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植物给英国造成的问题远不及它们给澳大利亚造成的严重。我们这里气候凉爽，大部分在温暖地带大搞破坏的亚热带入侵者在英国都不易传播。我们的本土植被适应了被啃食、被修剪、被粗暴对待的状况，与原始的生态系统相比，它们对其他植物的渗入产生了更好的抵抗力。正如我们下面会讲到的，虎杖和喜马拉雅凤仙花也造成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绝大部分的新杂草只是给环境带来了一些滋扰，而非像澳大利亚的葛藤和水牛草那样摧毁生态系统。一株闪耀在朴素的针叶林中的火把莲，一棵躲在郊区委员会喂鸟器下的大麻，并不是外来植物入侵的不祥之兆，只是植物们顽皮的恶作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恐怕我从未忘记20世纪60年代在米德尔塞克斯的荒地上发现一大片疯长的城市杂草时的兴奋，以及在了解它们如何来到此地后的惊叹。从那以后，我总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出奇怪的植物，而且我感觉——尽管这么说听起来可能像是在美化我的那些“植物贫民窟”之行——我找到了一些线索，可以解释为什么外来植物在英国没能造成它们在炎热地区所造成的威胁。
我在企鹅出版集团时的那些午休探险后来成了一本叫作《非正式的乡村》的书，再后来还成为一部电视电影。这些作品中讲的并不仅仅是古怪的杂草，还涉及整个都市自然，野性与城市——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共存时两者之间表现出的令人振奋的不统一。它们讲述的是在摩天大楼窗台花盆上做巢的红隼，是在白厅街上漫步的狐狸，是英联邦首脑们的花园派对结束后出现在白金汉宫的热带衣蛾。但这城市的野生植物一直都在背景中，它们无处不在的茂盛丰饶让人兴奋。
柳兰无疑是夏日的常驻背景，尤其是在贝克顿废旧煤气厂那焦黑的荒地上，柳兰的枝头总停栖着许多赭红尾鸲。但通常杂草们不必做背景，它们自己就是故事情节。在威尔斯登交会站的铁路路堤上，我们拍到了一座令人惊叹的野生花园，其中生长着丰茂的水果和蔬菜，这些几十年前被人栽种的植物如今已被遗忘，在很不相宜的地点长成了杂草。这里有直径达6英尺（约合1.8米）的芦笋丛，枝丫纠缠的罗甘莓，结着果的黑穗醋栗灌木丛。它们的历史十分有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为胜利而掘土”这一口号的鼓舞，那些房子背靠着铁路路堤的居民们认为铁路旁的土地也应为战争出力，于是便把他们的菜畦扩张到了铁路线边缘。这些临时菜园在战后便被废弃，但这些作物（至少是其中的多年生植物）却继续活了下来。
一种杂草若想入专业人士的法眼，必须具备三种要素：起源、顽固和独特。以前达格南福特汽车厂的后面有一片规模可观的风滚草，这种植物的枯枝形成的球在荒原上滚过的情景是西部电影中烘托气氛的经典镜头。（不用说，风滚草这种便于四处流浪的习性是一种典型的杂草策略，是为了适应荒原的广袤而演化出来的。亲代植物开花后便会干枯，然后被风连根拔起并四处滚动，走到哪里就把种子撒到哪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类镜头其实是电影年代错位的经典例子之一。风滚草——别名俄国蓟（Salsola kali，ruthenica亚种）——原产于欧洲东部和亚洲的干旱地区，它们作为杂草抵达美国（混在乌克兰移民的亚麻种子里）的时间是19世纪70年代末，此时经典西部片中描绘的拓荒全盛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在英国，俄国蓟首次被发现的时间是1875年，地点是牛津郊外的一座花园。它很可能是混在废羊毛肥料中来到这里的。达格南的那一片风滚草是在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的，它的祖先当初可能就躲在从美国福特公司进口的产品中。它们成功萌发和传播的关键在于它们找到了一个与俄罗斯草原或美国西部那种干旱平原极为相似的栖息地。工厂的后面是一片很大的空地，用来堆放铸造厂丢弃的灰烬质地的垃圾。这里是一片温暖、干燥、具有流动性的工业荒原，风滚草见到这样的地方就像小孩子见到了沙堆，再也挪不动脚了。
到1934年时，这个植物群已经有了几百株植物。我们1974年前来拍摄的时候，大部分垃圾场已经被填平，改造成了一个用以停放新出厂的福特车的停车场。但这里留下了一片杂草，而我们去的那天恰好有风——那种沙漠里的微风，于是我们拍到了一组特别的镜头，镜头中埃塞克斯郡的风滚草试图完成它们基因中写下的使命，跌跌撞撞地挤进崭新的科尔蒂纳轿车周围的防护栏。
