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普通中学的红卫兵，往往大多数是“革命”行为不怎么暴烈的红卫兵。

似合乎着这样的逻辑：平庸的环境中多出“平庸之辈”。

我的中学母校恰是一所普通初中。

我这个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争的“温良恭俭让”，还因我的哥哥是从这所初中考入全市的头牌重点高中继而考上大学的。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再到许多老师，都认识我，知道我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毕业生的弟弟，就是逼我，我也不愿做出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我下乡后，每年探家，甚至落户北京后每年探家，差不多总是要去看望我哥哥当年的班主任……

还有一些中等专业学校的红卫兵们，“革命”的暴力倾向当年也有目共睹。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身份将很快不再是学生，而他们其实很留恋学生身份。红卫兵是他们以学生身份所进行的最后的人生表演。因为是最后的，所以格外投入，而且希望一再加场。

当年哈尔滨市电力工程学校某红卫兵组织叫作“红色恐怖造反团”。它不但自认为是绝对红色的，而且确实追求恐怖行为。此红卫兵组织当年使许多哈尔滨人闻之不寒而栗。

还以我的初中母校为例，三十余人虽然只不过是一千二百余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也足以使一所初中变成他们随心所欲的“革命娱乐场”。母校的校长、教导主任以及数名老师都遭到过他们的凌辱。比如被乱剪过头发，被用墨汁抹过“鬼脸”，被抄过家。

而起码有半数学生，在那种情况之下不得不呼喊口号，以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并无政治抵触。这实际上也等于直接支持了他们，间接伤害了被伤害者。有几次，我也是这类红卫兵之一。仅仅为了一份合格的“文化大革命”鉴定，我虽然违心但是毕竟参加过所谓的批斗会。

一次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的批斗过程中，突然有一名手拿墨汁瓶的学生走上台，台下的学生还没有反应过来他究竟要干什么，被批斗者们的脸上、身上就都已变黑。

刹那间，台下极为肃静。

那是发生在我的母校的第一次公开凌辱师长的行为。那一名学生“文化大革命”前因某种劣迹受到过处分。

台下刹那间的肃静说明了许多学生当时的心理状态。他们不但震惊，同时还产生了反感。

我当时的心理更是如此。我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对这件事做过较详细的描述。

于是台上的学生在那一阵异常的肃静中振臂高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口号。

台下呼应者寥寥无几。

有名女生怯怯地喊了句：“要批判思想，不要凌辱人格！”她的声音立刻被台上的口号压住……

当然，挂牌子、戴高帽、弯腰低头也是对人格的凌辱，但却似乎在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接受范围以内，并不认为过激。

亲眼目睹了数次凌辱事件以后，我的心理对此现象竟渐渐麻木了，反应不像第一次那么敏感了。仿佛这也属于“革命”的常规现象了，所谓见多不怪了。

我想，大多数“文化大革命”中人，其心理渐趋麻木的过程应和我一样吧。

又一次，我与几名同班同学到我家附近一所中学去打篮球，见操场上围了一圈那所中学的学生——有一个人颈上被拴了链子，被抹了“鬼脸”，像狗似的被牵着绕着操场爬，还在被踢着的情况下学狗叫……

那人是那所中学的校长。

我和几名同学见状转身便走。我们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我们的父母都很善良。我们的心灵中无恶。对于我们所憎恶的现象，我们也只有默默转身走开。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制止得了。你的制止在当年也肯定不同于现在提倡的见义勇为，反而会使遭凌辱的人雪上加霜。

保守一些估计，平均下来，倘每所中学有五十名凶恶的红卫兵，那么全哈尔滨市近八十所中学，就是一支四千余人的具有暴力倾向、虐待倾向的“队伍”。算上中专、大专、大学的同类红卫兵，再算上各企业各机关单位的同类人，将是一支三万余人的“队伍”。相对于二百余万人，三万余人仍只不过是七十分之一。

