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片麦田里，弟弟和我永远地定格成了两个为自由而战的孩子。与六千万死难者相比，我们是如此幸运。

太阳还没完全升起，但月台已经热气腾腾，四百名韦尔纳集中营的犯人聚集在这里。我们圣米迦勒监狱的一百五十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列车后面连上了几节运载货物的车厢，这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恶贯满盈的德国人将在我们这些人的“护送”下回国。盖世太保及其家人们陆续登上列车。德国士兵脚蹬皮靴，脚边放着冲锋枪。本次列车的指挥官舒斯特中尉在车头位置发号施令。车尾处拖着的平台上放置了一盏巨大的探照灯和一挺机关枪。德国兵不停地推搡我们。一位狱友怒气冲冲地看着一名士兵。这个浑蛋二话不说，便对着他的肚子打去。狱友被打倒在地，挣扎了好久才捂着肚子站起来。如牲畜笼般的货车厢打开了。我转过身去，最后望了一眼天空的色彩。一片云也没有。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我被押上了开往德国的列车。

月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犯人们在车厢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奇怪的是，我竟然一点声音也听不到。克劳德在我耳边说：

“这次是最后一程了。”

“闭嘴！”

“你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撑多久？”

“撑到能活着走出来。我不许你死！”

克劳德耸耸肩。轮到他上车了，他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进了车厢。身后，车门已经紧锁。

过了好一阵，我的眼睛才适应了车厢里的黑暗。车窗被钉上了缠满铁丝的木板。小小的空间里挤了七十来个人，大家只能轮流躺下休息。

中午就快到了，车厢里非常热，列车还没有启动。要是开车的话，可能会有点风飘进来，但现在好像一点空气都没有。一位意大利狱友渴得实在受不了，用手接了点自己的尿喝。有人站不稳晕了过去。我们将他抬到窗边，让他呼吸从细缝中透进来的一丝空气。但这边还没醒，另一头又有人倒下了。

“快听！”弟弟小声说。

我们全体竖起耳朵，疑惑地看着他。

“嘘！”

外面传来了电闪雷鸣的声音，大雨拍打在车厢顶上。梅耶尔快步跑到窗边，将手伸向铁丝网。手掌被剐得鲜血直流，但他无暇理会，只是欣喜地舔着接到的雨水。很快他便被其他人挤开，大家争先恐后地抢雨水喝。饥渴、疲惫、恐惧，我们正在被一步步逼成牲口。这又能怪谁呢？丧失理智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的确被关在这猪圈般的车厢里。

列车摇晃了几下，开出几米，又不动了。

我支持不住，一屁股坐了下来。克劳德坐到我身边，蜷着膝盖，尽量少占些地方。车里起码有四十度，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好像躺在滚烫石板上的一条狗。

车厢很安静。偶尔会传来咳嗽声，接着便会看到又有人昏倒。将我们关在这样的地方，我真想知道开列车的人在想些什么，那些吃喝不愁、舒舒服服地坐在乘客车厢里的德国人又是怎么想的。他们中会不会有人想到几节车厢后的我们？能不能想象我们这些年轻的囚犯在被屠杀之前，还要受到如此这般非人的虐待和羞辱？

“让诺，我们得从这里逃出去，不然就晚了。”

“怎么逃？”

“我不知道，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吧。”

我不知道克劳德是真的觉得有逃脱的可能，还是不想看着我继续失望下去。母亲曾经对我们说过，只要不放弃，人生时时都充满希望。我多想再闻闻她身上的香水味，听听她的声音。数月前，我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妈妈的笑容僵在脸上，她在对我说着什么，但我什么都听不到。“救救弟弟，”我看她的嘴唇这样动着，“别放弃，雷蒙，别放弃！”

“妈妈？”

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

“让诺？”

我晃了晃脑袋，泪眼婆娑地看着弟弟写满疑惑的脸。

“我以为你快不行了。”他抱歉地说。

“别再叫我让诺了，已经没意义了！”

“战争一天没赢，我都会叫你让诺！”

“随你的便吧。”

天黑了，列车还是没有动。第二天，车在不同的轨道上换来换去，但始终没离开车站。在士兵们的大喊大叫中，车厢一会儿被挂到这个车头上，一会儿又被调到那个车头上。晚上，德国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块水果饼、一团黑麦面包，这是我们未来三天的伙食。依然没有水。

列车终于启动了。我们完全没力气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阿尔瓦雷斯站了起来。他呆呆地看着阳光透过车窗木板缝隙照进车厢里的影子。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看了看我们，然后径直向前，伸手去拔窗上的铁丝。

“你在做什么？”一位狱友害怕地问。

“你觉得呢？”

“你不是想逃跑吧？”

“关你什么事？”阿尔瓦雷斯一边回答，一边吸着手上被剐出的血。

“你被抓的话，就关我事了。他们每发现一次就会枪毙十个人。你没听到他们在火车站是怎么说的吗？”