那时的我对外来植物很有兴趣，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抵达的方式通常都离奇有趣，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对植物秩序的毫不理会、它们那纯粹的机会主义作风。我喜欢那些要么几乎不可能出现、要么十分合宜的杂草毫不挑剔地便把可用空间填满，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自然是多么讨厌空白。有时我也担心我的偏爱只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诡辩。我所知道的长在错误地点的植物中最极端的例子，是在医学期刊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的，文中有一棵紫花苜蓿竟然在一个病人湿润温暖的眼睑上发了芽。还有一个令人不适的程度轻得多的例子发生在牛津圣十字教堂，那里的一座坟墓上径自长出了一棵颠茄。我倾向于认为，这棵植物应该与1913年沃特福德公墓中一座坟墓上长出的那棵著名的“无神论者的无花果”来源相似。（“无神论者的无花果”这一典故，讲的是当地一名非宗教信徒要求死后躺进棺材时在他手里放一颗无花果，他说，如果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他就会让无花果发芽。尽管后来真的长出了无花果树，但其来源更有可能是死者生前吃的最后一餐。）
我偶尔也会参加由不列颠群岛植物协会组织的“外来植物搜捕行动”。这个活动听起来很豪华，实际上就是乘车去游览伦敦东部的那些垃圾场；在没有垃圾回收分类的年代，这些垃圾场里堆满了各种垃圾，从屠宰场的边角料到塑料玩具，应有尽有。初秋，我们会步行穿过一大片刚扔掉的牛肠、被风吹乱的纸、碎玻璃和无数堆臭烘烘的厨房垃圾。整个地方都弥漫着刺激性的烟雾，那是让人窒息的燃烧的橡胶和冒着热气的生物垃圾释放出来的。卡车往来穿梭，带来新的垃圾，而推土机则把垃圾压平夯实。我怀疑地球上没有任何自然栖息地能像老式垃圾场这样，既整日处于混乱变化之中，又有集中的外来生物种子来源。这里就是杂草的温床。
杂草们以成千上万的规模冒了出来，这是一个由食用植物、观赏性植物和躲在进口盆栽中偷渡而来的南半球植物组成的怪异组合。它们从丢掉的色拉、亚洲餐馆的垃圾以及每年进口几千吨的鸟食中萌发。它们在剪下的树篱、沾满泥的轮胎或进口包装里的果实上生根。每一粒能发芽的种子，每一片根或茎的碎片，都有机会在这温暖的垃圾堆旁长成一棵植物。我们找到了荞麦、草、芫荽、黄瓜、孜然芹、大丽菊、一棵旧时农田的瘟疫植物——毒麦（可能是混在进口大麦里来的）、莳萝、小茴香、胡芦巴、葫芦、天仙子、鸢尾、尾穗苋、金盏花、大麻、茄科植物（5种）、马铃薯、木藤首乌、假酸浆、向日葵、番茄（已经结果了）、西瓜和刺苍耳（Xanthium spinosum）——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连载漫画中常出现的苍耳，它们是挂在羊毛上然后跟随羊毛废料来到垃圾场的。
每当找到这样特别优良的品种，队长就会吹响哨子，然后所有成员都会放下手中的事，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聚集在这棵植物周围。大家拍照片，认真讨论物种鉴别的细节。如果鉴别时存在争议，大家就会决定由一个人先“继续养着”这棵植物，直到它的身份被揭晓。这个过程包括将这棵植物挖出来（反正留在这里的话，不出几周，它也会被新的垃圾埋葬），装入一只湿润的塑料袋，带回去种在家里的温室或植物园里，然后照顾它，直到它出现可以准确辨认物种的特征，如开花或结种。有一次，我们在垃圾场间穿梭时，车内温暖的气息竟让才挖来的假酸浆绽放了（采到的时候花还是闭拢的），美丽的蓝色花朵静静开在塑料袋里面。想着这种植物奇怪的名字[142]，我记起波西·西蒙兹有一部恶搞漫画，将植物的民间英文名和20世纪乡村的新品种联系在了一起。她的说明文字出奇地契合图片中的情景。“水道河岸上那片灰色是‘丢薄片’、‘毒胶’和‘黄麦仙翁’，路边停车带角落里的是一丛丛‘黄色尖肺屁股’。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第一棵从草中钻出的‘小妖精护指套’，它们要么是蜡质的金色，要么是透明的粉色……”
我们的“外来植物搜捕行动”不一定有什么科学价值，倒与观鸟爱好者们追寻稀有鸟类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但看着“搜捕者”们对植物起源和垃圾场历史如此着迷，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拿着金属探测器的寻宝者。这些远足活动能让人感觉更敏锐，还能让人对植物的交通方式大开眼界。而且植物学书呆子们可能不是唯一对这些杂草感兴趣的人。一个周六，在巴金[143]垃圾场时，我们发现同在这里的还有一群游客的孩子，他们正在垃圾中翻找更有趣的旅行纪念品。他们专心听我们介绍，围着我们问东问西，还把要鉴别的植物拔出来。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各自散开，并把找到的植物交给他们的领队，再由他转交给我们。其中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塞给领队一枝亚洲香料植物——细叶糙果芹，它的学名叫作Trachyspermum ammi。这是一种难认的伞形科植物，对我来说也十分新鲜少见，但对这个进步神速的小分类学家而言却不再陌生。“艾米（Ammy），”他努力用带着伦敦腔的拉丁文说着植物的名字，“他们已经认出这个了。”
要是从杂草的定义“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出发，把这些垃圾场植物称作杂草也许并不恰当。作为被驱逐者，它们所处的地方再“正确”不过了，这里把它们和曾经带它们来到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有效地隔离开了。它们的寿命很短暂。它们被卡车倾倒下来以后只有一个月时间，随后便很有可能会被下一批新土掩埋。几乎没有植物有机会结种，更不用说散播出去给放逐它们的世界带来麻烦。对于长在这里的植物们而言，垃圾场是它们的最后归宿，而非新物种入侵的阵地。
