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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球贸易、世界大战和大众的多疑，20世纪不但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杂草，还让人们对杂草可能是什么样、可能造成什么后果有了新的想法。杂草焦虑症就此产生。这些四处流浪的植物不再只是恼人的小烦扰，而成了会主动出击的危险因素。它们可以入侵城市，颠覆建立了文明的生物，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种武器。

1947年夏天，人们在多金附近的博克斯希尔发现有大量地中海杂草长在一个弹坑里。杂草共计30种，其中有许多在英国境内是从未在花园以外的地方出现过的。这些杂草中有4种毛地黄（包括黄花毛地黄和锈点毛地黄）、土木香、菘蓝、灰原益母草和1种来自土耳其的岩荠。从一些种类的数量上判断，它们在这里生长的时间已经有三四年了——这意味着它们是在战争期间来到这里的。于是开始有传言说这些杂草是随一颗炸弹一起投放下来的，它们也许是无意中粘上去的，或者猜测得更险恶一些，它们可能是某种早期的生物武器，用以在伦敦周围各郡引起一场外来杂草大爆发（这一理论无视了一个事实，即无论什么种子都几乎肯定会在爆炸中化为灰烬）。最后，有人站出来承认是自己为了做个试验而将杂草种子种在那里，以为这么隐蔽的地方没人会发现。

这种对外来植物被用作入侵手段的担心并不新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特郡一棵栎树下的大马勃[125]就被人怀疑是一种新型炸弹 （后来它被人称为“希特勒的秘密武器”，还被四处展览以为战争募集资金）。后来冷战开始，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共产党员渗入的恐惧，于是暗中为害的生物就成了当时欣欣向荣的科幻小说中常用的主题。潜伏的红色势力被充满想象力地改换成了后院中的外来植物。最可怕的情况是渗入者通晓变形，因此可能被误认为是普通人。在电影《天外魔花》（1956）中，无固定形状的肉质外星生物会从豆荚中孵化，然后夺取离它们最近的那个人的身份。英国广播公司制作、奈杰尔·尼尔[126]执导的六集系列剧《夸特马斯实验》（1953）以第一艘人造太空火箭返回地球的场景为开头，但机上有两名宇航员失踪。他们好像被某种外星力量同化到了第三个人的体内，而在开始一段时间里，这名宇航员的样貌与出发时并无两样。但在一次采访中，他抓起了一棵仙人掌并开始与其融合。这个融合出的怪物跌跌撞撞地向西敏寺走去，一路上不断变大，人们也很快发现这棵仙人掌可以让它体内的外星寄生虫繁殖。怪物吊在诗人角上方的拱廊上，它垂落着的根须像是某种巨大的风茄，此时它的孢子块开始成熟。最后时刻，夸特马斯教授恳求封闭在怪物体内的人类灵魂用他们的意志力挣脱出来。他们做到了，这棵巨大的杂草死了。但在影片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一大堆叶子和树干在一个基督教圣地的走廊里不停摇动，在1953年，这绝对是电视上出现过的最恐怖的镜头。

科幻小说中最杰出的杂草题材的冒险故事，毫无疑问当属约翰·温德姆[127]的《三尖树时代》，这本书出版于1951年，刚好是太平洋上进行第一次氢弹试验的前夕。这部作品创造出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植物恶魔形象，还为英语引入了一个新词。就许多方面而言，《三尖树时代》都是一个标准的末日后寓言，描述了一个在突如其来的全面社会崩溃中苦苦求生的世界，尽管这本书中的大灾难既非核技术也非外星生物。因为目睹了一场神秘离奇、令人震惊的流星雨，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双目失明了，随后这些人成为了另一种地面攻击的脆弱目标，施放攻击的是一群可以移动的肉食性植物——这是温德姆诸多预言中的一个——基因改造植物。

《三尖树时代》写得细腻聪明，远不仅仅是一个描写可怕的植物怪兽的故事。小说对三尖树的构想——它们如何出现，如何生存——体现了作者对新崛起的植物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卷入人类需求及文化偏见这一问题的卓越见解。

三尖树的背景是由书中的叙述者、曾是三尖树种植者的比尔·梅森介绍的。这种植物首次显露出细微的存在迹象与一个南美洲骗子翁贝托·帕兰古兹有关，那时他正试图将一部小说的版权和一些贵得离谱的植物油卖给一家大型的国际食品公司。在对方开出的高价下，他承诺会提供一些种子。他曾经见过结种植物的照片，但并未透露太多，只是说了一段仿佛不祥之兆的话：“那里并非没有向日葵、没有萝卜，也不是没有荨麻和兰花。但我的确想说，假如这些都是这品种的父辈，那么这些父辈谁也不认为那是自己的孩子。”[128]他跟那笔钱后来一起消失了，而这种油再次出现是在几年后，一个俄国黑帮分子来到公司，保证会从堪察加半岛偷一箱这种三尖树的种子出来。比尔此时已预感到，这种油应该是“铁幕”的另一边某个植物培育项目的产物。

在经过了许多的鸡鸣狗盗和两面三刀之后，一只木制箱子被秘密运出了俄国。但运送它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消失了，飞机及机上的货物可能是被安全部门炸成了碎片。写至此处，温德姆第一次展现了他对杂草生态学的深刻理解：“我确信，当碎片从高空缓缓地向海面坠落的时候，它们的后面还拖着一种乍看像白色水汽的东西。这并非水汽，而是一团种子。它们太轻了，即使在稀薄的空气中也能飘荡。几百万颗轻如蛛丝的种子悬浮在空中，随风到处飘洒……”