“要是你决定留在这里，又被他们挑中的话，那真应该感谢我。我帮你缩短了遭罪的时间。你认为这趟列车是去哪里的？”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上前去抓阿尔瓦雷斯的衣服。

“去死亡集中营！到了那边，所有在车上没被闷死的人，都会被整死在里面。你明白吗？”阿尔瓦雷斯怒吼着。

“快逃吧，别理他！”雅克上前去帮着他一起拆木板。

阿尔瓦雷斯已经筋疲力尽。十九岁的他现在既绝望又愤怒。

板条被拆下来了。空气终于得以进入车厢，即使那些怕受牵连的人，也贪婪地享受着这短暂的新鲜气息。

“快看，月亮！”阿尔瓦雷斯大叫着，“看外面多亮啊！就像白天一样！”

雅克从窗口望出去，远处可以看到森林的轮廓。

“快！要走就现在！”

“谁跟我一起跳？”

“我。”蒂托内尔说。

“还有我。”瓦尔特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好，你们先跳，我们随后再看情况。”雅克命令道，“爬吧，踩到我身上。”

在被关进来两天后，终于有伙伴决定逃跑了。两天两夜的非人生活，长得像无边的地狱。

阿尔瓦雷斯爬到窗边，将双腿伸出窗外，然后转过身抓住窗棂，身子贴着车体滑下去。风打在脸上，让他增加了几分力气和希望。他小心翼翼地攀住车窗，不能让车尾机关枪旁的士兵发现，也无法往前看。列车渐渐接近小树林。幸运的话，他跳下去时不会落在铁轨旁边的石子上，也不会伤到头颈，而是掉进树丛中。几秒后，阿尔瓦雷斯松手跳了下去。几乎是同时，机关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

“我说过了！”之前那位狱友叫道，“这样做简直是疯了！”

“闭嘴！”雅克说。

阿尔瓦雷斯在地上滚了几圈，子弹在他四周炸开。他的肋骨断了几根，但还有力气，还活着。飞快地跑进树林后，他听到背后响起了火车急刹车的声音。一队士兵在后面紧紧追赶，身边的树木在枪声中不断飞出木屑。

树林一直延伸到加龙河畔。河流如一条长长的带子，盘绕着黑夜。

八个月食不果腹的监狱生活和列车上这几日的非人折磨并没有令阿尔瓦雷斯放弃，他有一颗斗士的心，对自由的渴望让他充满了力量。他一边往河里跳，一边想着，要是我成功了，其他人便会效仿。一定不能淹死，要给伙伴们树立一个好榜样。阿尔瓦雷斯这一晚并没有死。

游了四百米之后，他爬上了树林对面的堤岸。眼前出现了一道光亮，他蹒跚着向前走去。光亮是从河边一户人家的窗户照出来的。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扶他走进屋里。虽然听到了刚才的枪声，但男人和他的女儿还是热情地接待了阿尔瓦雷斯。

空手而归的德国兵气急败坏，对着车厢外壁拳打脚踢，让大家通通闭嘴。他们可能会枪毙几个人来杀鸡儆猴，但不会马上。舒斯特中尉下令列车重新启动，因为抵抗分子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这一地区，他不能在这里停留，否则很可能遭到袭击。士兵们回到车上，我们继续往前走。

农西奥·蒂托内尔本来打算紧接在阿尔瓦雷斯之后跳下去，但现在只能放弃了。他说，下次有机会一定第一个跳。马克在他面前低下了头，因为农西奥是达米拉的哥哥。被捕之后，马克和达米拉就分开了，从问讯至今，她一点消息都没有。在圣米迦勒监狱里，他天天盼着有她的消息，脑子里没有一刻不在想念着她。农西奥看着他，叹了口气，坐到了他的身边。如果可以自由相爱的话，他俩会因为达米拉的关系而成为至亲的兄弟。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们在一起过？”

“因为她不许我说。”

“这是什么话！”

“她担心你会不同意。农西奥，我不是意大利人……”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是哪里人，只要你真正爱她、尊重她。我们对于其他人来说，都是外国人。”

“是的，我们都是外国人。”

“不过从你们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是她回到家时的神情。那天你们一定第一次拥吻了对方。每次她要跟你一起去执行任务时，都会花很长时间打扮自己。要猜出你们的关系并不难。”

“农西奥，我求你，在谈到她的时候不要用这种她已经不在人世的语气。”

“马克，你也清楚，她现在应该在德国。我对她的前景不抱什么幻想。”

“为什么现在跟我提起她？”

“因为以前我觉得我们可以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我不希望你放弃。”

“如果你要跳下去的话，我跟你一起！”

农西奥看着马克，伸手紧紧握住了他的双肩。

“唯一让我有些放心的是，奥斯娜、索菲和玛丽安娜都和她在一起。她们一定会坚持下去的。奥斯娜是个永不言弃的人，她会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的，这点你可以相信我！”

