故事：

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秘密和间谍（Secrets and Spies）

安全（Security）

性（Sex）

P开头的一部分档案标签读起来像个悲剧，整个故事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笔调，但总共只有六个词：

政党（Party）

爱国主义（Patriotism）

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

人口（Population）

贫穷（Poverty）

另外一个系列故事跳跃性太大，读起来深奥难懂：

学生（Student）

风格（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Superstition）

茶（Tea）

有一次，我把这个序列故事指给记者站的站长看。他告诉我，迟早所有中国记者都会写一篇关于茶的报道。

1999年5月，美国的一架B2战机从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到达布尔格兰德，往那儿的中国大使馆投下了一串卫星导航的炸弹，炸死了三名中国记者。《华尔街日报》为此建立了一个新档案：中美——大使馆爆炸事件（U.S.-Embassy Bombing）。它就放在那个“中美汇兑”档案的旁边。

当炸弹袭击发生时，我刚好在南京，那是中国南面的一座城市。这是我的第一趟调查研究之旅：我计划为一家报纸写一篇游记，内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南京曾在许多不同时期做过中国的首都。南京这个地方，常常经历重大事件，然后又退居二线，目睹着这些事件在其他目的地成为定局。好些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军队占领过这座城市，伟大的领袖们来来去去；最后除了座座沉默的墓碑和纪念碑，什么也没有留下。这座城市名字的本身——“南面的京城”——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忆。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文物。在城外，明朝的永乐皇帝让人刻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块碑，以此来纪念他的父亲、明朝的创始者。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至北京，原因至今未明，他的工匠们把那块尚未完工的巨型石碑留在了南京。很可能他们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把那东西运走。

当我去参观那座石碑时，周围只有稀落的几个游客。采石场上植物蔓生，起伏不平的山上爬满了新长的枝叶和低低的灌木丛。那座被遗弃的纪念碑由三个部分组成：宽大的底座、拱形的顶部、石碑本身。这个石灰石做成的庞然大物伫立在那儿，像某个心不在焉的巨人随手把它扔在那儿，然后就走开了。纪念碑长147英尺，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几个世纪以来，雨水在石碑上表面留下了一道道痕迹，看起来就像小孩的写字本。除了那些雨水留下的痕迹外，石碑的表面一片空白，没有人来刻写当初计划好的悼词。参观者可以在石碑上面任意地走，也没有任何围栏。

一个叫杨君的年轻女人在售票处工作。她今年20岁，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在这个国家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正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有超过1亿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大部分是到东南面新兴的工厂城市去。社会学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迁移。这就是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一代人画出了中国未来的轮廓。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杨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空白石板上找到了工作。当我问起她关于石碑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很不耐烦，只是飞快地念出一堆数据：石碑宽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迁徙的工作估计需要10万人；它重达两万六千吨。我问她这儿游客多不多，而她瞪着我，好像觉得我是个白痴。“游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听起来像是对我的控诉：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试着换一个角度。“有没有人从石碑上面掉下来？”

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两个人，”她说：“有一个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掉下去了。跳下去的那个是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后来他还活下来了，而那个掉下去的人死了。”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断回到死人的话题，透露着那些一模一样的细节：意外掉下去的人死了，而试图自杀的人活了下来。当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杨君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她告诉我，那个伤心得试图自杀的男人跳下来后破了相，一辈子都没法复原了。

在南京，我用我的笔记本收集各种东西：谈话的片段、博物馆的门票、随意的观察记录。在中山陵的顶端，一个英文标志吸引了我的视线：

整座陵墓的地图看起来就像一个警钟，代表了孙中山先生永不停歇的斗争精神，代表了他为唤醒民众和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所付出的贡献。

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运动中，孙中山是至为重要的领导者。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是清朝，其统治持续到1911年。在中山陵里，小商贩们售卖一套中国领导人的纪念章；这些中国领导人被人民共和国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中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每个人的像章旁都有一条他最著名的口号，小商贩的硬纸板上整齐地排列着那三个句子：

天下为公

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这就是20世纪理想主义所留下的轨迹，浓缩在13个汉字里。现代的手工艺品常常是这样；他们把混乱不堪、众声喧哗的过去简单化了。在南京博物馆，我买了一张图表，上面的标签写着“中国古代史概要”。这张图表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画成螺旋形状。所有事物都从中心点开始，那小小的一点上标注着“元谋人”。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元谋人之后，北京人出现在了时间轴上，然后图上忽然一个转弯。到夏朝的时候，时间轴刚好画完了一圈。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J45Y24.jpg" />