一段时间之后，这种神秘植物油的知情者才开始把世界各地的荒地中冒出的奇怪植物与这起事故联系起来，而此时这些外来杂草已经成了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尔·梅森家的花园里就有一棵，长在“树篱后面，掩蔽着垃圾堆”。但随着这棵植物慢慢长大，它的样子也越来越古怪，越来越“异形”得让人不安。它那根笔直的茎从一个木质的主干上抽出，茎的周围长着三根光秃秃的小枝。茎的顶端是一个圆锥形的漏斗或杯子，里面有一个类似新生蕨类紧紧卷起的叶片的结构。杯和叶上都覆盖着一种黏黏的物质，可以粘住小虫。

“又过了一小段时间，”梅森回忆道，“才出现了第一棵拔起根部开始行走的三尖树。”——不过说是行走，其实更像是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前进，两条前“腿”先向前滑，然后整个植物前倾，后“腿”几乎抬到水平。没过多久，当年轻的梅森想小心地为他后院里的三尖树松一松根部时，他被狠狠地刺了一下，晕了过去。它茎顶部那片黏黏的叶子舒展开来，从梅森脸上抽打了过去，留下一道红肿的痕迹。

这些走路滑稽的植物竟能造成严重的刺伤，公众一开始因此恐惧不已，等最初的恐慌慢慢过去，人们对这种植物的兴趣又逐渐减弱，直到大家意识到一棵成熟的三尖树头上的鞭叶可以达到10英尺（约合3米）长，产生的毒素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一开始这一情况导致人们到处屠杀三尖树。后来它们鞭叶上的刺毛变短了，这些植物也被安全地围在了栅栏内，它们就又变回了时髦的花园奇景，植物中的罗威那[129]。但在野外，三尖树的移动能力（以及演变出的“埋伏”能力）使它们成了一种灾祸。另外一个越来越明了的恐怖态势是在这些偏远地区有大量人类被刺死，这清楚地表明三尖树已不再是一种无关人类痛痒的捕虫植物。它们是肉食者。它们带刺的卷须还不够有力，无法从刚刚杀死的猎物身上撕下皮肉，但它们可以从腐烂的尸体上取下碎块，放进消化杯的液体中。

到这时，人们已经知道这些不祥的植物就是十年前从俄国走私出来的营养极为丰富的油的来源，于是三尖树开始被大量种植。它们被养在种植场里，每一棵都被拴在一根钢棍上，以使它们能大致排列成行——这个方法还能确保它们远离大众，以保安全。直到三尖树被关进这重重的栅栏以后，它们那三条“腿”的功能才清晰显露出来。它们会时不时用这三根枝条撞击钢棍，发出咯咯声，有时也会发出一种连续的咚咚声，这种情况在几棵植物聚集到一起时尤为明显。梅森怀疑这是天气温暖有风时，风吹动干枯枝条发出的声音，或者可能是某种传粉时的求偶声、一种雄蕊发出的声波。可他的同事沃尔特——一个比他更敏锐的三尖树看守者提出，它们发出这些声音是在交谈。

在流星雨灾难发生的那晚，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证实。当伤亡惨重、精神崩溃、大部分个体已失明的人类试图为自己寻找生路的时候，三尖树逃离了它们的围场，它们利用嗅觉和声音追踪人类、伏击人类，杀死他们，然后在尸体上大快朵颐。那些失明的人毫无还击之力；极少数没有失明的人必须靠机警和自制步步为营，但人类的这些能力与那些耐心等在每一道栅栏、每一扇门的怪物们极其灵敏迅速的反应相比，完全不是对手。

即使作为一部单纯的惊悚小说来阅读，《三尖树时代》也足够恐怖，确切说来这种恐怖源于小说细节的生活化和普遍性。这些细节很容易让现代人产生紧张不安的共鸣：为花园垃圾堆增色因而颇受家人喜欢的植物是潜伏的杀手；营养丰富的食物来自有毒的作物；一种植物从野外怪胎变为家养宠物，再变为掠夺成性的有害植物，一路跨越种类范畴——这也正是从古至今许多杂草的发展轨迹。但三尖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纯地从一个身份跳到另一个身份，它把这所有身份都融合到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兼具动物性和植物性的怪物（《夸特马斯实验》也是如此），因此这部作品可以毫无疑义地跻身最让人类恐惧不安的故事之列。

