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拥有生命，沐浴曙光又见璀璨夕阳

我们爱人也为人所爱，可现在却安息在

佛兰德战场

继续和敌人战斗吧

颤抖的双手抛给你们

那熊熊的火炬，让你们将它高举

你们若辜负死去的我们

我们将不会安息，尽管虞美人

染红佛兰德战场[117]

这首诗后来在世界各地转载。在美国，一名叫作莫伊纳·迈克尔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深受感动，于是发誓余生都会佩戴一朵虞美人。1918年11月——此时距离麦克雷在滨海布洛涅协约国医院逝世（死因为肺炎）已有十个月——迈克尔的一位朋友发起了一个计划：在法国用布制作虞美人，售出后所得收入用来帮助难民重返被战争破坏的家园。1921年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成立时，她成功说服协会接纳她的这一计划，而且在当年第一个荣军纪念日，退伍军人协会全员佩戴了法国制造的虞美人。布制虞美人售得10.6万英镑，退伍军人协会立即制定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到英国。近一个世纪后，最后一名幸存的“一战”老兵去世，武装冲突还在世界各地继续着，但人们依旧用佩戴虞美人的方式来纪念那场“为了结束战争而打的战争”。荣军纪念日的虞美人不仅代表着希望战胜了经历，在这个充斥着朝生暮死的人造品牌形象的世界里，它们还成了最为常青的自然象征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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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毁灭也孕育了虞美人，但这次战争的标志性杂草是柳兰，它们在伦敦大轰炸后的那些夏日里，将紫色花海铺遍英国各大城市中被炸毁的区域。它被伦敦人命名为“炸弹草”，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此前从没见过这种植物。

这是这座首都城市在300年中第二次几乎被烧为平地。而这一次占领废墟的是一种大火后生长极快的“火杂草”、植物中浴火的凤凰——至于对这种占领是喜是忧，则取决于你的角度了。1666年的伦敦大火曾在这古老城市的中心为中世纪的杂草们创造了一个天堂。原本生长的植物付之一炬。烧焦树木上的层层烟灰被冲到了倒塌建筑物的缝隙中。原本潮湿的地窖和下水道都暴露在了太阳之下。这次赶来泽被废墟的植物——当然数量也十分庞大——是一种开着金黄色十字小花的平素不起眼的芥菜。它被取名为“伦敦火箭”。

这个名字其实源自植物学概念：火箭（rocket）是对eruca的讹用，eruca是十字花科一种辛辣植物的拉丁名。可“火箭”似乎很适合这神秘的入侵者，大火使得它们的数量如火箭般迅速攀升。不过尽管它的俗名中有“伦敦”二字，它却不是土生土长的伦敦品种，而是一种原本长在地中海多石丘陵上的植物。当然，在17世纪时几乎没有伦敦人知道这一点，但它的突然出现引发了许多好奇和推测。评论家、植物学家罗伯特·莫里森[118]总结说：“这种又辣又苦、有着四片花瓣和角果的植物不是由种子长成的，而是在大火产生的灰烬与盐和石灰的混合物中自然生成的。”

但植物生长一定是有种子的。也许这些植物就生长在伦敦附近，但数量一直很少且不引人注意，直到周围环境变得与地中海的家乡类似，才开始大爆发。也许这些种子是跟国外进口的干草一起来的，马厩着火后它们便随着烟灰被吹散到各处。出于某种原因，它们长得最茂密的地方就是圣保罗主教座堂的周围。

柳兰以前的知名度不比大火时的“伦敦火箭”高多少，而身份也绝对不是四处肆虐的城市杂草。约翰·杰勒德知道它是一种分布在英国北部的罕见的林地植物，并从约克郡拿到了一些种子种在他伦敦的花园里。（他认为柳兰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还写下了一段至今仍是写柳兰的文字中最好的描述之一，见第92页。）大部分18世纪早期的记录都把柳兰描述为一种生长在山地岩石地带和茂密森林中的罕见植物。诺森伯兰郡的第一段记录尤为生动：“在哈德良长城脚下、瞭望塔西侧的石头和灌木中，在克拉格湖边，在斯莱基福德村旁边的南泰恩河河岸上，在纳斯戴尔村里，有许多这种植物……它以‘法国柳’的名字被引入了我们的一些花园；但它善于逃脱，在石头缝隙这种狭窄得多的空间里长得比在花园种植时更好……它被认为是一种稀有植物。”这不是唯一一份提到柳兰在种植时和在野外时行为特征极为不同的资料。（而且请注意它们的名字“法国柳”，这个标签含有双重意味，即这种植物的优雅——和侵略性——很不符合英国风格。）

