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如何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

——洛思《人类的历史》

红盖头，“新娘子”

红盖头已然由自己的手替“新娘”掀去了。它还拿在自己手里。自己一时间愕异地瞪着那一张浓妆艳抹的脸儿——“她”的漂亮显而易见地是超出了自己的企盼和想象。“她”诱惑意味儿十足地向自己媚笑着。分明地，“她”极其性感，称得上是一个勾魂摄魄的美人儿……

但——“她”的漂亮又似乎那么的妖冶，使自己不禁地对“她”的品德究竟怎样产生大的怀疑。何况此前，也就是在“她”没被娶进家门的时候，对“她”的那些风流韵事，自己早就耳闻多多了。于是凝视“粉面桃腮”“花容月貌”，一切怀疑仿佛便都非是无根据的了。事实上“她”也的确够虚荣，够放荡的，水性杨花而且势利眼，而且还是个彻底的拜金主义者。将“她”调教成贤妻良母，明摆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需要充满了矛盾、争吵和冲突的“磨合阶段”。需要高超的驾驭“她”的能力和心理承受方面的实力。有时甚至需要取悦于“她”。为了最终达到能够驾驭“她”调教“她”成为可敬的贤妻良母的目的，也需要放弃许多以前的原则，改变许多以前的思想方法。哪怕在以前看来那都是足可引为自豪的，足可流芳百世的好原则好思想的典范。

于是“她”的诱惑显出邪狞来……

于是“她”的笑靥在自己看来伪若妩媚的陷阱……

性感自然便性欲旺盛。性欲旺盛自然便也会刺激和鼓舞起自己的性能力……

后悔了吗？不！

谁会面对一个风情百种正值芳龄的妇人而后悔不该娶了“她”呢？

只不过在以下几方面实在是没多大把握——自己真的能驾驭得了“她”么？真的能管束得住“她”那放荡的不贞不专的性情么？真的能靠其实并不丰厚的家业笼络住“她”那一颗贪图荣华嫌贫爱富的心么？真的可以指望“她”和自己组建成一个和睦的家庭举案齐眉白头到老么？真的可以指望“她”以身作则教诲出有作为有教养的下一代和下几代么？倘驾驭不了“她”管束不住“她”笼络不住“她”可如何是好呢？“她”肚子里是不是已经暗怀着别人们的“杂种”了呢？一旦生出些完全不像自己，一长大就离家出走，从此忘家弃父背祖对家对父对祖丝毫也没有责任感义务感和起码亲情的不肖子孙，自己将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我凝视商业时代，常感到中国和它的关系，正如同一个“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进了家门，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红盖头，看着又爱又心存种种疑虑，又陌生又受到着诱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没法儿完全信赖的妇人的关系一样。

这一种关系，使中国和商业时代的“洞房花烛夜”，不免地忧喜参半。有心欲道：“娘子，‘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又恐伊人那厢‘沉恨细思，不若桃杏，犹解嫁东风’。”

在中国这一个男人业已五千余岁的漫长经历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乃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次“婚姻”。“前妻”的音容笑貌给他留下的记忆是那么的难以磨灭。“她”有着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基因。因为“她”是从一个叫马克思的很伟大的犹太人以毕生的精力所从事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之中孕生出来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一些中国的有志青年去西方为中国父亲寻访到的。马克思是“她”和中国的“月下老人”。青年周恩来的一首诗则能表达他们当年的宏愿大志。诗曰：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他们要为中国父亲迎娶回一位前所未有的“理想伴侣”。要为中华儿女们恭请回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堪称是划时代的。“她”那无比年轻的、丝毫也不沾染有人类历史污迹的，并因此而感到无比自豪的风采，使当年的中华儿女极易联想到中国古代传说中炼石补天的神母女娲。“她”那毫不动摇毫不畏惧地向自己“横空出世”以前的一切世纪宣战的，不战胜毋宁死的雅典娜般的精神气概，使一切贫穷的、落后的、以严酷的剥削和压迫制度为统治手段的国家的儿女膜拜顶礼，甘于为“她”而破釜沉舟，而赴汤蹈火，而前仆后继，而肝胆涂地，而粉身碎骨。