但就是这三万余人，就是这七十分之一，也足以使整个城市乌烟瘴气，全面混乱，人人觉得危机四伏，做梦都担心某一日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宣布为“革命”对象甚至“革命”的敌人。

那三万余人，七十分之一，乃当年生逢其时的“造反英雄”，仿佛天下者是他们的天下，国家者是他们的国家。除了毛主席本人，没有任何权威可限制他们的几乎任何“革命”行动。

当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头头们，因不断制造武斗在北京接受周总理调解时，甚至趾高气扬，根本不将周总理放在眼里。

当年哈尔滨红卫兵人数对比、思想对比和心理对比的概况，我认为，基本上也就是全国学生红卫兵的概况。

当年，最凶恶的红卫兵依次“活跃”于以下城市和地区——北京、长沙、武汉、成都、哈尔滨、长春以及新疆、云南、内蒙古……

而北京有着为数最多的军人家庭的红卫兵。他们的凶恶甚于一切红卫兵。他们的“革命”在许多方面模仿他们父辈当年的革命，以“革命”是“急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为理论。而这理论亦正是他们的父辈当年遵循着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

所以，当年我对北京军人家庭的红卫兵，是心存厌憎地。因我无法分出当年的他们谁更凶恶，谁更人道，便只有一概地厌憎。当然，于今想来，他们中肯定也是大有区别的。也许，《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男主角们，便算是不怎么凶恶的了吧？

当年北京的某些女红卫兵，比全国其他一切城市的女红卫兵都心狠，颇敢往死里打人。

有次与舒乙先生谈起他父亲老舍，舒乙说：“你能想到吗？当年肆意凌辱我父亲的，打他的，大多数是些中学的女红卫兵呀！按年龄还是些少女啊！……”

我说：“红卫兵和红卫兵不太一样。”

他说：“那倒是。有次又有些红卫兵闯入我家，就是些比较温良的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养花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可她们并没毁掉我家的花。临走还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这家的老太太是画画的，可以允许养花，警告任何红卫兵组织不得采取极端行动’……”

舒乙先生说时流露出几分感慨的样子。

我下乡不久，便当了男知青们的班长。因为最初连队总共十几名男知青，也就只有一个男知青班。我的知青知己是和我同校且同班的同学杨志松，他如今在《健康报》工作。除了我俩，其他男知青来自三四所中学。有一名“工读”学校的高二的男知青，胸前一片狰狞可怖的疤痕，据我后来所知，便是下乡前在武斗中被火药枪喷射的。和他同校的一名初二的知青，曾神秘地向我透露——他是一名有恶迹嫌疑的红卫兵小头目，下乡纯粹是为了躲避追究。半年后他从我们连队消失了，据传是被恢复神圣使命的公安部门押解回城市去了……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被杨志松拖起，让我去制止知青的打人暴行。离知青宿舍不远的院子里，住着一名单身的当地男人，五十余岁，被列为“特嫌”人物，出入受到限制和监视。我班里的三四名知青，中午便去逼供。等我和杨志松走入院子，他们正从屋里出来，一个个脸上神色颇为不安。为首的，一边从我们身旁走过一边嘟囔：“真狡猾，装死！……”

我匆匆走入屋里，见床上的人面朝墙蜷缩着，不动也无声息。

我走近叫了他几声，他仿佛睡着了。我闻到了一股屎尿味儿。时值盛夏，我见他的裸背上有几处青紫。

我追上班里那三四名战士，喝问他们是不是打人了。

他们都摇头说没打。

“没打他身上为什么有好几处青紫？！”我心头不禁冒火，拦住他们，不许他们走。

为首的终于交代：“他不招嘛，所以，只轻轻打了几下……”