温德姆创造出了一种真正的超级杂草。三尖树可能看上去就是个纯属虚构的生物，不合逻辑也不太真实。但它的每一种能力都是以真实的杂草的行为特征为原型的。刺毛不消多说，是一种很普遍的特征，肉食性则没那么常见。但捕蝇草就是一种会主动出击的猎手，有虫子飞入后会合上两瓣叶；还有一些热带地区的猪笼草可以消化大至老鼠的猎物。植物也可以移动，只不过不是靠假足（这一点是温德姆设计得最不精致的细节），而是通过无根植物的蜿蜒滑行——比如菟丝子，或是通过匍匐茎的大肆扩张——比如木藤首乌（这种植物又被称作“日行千里草”）。至于靠声音互相交流，在植物界还没有发现过这种现象，但植物们可以靠化学信号互相沟通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许多植物都能感觉到附近出现的其他生物——尤其是捕食者和传粉者——并会将情报传达给近邻。三尖树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真实杂草的融合体，而且在极为焦虑的人看来，未来的生物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翁贝托·帕兰古兹第一次看见这种植物时的感受：“那里并非没有向日葵……也不是没有荨麻和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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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一种现实版的三尖树进入了公众的想象中。那一年夏天，医院的急诊科开始出现大量的孩子，他们的嘴唇、手和眼睛上都带着少见的红肿划痕和圆形水疱。在持续晴朗的日子里，水疱症状就会更加普遍，且容易留下持久不消的炎症疤痕。这个问题的来源被追溯到了一种高大的伞形科植物身上，它叫作大猪草。它并不像小说中的三尖树那样会猛烈击打人类。但它含有一些叫作呋喃香豆素的光敏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在阳光下会被激活，于是那些砍倒大猪草粗壮中空的茎，拿它来做吹管和望远镜的孩子们就会感觉皮肤疼痛。后来有证据表明这种植物是“铁幕”另一边来的移民，并且触觉过于灵敏，于是这个故事成了热门新闻。大众媒体马上称它为“三尖树”，还用整版的篇幅刊登它的照片，展示它长有斑点、高达15英尺（约合4.6米）的茎和车轮大小的花序。他们还刊出了消灭这种苏联害人草的诀窍：毒药，喷火器，挖土机，挖出根部然后在坑里灌入松节油，甚至还有炸药。可这些诀窍都不十分奏效，大猪草也继续着自己走遍英国的旅程。

奇怪之处在于，经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注意到这种植物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大猪草在19世纪初被首次从高加索引入英国，它被广泛认为是从热带成功带回并在温带生长良好的大型植物典范。维多利亚时代园艺品味的仲裁者之一——约翰·劳登不吝溢美之词地在1836年的《园丁杂志》上称赞这种“Heracleum asperum……西伯利亚大防风草”：

这种华丽的伞形科植物，若种植在优质的土壤中，可以高达12英尺（约合3.6米）。即便是在我们位于贝斯沃特的拥挤的花园中，去年它开花时也已经有12英尺高……它的种子现在（7月29日）已经成熟；我们准备把这些种子分赠给我们的朋友：不是由于这种植物有实用价值，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能用来做什么；而是由于它生长之迅速、它五个月就能达到的规模让我们觉得极为有趣……据我们所知，没有其他植物比它更适合种在教堂庭院不用的角落，或林间的空地上；因此，我们已经把种子给了一位将去英格兰北部和爱尔兰旅行的朋友，以及另一位去了挪威的朋友，让他们把这种植物种在合适的地方。

（这位不知名的去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朋友是不是如今这种植物在挪威大肆泛滥的始作俑者，我们不得而知。但挪威人对大猪草——在挪威北部被叫作“特罗姆瑟棕榈”——可比英国人对它们有感情多了，它们还作为当地的一个标志被印在了旅游明信片上。）

到1849年，这些Heracleum giganteum——“世界上最华丽的植物之一”的种子开始在莫尔登的“哈迪及其子”公司进行商业销售。公司的广告中称，只要买几便士的种子，普通园丁也能在室外种植和富人温室中一样壮观的外来植物。1870年，大猪草得到了村舍花园之王威廉·鲁宾森的认可，但他也警告，这种植物有成为一种“巨大的杂草”的危险。

在20世纪初，大猪草（如今它有了一个更华丽的拉丁名H. mante-gazzianum，以纪念它的意大利发现者）开始逃离种植它的优美的水榭花园和庄园林地。白金汉宫花园里的一丛大猪草慢慢长到了伦敦御苑，然后从这里又进入了伦敦西区的运河系统。漂浮的种子沿着水道自由散播，许多早期出现的大猪草群——尤其是位于苏格兰的那些——其来源都可以追溯到建有河畔花园的乡村大宅。一幅1963年的大猪草分布地图显示，这种植物已经散布在英国河流系统的沿岸，此时距离它登上报纸头条还有七年。作为一个入侵物种，它们那似乎来自更高阶层的出身（雉鸡也是如此）对它们的坏名声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

一直以来，对于这种杂草会导致光敏性皮炎的特性，人们似乎没什么疑问。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特性上了新闻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猪草被写进了1981年的《野生生物和乡村法案》的附录，种植它或者在知情的情况下任由它在野外生长成了一种违法行为。一些地方上的权威人士甚至比法律条文更进了一步，要求住户们毁掉他们花园里所有可见的大猪草。我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路边看到了一棵大猪草，它周围被围上了栅栏，上面写着“禁止入内”，仿佛这是一个犯罪现场。

它被1981年的法案列为不受欢迎的外来植物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它已经颇具侵略性，尤其是在河流和湿地附近；所以保育工作者中有人担心它那巨大的带有锯齿的叶子会遮蔽我们本土的物种。比如在东英吉利，它如今已经长满了诺福克湖区的河岸和奥尔德堡海边一片生有大量兰花的沼泽地。这些大猪草群在本土植物中间无疑显得“格格不入”——不过我自己的印象是，它们也并没有给长在它们叶影下的植物造成多少伤害。

尽管大猪草是种外来植物，但它也是英国最高大、最有建筑感的非木本野生植物，它身上注定会一直萦绕着强烈的倒错感。在大猪草迷眼中，地标性的大猪草植物群遍布英国，只为看那规模庞大的白色花冠，这些地方值得人专程前往，比如诺丁汉市郊收费桥的两边、康沃尔郡朗塞斯顿回收中心的周围，还有阿伯加文尼附近的尤斯卡河河岸。最古老、知名度最高的大猪草群之一位于伦敦西区胡佛工厂外的那片潮湿荒地，那里的大猪草叶——仿佛古典时代叶状装饰物的粗野现代版——完美地衬托了胡佛工厂那些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物。（我第一次看见这群大猪草的场景极具戏剧性，当时旁边的A4公路施工处挂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处有重型机械”[130]。）规模最大、最壮观的大猪草林当属长在格拉斯哥的克莱德河河岸上的那片。20世纪90年代，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植物学高级讲师的吉姆·迪克森说，这片巨大的、铺满凯尔文桥下游河岸和荒地的植物是“格拉斯哥地区最非凡的自然史景观之一”。