“你说，阿尔瓦雷斯有没有成功逃掉？”农西奥插了一句。

我们无法知晓阿尔瓦雷斯是否还活着，但至少他成功地逃过了士兵的追捕，这让我们又燃起了希望。

几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波尔多。

第二天清晨，车厢门打开了，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水喝。大家喝的时候得先润一润嘴唇，再轻轻咽下几口，因为嗓子已经干得张不开了。舒斯特中尉允许我们四五人一组，轮流下车走动。下车的人都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着，有的手里还拿着手榴弹，以防几个人突然集体逃跑。这已经不算什么羞辱了，我们早已习惯。弟弟看着我，表情凄凉。我只能冲他苦涩地笑笑。

7月4日

车门再次关了起来，车厢内温度骤然上升。列车启动了。两边有人躺在地上，我们兵团的人则靠隔板坐着。乍一看，我们好像他们的孩子，然而……

大家讨论着火车的路线。雅克认为我们快到昂古莱姆了，克劳德觉得是巴黎，马克颇为肯定地说是普瓦捷，而大部分伙伴认为是贡比涅，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过境的集中营作为火车中转站。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诺曼底激战正酣，主要战场好像在图尔地区。盟军正在一步步向我们靠近，但我们正走向死亡。

“我觉得我们不像犯人，倒像是人质。”弟弟说，“也许他们会在边境上把我们放了。这些德国人只是想回家而已。要是到不了德国，舒斯特和他的手下就会被俘虏。他们担心抵抗组织还会再炸铁路，所以之前才迟迟不敢开车。舒斯特现在是进退两难，既怕游击队的炸弹，又怕英国空军的轰炸。”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他坦白地说，“是刚才我们去撒尿的时候，梅耶尔听见两个士兵说的。”

“梅耶尔懂德语？”雅克问。

“他会意第绪语。”

“他现在在哪儿？”

“隔壁车厢。”

克劳德话音刚落，车子又停了下来。他起身望向窗外，远远地看见一个小火车站，上面的牌子上写着“帕尔库勒-梅第拉克”。

现在是上午十点，站台上没有一个乘客，也没有铁路工人。旁边的村落一片寂静。阳光下热浪一阵阵袭来，让人喘不过气。为了让大家提起精神，雅克开始讲故事，弗朗索瓦坐在他旁边，一边听一边想着别的事情。车厢的另一头传来一阵呻吟，有人晕了过去。我们三人将他拖到窗户前，让他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突然他好像疯了一样，大声叫喊起来，凄惨的声音深深刺痛着我们的心。接着，他倒了下去。就这样，7月4日，我们在帕尔古尔梅第拉克，在离某个小火车站几米远的地方，昏昏沉沉地过了一天。

现在是下午四点。雅克口干舌燥，不再说话了。几声低语掺杂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

“你是对的，我们得想办法逃走。”我坐到克劳德身旁。

“我们必须想个所有人都能成功逃脱的方法，然后才能行动。”雅克说。

“嘘！”弟弟小声说。

“什么事？”

“别说话！听着！”

我和克劳德一起站起来。他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他又先于大家听到了暴风雨声？

德国人走下列车，向田边跑去，带头的是舒斯特。盖世太保及其家人也迅速往防空洞里钻。士兵在防空洞外架起机关枪，对准我们，以防再有人逃跑。克劳德抬头看天，伸长耳朵听着。

“有飞机！快往后退，趴下！”

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了。

年轻的空军中尉昨天刚刚在英国南部的一处基地食堂里庆祝了自己二十三岁的生日，今天，他就在法国上空飞翔了。他手握操纵杆，拇指准备按下炮弹发射的按钮。眼前，一辆火车停在铁路上，很容易打到。他命令身后的飞机排好队形，在空中待命，准备攻击，自己则驾着飞机慢慢靠近地面。火车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面前，很明显这是一辆为前线提供补给的德军货车。目标明确了，要将列车全部炸毁。飞机在蓝蓝的天上列成一条线，随时待命。列车还没有熄火，中尉在驾驶舱里都能感觉到热度，他将手轻放在按钮上。

开炮！机翼发出轰鸣声，炮弹如一支支利箭射向列车。德国士兵开枪还击。

我们车厢里的木隔板在炮声中四处飞散，轰鸣声不绝于耳。有人大叫一声后倒地不起，有人按着自己被炸开的腹部，有人的腿不见了，这简直是一场大屠杀。大家纷纷躲在自己小小的行李包袱后面，心里残存着一丝活下去的希望。雅克扑到弗朗索瓦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四架英国飞机不断在我们上空盘旋，引擎声把耳膜都震破了。过了一阵，从车窗看出去，飞机已渐渐远去，升上高空。

我把克劳德紧紧抱在怀里，生怕他出事。他的脸早已一片惨白。

“你没事吧？”

