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同志，我们先进去，选好角度，然后您听我们讯号再往里进，行不行？”
“行，行。”
于是两个扛摄像机的人首先进入病房。
病房内，十几个此处彼处缠着绷带或正打着吊针的人，如临大敌，目光惶惶，都以为接着进来的将是拎手铐向他们宣读判决书的人。
“我说，咱们这是要上电视呀！”
“罪名再大，不就是挨枪子儿的结果吗？干吗还要在电视上损害我们的公众形象啊？”
“你这话问的，杀鸡给猴看呗！”
“咱们他妈的被出卖啦！”
“怨不得别人哇，谁叫人家动口，咱们动手呢！”
“哥儿们，反正后悔也晚了。咱们可不能在公众而前太少色呀！咱们唱《国际歌》吧！”
“啊，唱《国际歌》？你看那儿！……”以嘲笑的口吻说话的人，被烧伤的是脸部和头部，只有一双眼睛和俩鼻孔一张嘴露出层层绷带外。他指了指窗子。明朗的天空上，可以望见高悬着的大气球大标语——“还管咱们死的慷慨不慷慨啊！”
“那也唱！不唱白不唱！阿Q赴刑场的时候还唱‘手执钢鞭将你打’呢！”
“有理！唱！唱！都唱！谁不唱王八蛋！死了也是王八蛋！是他妈的死王八蛋！”
他们全都吃吃笑起来。经这一笑，死原本不过好比闹着玩儿的事儿似的。目光里便少了许多惶惶然。心里边儿也少了许多恐惧。
于是他们一齐低声唱起了《国际歌》：
<blockquote><blockquote>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blockquote></blockquote>
扛摄像机的打灯光的忙于选角度，顾不上管他们唱不唱的。
因为他们都想着死是一定的了，所以还确实唱出了点儿准备从容就义的悲壮意味儿。
市长在病房外一听到他们唱《国际歌》，不免有些发急。尤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一句，使他联想到了早晨打到他家里的匿名电话。他怕正赶上他们唱“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一句时，自己刚好进去，被他们视为“铁”。那岂不是自讨苦吃？
“可以进了么？抓紧时间呀同志们！”
他大声催促起来。
“等会儿等会儿，再等几秒钟！拉线的，接通电源没有？”
“好嘞！”
“灯光……”
“市长同志注意——一、二、推门……”
他推开门走入病房，在从几个角度打向他的灯光下，一旦看到了那十几个烧飞机又救飞机因而自己也被烧伤的人，一时竟不知对他们说什么才好。
他们停止了唱《国际歌》。他们都没有想到，进来的不是要给他们戴上手铐的人。不是要向他们宣读判决书的人。而是市长。而是市长单独一个人。昨天夜里他在电视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如同一个他们坚信已经死掉了的人出现于电视中，并向他们咏唱福音。所以他们一眼便认出了他。
“同志们，大……”
失措之间，他想说“大家辛苦了！”觉得不像话，吞咽一颗过于大的药丸似的，吞咽回去了。
“同志们，我……”
他急忙改口，想说“我是来慰问大家的”。觉得更不像话，将一个“我”字拖了三秒钟之长，使其渐渐消失了。
然而话筒一直伸在他面前。
他感到说话在这种时候成了一件艰难无比的事。
他们都默默地瞪着他。有的用双眼。有的用一只眼。那些由于头缠绷带，只能用一只眼瞪着他的人，使他不但失措不知所云，而且迷惘不知所处何境。仿佛他们是些独眼兽，具有用目光杀伤人的本领。
他们已看出来，似乎可怜的不是他们，倒是他。至于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大眼瞥小眼，单眼对双眼而已。
“同志们，十几个人住一间病房，难有安静的时刻吧？分开住好不好哇？或者，一块儿换个地方？……”
他终于说出了一番自认为得体的话。
他和蔼可亲地微笑。
分开住？……
他们每一个人心里，目前最怕的是被分开。
一块儿换个地方？……
什么意思？换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对他们来说，目前医院是最美好他们最不愿离开的地方。是巴黎圣母院。不，是天堂！如果撤走那两个把守在病房门外的“雷子”，他们甚至觉得那些给他们打针上药的医护人员，都是仁爱的基督和善良的仙女的化身。尽管事实上对他们一点儿也不温和，一个个冷面“人道主义者”似的。
