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我便安下心来按照我经过如此长的时间和反复思考之后制定的原则行事；我确定了指导我的行为和信仰的永不更正的准则，便再也不为那些我解决不了的疑难和没有遇到的新出现的问题而操心了。尽管它们有时候使我感到不安，但它们不可能动摇我的信念。我经常对我自己说：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一些夸夸其谈的诡辩和形而上学的烦琐哲学，对我经过理智思考而采取的基本原则丝毫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衷心奉行的原则，都打上了我的心在情绪宁静之时认同的印记。在人类的智力难以解答的诸多深奥的问题中，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我不能解答的反对意见，就完全推翻我有坚实的事实依据并经过潜心思考的一整套理论呢？难道与我的理性、感情和整个人生都有密切联系、并得到我对其他理论都未曾有过的衷心赞同的理论，就将如此轻易地被它所推翻吗？不会；因为毫无根据的论断永远不能破坏我在我永恒的天性与这个世界的结构与自然的秩序之间所发现的完美的契合。在这完美的契合中，我发现了与自然的秩序相对应的精神的秩序——这是我进行的探索所取得的成果；它正是我忍受人生的苦难所需要的支持。在任何其他的秩序中，我将无法生存，在绝望中死去，成为人类当中最不幸的人。让我们紧紧依靠这个秩序，因为只有它才能使我不受命运和他人的摆布，生活得很幸福。

这番思考和我从中得出的结论，难道不像是在上天的指引下进行的和取得的吗？难道不是他为了让我对即将遭遇的命运做好准备去接受它的磨炼吗？如果找不到一个躲避那些凶恶的迫害者的避难所，如果找不到任何办法洗雪他们使我在这个世界上蒙受的屈辱，如果没有得到我应当得到的公正对待的希望，并一直遭受这个世界上从未有人受过的可怕的命运的折磨，那么，我当初在那么令人苦恼的状况中，在有生之年被逼迫得处于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中，我将成为什么样子？我后来又可能成为什么样子？当我以为安安静静、清清白白地生活就可受到人们的敬重和亲切对待时，当我向我的至亲好友敞开心扉无话不谈时，那些背信弃义的人却悄悄把我投入地狱的深渊。一颗高尚的心突然遭到那前所未料的可怕的苦难的袭击：不知道被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推进这污浊的环境，跌入一个耻辱的深谷，周围一片黑暗，充满了阴森可怖的东西。乍一坠入这令人吃惊的环境，简直把我吓得目瞪口呆；如果我事先没有积蓄足够的力量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我就永远不能从这前所未有的沮丧状态中恢复清醒。

正是在经历了多年的心灵动荡之后，我的精神才又振作起来，开始恢复我的常态，并感受到了我为应付逆境而积蓄的力量的巨大价值。我下定决心要对一切我应当作出判断的事物整理出一个正确的看法，因此，当我把我奉行的准则和我所处的环境进行比较时，我发现，我把别人的错误论调和这短暂的一生中的琐碎事情看得太重，太耿耿于怀了。既然这短促的一生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考验，那么，这场考验将采取什么形式就无关紧要了，只要它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行了，因此，考验的规模愈大、愈激烈、愈多种多样，则知道如何去经受它们，就愈有好处了。无论多么剧烈的痛苦，只要我们深信能从中找到办法对它加以巨大的和可靠的补偿，我们就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我对这种补偿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是我从前面所说的沉思中获得的主要成果。

是的，在我遭受各方面对我施加的不计其数的伤害和无所不用其极的羞辱的过程中，我有时候也感到不安和怀疑，从而动摇了我对希望的信心，并扰乱了我的安宁。我的能力以前无法解答的重大疑难，恰恰在我承受着命运的打击时，又出现在我心中，把我搞得心灰意冷，几乎丧失了勇气。在从前曾一度使我大伤脑筋的论点的支持下，新的论点又时时浮现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心紧张得几乎使我窒息的时候，我问我自己：唉！在我屡遭厄运的打击时，如果理性使我感到的安慰只不过是一些幻象，那么，又有谁来保证我陷入绝望的境地呢？如果它要这样摧毁它自己的业绩，打破它在我身处逆境之时使我产生的希望和信心，我将如何是好呢？不过，回过头来一想，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只能欺骗我一个人的幻象，有什么用呢？现今这一代人把我独自一人特有的看法都视为谬误和偏见；他们认为，只有在与我的理论体系相反的体系中才能发现真理和真正的论据；他们甚至不相信我的理论体系的产生是出自真诚，而且，在我毫无偏见地形成这一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我无法克服的困难，不过，尽管我无法克服它们，但它们不能阻止我坚持我的理论。这样说来，在众人当中，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是智者和头脑清楚的人呢？是不是只要事物适合我的心意，就可以相信它们是真的呢？如果我的心不支持我的理性，我也要把那些在他人看来已毫无根据而且在我本人看来亦纯属虚妄的表面现象看作是真的吗？在我自己的幻象屡遭他们的破坏而我又无力抵抗他们的破坏的情况下，要想与我的迫害者【33】作斗争，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采用与他们对等的武器和论点吗？我自以为我明智，而实际上我却陷入了一个荒谬的错误的圈套，成了它的牺牲品和殉葬品。