“没事。你的脖子流血了。”弟弟摸着我的伤口。

只是点皮外伤而已。我们俩坐在一片废墟中，车厢里已有六人被炸死，数不清的人受伤。雅克、查理和弗朗索瓦都安然无恙。防空洞前，一名德国士兵倒在血泊中。

远处传来了越来越近的飞机引擎声。

“他们又回来了。”克劳德说。

他满脸抱歉地向我微笑，似乎在说他不能遵守我们的约定了，他的生命就要在这里结束。我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一心只记得妈妈在梦中对我说的话：“救救弟弟。”

“把你的衬衫给我！”我对克劳德叫道。

“什么？”

“快点！给我！”

我也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弟弟的灰白衬衫、我的蓝衬衫，再加上地上一件沾满鲜血的衣服。

拿着这三块布，我迅速走到车窗前，踩在克劳德身上爬上去，将手伸出窗外。望着再次准备攻击我们的飞机，我使劲挥动着手里这面决定命运的旗帜。

年轻的空军中尉在驾驶舱里被太阳照得有些难受。他将头稍稍往侧面转了一下，手指放在发射按钮上。还没进入火车的袭击范围，但几秒后他就要下令了。远处，火车正在冒烟，刚才的一番轰炸已经摧毁了它的锅炉。

这列火车不可能再启动了。

从左翼看出去，他的空军中队就在身后，新一轮打击一触即发。再次向目标看去时，他惊呆了：车窗外有色彩在飞舞。是坦克闪出的光芒吗？他对这样的光亮很熟悉。在云层中穿梭的时候，他曾无数次看过这样的五颜六色。

飞机离地面越来越近，手握操纵杆的中尉看着那红蓝相间的颜色在不停跳动。颜色是不会自己动的，而且加上中间的白色，不是正好构成法国国旗了吗？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布条末端的车厢内部，按钮上面的手不动了。

“停！停！停！”他在对讲机里大叫，唯恐后面的队伍听不到。拉动操纵杆，飞机重新升上高空。

身后的飞机编队跟着他一起爬上云霄，渐渐远去。

透过车窗，我看到这一切。尽管感到弟弟的肩头在颤抖，但我仍然趴在窗边，默默看着空中的飞机。

我多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啊。今晚，他们就要飞回英国了。

“怎么样？”克劳德问。

“我想，他们明白我们的意思了。他们已经走了。”

飞机编队在空中重新集合。年轻的中尉告诉其他飞行员，他们刚才袭击的列车并不是一辆货车，里面装的是被囚禁的人，因为他看到有人在向天空挥动旗帜。

这位飞行员拉动操纵杆，机翼倾斜了一下，再次开向列车。下方，让诺看着他在空中掉了个方向，折回来确定了一下列车的位置。这次他的机翼不再有响声，靠列车最近时，飞机离地面似乎只有几米。

站在防空洞前的德国士兵没人敢动一下。飞行员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车窗处挥动着的那面命运的旗帜。快接近地面时，他放慢速度，转头望了过来。几秒时间里，两双湛蓝的眼睛互相对望：一边是皇家空军轰炸机年轻的英国中尉，另一边则是将被押送去德国的、年轻的犹太囚犯。飞行员举起手来，向犯人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最后，飞机上升，飞回天空。

“他们走了？”克劳德问。

“是的，今晚他们就会回到英国了。”

“你一定会有机会开飞机的，雷蒙，我肯定！”

“你不是说战争没结束之前都要叫我让诺吗？”

“哥，我们差不多已经胜利了。看看天上飞机留下的痕迹吧。春天已经回来了。雅克是对的。”

1944年7月4日下午四点十分，他们的眼神在激战中交会了，尽管只有几秒的时间，但对于这两个年轻人来说，这一刻便是永恒。

德国人从杂草中爬出来，走回列车。舒斯特快步走向车头，查看损失情况。四名犯人趁着轰炸的当口向旁边的火车站墙根逃跑，冲锋枪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打倒在地。躺在血泊中的他们，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仿佛在对我们说，他们的地狱之旅今天就在这铁路边画上了句号。

打开我们的车厢门，一名士兵当即退了一步，呕吐不止。另外两名士兵也捂住嘴巴，难以忍受里面的空气。车厢里掺杂着尿味、粪便味和被炸开肚子的巴斯蒂安身上发出的恶臭。

一名翻译告诉我们，死尸将在几小时内被拖出去。我们知道，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随时都有死掉的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愿意花时间把刚刚那四位被射杀的犯人埋葬。

旁边车厢有许多人过来帮忙。在我们这些犯人当中，几乎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工人、公证人、工匠、工程师、教师等等。一名医生也被允许进来救治伤员。他叫范·迪克，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外科医生，被强迫在韦尔纳集中营工作了三年。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但于事无补。这里什么器材都没有，再加上难以忍受的热度，受伤的人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有人央求先通知他们的家人。一些人微笑着离开了，终于可以不再痛苦下去。夜幕降临时，又有数十人死去了。