我不认为这是小事，立即转身赶去指导员家汇报。

半小时后，连里的干部和卫生所的一名医生都赶往那屋子。

那人已经死了。

他们打他时，往他口中塞了布，所以，尽管那院子离知青宿舍很近，但午睡中的我，却并没听到一声哀叫。那件事使我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内心感到自责。因为我是班长，有三四名知青不在宿舍里睡午觉，我却没想到问问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

连卫生所医生开的死亡诊断是“突发性脑溢血”。

然而我清楚，医生清楚，连里的干部也清楚，那人实际上是被用木棒活活打死的。

我要求连里严厉惩处那几名知青，连干部们出于自身的种种考虑，只给予了他们口头警告。为首者，还是副班长。我又要求连里起码撤销他的副班长职务，否则我就不再担任班长。连干部们见我态度强硬，只得照办。但从此那几名知青便对我耿耿于怀，而我也不再对他们有一点儿好脸色……

我当了小学教师以后，知死者是我一名学生的亲“大爷”。不久，又知死者根本不是什么“苏修”特务……

“黑土地回顾展”结束，一些北京知青与一些外地知青相聚叙旧的场合下，有一名外地知青谈到他那篇收在《北大荒风云录》的文章时说——当年我们思想太单纯太革命了，所以就难免做下了些错事……

恰巧，他那篇自述性的文章我看过——他下乡后，在一个冬季里，将一名老职工一个“大背”摔进了满着冰水的马槽里，那老职工当即昏晕在马槽里，全身浸没水中……

只因为那老职工偷过点儿连里的麦子喂自家的鸡……

几天后那老职工死了……

我问他：“你如今忏悔了？”

他说：“是啊，要不我能写出来吗？”

而我之所以那样问他，是因为我读他的文章时根本没读出什么忏悔的意味。写自己当年的暴力行径绘声绘色，最后的一行忏悔也只不过是用文字公开重申——自己当年太革命因而太冲动了……

我又说：“你当年的行径和思想单纯与‘革命’二字有什么关系？”

他一怔，反问：“那你说和什么有关系？”

我冷下脸道：“只和你的心理有关系！证明你内心原本就有一种恶。至于为什么有，你最应该自问！你现在还没找到正确的答案，证明你的忏悔根本算不上忏悔！……”

我说时，连连拍桌子，四座因而不安……

今年，当我们整代人回忆我们差不多共同的经历时（即使我们自己并不愿回忆，也还是要被别人一再地劝说着进行回忆。甚至，由别人替我们进行回忆。因为这回忆多多少少总会带动些经济效益），我们几乎都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地避开了这一点——三十二年前，在我们还不是知青的两年前，我们的另一种经历另一种身份是红卫兵。

而红卫兵曾给许许多多家庭、许许多多中国人造成了终生难忘的伤痛。

它不但声名狼藉并且是“文化大革命”暴力的同义词。

的确，它是我们的“胎记”，是我们脸上的“火印”。

它几乎使我们整代人中的每一个一旦遭遇“文化大革命”话题则不免地羞愧无言。就如林冲们、杨志们一旦被人正面注视，立刻就能明白别人在眈眈盯着自己脸上的什么。

而依我想来，“文化大革命”话题在中国，也许将比知青话题更长久。起码，将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共亡的两个话题，似母子关系。

而我最终要说的是：

第一，不是整整一代人中当年凡戴过红卫兵袖标的，皆凶恶少年或残忍少女。

第二，所以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亦即接着成了知青的人中的大多数，应被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话题中予以解脱。事实是，这大多数，其实并不比当年全中国的大多数人更疯狂。

第三，疯狂的红卫兵有之，凶恶的残忍的红卫兵亦有之。倘他们于今仍自言“当年太单纯太革命了”，那么则意味着他们仍毫无忏悔，仍在狡辩；倘我们作为同代人替他们说，则意味着我们仍在替他们洗刷劣迹。而想想我们当年面对他们的凶恶和残忍做过配角和观众（全中国人几乎皆如此！），由我们替他们洗刷劣迹又是多么具有讽刺性质！倘由以后仍热衷于“文化大革命”话题的人仅从政治上去分析，那么不但不能得出更客观更接近真相的结论，也根本无法将他们和大多数区别开来……