他们害怕离开这个床位拥挤空气也不畅通的临时“病房”。它实际上是从“世界戒烟日”那一天起为本院根本戒不了烟的男士们辟的“吸烟室”。
“不，不！我们住在这儿很好！”
“我们不分开住，绝不分开住！”
“安静不安静的，我们不在乎！”
“拉倒吧，您还是少替我们操这份儿心吧！”
他们一个个嚷起来。摇他们缠了绷带的糯米团儿一样的头，摆他们缠了绷带的千层饼一样的手。
“好，好，这随你们的意！随意，随意。同志们，我一开始就称你们同志们是不是？我想不用我再作任何解释了嘛！这一点全说明了嘛！大家要配合治疗，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出院呀！你们这等样子到了日本，多令人遗憾哇！……”
市长一旦捕捉到感觉，也就同时恢复了身为一市之长往日的儒将风度。“跟着感觉走，让心带着你”，他想起了女儿经常在家里哼唱的这两句歌词。他打定主意跟着感觉走，走哪儿算哪儿。放松了心理束缚，他的表达能力也相对幽默相对自由驰骋。他那种儒将风度中，透露着虽彬彬有礼但大丈夫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碰壁洞墙掷地有声的自信和气概。
从昨天到现在，二十四小时又十余小时过去，连他自己也不成想，居然会在这个地方捕捉到了丢失净尽的自我感觉！居然会在这个地方恢复了身为一市之长任何时候都不该抛弃的尊严和风度！当然，还有那种自信和气概……
他向离他最近的一个人伸过手去。
对方惊疑着、犹豫着、盯着他的手，正如他刚才盯着伸在面前的话筒。不知自己放在腿上的手应该动不？立刻伸向他的手？还是赶快藏到背后？
他更加主动地握起了对方的手。像老农握手一样，上下抖了抖。老百姓将这种握手的方式，叫做“永贵大叔式”。在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中，目前这种老农握手一样的方式不太常见。他还用自己的另一只手，捂了对方的手一会儿，最后，拍了拍对方的手背才放开。这是典型的“永贵大叔式”的系列动作。不知他是跟谁学的，抑或无师自通。
被他握过手的人，顿感受宠若惊。如同被活佛摸过顶，不但意味着罪恶赦免，而且意味着灵魂受祈祝了似的。
“您……我们……真的？……”
对方语无伦次，虽然受宠若惊，对他的来意却仍有所怀疑。鸡瞪着黄鼠狼似的瞪着他。
他哈哈笑出了声，笑得很爽朗。
“你们别把我当成给鸡拜年的黄鼠狼行不行？不就是几架破旧的飞机嘛！再说，有几架不过早就是摆设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不是？这件事，咱们从此都不提，好不好？……”
“好！”
“好啊！”
“市长您肯放我们一马，我们还犯什么矫情呢！”
他们都向他伸过手来。仿佛只有跟他握过手，事件才算真的一笔勾销……
他圆满地达到了目的之后，在院长一干人等相陪下走到医院大楼外。
消息传得极快，楼前聚集了不少好奇的市民。他们之聚集，纯粹出于好奇。他们不相信市长会亲自看望那十几个烧伤的人。其中有些是被烧伤的人的家属或三亲六故哥们儿朋友。有些是昨夜亲手捆绑他们的人。有些是他们的仇人或与他们交恶的人。谁没得罪过几个人呢？谁没有几个冤家对头呢？他们是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而来的。他们希望能看到另外一种情形。也就是看到警车和行刑队。他们认为他们的冤家对头是够得上“严打”的份儿啦！此时不显示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威力，更待何时呢？他们准备在另外一些人空喜一场，警车载着行刑队和冤家对头们呼啸而去之刻，拍手称快一番。
在这种时候，总是有些充当义务“探子”的人，一次次往返于楼内楼外，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将“现场实况”向人们进行“转播”，并夸张并加以渲染。