火车头彻底报废。今晚无法出发。舒斯特通知了另一辆列车，晚上就会到。

铁路工人故意将列车的水箱搞坏了，这样它在运行过程中会慢慢向外漏水，车子就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补给。

夜里一片沉寂。我们本应该借机反抗一番，但都没了力气。酷热像一个沉重的盖子压在我们身上，令每个人都昏昏沉沉。大家的舌头都肿得厉害，呼吸困难。阿尔瓦雷斯选择逃走是完全正确的。

“你说他有没有成功逃掉？”雅克问。

阿尔瓦雷斯的确值得命运女神如此垂青。收留他的那对父女建议他待到解放后再离开。但已基本伤愈的他谢绝了这番好意，他要回去继续加入战斗。对方也没有坚持，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人是一位坚定的战士。于是男人撕下游击队用的地图，拿起一把小刀，走到阿尔瓦雷斯面前递给了他，并且建议他前往圣巴泽耶，那里的火车站站长也加入了抵抗运动。阿尔瓦雷斯来到指定地点，坐在月台对面的长凳上等着。站长一眼就认出了他，马上让他进办公室。站长对他说，德国兵还在到处找他。他在站长的带领下，来到一个放着工具和铁路工衣服的小房间。他穿上灰色外套，戴上头盔，站长递给他一把不太重的铁锤。站长仔细将他打量一番后，让他跟着自己回家。路上他们碰到了两名德国士兵，一个没理他们，另一个则打了个招呼。

他们到家时已是傍晚。迎接阿尔瓦雷斯的是站长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户巴斯克人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在那里的三天，他感受到的只有无私的爱。第三天清晨，一辆黑色汽车来到这座小屋前。三名游击队员来接已经复原的阿尔瓦雷斯回去一起并肩作战。

7月6日

黎明时分，列车重新上路。我们前方马上就要到达的村子有个很好笑的名字，叫“魅力”。看看眼下的情形，这名字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突然，列车又停了下来。我们在车厢里就快要窒息了。舒斯特受不了这样无休止的耽搁，考虑走一条新路线。往北是不可能了，盟军的攻势有增无减，抵抗组织随时都有可能炸毁铁路来延迟我们的押送时间。

突然，车门猛地被打开了。大家疑惑地看着门口大声喊叫的德国兵。克劳德茫然地望着我。

“红十字会的人来了。现在得去站台取只桶来。”一位充当翻译的狱友向我们说道。

雅克决定派我去。我跳下车，膝盖着地。那个德国兵显然看不惯我的红头发，在我们眼神相交的一刹那，他抬手对着我的脸就是一下。我往后退了几步，跌倒在地，伸手去摸被打掉的眼镜。我找到眼镜，迅速捡起掉落的东西，塞回口袋，然后昏昏沉沉地紧跟着德国兵来到一处树丛后面。他用枪指着，命令我取一桶水和一箱黑面包。红十字会的物资就以这种方式分给了我们，德国人是不会让他们与我们碰面的。

回到车门前，雅克和查理赶忙跑过来帮我搬东西。我眼前笼罩着一片布满血迹的雾气。查理帮我把脸擦干净了，但我的视野还是模糊不清。眼镜被打碎了。我对你说过，上天不但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还让我变成了一个大近视。没有了眼镜，我的世界就是一团糨糊，除了知道白天黑夜，以及大概分辨出周围活动物体的形状外，我跟瞎子没什么区别。不过，幸好我还能看到弟弟就在身旁。

“那个浑蛋下手真狠！”

我手里拿着碎掉的眼镜，右边只剩一小块玻璃，左边有一大块吊在镜架上。克劳德也许是太累了，连我鼻梁上少了那么大一副眼镜都没有发觉。他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我不能和他一起逃走了；带上一个瞎子，是不可能逃掉的。雅克看出了我的忧虑。他支开克劳德，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

“千万别放弃！”他小声说。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雅克，我知道你一直很乐观。但这次，你太乐观了！”

克劳德硬要加入我们。他拼命往里挤，让我空出点位置给他。

“我想到了一个帮你修眼镜的法子。水桶是要还回去的，对吧？”

“那又怎么样？”

“既然他们不让我们跟红十字会的人接触，那我们就把眼镜放在空桶里，放回树丛后面。”

原来克劳德早就明白了我现在的处境，而且正在积极地想办法帮我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甚至怀疑现在他才是哥哥。

“我还是不懂你想怎么做。”

“你两边的眼镜框上都还剩了点镜片，光凭这点，眼镜商就能知道你的度数。”