柳兰害羞的名声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在W. H.科尔曼的《赫特福德郡植物志》（1848）中，它被记录为一种生长在林间沙质土壤上的罕见植物。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位女士绘制了一幅细节一丝不苟的柳兰，作品准确表现了花瓣的深红色和褶皱——但品种被错误地鉴定为“柳叶菜”。这位来自格洛斯特郡塞文河畔弗兰普顿的克利福德家族的女士为他们当地的花草画了许多作品，十分精美且植物形象通常都可信。而在汉普郡，C. A.约翰斯牧师在他的经典作品《田野之花》（1853）中，将柳兰描述为“在野外不常见，但在花园中很寻常”的植物。伊丽莎白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柳兰看上去与后来开遍伦敦废墟的杂草柳兰在外型上并无二致。但它的行为模式却变化很大。过去的柳兰总是被描述为隐居的、罕见的植物，躲在阴影中的幽灵。是什么把这种害羞的林地花朵变成了最成功的城市杂草之一，以至于到20世纪末，它已开遍了英国每一座城市停车场和铁路的路堤？

这种改变始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植物学家们注意到这种植物正在扩散，并且似乎是按照与牛津千里光一样的模式，即沿铁路系统前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数量剧增。它开始大片地出现在因战争而被砍伐的森林中。突然间人们明白了为什么整个北美洲都把它叫作“火杂草”。无论哪里有森林被砍伐，有灌木被焚烧，第二年夏天这里就会长出一整片柳兰。到了1948年，格洛斯特郡植物志编辑H. J.里德斯德尔已经基本确定了正在发生的状况，也能肯定，鉴于这种植物数量上的激增，人们在审美上对它的喜爱应该降温了——而就在这里，就在50年前，柳兰还在以稀有之物的面目迷惑众人。“这种植物自1914年前后便由于森林砍伐而开始凶猛散播……它的种子无疑是极易传播的，并且铁路成了它传播过程中一个绝佳的媒介。这种植物只有开花时节才鲜艳美丽，一旦到了结籽时，它会让整个地区看起来萧索又丑陋。”20世纪60年代，就在这个郡，爱德华·索尔兹伯里评论说：“我看到9月初的格洛斯特郡森林仿佛正经历一场夏日暴风雪，大量带着绒毛的种子飞舞在空中。”

20世纪90年代，一名来自白金汉郡的记者告诉我：“本地的猎人在狩猎幼狐时不喜欢让猎犬进入这样的林子，因为毛茸茸的种子会粘到猎犬的鼻子上，使它们闻不出味道。”这种曾被约翰·杰勒德称赞“漂亮且端庄”的植物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公害。

但这是同一种植物吗？本土物种的行为特征和对生长地的偏好通常不会改变得如此剧烈迅猛。迅速占领混乱的土地正是初来乍到且有侵略性的外来物种的典型特征。在《英国岛屿植物志》（第三版，1989）中，汤姆·蒂坦[119]教授推测可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柳兰——macrocarpum变种隐居在森林和多石的高山上，而brachycarpum变种则来自加拿大或斯堪的纳维亚，后者钟爱被破坏和焚烧过的土地，进入英国的渠道可能是19世纪进口的木材（不过这样就无法解释18世纪这种植物被移栽到花园中后所表现出的侵略性）。但他无法在来自不同生长地的植物间找到稳定可靠的结构差异。更近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技术也没能找到两者在基因层面的不同。

不过，最近针对进化机理的研究正在揭示一些无法从单个基因上追踪的变化特征。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许多植物——比如刺柏和藜——能以不同的形态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基因上的差异。看起来似乎这些表观遗传效应也能在几个季度或几代的时间内出现在个体植物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可能只是移栽这么简单。这种适应性行为中，有一些是受到重要的基因复合体的调控，这些基因复合体十分古老且在整个生物界中都有分布。庞大、侵略性强、“杂草性”十足的柳兰实际上可能是在冰川期后开阔、混乱的大地上生长的原始种，而小巧清秀的柳兰则是通过表观遗传学方式产生的适应阴暗和森林的种类。当人类重现了这种植物的原始环境后，原始种便被再次“激活”。

我之前提到过，不同的杂草之间并没有亲缘关系，几乎任何植物科属中都可能出现杂草。但演化遗传学的最新发现表明，许多杂草种类之间可能存在着同样的基本基因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使杂草们倾向于——比方说——快速生长、迅速适应。拉斯金曾经对杂草做出古怪且反科学的评价，说它们是“一种天生就倾向于进入错误地点的植物”，但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可能会被分子生物学证明。