几年以后，我对杂草的迁移和渗入依旧兴趣不减。它们的进驻过程令人惊叹。我曾在洞穴里的电灯旁看见过碎米荠的嫩芽，它的根就扎在潮湿的石灰岩裂缝中；我还在布鲁斯托的三层楼房房顶看见过醉鱼草。有一次，在康沃尔郡“伊甸园计划”园区的潮湿热带生物群系中，我看到一株荆豆长在进口的石头基底上，它一定是从群系外面茂盛的荆豆丛中悄悄潜入这密封并不算严格的环境里的。
机会主义最为重要。那棵著名的、在1973年清洁工人罢工期间顶开没倒的垃圾桶桶盖钻出来的臭椿幼苗，我并没能亲见。但我曾看到过在伦敦地铁环线地面段的铁轨路堤上密密长着的一片臭椿幼树。臭椿是在1751年第一次被人们用种子种在切尔西药草园中的，它那结着种子的翅果很容易被风以及过往列车搅起的气流吹散。如今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地方，它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环境，看起来就像本土灌木丛中的一员。
外来物种的潜入可以极为隐秘且精确。我常看到一小片亮蓝色的半边莲从城市人行道的缝隙中长出来，而它们的种子就来源于正上方悬挂的花篮。有时它们的潜入又广泛而难以捉摸，每当这时植物学就会费尽力气想要搞清这些世界上最成功的杂草是如何进行环球旅行的。我曾看到过一棵如今被叫作黄花酢浆草的植物开着它明亮的柠檬黄色小花，孤零零地长在葡萄牙辛特拉一家画廊外的一个浴缸里，这个浴缸是用来盛放一尊出自一位南美洲艺术家之手的雕塑的。黄花酢浆草起源于南美洲（在那里它被叫作“海角黄花”），如今是一种遍布全球的猖獗杂草，出没于锡利群岛的花田、澳大利亚的柑橘园和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它的英文俗名Bermuda-buttercup（直译为“百慕大毛茛”）正是来源于加勒比地区。这个让人困惑的名字像是对杂草本身旺盛、多变的特性的一种比喻。
可是，作为感官敏锐且反应迅速的环境变化风向标，杂草们的那种进取精神偶尔真会让你觉得深受鼓舞。20世纪90年代，英国皇家空军格林汉姆基地不再作为核基地之后不久，我曾造访此处。那时大自然已经开始了再次占领基地的进程。蝙蝠栖息在导弹发射井内，黄条背蟾蜍躲在旧弹药箱里。巨大跑道两边的草地已经长出了野花。最让人惊叹的是，格林汉姆基地脚下的土壤明明是酸性的海绿石砂，却长出了许多偏好白垩土壤的植物，为首的就是常见于铁路路堤和旧采石场的坚毅杂草野胡萝卜，它们收拢的种球看起来像是蜂鸟的鸟巢。跑道上的水泥慢慢渗入土壤之中，使这里的土质变成了碱性。甚至还没等被挖掘，这条极速跑道就已经开始降解，并慢慢变成一片草地。
在追踪英国外来杂草的这30年中，我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植物而言，生命虽然美好却很短暂。每年来到英国的新植物有几百种，可用的土地却很少，环境也并不适宜，环境变化的速度又往往比它们那已经很快的生命周期更为迅速，并且大部分非耕地的地表已经被古老而强大的本土植物占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来入侵物种十分符合杂草能在生态真空中兴旺繁荣的特征——这里的生态真空即没有捕食者、疾病和本土植物释放的防护性生化手段。）只有很少几个新物种能顺利存活到成为杂草景观中的一员，能成为环境滋扰分子的就更少了。垃圾场就像是其他那些失败者命运归宿的一个隐喻。它们可以在这场本质上而言就是植物畸形秀的表演中熠熠生辉，但若想逃脱迅速灭亡的命运、成为一个成功的入侵者，几率很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成功站稳脚跟的外来物种走的都是另一条路径：进入花园，被喜爱、被培育，被一个园丁散播给另一个园丁，直到它们达到一定的数量，在这个数量下偶然的逃脱或有意的放逐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就是让英国保育工作者担心不已的十几种“侵略性非本地植物”进入野外的途径。其中8种为水生植物，它们都是水族馆或观赏性池塘的弃儿。像黑乐草、加拿大伊乐藻和粉绿狐尾藻（原产于南美洲）这样的物种，其叶子能在水面上形成致密的一层，可以导致其他水生植物（有时也包括水生动物）缺氧。与陆生植物不同的是，它们没有扎在泥土中的根系来限制它们的生长。
危险程度紧随其后的恐怕就是杜鹃花了，这种植物具备入侵古老林地——尤其是英国西部林地的罕见能力。究其原因，可能是假如我们把时间轴拉得足够长，杜鹃花并不能算得上是一种外来植物。在英国西部形成极为密实的灌木丛的品种是彭土杜鹃（Rhododendron ponticum），人们曾在爱尔兰的沉积物中找到过这种杜鹃的花粉，其年代可以追溯到上一次间冰期。那时这个品种已明显适应了大西洋林地的生长环境，因此可能保留了一些关于如何应对这种栖息地环境和竞争物种的基因“记忆”。但在那以后的三万年里，它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再次生长在英国大地上，目前所有的野生杜鹃都被认为是从花园中逃出去的。几乎没有虫子以它为食，即便是在不适合它播种的较凉爽的夏天，它们也能靠着吸根大肆扩张。在苏格兰西海岸那片独特的栎树林里（有时这里也被称作“凯尔特雨林”），杜鹃能够爬上那些因常年吹风而较为矮小的栎树，挤走树上稀有的地衣和青苔——对它们而言，这片树林是最后的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很重要的避难所了。