我正用一截树枝和一段从衬衫上拆下来的线拼命修补着眼镜。克劳德抓住我的手：

“别做这些无用功了！听我的。靠现在这副眼镜，你是不可能翻出窗口的。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桶里，让它被带出去，也许会有人明白我们的意思，会帮我们的。”

我承认自己的眼睛已经湿润了。这并不是因为弟弟的话语里充满了爱，而是因为即使到了现在这种时候，他也依然满怀希望。这一天，我对拥有这样的弟弟感到无比自豪。我是那么爱他，但只怕没有时间再对他说了。

“这主意行得通。”雅克说。

“是的，很不错。”弗朗索瓦接着说，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

其实我根本就不信这办法有丝毫成功的可能。想想看，水桶逃过检查，回到红十字会的人手里，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渺茫。再想想，就算某人发现了我的眼镜碎片，又能怎么样呢？谁会为一个正被押送去德国的囚犯费心。奇怪的是，连查理都觉得弟弟的办法可行。

于是我只好放下自己的疑虑和悲观，同意交出这唯一能帮助我看清车厢栏杆的眼镜。

为了让如此关心自己的伙伴们保留一丝希望，更为了让弟弟能够放心，我在傍晚时将眼镜放进了空桶。车厢门又关了起来。我看着红十字会护士的身影渐渐远去，死亡开始向我袭来。

这天晚上，夏尔芒的上空电闪雷鸣。雨水穿过被英国空军打得千疮百孔的车厢顶滴落下来。还剩点力气的人都纷纷起身，仰起头，张大嘴巴迎接这难得的恩赐。

7月8日

该死，列车要重新出发了，这下我再也不可能有眼镜了。

清晨我们到达了昂古莱姆。眼前是一片废墟。火车站已经被盟军炸毁了。列车放慢速度，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窗外：大楼被劈成两半；站台边的列车车厢横七竖八地倒成一团；火车头有的停在轨道上，有的已经被炸翻；起重机已经面目全非，只剩下一根根支架。几个工人手拿工具站在断开的铁轨前，默默看着向他们驶来的列车，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此刻，七百条冤魂正身处一片世界末日般的场景中。

刹车声响起，列车停了下来。德国人不准铁路工人接近列车。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车厢里面的恐怖。舒斯特对袭击的恐惧与日俱增，一想起游击队便让他毛骨悚然。而且，自从遭到空袭，列车每天连五十公里都开不到，抵抗组织的前沿部队已经向我们一步步靠近了。

车厢与车厢之间的交流是绝对禁止的，但我们还是能让消息流传开来，特别是有关战争和盟军的消息。每当勇敢的铁路工或者善良的村民在夜里冒险接近列车时，我们就会得到一点物资和一些消息。每到这时，我们就会重新燃起希望，认为舒斯特绝不可能成功跨越国界。

我们是最后一批被押往德国的犯人，这是最后一班列车。许多人都愿意相信，我们会在途中被美国人或者抵抗运动者救出来。幸亏有抵抗组织，铁路才会不停地被炸毁，我们才能赢得宝贵的时间。远处，德国兵赶走了两个想走近我们的铁路工。对于现在的德国人来说，到处都是敌人。任何一个想帮助我们的工人、市民，在纳粹眼中都是恐怖分子。但是谁都知道，真正的恐怖分子，正是这帮手握枪支、腰别炸弹、专门欺负老弱病残的大浑蛋。

今天，火车一直没有动静。车厢由德国兵严密监视着。不断上升的温度在慢慢吞噬我们的生命。外面大概有三十五度，至于车厢里面，没人知道，我们全都处于半昏迷状态。身处这样的人间地狱，唯一的安慰就是感到周围还有伙伴们陪伴着。抬起头来，我看到查理脸上挂着浅笑；雅克一直在关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弗朗索瓦紧贴在雅克身旁，像儿子依偎着父亲一样。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索菲和玛丽安娜，南部运河边的长凳就在眼前，我们从前就是坐在那上面交接情报的。对面，马克的表情很是哀伤。其实，他是最幸运的人，因为他在思念达米拉时，我肯定，达米拉也正想着他。没有任何牢笼可以禁锢我们的思想，所有情愫都可以穿越栏杆飞向远方。这样的感情没有语言阻碍，也无关宗教信仰，更不怕人为施加的束缚。

马克就拥有这种感情的自由。而我，我幻想着索菲此刻也在想念我，哪怕只是几秒也好，哪怕是单纯思念一位曾经的朋友也好……

我们今天没面包吃，也没水喝。有些人已经说不出话来，他们一点力气都没了。克劳德和我始终坐在一起，互相关注着对方，以防昏倒或死去。有时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只是为了确认还活着……

7月9日

舒斯特决定折回一段路，因为抵抗组织将前方的桥梁炸毁了。我们回头往波尔多开。当列车离开昂古莱姆破败的车站时，我又一次想起了自己放在水桶里的眼镜，那是我重见光明的希望。我的双眼已经模糊了两天，跟瞎子差不多。