“她”有一半儿的俄国——不，准确地说是“苏联”血统。因为“她”是在“苏联”向全世界证明了“她”存在的划时代的伟大意义的。中国人将“她”迎娶到中国，付出了成千上万的儿女们的生命的代价。其中许多是中国父亲最优秀最卓越的儿女。与此相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求新生、求富国、求强民、求“永远站起来”的悲壮奋斗，都显得黯然失色了！与此相比，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同样性质的奋斗，似乎也都显得容易了。

中国这一古老的男人，曾怎样地喜悦于感奋于此一次“婚姻”所带来的十年“蜜月”啊！

中国的的确确地“从此站起来了”！

“她”曾使中国显得多么的朝气蓬勃啊！

但是，“她”在“苏联”的划时代的成功，使“她”的思维方式难免地“苏维埃模式”化了。其后“她”便引导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从政治到经济，“苏联”发生过的，中国无一例外地重演了。“苏联”没发生的，中国也惯性式地发生了。“她”使中国患了“苏联综合征”。“斯大林神话”的破灭，使“苏联综合征”在“苏联”总体爆发，这对中国意味着是巨大的危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在中国发生所采取的应急手段，其目的当然是出于自救意识，但手段于目的缘木求鱼，结果无异于自贱和自虐，使中国陷入了十年之久的一场“浩劫”。

于是中国与“教条社会主义”或曰“书本社会主义”的“婚姻”难以为继。

于是中国告别传统的教条的书本的“社会主义”，转向改革开放。这也好比“休妻”，休掉加于中国身上的旧模式。

“休妻”也是出于自救意识。如果说“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她”由于“更年期”作祟导致“内分泌紊乱”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的结果，那么“文化大革命”告终之际的“她”则就分明地显出“更年期后”的病态恹恹力不从心了。

“休妻”之举乃势在必行的选择，也是唯一明智的选择。然而毕竟地，“她”对于中国“站起来了”是功不可没的。如果“她”真的是人，将最有资格唱光荣“有你的一半儿，也有我的一半儿”。

三十多年前，当中国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广场扯开写有“小平你好！”的字幅时，那意味着向那一位令人尊敬的政治人物发出紧急呼吁——“为了中国，拜托了，赶快做”！

鲁迅日记的最后几页中，也曾记下过“赶快做”三个字。

当时之中国百废待兴，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确需要刻不容缓“只争朝夕”地“赶快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积极而又自觉地充当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须我起什么作用。我是一颗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车、马、炮”的卒子。热忱，真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被言行谨慎胆小怕事的中老年人视为“异端”也不在乎。非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而纯粹是受一种时代使命的感召和驱使。当年我才三十几岁，正是热血男儿之年龄。觉得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其实并没有什么异于我的同代人的不寻常经历。觉得已经相当成熟了其实头脑仍简单得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改革开放之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和时代使命的么？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运动频繁。去年运动，今年运动，朝也运动，夕也运动，每一场运动，又似乎总是和国家命运紧密相关。因而中国人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一条逻辑，仿佛只要有一场运动搞对了而不是搞错了，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搞到底了而不是半途而废了，那么中国肯定就从此国泰民安兴旺发达了。

所以，当年“思想解放”叫“运动”，“改革开放”也是被当成一场“运动”来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评职称那一年，许多朋友曾请我帮他们起草过“自我申报鉴定”。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分年轻年老，无一例外地要求我一定别忽略了重要的一条，即在改革开放运动中的表现云云。不久前我去单位资料室翻阅旧报，发现当年的报上经常抢眼夺目的通栏大标题也是“改革开放运动”。既曰运动，时间总不至于太长吧？“运动”二字，使普遍的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的时间性的估计是短暂的。普遍的中国人绝没有想到它会延续四十年之久。绝没有想到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分明地，它似乎只不过依然处在刚刚开始似的阶段。

当年的报刊上、广播电台电视台里，官员和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乃至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口中，所说最多的话语之一是“阵痛”。其实当年中国人说“痛”的时候，还并没有谁真的被改革开放弄伤了。当年说“痛”是非常夸张的，起码当年的腐败没有到如今这么严重的程度，当年贫富悬殊没有到如今这么咄咄逼人的程度，当年工人下岗也没有到如今这么多的程度，当年说“痛”是由于心理承受力实在太脆弱。如今真的使许许多多的人感到很痛却不言“痛”了，“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的确确可以被认为各方面的承受力都增强了。