由于苏格兰人与大猪草相处的时间比其他英国人长得多，他们似乎更喜欢用一种带着谨慎尊重的方法来对待这种植物，而非不假思索地喊打喊杀。许多父母都没有妖魔化这种植物，而是教孩子辨认并远离它。在格拉斯哥，那些较为古老的有阶梯的排屋天花板都很高，使得屋主们可以用晒干的猪草茎制作插花而不必担心屋内摆不下。

受到这一做法的启发，2006年，我们两个也把一些猪草枝摆到了屋里。那时有几棵大猪草正长在附近田地里的一个农民的垃圾堆旁，于是深秋时我们小心地戴上手套，剪下干枯的大猪草枝，并把它们偷回家代替圣诞树。这些花枝和伞状花序（上面还结着种子）出乎意料地强壮坚硬，让我们可以为它挂上小球、星星和几个猫头鹰模型做装饰。春天时我们把这些大猪草茎拿上楼，收进了一只大箱子里，而在外面的花园里，受大猪草的形状启发，我们把废品厂找到的废铁架在一个枫树桩的顶上，做成了一个仿佛在射出伞状星光的喂鸟器。

但我们没料到的是杂草种子不屈不挠的传播力。2008年秋天，一丛神秘的锯齿叶植物出现在距离我们前门2英尺（约合61厘米）的碎石地上。我对它的种类来源完全没有头绪，但到第二年春天，它已经明显长成了一株稚嫩的大猪草，到了6月，它的花已完全盛开。最后它长到了房顶下边缘的高度，我们需要不断修剪它的叶子并把它的茎绑起来，才能为到访者——尤其是我们亲爱的邮差小姐——让出一道可以安全通过的门。但它与我们张牙舞爪的草地所受的待遇完全不同，从没有邻居向行政区委员会投诉过它，而大猪草——它尽管如此壮丽雄伟，寿命却只有20个月——后来再也没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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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们在末日和社会瓦解题材的小说中还扮演了其他一些有建设性的角色。理查德·杰弗里斯[131]的小说《伦敦之后，或野性英伦》（1885）描绘了一场大灾难后英国文明的突然崩溃。（作者并未明确说明这场灾难是什么，但看起来应该是一场淹没了伦敦并且把泰晤士河谷变成了一个巨大湖泊的大洪水。）小说的第一部分“重归荒蛮”是一个博物学家对自然条件下“大森林”重现过程的细致准确的记述。这一部分将生态学上的变化一步步地清楚描述了出来。

所有的农田都已被荒弃，在“伦敦终结后”的第一年春天，耕地里长满了匍匐披碱草。到夏天时，以前的大路与小径都被长出边界的草薄薄地覆盖了。第二年夏天，经过了一个多雨的冬季之后，杂草们开始大展拳脚。鸟类播下的小麦和大麦从无人修剪、浸饱雨水的稻草中钻出，旁边还有茂密的酸模、蓟草、法兰西菊、白芥和荨麻。每年都会有几种农作物再次出现，但整体上来看，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并且很快就被侵入田地的大型多年生杂草覆盖。

杰弗里斯对植物演替的过程理解得分毫不差。可能在家乡威尔特郡他曾亲眼目睹这一过程发生在赤贫农民的荒田里。他知道下一种从树篱入侵田地的植物是黑莓，再之后是野蔷薇。树篱的宽度很快会长到原来的三四倍，大约20年后，即便是最大的农田两边的树篱也会在田地中央合拢。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像“菖蒲和芦苇旁边，会长出大量高大的牛防风或五六英尺高的‘吉克斯’蔷薇，那茎部矮壮、几乎像灌木一样的柳兰铺满了每一条道路”。到30年时，所有的沟渠里都填满了枯死的叶子和掉落的枝丫，沟渠里溢出的水会把地势最低的田地变成沼泽。比较干燥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栎树、梣树和金合欢组成的天然林，这林中“没有一丝空地（仅丘陵例外），除非跟着野生动物踩出的小径或自己砍出一条路，不然人根本没法在其中穿行”。这整个变化过程势不可挡，从一马当先的杂草发展到密不透风的乔木林仅用了短短30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出版20年后，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贫困艰难中，肯尼思·格雷厄姆[132]写作了《柳林风声》，其中也描写了一个类似的最后形成了“野树林”的过程。獾先生解释了树木是如何在崩塌的城市里“让自己生根发芽并长大”。（格雷厄姆本人住在伦敦市，同时还是英格兰银行的秘书和异教协会的忠实会员。）书中有线索表明獾先生的窝是建在那座消亡的大都市的废弃地窖和隧道里的。他向鼹鼠解释了森林缓慢重生的过程：“这城池就往下陷，陷，陷，一点一点地坍塌了，夷平了，消失了。然后，又一点一点往上长，长，长，种子长成树苗，树苗长成大树，黑莓和羊齿植物也来凑热闹。”[133]