在这样的怀疑和动摇期间，我有许多次几乎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这种情况，只要有一次持续一个月，我这一生就完了，我本人将不再在人间。这种危机，尽管以前曾一再发生，但为时都很短暂；而现在，虽然我没有完全摆脱它们，但它们发生的次数已如此稀少，而且转瞬即过，所以它们已无力扰乱我的安宁。我只稍稍感到一点儿不安：如同掉进河中的一片羽毛之不能改变水的流向一样，这一点点儿不安，根本不能影响我的心灵。我认为，如果要我对以前决定了的看法重新加以审视，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什么新的启示，或者对我所探索的真理有更确切的判断或更大的热情。可是，这些情况我都没有，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使我宁可自己陷于绝望之时徒增我的苦难的那些论调，而不要我青春正旺和思想成熟的时候经过严格分析之后采取的观点；因为它们是在我心灵最宁静，除了寻求真理便别无他念之时所形成的看法。今天，我的心十分焦虑，我的灵魂已被烦恼折磨得极其疲惫，我的想象力已陷入毫无头绪的境地，我的头脑被我周围的许许多多可怕的疑团搞得昏昏沉沉，再加上我的各部分官能因我的年事已高和心中的忧伤而大大衰弱，失去了它们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要我自己剥夺自己积蓄的精神力量，去相信必将使我再遭不幸的一天比一天衰退的理性，而不相信能补偿我不该遭受的苦难的充满活力的理性吗？不。尽管我并不比当初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作出决断之时更明智、更有见识和更有信仰，但我对今天使我感到困惑的疑难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因此，它们没有能够阻挡我前进；如果还有什么我没有预料到的难题的话，那就是形而上学的胡乱的诡辩了；不过，它们若想推翻古往今来的贤哲都承认的、世界各民族都信奉的、用永不磨灭的大字镌刻在人们心中的永恒的真理，那完全是徒劳的。在我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发现，人类的理解如果只通过感官去认识它们的话，那是不可能把它们全都认识清楚的。因此，我只限于研究我的能力所能研究的问题，而不去探索那些超过我的能力的问题。我过去就是这样做的，而且矢志不渝，从不更改。今天，有这么多强有力的理由要我坚持这样做，我凭什么不这样做呢？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有什么危害？不走这个路子，又有什么好处？如果采纳我的那些迫害者的学说，是不是也要同时采纳他们的道德观呢？他们那种既没有根又不结果的道德观念，尽管在书中大肆吹嘘或者在舞台上大演特演，但永远打动不了人们的心，也影响不了人们的理性，不过，他们可以用它作幌子，暗中用卑鄙的手段向人们灌输他们那一伙人内部奉行的学说：他们在行为中唯一遵循的，以及十分巧妙地用来对付我的，就是这种学说。这种学说纯粹是进攻性的，而不能用来防御，只可用来侵犯他人。在我处于他们迫使我身处的境地中，它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在苦难中，只有靠我清白的心支持我。如果我失去了这个唯一的但是更强有力的手段，用邪恶的手段代替它，我遭受的痛苦不知道还要大多少倍！？我能用害人的伎俩来害他们吗？即使用害人的伎俩能使我获得胜利，我使他们遭受的痛苦能减轻我自己的痛苦吗？如果我这样做了，就失去了我自己的尊严，而且到头来将一无所获。

我就是这样对我自己讲说道理的，因此没有被那些夸夸其谈的说法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以及非我本人甚至整个人类的思想能力所能解决的难题动摇我奉行的原则。我自己的思想是建立在我为它营造的坚固基础上的，所以是如此安然地得到我的良心的庇护，以致任何旧的或新的奇怪的学说都无法干扰它，都无法片刻扰乱我的安宁。尽管在我心情忧伤和苦闷之时，我甚至忘记了我赖以建立我的信仰和行为准则的论点，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本着良心和理性从中得出并一直坚持的结论。让所有的哲学家们都来说三道四，挑它的缺点；我敢断言，他们将枉自花费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今后，在我的晚年，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我都将坚持我当初能正确判断时所选定的方针。