最后，我将知青与红卫兵连在一起分析，乃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倘我们的儿女们今后发问：“你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间，这难道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冷言冷语吗？

而我们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迎住他们的目光回答说：“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的心肠和你们今天的心肠毫无二致。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三、知青与知识

据我所知，“知识青年”之统称，早在“五四”之前就产生了。那时，爱国的有识之士们，奔走呼号于“教育救国”。于是在许多城市青年中，鼓动起了勤奋求学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储备自身知识能量，希望将来靠更丰富的才智报效国家的潮流。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当年的时代“热点”。许多不甘平庸的农村青年也热切于此愿望，呼应时代潮流，纷纷来到城市，边务工，边求学。

那时，中国读得起书的青年有限。好在学科单纯，且以文为主。读到高中以上，便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小知识分子”了。能读能写，便皆属“知识青年”了。而达到能读能写的文化程度，其实只要具备小学五年级以上至初中三年级以下的国文水平，就绰绰有余了。那时具备初中国文水平的男女青年，其诗才文采，远在如今的高中生们之上。甚至，也远非如今文科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们可比。

那时，“知识青年”之统称，是仅区别于大小知识分子而言的，是后者的“预备队”。而在大批的文盲青年心目中，其实便等同于知识分子了。

他们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起到过历史不可忽略的作用。虽非主导，但却是先锋，是恰如其分的主力军。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首先实行中学普及教育。文盲青年在城市中日渐消亡，“知识青年”一词便失去了针对意义，于是夹在近当代史中，不再被经常用到。它被“学生”这一指谓更明确的词替代了。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用之词也还是“学生”。无非前边加上“革命的”三字。

“知识青年”一词的重新“启用”、公开“启用”，众所周知，首见于毛主席当年那一条著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一夜之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几届城市初中生、高中生，便通通由学生而成为“知识青年”了。

这几届学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从此，“知青”二字将伴随自己一生。而知青话题也将永远成为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中国话题。

细思忖之，毛主席当年用词是非常准确的。在校继读而为“学生”。“老三届”当年既不可能滞留于校继读，也不可能考入大学（因高考制度已废除），还不可能就业转变学生身份，于是便成了浮萍似的游荡于城市中的“三不可能”的“前学生”。除了一味“造反”，无所事事。而一味“造反”，不但自己烦了，毛主席也开始烦他们了。

“三不可能”的“前学生”，再自谓“学生”或被指谓“学生”，都不怎么名副其实了。

叫“知识青年”则十分恰当。

区别是，“五四”前后，青年为要成为“知识青年”而由农村进入城市；“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一旦被划归“知识青年”范畴，便意味着在城市里“三不可能”。于是仅剩一条选择，便是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情愿的欢送，不情愿的——也欢送。

至今，在一切知青话题中，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少被认真评说过。

其实，知青在“前学生”时期所接受的文化知识，乃是非常之有限的。于“老三届”而言是有限，于“新三届”亦即“文化大革命”中由小学升入中学的，则简直可以说少得可怜了。

知青中的“老高三”是幸运的。因为在当年，除了大学生，他们是最有知识资本的人。他们实际上与当年最后一批，亦即六六届大学生的知识水平相差不多。因为后者们刚一入大学，“文化大革命”随即开始，所获大学知识也不丰富也不扎实。“老高三”又是不幸的。其知识并不能直接地应用于生产实践，主要内容是考大学的知识铺垫。考大学已成泡影，那么大部分文化知识便成了“磨刀功”。而且，与大学仅一步之遥，近在咫尺，命运便截然不同。即使当年，只要已入了大学门，最终就是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分配去向的。五十余元的工资并未因“文化大革命”而取消。成了知青的“老高三”，与“老初三”以及其后的“新三届”知青，命运的一切方面毫无差异。他们中有人后来成了“工农兵学员”或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但是只是极少数。更多的他们，随着务农岁月的年复一年，知识无可发挥，渐锈渐忘，实难保持“前学生”活跃的智力，返城前差不多已变成了文化农民或文化农工。