在社会和政治处于紧张状态的时期，总是会出现文明将与“杂草和荒原”一决胜负的预言，并且自然总被认为是更有胜算的一方。20世纪80年代末那场关于欧洲农产品剩余的激烈辩论中，文笔犀利的《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尼尔·阿舍森[134]就描绘了一幅反乌托邦的场景，借以说明假如农田休耕或故意“被闲置”会造成什么后果。他的预言与理查德·杰弗里斯的很相似，但结尾更具有现代的讽刺性：

若搁置不理，这些田地就会长满杂草，先是长到齐腰处，然后便长到一人高。接着是灌木，灌木之后是小型树木，最后——在英国的大部分低地——会长满茂密矮小的次生林。由于田地的排水系统已毁，这片土地大部分会变回浸水的沼泽。这对鸟类来说是件好事，但也有利于老鼠、蚊子和杂草花粉的积聚，这些花粉会让全国上下喷嚏不断，长出的杂草还会湮没覆盖我们的花园。那时在昏暗的、纠结在一起的树丛中，会埋藏着数百万废弃的汽车、冰箱和——尤其是——农业机械，就如一场已被忘却的战争遗留下的残骸。

仿佛被某种交感巫术牵引着，植物垃圾总是会吸引人类垃圾。杂草不仅仅是荒废遗弃造成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成因，矛盾的是还是消除它的方式。

威尔·塞尔夫[135]的宏大幻想作品《戴夫之书》（2006）是以气候变化作为末日原因的未来主义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约500年后的未来。石油已经耗尽，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泰晤士盆地和泰晤士河支流周围所有地势低洼的地区（与《伦敦之后》设定相同）。文明社会的幸存者大多撤退到了像“考特”和“奇尔”这样的丘陵地带。伦敦东部只剩下一个叫作汉姆的岛，这里生活着一个以狩猎拾荒为生的贫困部落，他们信奉《戴夫之书》——一本被挖掘出来的出自一个精神错乱的21世纪出租车司机之手的简短笔记。这部作品一个不同寻常的特色（以及它的书后词汇表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塞尔夫为后城市社会发明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由伦敦方言和异化的民间记忆中的品牌名称混合而成。（比如早餐就是“星巴克”，“A2Z”则是地图。）汉姆部落一年一度的仪式中有一个就是突袭位于伦敦市摩天大楼（“叠高楼”）遗迹中的海鸟聚居地，抓“油海鸥”（鹱鸟）、“漂亮嘴”（海鹦）和“黑翅膀”（大鲣鸟）。当地有一个传说，如果攀登者从叠高楼上摔下来，会有一种叫作“鸟飞机”的海鸟编队来救他。

塞尔夫的这个流浪冒险故事发生在一片植物之中，现实生活中如今长在伦敦东区或埃塞克斯郡泰晤士河口环境多变地区的杂草，可能真能长成那样的一片植被。那些曾经的高宅大院周围是“杜花”（杜鹃花）生得最浓密的地方，花丛中还混杂着“刺灌木”（荆豆）。但被水漫至旁边的废弃已久的工业区和荒地上覆盖的才是真正的城市灌木林：“火杂草”（塞尔夫用柳兰的传统俗名在新语言中指代它），“水疱草”（为大猪草所造的巧妙名称，应该很容易流行起来），指代峨参的“汉堡芹”和指代醉鱼草的“醉鱼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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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艾伦·韦斯曼[136]在其震惊世人的非虚构作品《没有我们的世界》中，将所有这些信息丰富但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语言进行了合理的分析评价。这本书的前提条件，即文学假设，有些古怪但十分好用。韦斯曼让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在一眨眼间”消失，就像宗教右派人士的“被提”[137]。然后他以人类荒弃之地的真实事例为证据，尝试在此基础上理清没有了人类——没有了我们每天对自然的无情攻击——这个星球会发生什么。

他从一栋房子讲起。在植物的帮助下，一幢废弃房屋的解体速度十分惊人。第一年冬天，雨水开始锈蚀露在外面的钉子，并渗进钉子周围的缝隙。霉和真菌侵入潮湿的木头，将其分解。地板也是同样的状况。在木材开始破裂腐败时，屋外的大型杂草和树木的根开始进入房内，刺穿碎裂的木头并对其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没有了屋内的暖气，水管会在第一场寒流降温中冻裂，漏出的水形成的小水洼会很快滋生出浮萍、荨麻和小树苗。此时很可能已暴露在外的地窖里堆满了残骸碎片，黑莓则开始进攻剩下的水管。如果这栋房子有游泳池，现在它已经成了一片室内水景，长满了外来盆栽植物或一直躲在房屋角落、静待时机重夺领地的杂草。不出50年，这栋房子就会变成一堆蓬乱的地面突起物、一座后工业时代的坟墓，上面点缀着无法降解的塑料和瓷砖碎片，并且长满混杂在一起的树木和适应了环境的花园植物。

在纽约，人们已经证明，只要城市维护人员几个月不管，街道就会变成一大片生机勃勃的臭椿林。它们带有翅膀的种子会嵌进人行道裂缝，跑进地铁隧道。它们发芽和生长的速度都很快，它们的英文名Chinese tree-of-heaven（直译为“中国的天堂树”）并不是指它们具有什么天堂般美好的品质（它的花朵很难闻），而是指它幼苗的生长速度快到仿佛一飞冲天。几个月以后，传播出去的一丛丛臭椿会从人行道排水口的格栅里钻出来，它们强有力的根系（上面还会长出吸根）会顶起人行道上的石板、撑裂露天的排水沟。十年之内这些树的高度就能超过30英尺（约合9米）。而人行道石板下久不见天日的土壤一旦暴露在阳光、雨水和污水的营养物质中，地面上的杂草就会趁机入侵，在蓬勃生长的树苗下形成一层下层植被。