在我这样心情宁静之时，我高兴地发现了在我现今所处的境遇中所需要的希望和安慰。而在我如此长久而忧伤的极端孤独的时期中，面临现今一代人的强烈的敌意和他们使我一再遭到的屈辱，我不可能不有时候感到颓丧。我渺茫的希望和令人心灰意冷的疑虑，又时不时地来扰乱我的心，使我感到忧伤。由于我的头脑已无力进行必要的思考，不知道如何使我恢复信心，因此，我需要回顾我以前的决定，需要回顾我为了作出我的决定而花费的心力和奉献的真诚，才能恢复我的信心，把所有一切新的想法都通通抛弃，把它们视为巨大的错误：它们虚假的外表将徒然扰乱我的安宁。

正是由于我囿于我以前的知识的狭隘的圈子，所以我没有梭伦那样在年纪老迈之时仍每天学习、日益精进的雄心【34】，因此，我要防止我有害的虚荣心去学习那些我今后已无力学会的东西。如果在获取有用的知识方面希望甚微的话，在养成适合于我的处境的道德方面，我还是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做的。现在，正是用新的成就来充实和装点我的灵魂的大好时机，让它摆脱这个使它闭目塞听的臭皮囊，揭开遮挡着真理的帷幕，识破我们的伪学者们如此吹嘘的那些知识的虚妄；我这一生中竟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去寻求这种知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只有耐心、温情、听天由命的态度、正直和公正才是一个人自身可以不断充实的财富，是任何别人都抢夺不走的，甚至死亡也不会使它失去其价值：我要把我的晚年全都用来进行这唯一有用的探索。如果由于我自身的进步，我能够做到在临终之时比我在生之日虽不更好一些，但却更有可述的德行，那我就引以为荣了。

第四次散步

在我现今还偶尔阅读的少数几本书中，普鲁塔克【35】的作品是我最喜欢的和受益最多的书。它是我童年时候阅读的第一本书，也是我晚年阅读的最后一本书；可以说只有这位作者的书，我没有一次阅读是没有收获的。前天我还阅读了他的《道德篇》中的一篇论文：《如何使敌人为我所用》。也是在前天，我在整理几位作者寄给我的小册子时，我突然看到洛西埃教士【36】送我的一本学报，在这本学报的扉页上，他题写了这么一句话：“赠给那位把一生献给真理的人”我对这些先生们的刀笔之厉害，是太了解了，所以，不会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知道：他是想用这种客气的语气说我一句刻薄的反话。不过，他根据什么说这句话呢？为什么要这样挖苦我呢？我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了呢？为了实地运用善良的普鲁塔克的教导，我决定第二天散步时就谎言问题严格检查一下我自己；检查的结果使我认识到人家的话是对的，德尔福神庙的格言：“你对你自己要有所认识”并不像我在《忏悔录》中所说的那么容易做到。

第二天，我一边散步，一边按我的计划做。我开头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我在少年时候说过一次坏良心的谎话【37】。在我这一生中，我一想到此事就深感不安，一直到我的晚年，它还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折磨着我已经受了伤害的心。这次谎言，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罪过；从它产生的后果看，罪过就更大了；尽管它产生的后果我始终不知道，但我的后悔之心使我从各方面都能想象得到它是多么严重。不过，我当时只不过是灵机一动而撒谎的。这次谎言，是由于错误的害羞的心理造成的，绝不是我存心伤害那个姑娘。我敢对天发誓：就在不可克服的害羞的心理使我撒谎的那一瞬间，我真愿意用我全身的血去换取谎言的后果全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对于这件事情，我只能按我现在的认识来解释，那就是：在当时的那一刹那间，我天生的害羞的心压倒了我心中所有的其他想法，所以才说了那一番胡言乱语。

这一不光彩的行为，以及它在我心中留下的永不磨灭的歉疚，使我对谎言十分厌恶，从而保证了我的心今生今世再也不做此罪恶之事。当我选定我的座右铭【38】时，我感到我就是为实践这个座右铭而生的。我毫不怀疑，当我按洛西埃教士的话开始严格检验我自己的时候，我是无愧于他那句话的勉励之意的。

一深入地严格检查我自己，我发现，正是当我自夸热爱真理，并自以为在人类当中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像我这样为了真理宁愿牺牲自己的安全、利益和生命的时候，竟凭空编造，把不是真实的事说成是真实的，而且，编造的事情之多，就我能回想起来的件数来说，就够我大吃一惊了。