他们和她们，当年最好的出路是成为农村干部、农场干部或中小学教师。

我所在的兵团老连队，有十几名“老高三”，两名当排长，两名当了仅隔一河的另一连队的中学教师，一名放了三四年牛。其余几名和众知青一样，皆普通“战士”，有的甚至受初中生之班长管束。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后，算我共五名知青教师，两男三女。除我是“老初三”，他们皆“老”字号的高一高二知青。

我与“老”字号的高中知青关系普遍良好。他们几乎全都是我的知青朋友。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他们信任过我，爱护过我。我是一名永远也树立不起个人权威的班长，在当小学教师前，一直是连里资格最老的知青班长，而且一直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自行代理排长发号施令的一班长。故我当年经常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有什么心中苦闷，隐私（主要是情爱问题），皆愿向我倾吐。而我也从内心里非常敬重他们。他们待人处世较为公正，在荣誉和利益面前有自谦自让的精神，能够体恤别人，也勇于分担和承担责任。前边提到的那两名当中学教师的“老高三”，一名姓李，一名姓何，都是哈尔滨市的重点中学六中的学生，都有诗才，而且都爱作古诗词。说来好笑，我常与他们互赠互对诗词。有些还抄在连队的黑板报上。讽刺者见了说“臭”，而我们自己却能从中获得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他们中，有人曾是数理化尖子学生，考取甚至保送全国一流理工大学原本是毫无疑问之事，也有人在文科方面曾是校中骄子。

如当不了中学老师，数理化在“广阔天地”是无处可用的知识，等于白学。最初的岁月，他们还有心思出道以往的高考题互相考考，以求解闷儿，用用久不进行智力运转的大脑。

而他们中文章写得好的，却不乏英雄用武之地。替连里写各类报告、替“毛著标兵”写讲演稿、替知青先进人物写思想总结材料、为连队代表写各种会议的书面发言……包括写个人检讨、连队检讨和悼词。

写得多了，便成了连队离不开的、连干部们倚重的知青人物。

于是命运转机由此开始，往往很快就会被团里、师里作为人才发现，一纸调函选拔而去，从此手不沾泥肩不挑担，成了“机关知青”。

我也是靠了写，也是这么样，由知青而小学教师而团报导员的，也做了一年半“机关知青”。

而“机关”经历，既决定了他们后来与最广大的知青颇为不同的命运，也决定了他们与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方面的知青颇为不同的人生走向。

首先，“机关”经历将他们和她们培养成了农村公社一级的团委干部、妇女干部、宣传干部，甚至，主管干部升迁任免的组织部门的干部。倘工作出色，能力充分显示和发挥，大抵是会被抽调到县委、地委去的。在农场或兵团的，自然就成了参谋、干事、首长秘书。

其次，“机关”，教给了他们和她们不少经验。那些经验往往使他们和她们显得踏实稳重，成熟可靠。而任何一个中国人，若有了三至五年的“机关”经历，那么，他或她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方面，起码可以说是获得了本科或硕士学位。

以上两点，亦即档案中曾是知青干部的履历，和由“机关”经历所积累的较为丰富的处世经验，又决定了他们和她们返城后被城市的“机关”单位优先接受，何况，“机关”当年还将上大学的幸运的彩球一次次抛给他们和她们。

根本无须统计便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当年的知青，如今人生较为顺遂的，十之七八是他们和她们。

我指出这一点，绝不怀有任何如今对他们和她们心怀不良的意图。事实上我一向认为，他们和她们的较为幸运，简直可以说是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体现的有限之德。否则，若将几千万知青的人生一概地全都搞得一败涂地，那么除了一致的诅咒也就无须加以分析了。