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曼哈顿纽约中央铁路一个废弃路段上的事情。这段轨道于1980年关闭，然后臭椿树立即侵入，很快，绵毛水苏和一枝黄花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在一些地方，这条高架铁路会经过一些二楼仓库，为它们运送货物，如今停运的铁轨把由鸢尾、月见草、紫苑和野胡萝卜组成的绿色植物带也送到了高高的二楼。这些植物中有许多都是从欧洲和远东来的移民，一如这座城市的居民，所以后来发生的事可能并不算出人意料：“许多纽约人从切尔西艺术区的窗口往下看，被眼前天然的、由花组成的绿色缎带所感动——它们占据着这座城市已经死亡的一角，并对未来做出预言。这个地方就是纽约高线公园。”[138]

近代的底特律就像是放大版的高线公园。20世纪20年代时，它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靠着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日益兴旺。但汽车城正如只栽种单一作物的农田一样脆弱。80年代开始的石油危机使得汽车行业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它们全都离开了底特律。这座再没有其他大项收入来源的城市开始崩溃。被废弃的工厂和曾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们遗弃的住宅开始逐渐被大自然占领。草原杂草占据了停车场和荒废的高速公路。像葛藤这样的野生藤类向墙上攀爬，30英尺高的臭椿在工厂屋顶迅速生长。全城有6.6万块空地，占地139平方英里（约合360平方公里）的内城有40平方英里（约合104平方公里）已经被野生植物占领，这些植物的活跃扩张正在毁掉这个曾是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地方。

但这里的人类居民的反应却十分出人意料。人们没有惊慌失措地抵抗植物的入侵，也没有试图拿大自然为这个城市的根本问题——经济和政治策略的愚蠢——做替罪羊。相反，杂草被当作一个寓言，一个教训，告诉人们单一的、依赖石油的城市文化在21世纪是无法持续性发展的，告诉人们也许在城市中有其他对生态环境更温和的谋生手段。因为太穷而买不起新鲜食物的家庭在被毁的街区上建起了街坊有机农场。来自美国各地的年轻人——音乐家、环保主义者、社会先锋人士——大量拥入被废弃的区域，热切地想要实验城市生活的新模式，即接受大自然——包括那些开疆拓土的杂草们——而非试图将它从生活中赶走。优秀的电视纪录片《底特律安魂曲》的导演朱利恩·坦普尔[139]写道：“在汽车城的废墟间，也许能找到第一幅描绘出正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后工业化未来的先锋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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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文学赋予杂草的角色与其说是矛盾的，不如说是模棱两可的。它们可能是摧毁文明的因素之一，但也可能是重建文明的先锋。在两种情形下，起主要作用的都是一个不法之徒，一种来自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种文化的生物，它们远胜过生活在这个惨遭破坏且正在崩溃的世界的不幸人类。

在现实世界中，两种情况都有大量的例证。在热带地区破坏是一种常态。生长迅速的植物从故乡被移栽到这里，当作——比如说——饲草植物或成材时间短的木材用树，结果却变成了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杂草。生态学家乔纳森·希尔弗通将它们形象地描述为“伊甸园里的恶魔”。美国佛罗里达州——炎热、潮湿，因城市发展常年处在剧变之中——受害尤为严重。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千层树被引入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人们希望它们能充分吸收沼泽的水分，以便土地干燥后可以种植粮食、建造公寓。种子是直接从飞机上撒进这片原始的沼泽地的，在这里它们也确实比本地树木多吸收了5倍的水分。在千层树的原产地澳大利亚，它们整日受大群的昆虫侵袭，但在佛罗里达州没有生物以它们为食，于是这些树木开始疯狂生长。它们长到2岁时便可结出靠风传播的种子，每一棵树一年能释放2000万粒。在千层树入侵的全盛时期，它们在一些地方的密度接近每平方英里800万棵。在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些地方，作为花园灌木从南美洲引入的巴西乳香逃到了野外，它们形成的巨大灌木丛扼杀了所有的本土植物，这种植物之所以会成功，除了它能产生大量易传播的种子，还有部分原因是它很善于攀爬，且似乎能通过接触对许多植物产生毒性。

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其他开阔水域长满了外来的水生杂草，其中有一些是花园池塘和水族馆的弃儿。最让人头疼的——也是如今令热带及亚热带共56个国家的湿地和河流系统阻塞的杂草——是凤眼蓝，一种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植物。凤眼蓝十分美丽，它那一枝枝紫色花朵、一簇簇波浪般的光洁叶片玉立于水面上，不难看出它当初为何会成为深受欢迎的观赏植物。在故乡湿地的时候凤眼蓝很是循规蹈矩，可一旦到了其他地方它们每14天就会数量翻倍。每一株凤眼蓝都是自由漂浮在水面上的，有下方中空膨大的叶柄作为支撑，再加上有着跟风帆一样功能的叶片，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水上游走，用种子和出芽两种方式制造后代。使用除草剂可以控制这种杂草，但却会不可避免地殃及其他本土水生生物。