“市长哭了！市长同志与他们拥抱，说‘同志们受委屈了’，还和他们留影了呢！”
“市长同志又说：‘抢救飞机的不也是你们吗？否则你们怎么会被烧伤呢？你们都是做了错事的英雄嘛！’……”
“市长同志指示——要让他们住单间！就是局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住的病房……”
“市长同志叮嘱——要对他们给予细心治疗！市长同志随身带了不少水果，亲手将橘子和香蕉剥了皮送给他们吃！……”
“市长同志认为，公安局应该向他们赔礼道歉……”
纯粹出于好奇的人听了愈加好奇。半信半疑的人听了愈加半信半疑。祈愿这件事是吉不是凶的人听了倍受鼓舞愈加高兴。希望“严打”准备拍手称快一番的人听了愈加败兴愈加恼火……
及至人们看到市长在院长的陪同下出现了，看到他与院长亲切地握手告别，看到他满面微笑和蔼可亲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再也没有人怀疑什么了。包括那些义务“探子”夸张地加以渲染和主观臆想出来的说法，甚至是为了哗众取宠的编造，他们全都信以为真了。
高兴的人们不约而同拥上前，争相与市长握手。觉得败兴和恼火的人们隐退到了后面。由于他们幸灾乐祸准备拍手称快一番的心理不但没有获得丝毫的满足，反而彻底落空，他们都憎恨起这位王八蛋市长来。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大大小小的市长中，再也没有比这位王八蛋市长更王八蛋的了！他们打算等城市靠拢日本之后，应当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告他一状！不告白不告！在非常时期，包庇纵火烧毁国家飞机的首恶分子，剥夺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的镇压权力，哼，一告一个准！不就是国内信件变国际信件多花一元多钱的邮费么！多花一元多钱便手拿把掐稳操胜券地告倒一位市长，够便宜的了！何乐而不为呢？将这位王八蛋市长给告倒了，他们的冤家对头岂不也就活到日子了么？……
寻找到了感觉恢复了往日风度的市长，这会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所面对的人们中，有些人是对他暗暗怀恨在心的。他被拥上前对他表示极大爱戴的人们包围了。他被自己此行此举成功的出乎预料的圆满结果迷惑了、陶醉了。正如反过来人们被他所迷惑了被他的仁慈和怀柔所陶醉了一样。
而那些昨夜在想要将功折罪的念头驱使之下捆绑过“做了错事的英雄”们的人，混迹于高兴的和怀恨的两种人之间，一忽儿推波助澜地拥上前，一忽儿心里尴尬地退向后，却不太容易找到自己的感觉了……
市长一一握伸向他的手，握也握不过来。
“市长，您真是好人！”
“哪里哪里，是群众的觉悟首先感动了我嘛！”
“市长，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您是共产党员吗？”
“是啊！当然是共产党员！我也反问你这小伙子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呢？”
“嘿嘿，我照实说了您可别生气呀！我觉得共产党的官员，都是翻脸无情，六亲不认的……”
“小伙子，这你可就错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里根挨了一黑枪，差点儿送了命，知道那个企图杀害他的人精神不正常后，还下令释放了他呢！在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理应比美国总统更宽宏大量嘛！……”
“我也知道我错了……您这么一说，我更知道我错了！”
市长拍拍小伙子的肩，向人们发问：“哪位同志会日语啊？”
“我……”一位戴眼镜的女大学生挤到了他跟前，乐意效劳地说，“市长同志，您有何吩咐？”
市长指指悬在空中的那条日文标语：“写的什么？”
“无产者无祖国，世界为家！”
“这不太好吧？”
“无产者无祖国好像是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话……”