喜马拉雅凤仙花是最受保育工作者喜爱的入侵物种了，这心情大概与狐狸猎人们最喜欢的动物是狐狸差不多。让工作小组们玩得精疲力竭的“抽打凤仙花”活动，可能是保育志愿者们最喜欢的娱乐项目，尽管（或者可能就是为了）过程中弥漫着压扁的枝条的气味，凤仙花的种子还会不停射出来。至于这种狂欢活动是否合理，或是否会产生任何生态影响，还有待讨论。
喜马拉雅凤仙花是在1839年从喜马拉雅山脉引入英国的，它被作为装饰性植物种在花园的潮湿角落，到19世纪末时，它们已在野外广泛分布，尤以西南各郡的河流沿岸为多。1901年，植物学家A. O.休谟[144]在康沃尔郡的露谷看到了这种植物，为其写下了一段最早、最生动的描述文字。他强调，至少在它还比较罕见的时候，它算得上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美丽植物：
长在温暖的西南部、茎的基部没入清澈溪水的凤仙花是一种极美的植物。它高5—7英尺或者更高，恰好露出水面的那部分茎直径有1—2英寸，十分健壮；它笔直、形态对称，开着许多团花朵，中央的大花可以有一个人头那么大……不同的植株开出的花朵也大小不同，颜色也可有十几种变化，从你能想象出的最浅的粉红色到深紫色；大而优雅的深绿色披针形叶子长得郁郁葱葱，其中有些叶子的长度足有15英寸。
在20世纪50年代，喜马拉雅凤仙花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了，到80年代时，它长遍了大部分河流系统的沿岸，但密度最大的依旧是西部。它迅速扩散的原因和其他所有凤仙花一样：它紧绷、有弹性的蒴果能像弹弓一样把种子发射出去（它们形象的属名Impatiens意为“没有耐心的、无法忍耐的”），然后种子就会顺水漂流。喜马拉雅凤仙花是英国最高大、生长最快的一年生杂草，它们形成的超大规模植物群是一种非常吸引人的景观，常能沿河岸绵延数百码，开出成片的紫色和粉色花海。到20世纪末时，它们已经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有了一些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安妮·史蒂文森[145]为这种植物写了一首很美的情诗，与保育工作者们将它的气味比作清洁剂不同，她笔下的凤仙花有着“成熟蜜桃的香气，仿佛一个姑娘擦着口红的芳唇间吐露的气息”。它们开始有各种俗名——警察的头盔、穷人的兰花（得名于花的形状）、跳跃的杰克（得名于会发射种子的蒴果）。一个萨默塞特郡的记者告诉了我一个极为有趣的凤仙花俗名，以及一个杜威尔顿的保育工作者们一定不会爱听的故事：“（喜马拉雅凤仙花是）我最喜欢的植物。我不太确定它是不是这里的本土植物，因为我的那株是从别人的花园里得来的。我遛狗时常把它的种子撒在各种树篱和壕沟里，所以它很快就会变成本土植物啦！……我以前听说它在当地被叫作‘蜜蜂屁股’，也注意到它很吸引蜜蜂，原来它的花朵形状导致蜜蜂采蜜时只能看见它们的屁股，我觉得这个名字简直太妙了。”
我也曾见过蜜蜂们在“蜜蜂屁股”上忙碌的情形，那时我正在秋日的埃克斯河上漂流，两岸浓密的喜马拉雅凤仙花使得整条河流充满一种与众不同的亚洲风情。凤仙花上覆盖着圆蛛的蛛网，空气中飞舞着许多蜜蜂，有些蜜蜂的肚子上挂了太多黄色花粉，几乎都要飞不起来了。无论喜马拉雅凤仙花还造成过什么影响，在这暖意渐消的季节里，它们为本土的无脊椎动物营造了一片乐园。但那里已看不到太多其他植物，我的同伴坚持认为是凤仙花排挤和破坏了当地河岸上的植被。
但十年过去后，一个简单如外来植物大部队无情扼杀可怜的本地植物的故事是无法说服我的。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一年生植物。它也许只需一个夏天的时间就能长到10英尺（约合3米）高，但冬天它就会和自己的根一起死去。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它无法建造一个根深蒂固的植物群。作为将机会主义发挥到极致的杂草，它的生存和传播靠的是入侵没什么植被的开阔泥地和在已有的河岸植被中见缝插针，它尤其喜欢临近城镇的环境。并且现在已经弄清，在国内的许多地方，对凤仙花传播最有利的条件实际上是人对河流进行的入侵式机械清淤。凤仙花对本地植物造成影响，可能是由于这些植物被它们夏天的浓密叶影笼罩了一段时间，变得比较虚弱。（但这种植物间的影响不是必然的，比如在黑莎草沼泽区域，沼泽中的黑莎草与喜马拉雅凤仙花相似，一个夏天可以长到6英尺以上，而群落构成丰富的春天开花的多年生植物——兰花、剪秋萝、缬草——就不受其影响。）可我还从没见过哪里的本地植物群落确确实实被喜马拉雅凤仙花所替代的。在东英吉利，它们甚至无法进入河边稳定的芦苇植被，遑论入侵了。
喜马拉雅凤仙花既可以让乡村河岸变得单调，也能让城市荒地更加多样。它的存在对英国到底是好是坏，并没有一个简单分明的裁断。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安妮·史蒂文森写给凤仙花的情诗的最后一节——在一个环境剧烈变化且充满不定因素的时代，扼杀任何充满希望的绿色生物都是危险的：
爱，是你说，“杀死那个我们不得不称作生命的杀手，
然后我们就会生活在死气沉沉的太阳下
一个荒凉的星球。”
于是我照旧用十月的温柔渴望爱你，
会接纳即将来临的冬天
并喜欢凤仙花诱人香气的十月。