再稍微向北一些，就会碰上可能是美国最可怕的恶魔杂草——19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引进的葛藤。一如引入很多其他植物，引入这种植物本是出于好意。在1876年的费城百年博览会上有一座日本花园，里面全是日本本土的植物，其中就包括葛藤。这个展台很受欢迎，美国园丁们开始把葛藤作为观赏植物种植。最开始时它向外扩散的速度相对较慢，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座佛罗里达州的饲养场发现牛在啃食葛藤，于是他们开始将葛藤作为饲料进行推广。10年后美国土壤保护局开始种植这种藤类，以帮助控制“黑色风暴”期间的土壤流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土壤流失本身就是过去一个短视的农业构想造成的结果。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以每英亩最高8美元的价格雇佣农民种植葛藤。没过几年这种植物的生长势头已锐不可当。

被描述成侵略性攀援植物的葛藤，听起来像是一种很有活力的玫瑰花——攀援玫瑰（Rambling Rector），而非什么邪恶的恶魔。但在葛藤生长的高峰季节，它们12小时就能长长1英尺（约合30厘米），一个在美国南方各州流行的玩笑就是说晚上睡觉一定要关窗户，不然一夜之间葛藤就会爬进来。废弃的建筑物在一层厚实的葛藤的覆盖下可以很快消失不见，甚至整座本土森林也能被它们吞没。它们可以爬到90英尺（约合27米）高，而那时被它们攀援的树已经因光照不足开始渐渐死去。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方法能驱除它们。葛藤无视神圣的生态法则，让自己站稳脚跟并成为了一个似乎十分稳定的顶级植物群。

如今在美国南部，葛藤覆盖着200万英亩（约合8094平方公里）的林地，它已经被美国农业部钦定为非法植物。但统计数字无法说明生活在这些不停蔓延的森林遮光布旁边的感受。如果不去多想被葛藤掩埋的森林，那么这种景象倒确实有一种怪异的美感。它营造出一种原始的气氛，仿佛有一座古老的城市被埋藏在这密林之中。林中的树木看上去像是被绿色的岩浆石化了，又像是一片单色的珊瑚，或是长满海藻的海底沉船。有些美国人在这铺天盖地的绿意中觅得了慰藉。为躲避飓风古斯塔夫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作家弗朗西斯·拉姆就被眼前的葛藤惊呆了：“电线上长着葛藤，树上长着葛藤，房子上长着葛藤，连葛藤上也长着葛藤。每隔几分钟我们就会看见一片地里长满茂盛的藤类，每次看到都感觉像是从一场暴风雪中醒来，看见整个世界都被包裹其中。这场景太美了，我心里暗生感激，它缓解了我们因躲避飓风而产生的紧张感。”在南方，尽管葛藤肆虐，它们依旧被用来控制水土流失，它们的茎也会被采来编织篮子。将它们用作日常饲料——这也是它们最初被推广种植的原因——被认为是控制其扩散的最经济的方法。

一种具有如此超自然扩张力和神秘气质的杂草，一定会催生出关于其起源的传说故事——正如过去那些外来杂草们的故事。其中最夸张的版本（发布在美国网站Mindspring上）是一个阴谋论故事，其情节离奇到让人不禁怀疑这可能只是个恶作剧之作，但尽管如此，这个故事还是准确概括了人类对植物入侵者的多疑与猜忌。

Mindspring网站爽快地承认了葛藤的亚洲出身，但坚称它被引入美国其实是由“日本秘密特工”策划的意图摧毁美国经济的阴险计策的一部分。网站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林务局，认为他们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应该为土壤流失寻找对策。故事发展到这里，一个在外来植物神话中常见的角色出场了：一个巧妙安全、让植物可以在各大洲间穿梭的运输工具。葛藤的种子是装在一只没有寄件人地址的信封里被匿名送到美国的。它们被感激不尽的林务局种下，然后这场绿色危机就开始扩散。30年后又有人寄来了更多信封，这次里面装的是由日本秘密实验室研发的一个更具侵略性的葛藤亚种。到了20世纪40年代，当局才终于意识到整个国家的森林正在被毁灭，一项集合了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兵力的清除项目被提上日程。日本人知道他们必须得采取点大举措——一个大到足以分散所有这些兵力的行动——来破坏这场对葛藤的屠杀。答案呼之欲出。他们轰炸了珍珠港。美国将兵力集中到了最显著的威胁上，从而忽视了那些在暗处的日本人的秘密武器。从那以后，葛藤便继续在美国横行，而日本人则在城市里大量购买房地产。“也许你我是看不到了，”Mindspring网站总结道，“当最后一角蓝天被这些势不可挡的疯狂植物遮蔽之时，我们孩子的孩子会是在葛藤令人窒息的恐惧中发出最后一丝无声的尖叫的人。”