“我知道我知道，后来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口号，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也将这句话写到过战旗上。可咱们现在的情况，不是以上两种情况啊！再说，这条标语也会让人家日本人见了害怕呀！好像我们要把人家日本当成祖国，占据为家似的……”
弄明白了写的不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们来啦！”市长觉得它不那么触目惊心了。但在人家别的国家的门户前，高悬着“无产者无祖国，世界为家”，仍使他认为有点儿“暴走族”的意味儿。尽管前半句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话吧！尤其对于日本这么一个弹丸岛国，整整一座城市的中国人东渡扶桑，十之七八都是无产者，自称“无祖国”，设身处地替人家想想，岂能不使人家神经紧张么？……
“市长说得对，是不太好！”
“还是市长考虑得周到！”
“咱们不能好像要成心惹人家日本人不高兴似的！”
人们七言八语表示赞同市长的看法。
“这条标语是我们校的同学们写的。第一条也是，其实大家没别的动机，第一个气球升起来了，觉得它怪孤单的。咱们中国人习惯对称美，讲究成双成对儿，所以又有同学升起了第二个，当时大家不过是怀着一种简单的心情这么做的……市长您看要是改成‘向大和民族学习，向大和民族致敬’呢？……”
日语系的女大学生，一根手指顺着鼻梁往上推了推镜架，和市长进行平等的协商。
市长仰望着那条主要是为了配对儿升上天空的标语，沉吟地说：“那要强多了！不过，若由我来写，我就这么写——‘做和平使者，促中日友谊’。这就不卑不亢了。你回去跟你的同学们商量商量，我提的供你们参考。你想的也行，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同志们，我得赶到市委去了……”
于是人们纷纷为他尊敬地让路。这一种尊敬是他看得出来的，也正是他的精神和心理都非常之需要的。虽然他在下台阶，他却感到自己渐渐高大起来。
他快步走到车旁，转身向人们摆手。
人们也向他摆手。
以后的几天里，究竟谁将是谁的上帝呢？我是他们的？还是他们是我的？……
他头脑中带着一个自己回答不了的问号，情绪满足而又十分迷惘地离开了……
市委已不再是一座空荡无人的到处肮脏不堪的大楼。众神归位了。各个办公室的主人们都在擦窗子，拖地。刚刚冲洗过的湿漉漉的走廊，弥漫着消毒水儿的气味儿。有几位女性，在走廊内溜过来溜过去，一旦发现墙上有特殊的污秽，便用玻璃片儿刮。刮净后，再用砂纸打磨，打磨到刮痕看去不那么显眼为止。
“市长好！”
“市长好！”
“好，好，大家好，同志们好！”
“市长，您看磨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我看是可以了。我说同志们，不必太认真了！日常工作要紧啊！反正以后是要重新粉刷一遍的……”
“就是嘛！可管理局长眼睛像长了钩子，刚才还盯在我们屁股后面，指着这里说不合格，指着那里说越刮越脏。还说刮得好不好，关系到国际形象问题……”
“没他说的那么严重，我一会儿告诉他，睁只眼闭只眼，咱们自己首先看得过去就行了！”
秩序一旦恢复，体现在这座大楼内的一切官僚主义领导方式的劣性病，又开始将人们纠缠得腻腻歪歪的了。市长不得不对那几位女性的“功绩”予以充分的肯定。因为她们一个个都是那么一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样子。他看不得她们那副样子。觉得比墙上胶着的污秽更有碍观瞻。
他的办公室已非常干净非常整洁了。墙壁分明也用玻璃片刮过用砂纸打磨过了。地毯吸过了。有的地方铺上了几层吸水纸。就是被撒过尿的地方。看来干净和整洁绝非秘书一个人的劳动成果。
秘书不在。桌上，笔筒压着一页纸。他移开笔筒，见纸上写的是——市长，我去配眼镜片。如您又要离开，请留下行止。