然而柳兰个性的改变引发了人们对它出身的怀疑。当它将紫色花海铺向英国各个城市的废墟时，没人想到并提出它也许是德国人丢下的植物。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公众反应也并非单纯的喜悦（例如“废墟上有了新的生命！”），半个世纪后的我们之所以喜爱这样的场景，是出于浪漫的情愫和对生态的了解。柳兰生长在人们曾经居住的地方，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档案《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的战争》中，一位来自谢菲尔德的受访者这样回忆自己的感受（而且，他的感受很有代表性地表现了柳兰并没有被当作本土植物，而是被当作一种从花园逃出的入侵者）：

这些长在野外的柳兰被认为是从花园中逃脱的栽培植物。它在花园里看着还不错，可一旦到了狭小的空间里，它那活力十足的匍匐根就特别讨厌……回想起来，那些夏天似乎都很炎热，小小的降落伞一样的柳兰种子被夏日的微风吹在空中。穿过市中心时我妈妈会紧握着我的一只手，我就用另一只手挡开这些种子。但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颗掉进我眼睛里，然后我就使劲想把它弄出来。我妈妈手里拎着买来的东西，没法帮忙，她就会说：“不要再揉眼睛了，一会儿都揉酸了。”我讨厌那些破败的地方，它们像伤疤一样穿过家乡的中心，我也讨厌柳兰躲藏在这些伤疤里。

在伦敦，对野生绿色植物最洞若观火的记录是一部虚构作品——罗丝·麦考利[120]的小说《世界是我的荒野》（1950）。故事背景设在1946年的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但这部作品的灵感在五年前便已闪现。1941年5月10日，麦考利的住处——包括她的所有藏书——在一次轰炸中被彻底摧毁（这次轰炸也毁坏了大英博物馆中很大的一片区域）。从那以后她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茫然和悲痛的情绪。她给朋友写信说：“我没有书，没有家，什么都没有，只余一双用来哭泣的眼睛。”这一经历很快在短篇小说《安斯特拉瑟夫人的信》中得到了宣泄，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也失去了她所有的书——以及爱人写给她的所有的信。

麦考利真正好转始于一份来自出版商维克托·格兰茨的礼物——一部完整版《牛津英语词典》。“我的《牛津英语词典》曾是我的《圣经》，我的牧羊人之杖。”她这样写道，词典虽不能替代一切，但至少让她重新振奋起来了。与此同时，她还在进行着一个更为脚踏实地的恢复过程：与她的朋友、同为作家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121]一起探索伦敦的废墟，菲茨杰拉德时年二十八九，年龄只有麦考利的一半。她们被轰炸遗址丰茂的野生植物迷住了，这些地方的杂草使它们成了绿色的世界，不像伦敦的其他地方只有单调的灰色。但麦考利看着这些在伦敦古老文明（正如她的藏书室一样，这古老文明也已化为灰烬）的正中心重生的野性世界，也不免觉得感伤和矛盾。长势难挡的柳兰和它们对人类文化的视而不见给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理发厅，”几年后她将在《世界是我的荒野》中写道，“柳兰就是从那个裂口冲进了伊尼戈·琼斯的审判室。”

这部小说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麦考利在城市废墟间游走时所思所得的精华，它的中心人物是一对异父异母的姐弟——17岁的巴尔巴里和14岁的拉乌尔，这两人不受管教，跑去加入法国南部的爱国者组织，战争结束时被监护人送到伦敦教养。他们从心理上无法适应传统的英国社会，因此转而喜欢上了轰炸遗址的灌木丛，那里鱼龙混杂，有非法居住者，有逃兵，还有小偷小摸。而且，他们发现这里的无政府氛围和居住地环境与法国南部的野生灌木丛林很相似，与抵抗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也遥相呼应：

（它们）为自己在塌毁的、杂乱的荒地中走出一条路，沿着残破的墙壁，潜入地窖和地下街的房间，这里曾是许多商人贮存酒的地方，铺着华丽瓷砖的房间彼此连通并在巨大的地面下形成地道。这里有沟渠和下水道，它们带着明亮的金盏花，长满蓟草，进入了从前的商务大厅，而黄色的千里光将它艳丽的花朵撒在死去商人的尸体上。

利奥·梅勒在他那精彩的20世纪40年代伦敦废墟相关文献的研究报告中，将这些植物叫作“折叠的绿色”，在这里大自然“在重生中重新占领被人类破坏的城市”，这是一种“大自然健忘症”。但我却觉得这更接近于一种“大自然的回忆”，麦考利这样敏锐深刻的人不屑于使用这些模糊的、绿色的抒情词汇。那些早已消失的古老生意被她写得如纪念碑上的名字一样准确——“马具商，定制服装裁缝，日用杂货商，打蜡匠，理发师，啤酒制造商，箍桶人和马车制造商”；被摧毁的教堂也是——“圣维达斯特，圣奥尔本，圣安妮，圣艾格尼丝，圣伊莱斯—跛子门教堂”；还有城市里新来的杂草们：“一座被摧毁的商业城市，如今长满了绿色和金色的小茴香、千里光、款冬、千屈菜、柳兰、蕨菜、黑莓和高高的荨麻。”