不过，虎杖作为一种值得人们认真谨慎处理的入侵者是毫无争议的。它不像凤仙花，可以用作周末与小马俱乐部或当地保育机构狂欢娱乐的由头。它也不像大猪草，这种高大健壮的两年生植物一生中基本不挪窝，且开花以后就会死去。虎杖一旦在自己喜欢的地方落脚，每年推进的距离超过20英尺（约合6.1米）。它那多年生的根部会不断扩张，并遏制其他植物的整个根系。虎杖的身份并不是普通杂草中某个较为恶劣的品种，而是被看作、被当作生物公害和植物传染病来处理。它产生的主要文化影响就是催生了一整个对抗它的行业。
虎杖的早年经历与许多其他入侵杂草很相似。虎杖在原产地日本和中国北部的生长环境是像河边碎石滩和山麓碎岩这样较为混乱、易受侵扰的地方，也是典型的潜在杂草喜爱的环境。它是凝固熔岩上长出的第一批植物之一，可以忍受极端的酸性环境和矿物污染。虎杖于19世纪中期被引入欧洲，它那几乎在同一平面上水平排列的心形叶精致且充满东方韵味，乳白色的花穗错落有致地立于叶片上下，这些特点使它成为大受欢迎的花园灌木。1870年，它得到了园林设计师威廉·鲁宾森的赞誉。20世纪初，一个谢菲尔德矿工还听到了自己家虎杖的故事：父亲如何买回了一株虎杖，如何邀朋友前来参观，友人们对它布满斑点的茎和典雅的叶如何交口称赞，这株植物后来又如何被分作几盆与大家互赠交换。
我们依旧可以在植物学家的笔记中找到虎杖势不可挡的传播情况。人们首次在伦敦野外发现这种植物是在1900年，两年后它便抵达了白金汉郡兰利的一个垃圾场。1908年，它来到了埃克塞特；1924年，它到了萨福克郡。在20世纪30年代的康沃尔郡，人们送了它一个名字——“汉考克的诅咒”，因为虎杖从中散播出来的那座花园的主人就叫汉考克；据说康沃尔郡有一栋房子因为虎杖肆虐，售价已经降到了100英镑。到了20世纪60年代，虎杖已经遍布整个英国，从英格兰最西边的兰兹角一直到最北端的刘易斯岛。
此时情况已非常明了，虎杖的侵略性与英国其他外来杂草全然不可同日而语。它单棵植株的根系纵向可伸长至6英尺深，水平方向上的根携同其上生长的芽每年都可推进至少20英尺。这就是虎杖扩张的主要手段。英国的所有虎杖都是雌株，其最初来源可能是几棵无性繁殖出的个体，所以这里的虎杖并不会结种（除非与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如木藤首乌——的雄株杂交）。正如旋花和宽叶羊角芹那样，虎杖的小块断根也能很快形成新的植株。刚刚切下的一小段茎若放在水中、置于温室条件下，只需六天就会开始长出新芽和新根。还有一点，虎杖的春芽——其中有一些是直接从庞大的地下茎上生发出来的——可以穿透沥青、顶开水泥板，四个星期内就能长到5英尺（约合1.5米）高。
难怪人们开始觉得虎杖是个大麻烦。被从花园驱逐后，它沿着铁路路堤、河岸、混乱的人行道边缘和路边的壕沟一路扩散。它入侵了教堂庭院和公墓。在一些地方它开始形成密实的灌木丛，不但人类无法进入，下层的植物也完全被覆盖扼制。而且与其他大部分多年生杂草不同的是，它的根似乎可以压制其他植物（甚至包括蕨菜）的地下茎。但幸运的是，目前它还没有表现出入侵古老树林或草地的倾向，也没有要变成农业杂草的迹象。
对虎杖的抵抗始于1981年，其模式和备战某种生物危害的溢出或严重的流感爆发一模一样。虎杖被写入了1981年的《野生生物和乡村法案》，从此“种植或以其他方式使其于野外生长”变成了一种“违法行为”。在1990年的《环境保护法案》中，虎杖的“身体部位”（即剪断或挖出的根）被列为“管制垃圾”，根据《环境保护法案》的规定，这类垃圾只能丢在具备许可资格的垃圾填埋场。
管控虎杖的大量可用公共经费催生了一整个扑灭虎杖的行业。公司生意兴隆，客户名单越来越长——最常见的有市议会、大型建筑公司和房地产经纪人——并且遍布各地。人们召开会议，出版供土地所有者和忧心忡忡的住户使用的手册，教他们如何处理这种凶恶的植物。有时候这些手册读起来更像是驱魔仪式，而不是除草指南。整个处理流程十分严格。各个程序必须在一年中的正确时段按顺序执行。外泄污染是个很实际的危险，所以要遵循防护程序。不推荐简单的挖掘，因为这只会让根的碎片更为分散。对于大型的虎杖群，推荐使用深挖的方法，被虎杖污染的土壤也要带到有许可资格的地点丢弃。可以在土壤中插入障碍物作为抵挡入侵者的藩篱（兼具这个词字面和比喻的双层含义），多一重保障。对较小的植物群，可以在它们长到约1米高的时候（通常是每年的5月）喷洒除草剂，此时的叶片面积已足够大，可保证化学物质被良好吸收。若在这一季末、虎杖还未出现枯死迹象前喷洒，也被认为是有效的，但“要注意保护花上的蜜蜂和其他昆虫”。在一些较敏感的区域，在春秋季之间进行反复的修剪、翻土和放牧也可起到一定作用，但所有剪下的植物组织必须被安全处理，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焚烧。
剿灭工作在2009年春天进一步加速了，因为此时出台的《财政法案》中有一项条款规定，每年可免去相当于虎杖清除费用150%的税款。不出所料，各公司抓住了这天赐良机，将每平方米的清除价格推到了50镑以上。截至2010年初，全国每年用于清除虎杖的费用已经升至1.5亿英镑以上。