他在办公桌后的大皮椅上坐下。欲吸一支烟。没从兜里掏出烟，倒掏出一封没糊口信皮儿上也没一个字的信。他记得他离家时是揣了一盒“双喜”的。想了想，想起是在医院里“犒劳”那十几位“做了错事的英雄”了。至于信，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在什么时候揣入他兜里的。肯定是有人在他根本没察觉的情况下揣入他兜里的。因为这件西服是他离家时新换的。因为他离家后根本没从谁手里接过什么信。
他拿着它，瞧着它，犹犹豫豫的，不知道究竟应该把这封“变”到自己兜里的厚厚的信怎么办才好。一看自然就全明白了。但怕信的内容可恶，破坏了自己的情绪。不看又怕信的内容重要，耽误了什么大事。
终于他还是说服自己将信纸抽了出来。共十七页，标着页数。先看最后一页的署名——陈克强。一个毫无印象的陌生的名字。而且似乎是一个晦气的名字。克强——那结果不是只剩下弱了么？叫陈克弱才对劲么！他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这个毫无印象的陌生的名字。因此对这封信产生了抵牾心理。当然，还因为它太长了！
及至他一目十行，一分钟一页，将十七页写满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信看完，才断定陈克强这个晦气的名字乃市立二院院长的名字。进而断定对方是在挽着他走的时候，趁机将信塞入他衣兜的。这使他不仅对此信心有抵牾，而且感到十分恼火。尤其可气的是，这封信分明原本不是打算写给他的。“尊敬的市长同志”七个字，是写在另外一种纸上，剪下一条贴到信上的。他细看信纸的背面，企图从背面看出原本是尊敬什么人，但看不出来。走到窗前，对着阳光细看，仍看不出来。贴上的那一条纸太厚了。医院院长的这一种做法，使他联想到了不法商贩贴假商标的勾当。
十七页写满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的纸，与其说是一封信，毋宁说是一篇自传体的申诉书更恰当。对方在信中声明，自己1982年就受聘于日本某某大学中医研究所，但深厚的爱国主义系住一颗中国人的赤子之心，甘愿推迟三年。可三年后，由于种种政策情况，也由于种种小人从中作梗，却出不了国了。故恳求于“尊敬的市长”，恩准他此次“就近出国”。“我已五十五岁了，再过五年，就六十了。哪一个国家，还会聘一位六十岁的老头子呢？要么，成全我的愿望；要么，本市靠拢日本之后，派人对我进行监视。否则，我一脚迈过‘国界’，就别给我扣上什么‘叛国’的帽子！……”信中这一段话，为了引起读信人的格外注意，用红笔划了双重水波线……
他一怒之下，将十七页信纸团巴团巴，扔进了纸篓。他相信对方信中所申诉的情况全都是事实。也相信在对方出不了国的问题上，的确有种种“小人”从中作梗。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我出不了国，他也别出国！“小人”们这么想，并且从中作梗，甚而故意刁难，在中国人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没什么值得怀疑的。他怒的是，要出国便出国，简单明了，开门见山，两页半纸就能写清楚的事，却密密麻麻写了十七页纸！写的尽是些自己如何如何爱国的废话。倒好像他所申诉的，不是允许不允许他出国的问题，而是关于他爱国或不爱国的评价问题！洋洋万言，一行接一行可怜兮兮的文字，却丝毫也不能引起任何人的同情。只有用红笔划了双重水波线的那段话，读来还使人感到痛快点儿。既然已有打算一脚迈过“国界”的勇气，洋洋万言写满十七页纸申诉“恩准”干什么呢？到时候一脚迈到日本去就是了么？既然已孤注一掷决定五十五岁以后不再当中国人而要当日本公民，还喋喋不休地证明自己有一颗多么多么爱国的赤子之心干什么呢？也太矫情了啊！“就近出国”，想得倒美！替小日本儿省了路费了。从这封信中，他也读出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的意味儿。也读出了“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的破釜沉舟般的“壮士一去不复还”般的悲凉哀怨。十七页！什么时候写的呐？从他昨天夜里在电视中发表《告市民书》，到今天早晨这段劫后余生的时间里，一个人居然能坐得住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地写满十七页纸的一封信，足见这个人内心里除了自己能否“就近出国”一事，也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事了！