那些智商优异在校时偏重于数理化的知青，如果后来没考上大学，没获得深造的机会，其大多数的人生，便都随着时代的激变而渐趋颓势。甚至，今天同样面临“下岗”失业。

我常常忆起这样一些“老高三”知青，后来也曾见到过他们中的几人。一想到他们学生时特别聪明特别发达的数理化头脑，被十年知青岁月和返城后疲惫不堪的日子严重蚀损，不禁地，顿时替他们悲从心起。

我曾问过他们中的一个：“还能不能对上高中的儿子进行数理化辅导？”

他说翻翻课本还能。

又问：“那，你辅导吗？”

他摇头说不。

问：“为什么不？”

说怕翻高中课本。一翻开，心情就会变坏，就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接着举杯，凄然道：“不谈这些，喝酒喝酒。”

于是，我也只有陪他一醉方休。

以上两类知青命运的区别，不仅体现于“老高三”“老高二”“老高一”中，而且分明地也同样体现于“老初三”中。

但那区别也仅仅延至“老初三”，并不普遍地影响“老初二”“老初一”的人生轨迹。初二和初一，纵然是“老”字牌的，文化知识水平其实刚够证明自己优于文盲而已。

继“老三届”其后下乡的几批知青，年龄普遍较小，在校所学文化知识普遍更少。年龄最小的才十四五岁，还都是少男少女。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几年前拍的一部电影片名就是《十四五岁》。电影局规定——主人公年龄在十七岁以下的电影，皆可列为儿童影片。当年的少男少女型知青们，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刚刚迈入中学校门不久便下乡了。

他们和她们，等于是在文化知识的哺乳期就被断奶了。这导致了他们和她们返城后严重的、先天性的“营养不良”，也必然直接影响了他们和她们就业机遇的范围，并且，历史性地阻断了他们和她们人生的多种途径。如今，他们和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了“下岗”者、失业者。返城初期，在他们和她们本该是二三级熟练工的年龄，他们和她们开始学徒。当他们和她们真的成了熟练工，他们和她们赖以为生的单位却消亡了。

一部分，在知识哺乳期被强制性地“断奶”了；一部分，当攀升在教育最关键的几级阶梯的时候，那阶梯被轰然一声被拆毁了；只有极少幸运者，或得到过一份后来不被社会正式承认的“工农兵学员”的文凭，或后来成为中国年龄最长的一批大学毕业生。高考恢复后他们和她们考入大学的年龄，和现在的博士生年龄相当。

这便是一代知青和知识的关系。

这便是为什么中国科技人才的年龄链环上中年薄弱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幸知青中的极少数知识者，在释放知识能量方面，颇善于以一分“热”，发十分“光”。所幸中国科技人才队伍，目前呈现出青年精英比肩继踵的可喜局面，较迅速地衔接上了薄弱一环。

曾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

曾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

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为几乎全体知青，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所尽的一切个人努力，可用一句话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字集体说不。事实证明他们和她们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许，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最客观的评说。

“知识就是力量”——对于国家如此，对于民族如此，对于个人亦如此。面对时代的巨大压力，多数知青渐感自己已是弱者。并且早已悟到，自己恰恰是，几乎唯独是——在知识方面缺乏力量。

他们和她们，本能地将自己人生经历中诸种宝贵的经验综合在一起，以图最大限度地填补知识的不足。即便这样，却仍无法替代知识的力量。好比某些鸟疲惫之际运用滑翔的技能以图飞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实际上却是一种借助气流的下降式飞行。最多，只能借助气流保持水平状态的飞行。

如果你周围恰巧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着，那么他或她大抵是知青。只有知青才会陷入如此力不从心的困境，也只有知青才能在这种困境中显示出韧性。