最使我吃惊的是，在我回忆这些凭空编造的事情时，我没有任何真正的后悔之意。我这个对谎言深恶痛绝，心中容不下半句谎言的人，我这个敢面对苦刑，宁挨一顿鞭打也不撒谎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奇怪，竟心口不一，心血来潮就撒谎呢？因撒了一次谎而心中不断地内疚了五十年的我，在既无必要，又无好处的情况下，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矛盾的动机使我撒了谎也毫不后悔呢？对于我的错误，我是从来不抱听之任之的态度的；道德的本能始终引导着我走正确的道路，我的良心尽管为了我个人的利益也可能变坏，但它迄今还像当初那样纯洁。在欲望的驱使下，只要良心端正，它就至少能正视自己的缺点。然而，为什么单单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良心摆不端正呢？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是否能正确判断自己，全看我是否能解答这个问题。经过仔细思考以后，我终于用以下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解答了。

我记得有一本哲学书上讲过：所谓撒谎，就是一个人掩盖他应当公之于众的事实。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一个人对于没有义务非讲不可的事情保持沉默，是不能算作撒谎的。不过，如果一个人不满足于对一个事实闭口不讲，而说了相反的话，我们是算他撒谎呢还是不算他撒谎？按照那本哲学书上的定义来看，是不能说那个人撒谎的，因为，如果他把一枚假钱币给了一个他分文不欠的人，他当然是欺骗了那个人，但他并没有捞取那个人的好处。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两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个问题：既然并非时时都该把事实告诉别人不可，那么，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把一个事实告诉别人才好呢？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无恶意地欺骗别人？这第二个问题，我知道，要求的回答必须是一语道明的。书上的回答说不行，因为书的作者讲严格的道德规范是一个钱也不花的；相反，社会大众却回答说可以，因为，在他们看来，书上讲的道德全是不能实践的废话。让我们把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放在一边不谈，尽量用我自己的理论，为我自己解答这些问题。

普遍的和抽象的真理，是所有一切美好的事物中的最珍贵的事物。没有它，人就会成为瞎子；它是理智的眼睛。有了它，人们才知道应如何立身，如何为人，如何做该做的事和达到该达到的目的。特殊的和个别的真理，并不一定总是好的，它有时候甚至是坏的，更多的时候是用不上的。一个人必须知道的与他的幸福密切相关的事情，是不会太多的，但是，不论是多是少，都是属于他的财富；他无论在哪里，他都有权获得。谁要是不允许他获得，谁就会犯最不公平的盗窃罪，因为它是属于大家公有的财富，归大家公用，谁也不能不允许一个把自己的一份财富交归公有的人享受他应该享受的那一部分。

至于那些没有任何用处的真理，既不能教化人，又无实践意义，我们怎么能说它们是真实的财富呢？它们说不上是财富，因为，财富的最终目的是供人使用，没有用处的东西，就不是财富。我们可以要求得到一块土地，哪怕是一块不毛之地，但它至少可以供人居住。然而，一件毫无用处的事情，一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可有可无、对谁都无足轻重的事情，不管它是真是假，都与任何人没有关系。对人的精神无益的事物，对人的身体也将是无益的。一无用处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一个事物要有价值，就一定要有用处或能够排得上用处，因此，只有合乎公正的原理的真理，才是有价值的真理。如果把没有用处的事物也称为真理，那简直是在亵渎真理的神圣的名称，因为，它们的存在与谁都没有关系，即使掌握了有关它们的知识，那也是没有用的。真理如果失去了它的可用之处，就不再成为有价值的东西了；无论是闭口不谈它或是渲染它，都不算是撒谎。

到底有没有毫无意义的和没有任何一点儿用处的真理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以后会回过头来谈它们的。目前要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

闭口不说真话与说假话，这根本是两码事儿。不过，这两件不同的事儿会产生同样的后果，因为，只要两者的后果都是零，则所产生的效果就是相同的。在真理不为人重视的地方，它的反面——谬误——也不会为人所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说与事实相反的话的人，也不会比另外一个明知事实而不说的人更有伤公正，因为他们两个都同样是在骗人。既然是没有用处的事情，把它理解错了，也并不比不知道它糟糕到哪儿去。我认为海底的沙子是白色或是红色，这与我根本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颜色一样，对我的关系都不大。既然不公正的后果是伤害他人，那么，怎么能说一个不伤害他人的人是不公正的呢？