市长怕这封信破坏了自己的良好情绪，情绪果不其然被破坏了！
他正踱来踱去地生气，听到敲门声。
“进来！”
进来的是市委管理局局长。
“市长，我得向您汇报汇报……”
“汇报什么？”
“倒也没什么太重要的，不过……”
“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就干脆别汇报了！”
“还是向您汇报汇报的好。五分钟。就占用您五分钟。”对方看了一眼手表，“我自己掐着时间汇报。您呢，可听可不听。汇不汇报，是我的职务责任心的体现，算我一厢情愿。我是在市委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这您知道。党培养了我多年，使我从一个放牛娃，成为党的一名局级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我对党的恩情永不忘我对党的忠诚是永不变的。至于您听不听嘛……”
“行啦行啦！曹局长，您是我党的好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您永远是我党的好干部！没有谁怀疑过您对党的忠诚。您快汇报吧，我听着就是。”
眼前这一位市委管理局的老局长，比市长的党龄长十几年。所以每每在和他说话时，言语中总是不忘强调自己“老臣”的身份。比市长党龄长的这样的一些“老臣”，市委机关差不多足有一打。他们的“无私的责任感”，或者说他们时时处处要证明自己对党的恩情永不忘对党的忠诚永不变的心理一个比一个强。因为他们是“老臣”，市长虽然对他们腻歪透了，巴望他们早一天一块儿都离了休，却一向告诫自己，要对他们表现出应有的敬意。哪怕在他最不耐烦的时候。即使他对他们本人的敬意常常是打了六七分折扣的虚伪的。对于他们的党龄比他长这一个现实，也不得不怀着比较真诚的谦虚。当然，如果认真加以剖析，这一种真诚更纯粹的是他对自己的要求。而在他难以按照对自己的要求做的时候，比如此刻，他的不无挖苦意味儿的话，也不过是当了家的小媳妇对公婆辈的人的逆反罢了。并不敢也不愿表露得太明显了。
“那么我开始汇报了，”对方又看了一眼手表，那意思是五分钟从现在起，掏出小本，翻着说，“昨夜听了您的《告市民书》以后，我们管理局的同志大受鼓舞。今天绝大部分干部和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准时上班。出勤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二。我初步统计了一下，我们管理局今天的出勤率，是全市委机关最高的。管理局的同志们普遍的觉悟，是以往重视了思想教育工作的结果。正如毛主席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按照我的指派，管理局的同志，认真仔细地搞卫生，以实际行动落实您所提出的号召——干干净净到达日本……”
“这不是我的号召。当然，不管是谁的号召，这是一个挺好的号召……”
管理局长抬头瞥他一眼，第三次看了看手表，加快了汇报的速度，分秒必争企图多汇报些内容：“可是相比之下，我们有的部门的同志，包括一些干部同志，却在一旁大讲风凉话，什么‘不必过于认真’啊，什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啦’，什么‘现上轿现洗脸，表面儿光吧’，什么……我也不必一一列举了，总之都是消极的话。是泼凉水的话。尤其是，我们的直接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同志，带头儿这么讲。不用我上纲，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究竟是谁，我也不指名道姓了，您心里最清楚。这是否证明了，我们在干部路线方面，确确实实如市委部分群众所反映的那样，存在着用人不当的错误呢？……”