商朝和周朝紧随其后，完成了外面的一圈。螺旋形状的图表每转一圈就变大了一点，像是在不断加速之中。每到一段历史的终结，例如一个朝代、一段战乱时期，图表上就会出现一条标志线和一个黑色的“X”，随后由其他全新的事件取而代之。这个螺旋形图表没有分支，也没有终点。螺旋形图表转了三个大圈，才从元谋人走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里时间轴终于打破了圆圈，伸展开来，指向图表的上方，并最终消失。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外面的街道上一阵喧闹。当我们付账的时候，游行的人们已经在外头一涌而过了。隔着一条街，仍听到他们的声音在黑夜里回荡。

一些外国人站在人行道上，看起来吓呆了——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从未听说过会有大型的街头游行示威。其中一个外国人告诉我，昨天深夜，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北约宣称此次轰炸事件是一个意外，但有些中国人在此次轰炸中丧生。这条消息刚刚才在中国国内广播。

被游行惊醒的街道空空如也——没有汽车，没有单车。我意识到要跟进这个事件，呆会儿打电话向记者站报告；我就跟着示威人群后头跑。等我跑近了一些，人们喊叫的口号就听得真切了：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沿着街道慢慢跑过去，身边都是游行的人，肯定有几千个。他们举着标语和中国国旗，喊完了口号，他们就开始唱中国国歌。忽然人群开始奔跑起来，到了一个叫“新街口”的路口又逐渐放慢了脚步。在那个环形交叉路口正中间，伫立着孙中山的塑像。

我混进游行的人群里，想看一段时间游行，再找个人采访一下。那些年轻人瞪了我好一会儿，不过他们的注意力随后就回到了游行和喊口号上面。一个学生喊了一句，然后其他人跟着喊：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

这情形让我回想起我一年前所教过的那些中国学生——在上课之前，他们齐声地朗读课文，以便把课文熟记下来。而这些游行的人看起来也像我以前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瘦得像根竹竿似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系扣的衬衫。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向前走，拐了个弯，又拐了一个，我迷失了方向；夜晚的街道看起来都一样。人群又开始奔跑起来，我以为我们快到达某个目的地了。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慢了下来。再拐了好几个弯以后，我终于认出了一个标志：孙中山塑像。我们又回到了新街口。

我选了走在我左边的一个学生——一张友善的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冒着汗——我问他我们要去那儿。他伸出手含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后转向了我。

“你是哪国的人？”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记者。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口号声此起彼伏。

“对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件，你有什么看法？”那个学生问到。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说：“我只是在这儿报道这个抗议活动。”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你的政府必须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战争，”那个学生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做世界警察？”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耸耸肩，表示抱歉；我没有预料到会在南京和人谈论南斯拉夫的事情。三月份的时候，北约为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开始了轰炸行动。这些穆斯林因为在科索沃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而受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袭击。早在中国大使馆受到炸弹袭击之前，中国国内的媒体——它们全部由政府掌控——就坚决地反对北约的行动，为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辩护，称他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中国看起来像是主要在担心科索沃问题有可能对台湾、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造成影响。

当我们一路前进时，学生们走到我身边来，一个接着一个。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有礼貌——毫无例外的，他们都告诉我这次游行不是针对个人的，他们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就怪罪我。通常他们会好奇地看我的反应，不过他们主要是想向我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知道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共扔了三枚炸弹；这些炸弹来自3个不同的方向。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不过所有人都这么说。3枚炸弹，3个不同的方向。这不可能是意外。美国的科技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叫吴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在读生。他的名字可能是假的；很多学生都拒绝告诉我姓名，而吴明是中国媒体上一个常见的笔名（它的读音听起来就是“无名”的）。然而这个学生看起来最为真诚，他问我，他是否能把他的感受写下来。我很高兴地把我的笔和纸递给他；因为一路在喊叫和行进中记录，我已经开始头晕眼花了。

这是春天里一个温暖的晚上，天气还未变得炎热，但路边的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新生的枝叶伸展出来，形成一片绿荫。南京还有古城墙，我路过时匆匆地看了它两眼。夜晚的古城墙隐隐地呈现出深黑色，顶天而立。到处都是人，聚集在人行道上。警察站在路口，看着那些示威者——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节奏。坚定的喊口号：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我们向前走，然后忽然跑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每次大家的脚步加快，吴明就放下了手里的笔。有一次，出现了一条新的口号：

“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

我不太确定我听到的对不对，于是我问吴明，人们在叫什么。“不吃肯德基。”他说。我们在一家肯德基的连锁店前放慢了脚步——中文的“Kentucky”是音译，就是“肯德基”；然后人群又往前涌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南京大学的大门，然后是麦当劳那金色的拱形标志。