当年，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这面大旌旗下，站在距中国政治大舞台极远极远的边缘为自己的国家击鼓呐喊，不遗余力，其实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中国和它的“前妻”那一段朝气蓬勃又喜气洋洋的短暂的“蜜月”。是的，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的希望其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一位或某几位自己最信赖的，对中国之命运最具主宰能力和权威的人物，高明地将保留在自己头脑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忆，直接剪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的后面，从而那么着组成一部历史和现实巧妙连接天衣无缝的“中国故事”。

这个期望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但是历史将注定了会重演一遍。

当年便知道改革开放这位中国的“再婚”之“新娘”居然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商业时代”的中国人，实在是不太多的。

然而如今“她”已经被迎娶进中国的“洞房”了！

“她”的红盖头已经被中国的手替“她”缓缓掀掉了！

“她”正坐在喜床沿儿诱惑意味儿十足地向中国媚笑着……

“她”似乎在默默地问——中国，我的真名叫“商业时代”，“改革开放”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叫法。我随便，入乡随俗，任你怎么叫我都成。你这五千余岁的“二婚头”男人究竟打算不打算和我从此以后长过下去？长过下去你得听我的！按你以前的过法那可不成！

中国放眼世界，在二十世纪的最末一页，“商业时代”是它唯一能“娶”的“新娘”。而且，迄今以后，世界“婚姻介绍所”的档案库中，也只存在“商业时代”这一种类型的“待嫁女”了。一切国家，无论奉行怎样的主义，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无论情愿或不情愿，最终都是要与“商业时代”“结婚”的。早早晚晚而已。早“娶”了“商业时代”的，非但并未被“她”搅得国无宁日，“四邻不安”，反而受益多多。这一点，也是中国放眼世界看得分明的。中国其实已没了别种样的选择。除非打算与“前妻”破镜重圆，再立山盟海誓。而这又不符合最广大的中国人的意愿。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中国当然知道——这是鲁迅的话……

历史，曾定商人声名狼藉

商业活动是人类史的基本内容。

“地球村”这一个词是一个舶来词。

在宇宙中，地球实在是太渺小了。尽管称地球为“村”，开始体现出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的极度谦虚的美德，但若按照《时间简史》的天才作者，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观点看来，这极度谦虚的美德无疑仍意味着是极度的夸张。说是“村”至少将地球夸大了几十亿倍。

我常想，如果我是历史教师——小学的也罢，中学的也罢，大学的也罢，在第一节课上，我将告诉学生些什么呢？

我肯定会这样说——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换代，比如战争，其实都只不过是人类史中最微小的章节罢了。相比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个宇宙的关系。

好比一个人所能记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历程中极特殊的日子和极特殊的事件。对于时间概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个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味着便是他或她生命历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内容。一个人在二十岁那一年被判了无期徒刑的结果就是这样。但是连上帝也不能将整个人类关进监牢，也不能对整个人类判处无期徒刑。

那么人类更多更多的时间里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学生如果将他所学过的历史中那些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年代以及结束的时间背得滚瓜烂熟，却对以上的问题懵懂不知所答，那真是白学历史了。

人类更多更多的时间里在做什么？

我觉得一位教历史的教师，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只管在课堂上倒背如流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些大事件，而根本忽略了对以上问题的解答，那么几乎是在做着“篡改”历史真相的事了。

因为这起码会导致一种最为简单可笑同时当然也是极其荒唐极其错误的理解——仿佛只要将一个又一个大事件“剪辑”起来，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了似的。而所有那些大事件加起来，可能也不会超过人类历史时间总和的百分之一。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历史的真相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不是情节跌宕的章回小说演义的那样，而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极为寻常的缓慢前进。

正是这一点，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历史所摈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类的真的历史的真相。

托尔斯泰对“历史”二字有过相当贴切的解释。

他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伏尔泰则认为：“古代的历史只是些脍炙人口的寓言罢了。”

艺术讲述人们体现了什么。文学讲述人们感受了什么。宗教讲述人们信仰什么。哲学讲述人们思考什么。

历史讲述人们曾做了什么。

休谟在此一点上对历史持最不以为然的态度。他说：“人类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都是非常相同的，历史在这个特殊的方面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新奇的东西。”看得出，他不满于历史对人类“非常相同的”方面被隐去了，避而不提，讳莫如深。洛思回答了休谟的质疑。他说：“世界的历史始终是一个人如何寻找面包和黄油的记载。”我觉得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只不过俄国人寻找的是“土豆加牛肉”。中国人寻找的简单朴素一些，是“大米干饭炒豆芽”。同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已。小时候，我常见一些女孩儿们一边跳皮筋一边这么唱：