市长听出来了，对方是不失时机地奏了宣传部长一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也看了一眼手表，以坚决的手势打断对方的话，拍着对方的肩说：“五分钟超过了。你已经汇报了七分半钟了。曹局长，老曹哇，某些情况，看来你并不清楚。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存有误会。我有当面对你解释一下的必要。在确定你和老赵究竟谁任宣传部长合适，谁任管理局长合适的问题上，其实我并没有实行一言堂。也没有以我的个人意志去对市委常委们施加过任何影响。那时我刚刚上任，想影响别人也影响不了别人。对你和老赵的任命，完全是常委们民主讨论的结果。情况真的就是这样。我个人觉得，之后你把这件事想得太复杂了。当然，宣传部长是市委常委，而管理局长不是。你和老赵的资格不分上下，你感到自己的工作能力似乎被低估了。所以觉得委屈，这我完全现解。但木已成舟，老赵又没犯什么大错误，他下来，你上去，也得等到下一届市人大召开全会的时候哇！你是我们党内的老同志了，这一点无须我多说。所以呢，我个人请求你，顾全眼前的大局，以团结为重，让我们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渡过‘百慕大三角洲’似的这一关，之后我让贤。我自己一定主动辞职，首先让贤。你看如何？到那时你竞选市长也是有资格的嘛……”
他一边说，一边轻轻推着对方往门那儿走。
“市长，您冤枉我！我不是……我没那份儿野心！我心里只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我知道。我知道……”
市长打开办公室的门，将对方送出了，不，推出了办公室。
“市长，您的办公室也是我吩咐人打扫的！”
对方从门外探进头又说了一句。
“谢谢！我十分感谢你！”
市长将手放在对方头上，将那颗半白了鬓发的头再次推出门外。
“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这面墙是谁负责刮的？这儿，那儿，近视眼啊？……”
市长听到对方在走廊里没好气儿地训斥那些刮墙刮腻歪了的女性，立刻打开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大声说：“我看也不必过于认真了！你就饶了她们吧！”
她们一听，顷刻从走廊消失，隐蔽入各办公室。
电话响了。市长朝桌上一望，见有两台电话机一左一右摆在办公桌两旁。一台红色的。一台橘黄色的。都是新的。办公桌也是新的。那张他习惯了的办公桌，因堵窗而被海鸥啄得像大麻子的脸——“雨打沙滩万点坑”。即使管理局长没想到该换，他自己也会提出的。但原先的两台电话却丝毫也未出毛病。“来把新桃换旧符”，他认为大可不必。但同时又觉得极其满意。
安定总是以权力的恢复作象征的。
他比任何别人更需要看到并体会到这一种象征之存在。
他走到桌前，一时不能判断是哪一台电话响，如同新养了两只猫的主人，一时不能判断是哪一只叫过。笔筒、台砚、印泥盒、文件夹、公文笺和镇纸，还有一盒烟……桌上的一切东西，都摆得井然有序。如他先前所习惯摆放的那样。
秩序能增强人的自信。
他甚至有几分后悔对管理局长的态度是否缺少充足的耐性了。
他先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听到的是忙音。放下赶快再抓起橘黄色的电话听筒，听到的也是忙音。这时红色的电话又响起，两台电话竟搞得他小小地忙乱了一次。
“喂，是我……马国祥？……你们立刻把他放了！供认不讳？那就更该把他放了！用车送到我这儿！……”
电话是公安局打来的。
半小时后，马国祥出现在市长面前。
“老马，你说，要我怎么谢你？”
“谢什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再者咱们是哥们儿……”
“他们打你了？”
“没有。”
“那你眼眶怎么青了？”
“是因为我不对，我瞪人家……”