但2010年春天，一种更低廉、更安全且少了些疯狂的控制方法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非营利性农业研究组织CABI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虎杖的原产地日本对虎杖的天然捕食者——一种叫作木虱（或虎杖虱）的体型极小、吸食植物汁液的昆虫进行试验，并且已经获得政府批准在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试验。可能鉴于仙人掌螟蛾的前车之鉴，再加上考虑到生物控制法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研究者们将会尽量将试验田与其他地方隔离开来，并在试验田中纳入其他与虎杖有亲缘关系的英国野生植物（如蓼属植物和蓼科的酸模），以确认木虱不会误伤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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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外来入侵植物——即便是“三巨头”：大猪草、喜马拉雅凤仙花和虎杖——造成的威胁有反对者们坚称的那么严重。这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建立在有偏差的数据上的外来物种恐慌？2010年，英国植物分布的开创性著作《英国和爱尔兰植物地图新编》（2009）的合编者戴维·皮尔曼和他的植物学家同事凯文·沃克从一个新的角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不同的尺度——分析了入侵植物的出现频率。首先，他们提出，我们可能因为这些杂草的“都市性”而对它们的存在产生了错误的印象：“我们会把外来植物看得比在实际情况中更‘普通’，因为它们在我们生活圈里很常见。于是我们就不假思索地认为它们无论在哪里都很普通。”我们从它们在城市中的混乱环境——路边、水道、废弃的工业区里的数量推断，它们在更广阔的乡村也一定以相近的密度生长。于是作者们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反推。他们先给出了面积单位为100平方公里（即10公里乘10公里，英国将这个单位称作hectad）的入侵杂草数量的数据，然后将这些面积单位按一个小得多的单位——4平方公里（即2公里乘2公里，英国将这个单位叫作tetrad）进一步细分，并在这个比例上再次分析这些杂草的数量。（整个数据库十分庞大，记录了400万个4平方公里上出现的4400种植物。）两个数据间的差异令人吃惊。100平方公里尺度上虎杖分布的面积为83%，但细分到4平方公里的尺度以后，虎杖的分布率只有29%。杜鹃花的这两项数据分别是70%和22%，喜马拉雅凤仙花则是34%和6%。这些植物的数量似乎都集中在相对较小的面积上，其中大部分区域是城市或城郊。当皮尔曼和沃克将乡村地区，尤其是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的数据也如此细分分析后，外来入侵植物——用他们的话说——“稀少到难以察觉”。他们绘制了杂草首恶虎杖在多塞特郡——英国乡村面积最大的郡之一的分布图。100平方公里尺度上，虎杖在每一个单位面积里都有分布，表明它在这里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危险生物。在郡内1280个重要自然保护区中，只有8个长有虎杖。
看着美国佛罗里达州和澳大利亚的状况，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在外来物种问题上放松警惕。但外来入侵植物也具有所有杂草的共性，即能让它们真正繁荣发展的只有混乱不稳定的环境，或缺乏长期稳定植物群落的地方——否则在这些植物复杂庞大的根系和长久以来形成的化学秩序的影响下，外来者通常难以立足。把大猪草的种子种在一片古老的林地中，它们很可能无法萌发；而在约克郡峡谷中温和规矩的柳兰一旦被引入肥沃、常翻新的花园绿草带，就会摇身一变，高大凶猛起来。一种植物杂草化的倾向与其说是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不同环境下的随机应变。
但机会总会出现在某时、某处，外来入侵者们也会一直存在，即便有时我们会夸大它们带来的威胁。它们蓬勃发展，有时候是因为它们已经扎稳了根：比如虎杖，硬要彻底根除它们，只会搞得国家破产、两败俱伤。有时候是因为它们传播的路线已经连续流畅：每一种新的作物——大豆、补血草、琉璃苣——被引进时都会带上些新的杂草亲戚。还有些时候只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不管欧洲七叶树——一种不到400年前从巴尔干半岛引入的外来植物——被同样外来的树木病害摧残得多么严重，作为英国乡村植物的标志，它会受到人们的守护，哪怕只剩最后一棵。外来植物为我们的国家和地域文化贡献良多，有时对地方生态都多有裨益。而在未来它们可能需要做出更大的贡献。气候变化对本土植物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它们在传统分布区域——它们的舒适区，数量可能会慢慢减少，变成植物中的“少数民族”，甚至最后在当地灭绝。它们留下的空白只能由可以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的植物填补。这些植物中有些可能就来自更温暖的南方，若只是因为它们并非原住民便断然将它们驱逐，会让我们这座小岛的植物群背上更加贫瘠单调的风险。
因此，我想知道，在衡量外来入侵植物时有没有一种不那么武断的方法，能将它们做出积极贡献的可能性也计算在内。我觉得“适应”（naturalisation）这一概念可以作为一种衡量它们可容性的简单有效的标准。在严格的科学定义上，“适应”指的是一个外来物种已经在野外环境中建立了足够稳定的地位，不需人类帮助就可以繁殖与传播。在英国符合这一定义的植物有近1500种，其中有约150种是公元1500年前到来的“古代杂草”，另外1300种则是之后抵达的“新杂草”。