午后，我们回到了波尔多。农西奥和瓦尔特一心只想着逃跑。晚上，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开始捉身上的跳蚤和虱子。衬衫和裤子里到处都是，要想全部掸掉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边刚消灭掉，那边又出现了。另外，车厢空间狭小，我们只好轮流休息。一些人躺下时，另一些人便只能蜷成一团。就在这样一个夜晚，我的脑袋里突然冒出几个奇怪的问题：要是真能幸存下来，我们有可能忘记这段地狱般的日子吗？我们真的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吗？有可能将不愉快的记忆完全抹去吗？

克劳德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你在想什么？”

“沙辛。你还记得他吗？”

“记得。现在怎么会想起他？”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样子。”

“让诺，你到底在想什么？”

“我在想，到底为什么要像现在这样活着。”

“原因就在你面前！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的。而且我保证过，一定让你当上飞行员，你忘了吗？”

“那你呢？战后想做什么？”

“我要和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一起骑摩托车环游科西嘉。”

他凑到我面前，好看清我的表情。

“我一定能做到！你为什么冷笑？难道你觉得我不可能有女孩子喜欢，不可能带一个女人去旅行？”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弟弟显得更生气了。查理跟着笑了起来，马克也是。

“你们到底笑什么？”克劳德气急败坏地问。

“你知道自己有多臭吗？看看你现在的脸吧。就现在这个样子，蟑螂都不会跟着你走的！”

克劳德凑过来闻了闻我身上的味道，然后和大家一起放声大笑起来。

7月10日

就算是大清早，车厢里也已热得受不了。这该死的火车还是一动不动。天上连一丝云都没有，看来是不会有雨水再来垂青这帮可怜的囚犯了。旁边车厢的西班牙狱友每当支持不住时，便会唱歌，动听的旋律伴随着优美的加泰罗尼亚语传遍整列火车。

“快看！”克劳德指着窗外。

“你看到了什么？”雅克问。

“德国兵在路边发脾气呢。红十字会的卡车来了，下来一群女护士，她们提着水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护士们刚走到站台就被德国兵拦住，让她们放下桶，退回去，说等她们走了以后犯人就会来取的，绝对不准跟那帮“恐怖分子”有任何接触！

护士长上前推了士兵一把：

“哪里有什么恐怖分子？是那些老人、妇女和被关在车厢里快饿死的人吗？”

她把士兵痛骂了一顿，还告诉他们，她已经受够了这该死的规定，她要让自己的护士亲手将水送到车厢去。“不要以为你们穿着制服就可以为所欲为！”

舒斯特中尉拔出枪来指着她，让她老实一点。护士长轻蔑地打量了他一番：“您要是真敢向一个女人开枪的话，那请您一定对准我衣服上红十字的中心，因为它目标足够大，就算像您这样的白痴也能打准。打死一名红十字会成员，您回去一定会受到‘嘉奖’的。当然，要是被美国人或者抵抗分子们逮到，您的待遇会‘更好’。”

趁舒斯特愣在一旁的时候，护士长命令她的队伍提上水桶向列车走去。站台上的士兵们似乎都被她的威严震慑住了，又或者，他们很乐意看到有人逼着中尉做出了带点人性的决定。

护士长第一个打开车厢门，其他护士也照做了。

这位来自波尔多红十字会的护士长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照料过无数命悬一线的伤员，她本以为不会再有什么场景令自己感到惊讶了。但打开车门看到我们的一刹那，她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大，恶心的感觉翻滚而来，“天哪！”这个词不由自主地从嘴里蹦了出来。

其他护士也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显然我们的样子让她们反胃。在她们到来前，我们已经尽量穿戴整齐了，但瘦骨嶙峋的脸颊藏也藏不住。

护士们给每节车厢一桶水，发放饼干，还和犯人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但回过神来的舒斯特冲着她们大喊大叫，让她们赶紧离开。护士长无法再要求什么。车门再次关了起来。

“让诺，快来看！”负责分发食物、保证人人都有水喝的雅克好像发现了什么。

“什么？”

“快点啊！”

站起来得费很大的力气，更何况我现在跟盲人差不多。但我感到大家都急切地等着我过去。克劳德扶着我的肩膀。

“快看！”

到底有什么好看的！除了自己的鼻子以外，我几乎什么都看不到。眼前有些身影在晃动，我能认出查理，能猜到马克和弗朗索瓦站在他身后。

雅克把桶拿起来凑到我眼前，突然，我在桶里看到了一副新眼镜！我赶紧伸出手去抓住它，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伙伴们都屏住了呼吸，等着我将眼镜戴在鼻梁上。弟弟的脸瞬间清晰起来，还有查理满含深情的眼睛和雅克堆满笑容的脸。马克和弗朗索瓦高兴得紧紧抓住我的肩膀。