我把这些问题简单明了地提出来了，但是，如果不预先做许多必要的解释，阐明如何在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下准确地应用它们，我们也是不可能恰到好处地应用的，因为，如果说真话的义务纯粹是以真话的实际用处为基础的话，要怎样把它们的实际用处判断准确呢？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就有弊；个人的利益几乎总是和公众的利益相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要不要把不在场的人的利益奉献给与你当面谈话的人呢？对一方有利而对他方有害的真话，到底是说还是不说？我们把该说的话是拿到独一无二的公众利益的天平上去衡量，还是拿到公平分配的天平上去衡量？我敢不敢肯定说我把事情的一切关系都搞清楚了，以致不需要参考我所掌握的情况，单单按公平的法则行事就可以了？此外，一个人在检查了他应该如何对待别人的同时，是否也充分检查了他应该如何对待他自己和如何对待真理？尽管我欺骗了别人，但我对他没有造成任何损害，能不能因此就说我对我自己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呢？只要一个人从未做过不公正的事，就能说他是一贯清白的吗？

伤脑筋的问题虽然这么多，但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不论冒多大的危险，我都要说真话”，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公正的本身存在于事情的真实中。谎言总是有伤道德的，谬误终将使人误入歧途的。一个人只要把不合常情的事原封不动的告诉他人说是该做的或该信的事，不论他的话将来的后果如何，他都该受到指摘，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明知此事不合常情的话说出来。

谈到这里，问题虽然都清楚了，但还没有解决，因为，问题不在于弄清永远说真话是不是好，而在于弄清是不是应该（按我在前面引述的那个定义说是：不应该）区别对待，是不是应当区分：在哪些情况下是绝对该说真话，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只要不有失公正，便可避而不谈，或者在不撒谎的条件下，改变一下说法。我发现，这些情况实际上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找到一个可靠的法则去识别它们。

不过，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法则，并如何证明它是万无一失的绝对可靠的呢？……在诸如此类的困难的道德问题上，我总觉得用我的良心的启示，比用我的理智的光辉来解决好。【39】道德的本能从来没有骗过我；一直到现在，它在我心中还保持着它的纯洁，我可以信任它。尽管它有时候对我的行为的欲念保持沉默，但在我事后回忆时，仍能对我加以引导。我就是这样自己审判我自己，而且，审判之严格，和我死后由最权威的法官审判是一样的。

对于人们的言论，如果用他们的言论产生的后果去检验的话，往往检验得很不准确的，推其原因，除了由于它们产生的后果并不总是那么明显的和容易识别的以外，还由于它们产生的后果，如同言论所针对的事情一样，是变化无穷的。唯独用发表言论的人的意图去检验他的言论，不仅可以作出正确的评价，而且还可断定他的言论好到什么程度或坏到什么程度。只有在故意骗人的情况下说假话，才能算作撒谎。故意骗人之心，它本身并不总是和害人之心联系在一起的，它有时候的目的还恰恰相反呢。不过，为了使一句谎言无害于人，单单无害人之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确切的把握，使听谎言的人即使把事情搞错了，也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一个人是很难有这种把握的，同样，要使一个谎言百分之百的无害，那也是很难的。为自己的利益而撒谎，那是故意蒙骗人；为他人的利益而撒谎，那是弄虚作假。为害人而撒谎，那是故意中伤，这是谎言之中最坏的谎言。既无图利之心，又不损害自己和他人，即使说了谎言，也不算撒谎。这不能算撒谎，而只能算作瞎说一气。

为了宣扬一种道德而编写的故事，叫作寓言或神话。由于它们的目的只能是或应当是包含有一些以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的有用的真理，所以就用不着掩盖谎言，因为它只不过是真理的外衣；至于为编写寓言而编写寓言的人，我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能说他撒谎。

还有一些编写的故事，纯粹是无益的，如大部分短篇故事和小说，就属于这类作品。它们没有任何真正的教育意义，完全是为了供人消遣而作。对于这类毫无道德意义的作品，只能根据作者的意图来评价它们。当一位作者煞有介事地洋洋洒洒写书的时候，我们很难说他写的东西是假的，有谁对他的谎言起过疑心，认认真真地琢磨过呢？有谁对写这类作品的人严肃地批评过呢？举例来说，《尼多斯神庙》【40】这本书如果是为教化世人而作，它的目的也被书中绘声绘色描写的豪华场面和荒淫行为糟踏得一干二净了。作者为什么要用一层朴素无华的油彩来掩盖这一切呢？他谎称他这本书是一部译作，原稿是用希腊文写的；他编造了一套发现这部原稿的经过；编造得合情合理，以致读者们把他说的话信以为真。如果这不算地地道道的谎言，请问，要怎样才算是谎言呢？问题是：有没有人敢说这位作者犯了撒谎罪？有没有人根据这本书就说作者是骗子？