文化层面的“适应”可能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其深层含义中强调的是人们的接受度和文化上的“相合”。这种“适应”在字典中的定义是“被承认与土生土长的事物或居民享有一样的权利和待遇”，或“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定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宣布：“我们，通过法案，接受国际人权之友的领导者成为法国公民。”在这些定义中有一个予与取的概念，即外来者要对其适应的文化做出一些贡献，同时尝试着融入其中。
这个标准该如何应用到一些著名的外来植物身上呢？有些植物，如欧洲七叶树（新杂草），在文化层面已经被广泛接纳并完全适应了。这种树为英伦景色、孩童游戏甚至化妆品行业（它的果实能够用来生产洗发水中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它们带来的坏处不过就是在几片本地林地中不成气候地散播了些种子。另一个例子是雪花莲（除西部少数地区外英国全境都有分布的古代杂草）。它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并且能在其逃脱的花园外形成巨大的植物群，但大部分人都以为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英国野花。
大量外来花园植物都能与我们的本土植物和睦共处，甚至常常相处得非常愉快。我前面提到过蔓柳穿鱼、紫菀、常绿五舌草和糖芥所做的贡献。新来物种中有一些最为优良的品种都起源于地中海地区——花朵散发着康乃馨香味的欧亚香花芥；黄色花朵周围围着一圈绿色萼片、以“唱诗班少年”的名字广为人知的菟葵；还有距药草，它耀眼的红色花朵使英格兰西南部的石头建筑充满了生气。针叶婆婆纳是19世纪30年代作为岩石花园专用植物从高加索引进的，如今它们在粗糙的草坪上开出了一片耀眼的蓝色花海（当然是在允许它们生长的地区），与之相伴的是毛茛和落下的樱花。木本羽扇豆1793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远道而来，如今已经适应了东部和南部海岸的沙质海岸线，盛夏里它们的黄色花朵会为海边的微风增添蜂蜜般香甜的气息。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无害地游荡在英国南部的树篱当中，哪怕只是因为它背后的故事，也值得将它留在这片土地上。18世纪初，第三代阿盖尔公爵、植物收藏家阿奇博尔德·坎贝尔收到了一株茶树（Camellia sinensis）和一株来自中国的枸杞。但它们的标签被弄反了，不知是出于无意还是出于幽默，公爵就继续让它们顶着错误的标签生长。这个故事在1838年才为人所知，此时公爵已过世多年，但是枸杞却留下了它的戏谑性称呼“阿盖尔公爵的茶树”作为英文名。
更有争议的是如今开遍全英国路边和草地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花园水仙。许多人都觉得冬天过去后有些鲜亮的花朵装点一下挺不错，于是当地议会和便民组织出于好意，把水仙种到了交叉路口的圆形花坛、道路两旁和离本区已经很远的绿地中。（即便种在这些地方，水仙们也会造成问题。萨福克郡植物记录员马丁·桑福德指出，尽管这些花被认为“为环境增色不少”，但“它们也被用来在公共土地上划地为界，而且可能导致这些区域被改造成更为正规的园艺区”。）出人意料的是，许多粗莽的现代培育种和杂交种水仙似乎能产生大量的种子，于是在距离人类聚居地几英里的林地和田边也会突然出现水仙群。我在诺福克湖区的沼泽中央和约克郡谷地1000英尺（约合300米）高的小河河岸都曾见过水仙花丛。
由于水仙的叶子在5月底就会凋零，目前来看它们对本地植物的威胁还很小（不过4月里它们能够完全遮住黄花九轮草和欧报春）。但在自然景观中，它们是最具有美学破坏性的杂草，与喜马拉雅凤仙花这样频受抨击的植物相比，长在本地野生植被中的水仙花要不协调得多；它们完全来错了地方，把城市花园的氛围一路带到了乡村。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有些入侵物种永远都不该留下。例如，被南美洲驱逐的精致的水生植物粉绿狐尾藻，如今正慢慢淹没水塘和沼泽区域的开阔地。虎杖、杜鹃花和桂樱可能也应归为此类。或许还应包括一些更本土的植物，如英国培育的油菜，它们正不断冲出种植它们的田地，入侵周围的道旁植被。植物本土化——获得准许光荣成为本土植物的一员——应当以植物行为的可接受程度和适当与否为标准，而不应取决于原产国家。