姥姥问，吃的啥？

大米干饭炒豆芽！

爷爷问，香不香？

半月一顿咋不香！

而民歌中所体现的中国农民们的温饱要求，比城里女孩儿们“大米干饭炒豆芽”的向往还要简单还要朴素：

家有二亩地呀，种上那大地瓜，

一家人吃全都靠着它！

到了秋天，地瓜熟了，

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到了咱的家，

一家人笑哈哈！……

只不过洛思“看到”的，仅仅是人类在物质方面的“寻找”。而且，这“寻找”的“内容”，早已超出了“面包和黄油”的范围。人类几乎变成了地球上最凶猛的腔肠怪物，不停地耗费资源，不停地创造商品，不停地消费商品。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里，人类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农，事工，操百业，行为最终都纳在“商”的“调控”之下。

所以我又常想，肯定的，“商”若非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起码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以人类商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梳理人类历史，阐述人类历史的沧桑进退，与以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宗教的观点，以文化的观点，和以改朝换代的大事件演绎历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规律的。阶级斗争和改朝换代，无疑影响着阶级矛盾的缓激和改朝换代的成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要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深远得多。区别在于，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有时好比台风对海洋的影响；而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却好比是季节变化对气象的影响。归根结底，台风仍只不过是气象现象之一种。

在人类历史上，商曾是最声名狼藉的一业。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的伟人和名人，都是非常厌恶商业鄙视商人的，比如柏拉图，比如亚里士多德，比如培根。他们由厌恶商业而厌恶贸易厌恶商人进而厌恶金钱以及财富，或也可反过来说，他们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眼见人们疯狂地贪婪地不择手段地完全不顾道德地追求金钱聚敛财富的现象比比皆是，于是由对金钱和财富的厌恶与鄙视，进而导致厌恶和鄙视一切商人，厌恶和鄙视贸易乃至商业。有趣的是，在他们的言论中，有过一个共同的比喻，那就是都曾将商人比作“富有的白痴”。以他们的修养和教养，这比喻证明了的厌恶和鄙视已无须多说。

但是也有和他们差不多同样伟大的人物并不赞同他们。

比如孟德斯鸠。

他说：“贸易和商业使纯朴的风俗腐败，这是柏拉图的责难之点；但我们又几乎经常看到相反的事实，贸易和商业正在使野蛮之邦日趋典雅与温厚。”

比如爱默生。

他说：“我们都咒骂商业，但今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看到，商业建立了美国，摧毁了封建制。它还将消灭奴隶制。”

他对商业的高度赞美，是与培根们对商业的厌恶和鄙视程度一样的。

他甚至说：“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进步，就是自私自利的、讨价还价的商业的出现。”

他甚至还赞美被普遍的世人斥为万恶之源的金钱。

他公然说：“金钱，这个在生活中被虚假地认为是最无聊的东西，这个在公开场合谈起来脸就红的东西，它的实际作用和它的规律却像玫瑰花一样美丽。”

最厌恶商业的声音的确发自于一些知识者之口。

《无原则的生活》的作者梭罗曾大发牢骚地说：“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界，这里是永无止境的喧闹。我每夜几乎都被汽车的喷气声吵醒。它打断了我的睡梦。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了休息，你如果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在休息那也是好的啊！这世上除了工作，工作，工作，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简直不能容易地买个本子把我的思想记录下来。到处都被金钱统治着。有个人看到我在路边停了会儿，他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正在计算我的工资呢！如果谁从阳台上摔了下来致残，造成了痴呆，那么他终生最大的遗憾肯定是他从此无法经商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不断地发展商业与诗歌、哲学，甚至与生活本身相对立的了！”

他说得不错，诗歌这一最悠久最古典的文学体裁，几乎就要在全世界绝迹了。这不能说和商业的迅猛的发展完全没有关系。虽然一九九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一位写了一辈子诗的波兰女性，却似乎鼓励不了已属“珍奇动物”的诗人们的没落心情。