人们休想说什么那本书上讲的，只不过是让人读了觉得好玩而已；说作者已经讲了，他不指望有什么人把书中讲的故事当真事，实际上，他也的确没有使谁真相信了他的故事，公众也从不怀疑他本人就是这部所谓的希腊作品的作者，尽管他说他只是译者。我的回答是：这样一种毫无道德目的而只图读了好玩的作品，实在是一种非常愚蠢而又幼稚的书。尽管他说他不指望别人相信他讲的故事，他也难辞撒谎之咎。我认为，应当把有知识的读者和广大的普通读者加以区分，因为后者往往是作者怎么讲，他们就怎么信的。对于这样的读者，由一个装出一副善良样子的严肃的作者讲的故事，是很有权威性的；他们会毫不怀疑地把作者用古代的酒杯盛的毒酒一饮而尽的。这杯毒酒，如果作者用现代的杯子盛，读者至少会有点戒心，提高警惕的。

不论书中有没有这种区别，至少在一切善良的人的心中是有这种区别的，因为他不愿意受他的良心的谴责。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假话，其骗人的性质，与为了损害他人而说假话是一样的，虽然撒谎的罪过不那么大。如果把利益给予一个不该得这份利益的人，那就会打乱秩序和有损公正。把一个错误归给自己或归与他人，其结果，不是受到称赞就会遭到谴责；不遭别人指摘，就会有人出来替他辩护，所以，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凡是与真实的情况相反的话，都将以某种方式损害公正，因此，应当视为谎言。这是一条准确的界线。不过，一切与真实的情况相反的话，只要不以某种方式涉及公正问题，就只能被看作是瞎编的故事。现在我宣布：无论何人，只要把他纯粹是瞎编的故事斥责为谎言，我就承认他的良心比我的良心好。

冠冕堂皇的谎言，是真正的谎言。因为，无论是把谎言得来的好处归给别人或归给自己，都同样是不公正的，有害于人的。无论何人夸不该夸的事或骂不该骂的事，只要涉及一个人，他就是撒了谎；如果涉及的是一个虚构的人，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说了也不算撒谎。但是，如果他从道德的角度评论他编造的事实，而且不实事求是地硬说他是对的，人们就可以说他是在撒谎，因为，他虽没有谎言事实，但他的话有违道德，而道德是比事实可敬一百倍的。

我曾经看见过一些人们称之为上流社会中的诚实人；他们的诚实表现在无所事事的闲聊上。他们在列举地方、朝代和人物的时候，的确是很忠实的：他们不瞎编任何事，不胡乱渲染任何情景，也不说什么夸张的言辞。在一切与他们的利益无关的事情上，他们谈起话来的确是百分之百的忠实。然而，一谈到与他们有关的事，一提起与他们有牵连的问题，那就什么花招都用上了，一切都拣好的说，从对他们最有利的方面说。如果谎言于他们有利的话，他们自己不说，而想方设法让人家去说，结果是：谁也不知道别人的话是出自他们的口授。这就叫老谋深算；让诚实见鬼去吧。

至于我所说的诚实人【41】，他的做法却恰恰相反。对于鸡毛蒜皮的事，别人闹翻了天，而他却无动于衷。他可以信口编造一些瞎话去取悦他的同伴，只要他编造的瞎话无论对死人或活人都不会产生不公正的或褒或贬的结论。任何一句话，只要对某人有利或有害，只要含有对某人尊敬或轻视之意，只要违背公正和真理的表扬或谴责，他就会认为是一句谎言，他心里就不会想，嘴上也不会说，笔下也不会写。即使有损他个人的利益，他也会毫不动摇地诚诚实实地【42】做人。在无关紧要的谈话中，他倒也不句句都追求诚实。他的诚实【43】表现在他从不骗人。无论是指摘他的话或夸奖他的话，他都以同样的忠于真理的态度听取；他从来不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损害他的敌人而干骗人之事。我所说的诚实人与另外一种诚实人之间的区别是：上流社会的诚实人，在一切不需要他付出代价的事情上，他是非常之诚实的，但不能超过这个界线；而我所说的诚实人，在需要为真理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他必定会极其忠实地为真理而献身。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一个人也有信口瞎编、说话没遮拦的时候，这与我所称赞的对真理的热爱怎么能调和得起来呢？既然对真理的爱掺杂了那些东西，那它岂不成了假的了吗？不，它是真实的和纯洁的，是对正义的爱的真诚流露。尽管他的做法有时候令人难以理解，但他绝不虚伪。正义和真理，在他心中是两个可以毫无差别地互相替用的同义词。他心中热爱的神圣的真理，不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和没有用的空名，而是把每一个人应该得到的真正属于他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给他，无论那个东西是好还是坏，是荣誉还是恶名，是赞扬还是非难。他对人绝不虚情假意和故意害人，因为他的正义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绝不损人而利己，因为他的良心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绝不把不属于他的东西据为己有。他非常珍惜他的自尊心，这是他一丝一毫也不割让的财富；如果为了赢得别人的尊重便牺牲这个财富，他认为那是毫无一得的真损失。他有时候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也口没遮拦地说假话，但他的假话，无论对别人或对他自己，都既无损害，也不带来好处，所以不能说他撒了谎。然而，一旦涉及历史的真实，涉及人的品行、正义、人与人的关系和有用的学识时，他就会尽力保证他自己和别人都不出差错。不属于这种情况的谎言，在他看来算不上谎言。如果《尼多斯神庙》是一部有益的书，则有关希腊原稿的那段故事就只能算作一个无害的虚构；如果这本书是一部有害人心的坏书，则作者的那段虚构，就是一个该受惩罚的谎言。