是谁在帮我？是谁猜出桶底那副碎眼镜与一个囚犯命运之间的关系？是谁好心地配了一副新眼镜给我？谁又能在几天以后准确无误地将它送到我们这节车厢？

“当然是红十字会的护士，还会有谁。”克劳德回答说。

我要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现在我的眼睛不再一片模糊了。望望四周，大家的脸上还是有无尽的哀伤。于是克劳德将我拉到窗边：

“看，外面多漂亮。”

“是的，你是对的，外面真的很漂亮。”

“你说她漂亮吗？”

“谁？”克劳德问。

“那个护士啊！”

这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命运算是定下了。索菲、达米拉，还有兵团里的其他女孩子，通通拒绝了我。但没关系，我现在终于找到可以共度一生的女人了，是她拯救了我的双眼。

当她发现桶底的眼镜时，第一时间读懂了我那来自地狱的呼救。她将眼镜框藏在手绢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上面的碎片，然后把它送到城里一位支持抵抗运动的眼镜商手里。修理眼镜的人马不停蹄地去找合适的镜片，重新将其装好。她接过新眼镜，骑上自行车快速回到车站，沿着铁轨寻找之前的那辆列车。看着列车返回波尔多，她松了口气：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得到护士长的指示后，她大步迈向那节被子弹打穿侧壁的车厢。于是，我的眼镜回来了。

这该是一个多么善良、勇敢而又热心的女孩啊！我发誓，要是这次能活下来，那么战争一结束我就去找她，向她求婚。我已经开始幻想自己开着一辆克莱斯勒，自行车也行，驰骋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头发随风飞扬。轻轻敲开她家的门，一见到她的脸我便会说：“是你救了我的命，现在，它是你的了。”我们一起在壁炉边吃饭，一起畅谈这些年的辛酸，感叹上天终于让我们走到了一起。然后，我们将过去抛诸脑后，共同书写美好的未来。我们至少要有三个孩子，再多点也没关系，只要她喜欢。从此，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我按照克劳德的意思，报了飞行员培训班，毕业后我每周日都带上她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你看，现在一切都变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我的生命终于开始有意义了。

由于克劳德在这次拯救眼镜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跟我们的关系那么亲近，所以我打算请他做证婚人。

克劳德看着我，干咳了几声：

“听着，老兄，我非常愿意做你的证婚人，这是我的荣幸。但在你决定结婚之前，我一定要告诉你真相。”

“那个把眼镜送还给你的护士，比你近视得更厉害，看她戴的镜片有多厚就知道了。当然，你肯定会说这个无所谓。但我还要告诉你，因为直到她走的时候，你的眼睛都还看不清东西：她起码比你大四十岁，肯定已经结婚，而且至少有一打孩子了。虽说就我们现在这副样子，不应该要求那么多，但是……”

我们在波尔多车站已经停留了三天。车厢里一点空气都没有，大家都快被闷死了。

人类对什么环境都能慢慢适应，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臭味，看到有人趴在地上也不再担心他们的死活。饿的感觉也不存在了，只有渴还是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舌头肿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嗓子干得冒烟，吞咽越来越困难。身体的所有不适我们都已经习惯，好像缺了什么都可以似的，睡眠仿佛也可有可无。还有一样令我们不安的，便是人在死前的癫狂。他们站起身，大声号叫，有时还会痛哭流涕，最后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还有点力气的人，只得时不时地安慰身边的伙伴。

旁边车厢里，瓦尔特对大家说，纳粹没机会把我们押到德国去，美国人一定会在这之前解救我们。在我们车厢，为了打发时间，雅克讲故事讲到筋疲力尽。但只要他一停下来，空气便又凝重起来。

不断有伙伴静静地死去，我却在找回眼镜后变得生龙活虎，真是罪过。

7月12日

凌晨两点半，车门突然被打开。波尔多车站上到处都是盖世太保的身影。士兵冲我们大声发令：带上自己那点东西。然后一阵拳打脚踢将我们赶下车，在站台上集合。犯人们有的怕得要死，有的则很高兴能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排成五列纵队，向黑漆漆、静悄悄的市中心走去。天上一点星光都没有。

石子路上不断响起我们的脚步声。大家一边走，一边传递着消息。有人说我们会被带去哈堡，也有人肯定我们要被关进监狱。懂德语的人跟我们说，从德国兵的谈话中听到，全市的监狱都满了。

“那我们这是去哪儿？”一位狱友小声说。

“快点！快点！”一个德国兵一拳打在他背上。

队伍在黑暗中默默行进着，最后来到拉里巴街的一座教堂前。这是我和弟弟第一次走进犹太教堂。

教堂里什么都没有。地上铺着些稻草，德国人将水桶排成一排。我们六百多名囚犯要被分配在三间大殿里。所有圣米迦勒监狱的人被安排在一起，待在靠近祭台的位置。我们一路都没留意到的女犯人们，则在栅栏的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