梭罗不是上帝。如果他是，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所处的商业时代判处无期徒刑，投入监狱。假如世界上有关押时代的监狱的话。

正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他用自己的一本书，将商业时代宣布为“无原则的生活”。

但是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什么事情比商业更与革命的态度截然对立了。商业天生就与那种暴力的感情无缘。它热爱温和，喜好握手，有意识地避免争端。它是忍让的，折中的。除非在一些绝对必要的情况的迫使之下，它从不寻找极端的解决办法。商人使人们互相独立，使人们对私人的重要性予以极高的评价和重视；它引导人们去处理自己的事情，并教会人们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它必然使人们寻求友好关系并谨慎地避免战争。”

说这番话的人是托克维尔，他的《论美国的民主》是比《无原则的生活》更著名的一本书。

梭罗在《无原则的生活》中还说：“人能够获得超出自己需要的金钱的各种方式，几乎毫无例外地导致了堕落。有时使自己堕落，有时使别人堕落。”

而普鲁塔克说：“正确地使用金钱是比使用武器更高的成就。”

梭罗的人生观、世界观，看来是与中国的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灵犀相通的。

他还说：“中国古代哲学家都是一些在金钱和财富方面几乎一无所有，而内心精神生活博大丰富的人物。我们如果能多理解他们，多学习他们，人们就会明白，一个人活着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世界也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财富。”

这个“老外”是非常主张人应该安贫乐道的。

他满怀激情地教导世人：“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

他认为：“一个人甚至在济贫院里，也要爱那一种生活。因为生活在济贫院里的人，肯定也有愉快、光荣和尊严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是和照在富人家的窗上一样明亮的。济贫院门外的积雪，也肯定会和富人家门外的积雪一样地在早春融化……”

但是这位终生思想激情不泯的“老外”似乎大智若愚地避开了这样一个前提——世人不可能都成为老子、庄子或梭罗。那样的话，十之七八的世人也许早就饿死了，或者又集体地归隐回祖先栖生过的山洞里去了。当和平持久，商业时代自然孕成。当一个商业时代已经孕成，大多数世人的状态，除了按照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念去生活，去作为，还能够按照另外的什么状态去生活去作为呢？

他还说：“寻找旧的吧！回到那里去！万物不变，是我们自己在变。只要你保留住你的思想，上帝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但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不是一样的大么？”

比之一切厌恶商业时代的思想家，梭罗是最极端也是最激烈的一个。

如果他地下有灵，知道他所推崇和隔洋喜欢的中国，也正紧紧地搂抱住“商业时代”这个在他看来简直是娼妓一样的时代狂亲狂吻呜咂有声，他肯定会十分难过的吧？

这是他的错。因为他不清楚，普遍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是非常爱享受、爱奢侈、爱金钱和爱财富的。“商业时代”其实也很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时代的选择。一个中国人如果沦落到了济贫院里，并不会像他隔洋想象的那么热爱济贫院的生活。

但我们无须过分认真地批驳他。

因为爱默生有一番话，似乎正可以援引了说给梭罗听——“教士和某些道德家在斥责人们渴求财富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但是，如果人们按他们的话来理解他们，并且真的停止对财富的追求，这些道德家们将不顾一切地在人们之中重新燃起另一种欲望之火——而那很可能是权欲之火。如果人类毫无欲望，文明就衰败了。”

在爱默生和梭罗之间，我更能接受爱默生的思想。尽管我实在没法儿像他那么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甚至不无赞美意味地宣讲商业时代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也并不反感梭罗。只不过觉得他率真得过于迂腐，偏执得过于简单罢了。他的率真的偏执之中，不失极可爱的成分。他毕竟是思想家，另外许多话是很智慧的。

比如：“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多余的东西。”

比如：“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比如：“奢侈生活产生的果实都是奢侈的。”

同样，对商业时代一向持理智的温和的批判态度的培根，也有许多极为精辟极为深刻的名言。

比如他说：“金钱和财富好似肥料，如能使民众受益则像施在了土地里。”土地缺少肥料仍不失为土地，肥料不作用于土地却只不过散发出臭气而已。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处的那个商品货币时代已相当发达的古希腊现实中，对于贫富悬殊现象的深深忧虑，对于贵族和富人们豪奢极欲的生活的尖锐无情的批判，今天看来对于世人依然具有警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