那么，请千万不要予以嘲笑。那一种精神起码是可敬的。尤其，大可不必以知识者的面孔进行嘲笑。姑且不论他或她真的是不是知青。

知识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识本身来积累，并且只能由知识本身来发挥。

知识之不可替代，犹如专一的爱情。

至于我自己，虽属知青中的幸运者，但倘若有人问我现在的第一愿望是什么，那我百分之百诚实的回答是——上学。

我多想系统地学知识！有学识渊博的教授滔滔不绝地讲，我坐在讲台下竖耳聆听，边听边想边记那一种正规学生的学法……

四、知青与知青文学

长期以来——自从那最初几篇知青题材的小说问世后，文学界、出版界、作家们和评论家们及社会学界和新闻界，一致形成着一种主观的、错误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那便是，认为在许多城市中，尤其许多大城市中，存在着一个人数极其可观也极其热忱的读者群体，而他们都是返城知青。认为他们都像蜂蝶觅花丛一样，一嗅到花粉的芬芳，便会嗡嗡一片地飞去，沉湎于知青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回忆录中不愿旁顾。

于是“知青文学”的命名诞生。

于是“知青文学”现象经常成为话题。

当然，如果根本否认返城知青爱读知青文学，也不够实事求是。但，这些爱读知青文学的返城知青，数量远比以上各界人士估计的少。不只少一些，而是少许多。

进而言之，如果确有所谓“知青文学”的读者群体，那么其主要成分也非是返城知青，而是另外一些人。

与我关系稔熟的返城知青不算少：有些是在知青岁月中曾与我朝夕相处过的亲密的知青朋友；有些还是我的中学校友和同窗。

不消说，都是男性。某一日我屈指掐算了一下，他们大约有一排人。如果扩大而论所有我认识的以及泛泛接触过的返城知青，约两个连。

在与我关系亲密者中，亦即那大约一排人中，仅三五人读过我的两篇获奖知青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拍成了电视剧，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我还写过那么一部长篇小说。而读过我最初几篇知青小说的人，乃因职业与文学发生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是编辑、是记者。还有人是在上“业大”时读的。当年我的两篇知青小说被列入各文科“业大”分析教材，他们读完全是为了完成作业。

这约一排人中，半数有我签了名赠送他们的我自己的知青小说集。

他们从不因此而给我面子翻阅。

我也一向识趣，从不与他们谈文学，更不会傻兮兮地试问他们读后之感。

和他们在一起不谈文学使我轻松，使他们自如。我和他们，一向十分珍惜不谈文学的另一种美好，一向恪守不谈的相互默契的原则。

真的，旧交偶聚，不谈文学，只谈儿女的学业情况，谈父母二老的健康情况，谈身为男人的家庭义务与责任，谈工作压力和生活烦愁，互吐衷肠，彼此宽慰，不亦乐乎？

我和他们在一起，将说这些叫作“聊点儿正题”。

我和他们“聊正题”，他们就觉得我依旧可爱，依旧是当年的好朋友。若我侃侃地谈文学，他们就会用极其陌生的眼光看我。分明地，意识到我是彻底地变了。

幸而我并未变得那么令他们感到陌生，甚至，感到讨嫌。

至于那两个连的当年的男知青，他们中大约有一个班的人主动向我讨要过我的书，当然言明要我的知青小说集。倘没有，别的书也凑合。另外大约有一个班的人，自己买过我的书。来我家时，也要求我签上名。这大约两个班的人，都不是由于喜欢我的知青小说才要才买。而是为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或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同事、他们的朋友乃至他们单位的头头脑脑所要所买。也有的，为了带着我的签了名的书去求人办事儿。倘送礼，轻了，觉得拿不出手；重了，往往违心违愿。而将作家的签名书当礼，送者显得免俗，收者也收得坦然，实在是好方式。而且，我简直认为这是该大力提倡的方式。想到我的书居然还能被当礼送，我差不多总是有求必应，高兴又爽快。倘他们要了我的书买了我的书，还对我说些认真拜读之类的话，那我倒反而觉得不自在了。