边界区域也会出现问题，界线两边植物的行为和分布可能会突然改变。亚历山大草是（或者说，曾经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古代杂草。它作为一种烹饪用植物，被罗马人从地中海沿岸带到英国并广泛种植于花园中，直到味道相似的芹菜出现。很快它们就在野外扎根，适应了（包括文化和生态上的双重含义）海边荒地的生长环境，与许多地中海植物一样，它们似乎很喜欢海岸边温和的冬天和咸咸的空气。它翠绿的叶和黄色的花是初春路边最早出现的风景之一，它的茎煮熟后是一种挺不错的食物。但做了2000年备受喜欢、中规中矩的海岸植物典范后，它忽然性情大变，侵略性十足，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向内陆扩散。一开始人们以为这可能是路边盐含量骤增的结果——就像丹麦岩荠那样，但亚历山大草的新植物群主要出现在并未撒盐的乡村路边以及与路面并不接近的位于高处的河岸，所以一定有其他原因——可能与气候有关。到2000年时它开始出现在赫特福德郡南部的主干道边，这里距离海边超过100英里。与此同时，本已占据了诺福克湖区东北部大部分道路路旁的它们，又开始进一步在诺福克郡最南端的A143公路两侧涌现。亚历山大草的真面目还在诺福克郡博物学家协会中引起了一场小争执，此前这个协会刚刚将它选作诺福克郡的郡花。一种杂草的形象摇摆于受人喜爱的标志性植物和初露凶相的恶棍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杂草的形象会在它们迁移或扩大地盘时改变，会在它们入侵新领地时改变，还会随着大众审美的改变而改变。就像曾经数量充足的家麻雀，100年前捕到它们还可领赏，如今它们却成了稀少且受人尊重的花园奇景，所以亚历山大草的形象可能也会很快恶化，从倍受怜爱的初春第一抹绿意、植物史的一枚活化石，堕落为不断攻城掠地、霸占勤恳的英国植物的领地的外来物种。杂草不仅可以是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还可以出现在错误的时间。
从文化适应性的角度来看看另一种被妖魔化的外来植物——挪威枫，情况便一目了然。那些说它坏话的传说故事威力强大。它是一种真正的杂草，有侵略性且粗鄙。它那数量庞大的幼苗可以铺满整个地面，挤走本地树木。它那大而不美的树叶乱七八糟地落在地上，然后慢慢腐烂，形成一层滑腻的覆盖物。这些“不合宜的树叶”以每年秋天都会导致火车打滑然后被迫停车而著称。在2009年9月，英国东英吉利国家快运公司颁布了一份“秋季落叶”特殊运营时刻表，时刻表的标题处就是一张挪威枫叶的照片。
当然，绝大部分这样的指控也同样适用于许多本地树木——梣树会长出大量树苗，山毛榉的落叶腐败速度极慢。但挪威枫比它们多具备一个污点，一个难以抹去的植物野兽的标记——它是个外来者。它应该是从欧洲中部引入的，媒介未知，时间为16世纪——可能就在这之后没多久，1664年，约翰·伊夫林[146]便在从伦敦周围各郡寄出的信中，写下了对挪威枫的最早的抨击，其中所述种种，现在的人们已十分熟悉：“挪威枫……出名的树荫完全言过其实，它那会滴下蜜露的叶子很早就会凋落……变成一种黏液和害虫，从当季的第一场雨便开始腐烂；它们就这样污染、玷污了我们的走道；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它们从所有的花园和道路驱逐出去。”
三个世纪后一个记者写信给我，信中对挪威枫之于郊区风景的贡献给出了一个乐观积极的看法：
挪威枫常被称为杂草。它确实有一个杂草的特质——成熟时会释放大量的种子。那些带着翅膀、靠空气动力学传播的果实被叫作“锁与钥匙”。如果你希望你的花园里有一棵树，那么附近的挪威枫会义务帮忙，完全不用你动一根手指……沿着城郊铁路进入伦敦的它，再次无视了路堤和城市荒地上弥漫的柴油气息。这种树对英国适应得如此之好，几乎有一种喜剧效果。后来居上的新丁在几乎每一种境况中，都比本地物种更本地化。
但挪威枫真的是“新丁”吗？牛津基督堂主教座堂（其历史可追溯至1282年）里圣弗丽德丝维德的神龛中，清清楚楚刻着它的叶子，旁边还有田园枫（应为本地物种）和白屈菜（应是外来物种）。当然，这可能是某个在欧洲大陆见过野生挪威枫的石匠所刻，但它确实使挪威枫的外来性蒙上了一层疑云。2005年，最富盛名的树木史权威之一——泰德·格林发表了一篇论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以安妮·史蒂文森为喜马拉雅凤仙花写诗的精神为野树正名，提出气候变化应使我们“重新思索对本土与非本土（即杂草型）树木的教条定义是否合适”。他举出挪威枫为例——也许提它只是故意唱反调——认为应把它当作一种可能的本地物种对待。他指出，古代沉积物中可能存在挪威枫的花粉，它只是因与田园枫花粉太过相似而未能被辨认出来；他还指出，挪威枫与梣树、榆树和栎树一样，都能供古老树林中的地衣在树上生长。他最有趣的观点是，目前挪威枫演化出的策略可能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产生的一种历史性回溯——同时也是一种贴合现代的螺旋形的进步。黑孢皮病是对挪威枫打击最为严重的病害，过去1000年中这种病几度兴衰。“挪威枫迅速扎根和快速再生的能力，”格林问道，“在酷热干旱时期是不是为了对抗由病害引起的不可预测的数量锐减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
时光的流逝往往才是入侵植物之命运的决定因素。耕地杂草原本的生长环境若常受侵扰，它们就只能待在原来的地盘而无法进驻耕地。四处肆虐的杂草只有在某种昆虫或微生物学会以其为食时才会停下脚步。至于挪威枫，它们很少有机会能长到成熟，因此很难知道那时的它们是不是会温和起来。在有机会让它们成熟的环境里，它们的表现与本地树木毫无二致。我最近在奇尔特恩偶然看到了一棵。这棵树约有150岁，在山毛榉林的一个空隙中长了起来。这里舒适通风，地面远不像坊间传言所说的那样被结块的半腐烂的叶子掩埋，而是长满了古老林地里的那些花：蓝铃花、酢浆草和栎林银莲花。至少在这里，这种杂草般的树的下方并没有它繁衍再生的迹象。从可见的几棵树苗来看，几百年后下一棵长在这里的树应该是一棵梣树，而它的本土性可是毫无争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