“嗨，你呀，我说你何必去自首呢？”
“关了一百多人，医院里还监护着十几个，我想，机场的事，是由于我马国祥才发生的，一人做事一人当。市长，来支烟吧！”
市长拿起桌上那盒烟，先递马国祥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两人吸着烟，默默望着。
“市长，我一家三口，还没住处哪！”马国祥终于又开口道，“我家没了。瓜地也没了。我一觉着不对劲儿，先想到的就是得给你赶快报信儿。可车没顾上加油，扔在半路了。一进城，明白哪还用给你报信儿啊！所以也没来见你，怕反而给你添烦……”
他苦笑了。
市长也苦笑了。
“你老婆和你女儿，她们在哪儿呢？”
“我去自首时，她们在立交桥的桥洞下。我们就是在那儿过的夜。现在么，谁知道呢！”
市长走到他跟前，将一只手按在他肩上，说：“老马，你一家三口，住我家去。郊区不是已经没了么？那你一家三口，从今天起就是城市人了！我特批了！……”
“市长，我们可不住你家去。你若方便，借我点儿钱吧！放钱的包儿，扔在车上了。当时想，还要钱干什么啊？哪儿能料到活一天也得靠钱。没钱还真不行呢！那包儿里六千多，还有存折。我说市长，这和日本连一块儿之后，咱们的银行，是支付人民币呀，还是支付日元呀？”
市长说：“老马，别想这么多了。你问的，我也不知道，没法儿告诉你。你无论如何得住我家去！算我求你。我那个家，现在非常需要你们替我照料。家里有多少钱，你看着花！……”
马国祥见市长说得真诚恳切，不做声了。
“你照顾过精神病人没有？”
“没有。怎么！？”
“我爱人她……”市长停顿了一下艰难地说完他非说不可的话，“她疯了……昨天夜里开始，她疯了。我女儿还不知道。我也不能在家守着她。老马，你就当她是弟妹。我把她托付给你和你女人，我放心。嗯？”
“听说，听说疯人犯疯病的时候，得揍。”
马国祥那样子说得也很艰难。
“揍？……”
“对。狠揍一顿，能清醒一阵。”
“我和我爱人，感情一直挺好。我的意思是……”
“市长，我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
“明白。”马国祥堪差信赖地点点头，“她不怕你，所以她发疯时，你对她毫无办法。但若见了她怕的人，准比见了她爱的人老实得多。我会让她怕我的。”
“有没有什么比揍更好的办法？”
“送精神病院。”
“这不行。我现在还下不了这种决心。”
“那你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就随你的便吧！……”市长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将头扭向别处狠吸了一口烟，又瞪着马国祥，警告地说，“听着，只许用手，不许用东西。揍坏了她，你可对不起我。”
感到负有重大使命的马国祥，沉吟片刻，在办公桌上按灭烟，充满自信地回答：“我办事，你放心。”
秘书回来了。
市长问他：“眼镜配好了？”
他说：“还行。差二十度。不过总比不戴眼镜强。”发现桌面上有烟头，以两个指头捏起来，像捏一只虱子似的，放入到烟灰缸里。接着，撕下一页台历，轻吹桌面上的烟灰，并用那页台历接着。
秘书是个有洁癖的人。
秩序恢复的同时，人们的一切毛病也都再现为毛病。
市长欲往家中打电话。刚抓起听筒，又放下了。接电话的只能是女儿。他无法想象家中此时是怎样一番情形。也许自己和妻子昨夜“演习”过的，女儿也和妻子正进行着吧？她能分出身接电话么？
<blockquote><blockquote>小芸，我特请你二大爷一家三口住到我们家去，料理家事并照看你妈妈。家中一切决策，你全听他的。你要对他们有礼貌！</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blockquote>爸爸</blockquote></blockquote>
他匆匆在一页公文笺上写了这些字，折起来交给马国祥。
马国祥看看，无所表示地揣入兜里。
市长指着马国祥对秘书说：“你，陪他，坐我的车，找到他要找的人，送到我家去。不管多么难找，今天务必找到。实在找不到，请公安局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