这就是我评判谎言和真话的良心的法则；在我从理智上采用这些法则以前，我的心已经不知不觉地按照这些法则行事，并在运用这些法则方面养成一种道德本能了。我那次伤害了可怜的玛丽蓉的罪恶的谎言，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悔恨，从而使我在以后的一生中不仅没有再撒这种谎，而且没有撒过可能涉及他人的利益和荣誉的谎。既然我什么谎都不撒，所以我就用不着斤斤衡量撒谎的利和害，用不着在害人的谎言和出于好意而编造的谎言之间划什么确切的界线。我把这两种谎言都看作是有罪的，所以这两种谎言我都不说。

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的气质对我为人的准则，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对我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影响。我做事是很少按部就班地做的；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我除了按我的天性的驱使去做以外，是很少按其他的准则去做的。预先打定主意撒谎的事，我从来没有干过，我也从来没有为我个人的利益撒过谎。我撒谎，往往是因为我害羞，是为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或顶多只涉及我一个人的事情上摆脱一时的窘境，例如，在与别人谈话时，当我的头脑反应慢或者找不到话说的时候，我才会编造一些话来说。当我必须说话而又一时想不起有趣的话说时，我就会瞎说一气，以免待在那里像哑巴。不过，在我瞎编瞎说的时候，我也尽量小心使我编造的话算不上谎言，也就是说，它们既不有亏道义，也不伤害真理，全是一些对别人和我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希望，我至少要做到：我讲的话，虽不确有其事，但在道德上是说得过去的，也就是说，要向别人的心展示天性的爱，是或多或少有益于人的。总而言之，我说的话要有道德意义，要有寓言的意味。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我的才思还嫌不够，我的口才还不足以使我讲得杂乱无章的话句句都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当我与别人谈话时，谈话的进展往往比我头脑的反应快，因此常常逼得我来不及思考就说，说一些傻话和莫名其妙的话，及至说出了口，我的理智才觉得不对，我的心也不赞成，然而它们已经在我仔细掂量之前说了，已无法收回来重新另说了。

也是由于我的气质的不可抗拒的原动力的驱使，往往在意料不到的刹那间，我害羞和胆怯的心理又使我说一些违心的假话。它们之所以不经过心中的思考就脱口而出地说了出来，完全是一时的形势的需要。那次伤害可怜的玛丽蓉的谎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想起此事，就使我不敢再撒这类损害他人的谎。不过，这并未阻止我为了摆脱困难而说只涉及我一个人的假话；这种假话，在违背我的良心和我立身处世的原则方面，与损害他人命运的谎言是一样的。

我请上天作证：如果我能收回我为了摆脱困境而说的谎言，并说出于我不利的真话，而又不因为我收回前言便蒙受新的羞辱，我是真心愿意收回那些谎言的。不过，由于我不好意思由我自己来暴露我的错误，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这么做。对于我的错误，我是真心悔恨的，尽管我没有胆量去纠正它们。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这番话的意思，并说明我撒谎既不是为了谋取利益；也不是出于维护我的自尊，更不是由于我有什么企图或坏心，而唯一无二地是由于一时的尴尬和我错误的害羞的心理。我有时候非常清楚：谎言就是谎言，对我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不久前，福尔基耶先生硬要我破例带着我的妻子，和他及他的朋友贝鲁瓦，到瓦加森太太开的饭馆去吃什么野餐。这位老板娘和她的两个女儿也与我们一起吃，吃到半中间，那位大女儿（她已结婚并有了身孕）突然问我，硬要我告诉她：我是不是曾经有过孩子。我的脸刷地一下羞得一直红到耳根；我脱口回答说：“我还没有这个福气”。她露出诡秘的微笑，环视了一下在一起用餐的人。这个动作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连我在内，大家都明白的。