某些人一向以为，我这“永久牌”的“知青作家”，肯定经常被些曾是知青又对“知青文学”情有独钟的读者厚爱着。

安有其事！

不错，我的确受到着不少过去的知青朋友的厚爱。但他们给予我的种种厚爱和关怀，其实仅对我这个人本身，仅表现在对我们之间曾有的友情的无比珍惜。至于文学，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我的职业。他们并不爱屋及乌，连我的职业也另眼相看。而我，也从未对他们产生过那种“不道德”的要求。

在他们中，我的职业是特殊的，特殊而又远离他们的兴趣。这特殊，每每也使我在他们中难免的有时备觉孤独。

他们对我的职业的最中肯的话一向是“谨慎点，干你们这行的容易犯政治错误。尤其是你那一套文学主张。别认真、别傻，犯不着”。

于是我常思索，文学的读者群究竟是哪几类人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于是便陷入回忆。凡人，不分男女，幼年时都爱听故事、爱看连环画。而故事和连环画，是人与文学的初级接触，仿佛小男孩儿对小女孩儿强烈又单纯的好感。

我儿子两三岁时，每晚都缠着我或妻翻连环画讲故事给他听。

“再讲一遍嘛，再讲一遍嘛……”

一册《十兄弟》，薄薄二十几页，一晚上他竟磨着他妈给他讲了九遍！

“后来呢？后来呢？……”

他妈打着哈欠说：“完啦，没有后来啦，该睡觉啦！”

儿子听了别提多么沮丧了。他希望那故事是永远也讲不完的。

人在幼年时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真是入迷得动人哪！

儿子上小学四年级后，不再需要我和妻子讲给他听，开始自己看了。于是，我和妻子当年保存下来的一些小人书，成了他的第一批文学读物。我和妻子常感慨于我们各自能从“文化大革命”前将那些小人书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后，而且保存得还那么好。我们当年都未想到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保存，只不过是作为一种我们当年认为的珍稀之物加以妥善保存罢了。

儿子上初中后，开始自己买书，开始与同学们相互借阅了。

初三起，儿子不再看一切文学色彩的课外读物。

上高中后，儿子与文学的初级接触彻底结束。不是因为我和妻子强迫他那样，而是根本没有了接触的精力。

有时，我们忍不住将一本值得他读的书推荐给他，他则很烦地问：“我有时间看吗？”

我只有哑然……

我举我儿子为例想说明的是——许许多多的人，由于个人、家庭、社会、时代等某一种原因或综合原因，与文学的关系，截然终结在与文学的初级接触的阶段。只有少数人以后又续上了与文学的关系，岁月沧桑而不再中断，成为文学的执着读者和终生读者。文学依赖于他们的众寡而兴衰。大多数人与文学的关系，若青少年时期一旦中断了便一辈子永远地中断了，或者自己没兴趣再续上了，或者仍有兴趣但没条件也没心情续上了。我们知道，一个人成为文学的始终如一的读者，也是需要一些起码的条件起码的心情的。对于他们，与文学的初级接触，成了青少年时期与文学的短暂的“初恋”。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班里有六七名爱看小人书的同学。当年，一名小学生买一本小人书是很奢侈的事，尽管一本小人书最贵才两角几分。

我上初中时，班里仅有三四名喜欢读小说的同学。同小学相比，与文学发生初级接触的同学不是明显多了，而是少了。这是因为小人书已经不能给予初中生更大的阅读满足，而买一本三十二开的“大书”，自然是一本小人书定价的数倍，也自然是更奢侈之事。你无我无，大家全无。估计全校读文学作品的学生，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人。我对这个数字是比较有把握的。因为当年我像一条专善于嗅“书香味儿”的猎狗，哪个年级哪个班级的学生可能有书与我交换了看，是会被我凭着敏锐的嗅觉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