这个理论可能纯属妄想，但它的措辞和内容都比得上澳大利亚关于外来植物入侵的严谨的科学报告。只是南半球尤其是澳大利亚受杂草之害如此严重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这个大洲与其他大洲互相隔绝，这里的植被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植物几乎没有基因或生物化学上的联系；这里的气候湿热交替；这里的土壤薄且贫瘠，也没有经过有蹄类动物的长期打磨、促进植物演化出对侵扰的抵抗能力（即形成本土杂草）。但这片土地承受的折磨已经足够澳大利亚改革派生物学家和作家蒂姆·洛写出一整本书——《野性未来》——讲述外来入侵者对澳大利亚本土植物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这是一本愤怒的书。洛指出，这个国家如今有超过2500种外来杂草横行，每年造成的损失有40亿澳元，并且他认为这些杂草进入古老的澳大利亚文化既是全球化的一个实例，也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他的用词在温和的欧洲人读来可能会有些不舒服，特别是欧洲人对他描述的那种规模的植物入侵可能毫无概念。在他笔下，这些入侵植物仿佛就是罪魁祸首。这些入侵者们“偷偷潜入”我们的森林，“污染”我们的河流。杂草们会“溃烂”。贯叶连翘是一种有效的抗抑郁剂的原料，但被他描写成“恶毒”的植物；含羞草是“令人厌恶地霸占着3万英亩（约合121平方公里）湿地的恶霸”。对于长久以来与自然植物和栽培植物关系都较为和谐融洽的欧洲人而言，实在不容易对“阿德莱德周围的橄榄树把整个山坡变成了巨大的灰暗丛林”这样的句子产生共鸣，也不太能理解受欧洲人喜爱、被早年的英国移民者特意种下的黑莓为何在作者笔下是“更为昏暗的灌木”，如今又怎么成了澳大利亚最“有害”的杂草之一，每年要耗费政府4000万澳元进行管控。想要从文化上理解一种植物如何远渡重洋，跨越1.2万英里（约合1.9万公里）来到一个错误的地点，成了一种构成威胁的杂草，需要很大的努力。洛情绪化的措辞并没有让他的表达更为清晰有效。他在提到欧夏至草（19世纪中期作为一种药草从英国引入澳大利亚）时说它现在仅在维多利亚州一地就“侵扰”着2.5万平方英里（约合6.5万平方公里）土地，他的意思是欧夏至草散布的范围有这么大，还是说它独霸这么大的面积？这个差别非常重要。

但我们没有立场挑剔。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早期外来入侵植物都来自英国，这一点与美国状况相同。画家玛丽安娜·诺思[140]1881年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旅行时，就曾抱怨过蓟草、酸模和蒲公英：“这国家一点也不吸引我；太英国了。”关于这座离岛的生物是如何受到外来生物的全面影响，早年有一个例子十分生动，但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是一种来自南非的杂草。金盏草是一种原产于好望角的黄色菊花，它于19世纪中叶来到澳洲，可引起的生态波动一直持续到今时今日。不到20年的时间，它就把淡柠檬黄的花朵“开遍山坡，开遍每一处空隙”。“路边的金盏草长得有膝盖那么高。”植物学家J. E.特尼森—伍兹[141]略带警觉地这样报告。随后在1889年，一种本土蝴蝶——恺撒红蛱蝶（Vanessa kershawi）的幼虫发现它们可以以这种植物的叶为食。金盏草的数量太充足了，导致这种蝴蝶数量剧增，在维多利亚州遮天蔽日。有报纸报导，火车不得不在一条铁路隧道中停车，因为被碾碎的蝴蝶使车轮严重打滑，几乎抓不住铁轨了。

与美国的状况一样，在澳大利亚造成最多麻烦的是新植物与新动物的组合效应。坚韧的草原草类——水牛草最早可能是随骆驼一起从非洲引入澳大利亚的，但它是一种十分优良的饲草，所以人们很快便开始种植它。但若不是羊群的大量增加，这种植物也不会爆炸式地剧增。澳大利亚的本土植被很不适应贪吃的有蹄类家畜，完全败给了不但已经适应了啃食，还会在啃食下生长更快、播种更广的植物们。另一种草原植物——一种亚洲的蒲苇——则沉睡了近一个世纪，因为生长在这里的全都是长着白色绒毛的雌株，无法结种。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人引入了此种植物的一个纤柔新品种，这一品种刚好是会结花粉的雌雄同株植物。它与原来的单雌植株杂交后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澳大利亚杂草。

几乎任何外来植物到了澳大利亚都能变成杂草：水仙、香豌豆、薰衣草、桃树、橄榄树、柳树、葡萄树、无花果树、胡萝卜、锈红蔷薇、西洋菜、腰果树、薄荷……这个名单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增加着。只有极少数的入侵者得到了成功且持久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仙人掌（来自美洲亚热带地区）被评价为很可能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杂草。洛报告说，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有2500万英亩（约合1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其“侵扰”。后来发生的事对支持用生物手段控制有害物种的人而言简直就像《圣经》中的寓言故事。1925年，一种原产于阿根廷的蛾类——仙人掌螟蛾（Cactoblastis cactorum）的幼虫被一名关注仙人掌泛滥的昆虫学家引入澳大利亚并放至野外。这种幼虫马上开始在仙人掌上大嚼特嚼，“等到第二年年末时，乡村地面上到处是几英寸厚的腐烂的仙人掌和一种黏滑的胶状物”。

仙人掌的败退至今仍是生物控制法的杰出案例。但这种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仙人掌螟蛾已经散布全球，并开始破坏大量野生的本土仙人掌。生物除草剂也能变成跟它们所除之草一样大的问题。

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物种问题简直复杂到无法想象。但若想把澳大利亚或其他任何国家拨回到某种理想的、稳定的“自然”状态，也不切实际。生态系统是——若想保持系统的适应能力也必须是——极易受影响的，不停地适应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我们也不可能靠着怒气或猛喷除草剂就将外来入侵者们从大地上抹去。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寻找能把目前的状况融入我们生活和生态系统的方法，并尝试阻止并无裨益的新移民进驻。

洛引用了植物学家杰米·柯克帕特里克所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只需一个正常人1.1—1.4天的尿液就可以为1平方码的土壤提供足够的肥力，使这块地从只能长出低矮灌木的贫瘠土壤变成能供大部分作物和大部分杂草生长的沃土。”值得记住的是，第一批抵达澳大利亚的外来生物、第一个在这片处女地上撒尿的人和整个生物迁移的创始者，并不是欧洲的殖民者，而是4.5万年前踏上还无人类居住的澳大利亚的美拉尼西亚探险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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