“不吃麦当劳！”“不吃麦当劳！”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游行示威——这是自文革以来最激烈的反美游行。在北京，共青团组织了好几队的大学生，用公共汽车把他们送进大使馆区。学生们就在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所属区域游行。国家电视台新闻播放了北京游行的镜头，全国的学生们很快就组织了起来。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游行抗议的人放火烧了美国总领事的家。他们用铁的自行车座，猛力地击打领事馆的防弹门，试图把它砸破。在北京，学生们往美国和英国领事馆投掷石头、砖块和墨水瓶。这种肆意毁坏公共实施的行为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大使馆，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很显然，由于是阿尔巴尼亚这支少数民族的困境才激起了北约的行动，学生们为此感到愤怒。

然而南京早已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了，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外国大使馆或外国领事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游行队伍仍然在市中心兜着圈，寻找着目标。有时我们向前走，有时我们在麦当劳的金色拱形标志前停下，大声喊口号。当吴明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时，我把它们放到口袋里；当重复的事情一再发生，就没什么必要记录下来了。拐一个弯，一阵猛跑，再拐一个弯：孙中山塑像。另一个学生靠近我说话：美国科技、三枚炸弹、三个不同方向。打倒美国，打倒北约。三个不同方向，三枚炸弹。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们向前走，我们奔跑。还是孙中山塑像。

另一群游行的人在南京大学旁边的麦当劳连锁店门口，向安静地坐在长凳上的罗纳德·麦当劳发起了攻击。第二天早上，我和那间麦当劳的一名员工谈话，她告诉我说那群人用木棍和竹竿把麦当劳叔叔砸烂了。中文直接把罗纳德·麦当劳叫做“麦当劳叔叔”。跟我谈话的员工看起来很紧张，她说今晚他们就会暂停营业，以避免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外头，一片明黄色的玻璃纤维还粘在凳子上，那是麦当劳叔叔屁股剩下的一部分。

“打倒美帝国主义！”

几天之后，我让《华尔街日报》的中文助理帮我看看吴明草草写在我笔记本里的评论。可是她无法辨认出一句完整的话。

游行的第二天开始，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人们任何问题了。如果我站在路边，人们就会走上来，对话通常都是这样的开头：“你来自哪个国家？”通常，人们会对我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直到我终于耸耸肩走开。对我来说，头天晚上的兴奋感已经逐渐消失了；追踪寻找信息和让信息追赶着你，这可是两码事。我想告诉人们，我只是一个剪报员——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我也无法发表中国人对我说的那些生气的话语。

一夜之间，餐馆和商店门口纷纷挂起了红色的国旗；一整天，学生的示威队伍都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电视直播一直在滚动播出：在贝尔格莱德被炸毁的大使馆，三名丧生的中国记者的照片。国家的媒体形容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是“美国领导的北约”所做出的军事行动。北约和美国都发表了声明，宣称此次爆炸事件是一场意外，但这些声明都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新闻里报道。如今还不清楚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这次袭击事件。

那天下午，我试着继续为我的那篇关于历史的文章做些研究，希望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放松一下心情。我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为了纪念1937至1938年扫荡了整座城市的屠杀事件而建立的。那年冬天，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强迫国民党政府丢下首都，逃往内陆。攻城取胜之后，日本士兵洗劫了整座城市，杀害、强奸平民百姓。

60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仍然为当时的真相而争论不休，而死亡的数字则成了敏感的话题。中国的学者声称死了30万人，但很多国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在日本，一些右翼组织彻底地否认了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事情，而即使是相对来说中立一些的日本历史书，也宁愿称这次事件为一次“意外”。对中国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最深的伤口；中国人讨厌由外来者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纪念馆有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写成标语：

不要忘记历史

过去是未来的指引

有许多巨大的标志牌，上面没有一个字，只写着：

300,000

在纪念馆的主厅里，玻璃柜中陈列着遇难者的骨骸。展厅的另一部分陈列着黑白照片，这里展示了士兵如何极有天分地记录下他最恶劣的时刻。很多日本的军人愚蠢到照下他们恶行的照片，然后把底片送到上海的照相馆冲洗。中国的技术人员把翻晒的照片拿给外国的记者，这是外界最早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之一。

我慢慢穿过那个静悄悄的、挂满了照片的展馆。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我发现自己正在凝视的三张系列照片，是一个中国男人被砍头的过程：一个跪着的身影；一把举起的砍刀；一颗头颅在灰尘中滚动，像一个毛茸茸的球。然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南京做更多这样的研究了。

我走出展馆，外头是空阔的院子，我坐了下来。我想离开南京了。这时候游览一个陌生的城市，显然不太明智；而写一篇游记是我此刻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我也害怕坐夜班火车回北京去——不可避免的，那样的旅途将充斥着一通通愤怒的对话。我独自坐在长长的石凳上，试着让自己鼓起勇气，然后走出纪念馆，回到城里去。

在庭院中间，有一群鸽子在太阳底下摇摇摆摆地走着。这些鸽子也属于纪念馆，有一个馆员专门负责饲养它们。这男人竖了个临时的标志牌，一块木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