麦考利和菲茨杰拉德深入城市荒原的徒步行走并不只是浪漫的漫步。菲茨杰拉德回忆这是“走在她身后的危险经历……在她爬下弹坑时，或弯腰拂草从一些危险的碎窗玻璃下走过时，我得时刻保证她瘦削的身影在自己的视线中”。她们会在所到之处采集和标注杂草，1948年整整一年，在麦考利写作《世界是我的荒野》一书时，她还将剪下的花和灌木寄给她的朋友——作家、业余植物学家弗兰克·斯温纳顿[122]辨认。从她在书中所写的长长的植物名单来看，她很可能也熟读了爱德华·索尔兹伯里那份权威的1945年126种轰炸废墟植物列表。

麦考利倾注在这些城市废墟的杂草身上的心血表明,她把它们看作另一种文字，一种当原来的文字化为灰烬时暂时取而代之的文字，并且这文字时刻用让人兴奋但又令人不安的语气提醒你，文明背后的野性从未走远。

所有这些伤痕累累且阴森的绿色植物、石头和长满黑莓的荒野躺在8月的太阳下，嗡嗡的虫声，神秘的疾飞声，穴居的生物，它们用以迎接归来的旅人重新安顿的是一种被毁坏的、一视同仁的平静。它的悬崖、裂缝和洞穴似乎在说：这里是你的家；这里是你的归宿；你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因为这是那片长在被摧毁的世界边缘的灌木丛，而这里就是你停下脚步的地方；在这里你会找到不可补救的蛮荒，有从大地深处来的蛮荒，也有你在其他地方所知道的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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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利充满矛盾的、关于“伤痕累累且阴森的……荒野”的作品，只是人们长久以来对废墟的狂热迷恋的一个例子。自18世纪以来，崩塌的建筑物——尤其是杂草丛生的那些，杂草似乎助长了或者至少是突出了它们那种破败感——便有一种双重的浪漫吸引力。它们可能是生命有限、世事无常的悲伤见证，但也可以是人的自大与虚荣的寓言。绿色植物的生长可能会破坏一种美感，但却能带来另一种美感。尤维达尔·普赖斯[123]——如画美学运动[124]中的核心人物——曾在1794年描述了时间是如何改变一切的：

时间是善于改变的大师，它将一个美丽的事物（在本文中指一座古典建筑）变成一幅如画的美景：首先，借助天气的变化，部分装饰物、苔藓等，都会被剥离原本统一的表面和颜色；经过这个过程，建筑物就会带上某种粗糙感，以及颜色上的变化。接下来，各种偶发的天气状况会让石头松动；它们以不规则的形状跌落在原本平整的草地和阶梯上，或精致的人行道和精心修剪的灌木丛上——如今这灌木丛长满了野生植物和匍匐植物，匍匐植物会爬进跌落的建筑物碎块中。景天、糖芥和其他一些植物能够忍受干旱，能够从开裂的水泥中找到营养——在这个过程中，石头也解体了；鸟儿会在裂缝中觅食，然后红豆杉、接骨木和其他结莓果的植物会从旁边长起来；常春藤会覆盖在其他植物身上，爬到最高处。

普赖斯相信这种“如画的”过程部分表现了“大自然的精神与生气”，部分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历史。

60年后，谢菲尔德的植物学家理查德·迪金写了《罗马斗兽场植物志》，并为这本书画了插画。这是一本制作精良的书，书中包括420种生长在这座有2000年历史的废墟上的野生植物。其中有56种是草类，41种是豆科植物，有些植物在欧洲西部十分罕见，它们的种子可能是躲在野兽的皮毛中从北美洲远道而来。其中最打动迪金的是滨枣（Paliurus spina-christi），这里的古代牺牲者们曾佩戴这种植物。作为进入了一个人造文化景观的野生入侵者，它们都算是杂草，但迪金把它们看作一种证据和救赎。斗兽场的花朵“形成了一条记忆的纽带，在经年累月的悲伤中，教给我们许多充满希望和抚慰我们心灵的东西，对它们那静默的感染力无动于衷的一定是一颗冰冷的心；它们无声地向我们讲述了重生的力量，这力量让这巨大废墟中的小小尘埃都有了生命力”。

15年后，加里波第的新政府将罗马斗兽场的管理权交给了专业的考古学家，然后几乎每一株植物——包括那些比沉默的石砖更能诉说斗兽场历史的植物——都被从墙壁上清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