我的回答显然不是出自我的本心，尽管我是有意骗她。我抬头看那个提此问题的女人，我看出：我否定的回答并未改变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是早已料到我会否认的，甚至可以说她是故意激我撒谎，好拿我开心的，这一点，我还不至于蠢到觉察不出来。两分钟以后，我该回答的话自动就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了，我应该这样告诉她：“一个年轻的女人向一个老头儿提这个问题是不甚妥当的。”【44】这样措辞，既没有撒谎，也用不着因为说了什么肯定的话而脸红，不仅稳住了那些看我笑话的人，而且也使那个女人受到一次小小的教训，自然而然地使她不敢再那么放肆地盘问我。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没有说我该说的话，相反，我说了不该说的毫无用处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我的回答既未经过我的思考，也不是出自我的本心，而是由于我一时窘迫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以前未曾这么尴尬过。我承认我的错误，而且承认时的语气是坦率多于羞愧，因为，我毫不怀疑的是，人们是看得出我弥补过失之意和深感内疚之心的。而这一次，人们狡黠的目光使我感到难堪，使我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结果，使我更加窘迫，更加胆怯。可见，我之所以撒谎，完全是因为我害羞的缘故。

我从来没有像我在写《忏悔录》时那样明显地感到我对谎言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因为，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天性稍稍往撒谎方面倾斜一点儿，撒谎的念头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烈引诱我撒谎。然而，我决定：我要无话不说；我该受谴责的事，一件也不隐瞒。由于一种我难以解释的和不愿意模仿他人的心理作用，我反倒觉得最好是从相反的方向撒谎，这就是说：对我自己的指摘，宁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我自己的辩解，要轻描淡写到等于没有辩解。这样，我的良心就保证了我将来不会像我自己这样严厉地受别人的评判。是的，我是怀着高尚的心灵这样说和这样感觉的。在写《忏悔录》的时候，我的心地之善良、真诚和坦率，我敢自信，和任何另外一个人是一样的，甚至还远远过之。我既感到我心中的善胜过恶，我什么话都说，这对我是有好处的，因此，我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了。

我该说的话，不但没有少说，而且有时候还多说。不过，不是多说了事实，而是对当时的环境讲得过多。这类谎言，是想象力奔放的结果，而不是存心说的。实际上，我是不该把这一类话称为谎言的，因为，我多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我写《忏悔录》的时候，我已经老了【45】，对于我浅尝辄止的生活中的乐趣，已经感到厌倦了，觉得它们都是毫无意义的了。全书是凭回忆写的；有些情况我回忆不起来，或者回忆得不完全，于是，只好用想象来代替回忆，想象出一些细节来填补空白。不过，我想象的细节，其情况绝不和当时的情况相反。我喜欢把我一生中的美好时刻讲得详细一些，有时候还情不自禁地添枝加叶把它们美化一番。对于我已经忘记的事，我就想当然地说一个可能是如何如何的情形。我有时候用天花乱坠的词句来描写事实，但我绝不用撒谎的办法来文过饰非，搪塞我的罪恶，也不硬说我有什么这样那样的美德。

在描写我的画像时，虽然我有时候由于不自觉地一时冲动而不假思索地掩饰了我不好看的一面，但这种略而不谈的做法，得到了另外一种更加奇怪的略而不谈的做法的补偿，那就是：为了做到闭口不谈我做的好事，我花的心思，比我为了闭口不谈我做的坏事所花的心思多。这是我的天性中的一个奇特之处。有些人不相信这一点，是大可原谅的；尽管是不可相信的，但是是完全真实的。在谈到我的恶行时，我就要把恶行的种种卑鄙龌龊之处抖搂个一干二净；而在谈到我的善行时，我不但很少把善行的可贵之处通通都摆出来，而且还经常是只字不提，因为它们将使我获得太多的荣誉。再说，如果我一字不漏地全讲的话，我就有自我吹嘘之嫌。我在描写我青年时期的事情时，我就没有夸我心中的优良品质；对于有些可充分证明我优秀品质的事，我干脆就略而不提。在这里，我回想起我童年时候的两件事；这两件事，我写《忏悔录》时也想起了的，但我都略而不提；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刚才讲的那几点。

我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到帕基去，在法齐先生家待一天。法齐先生娶了我的一个姑姑，在帕基开了一家织印花布的作坊。有一天，我在轧光机房里一边晾花布，一边观看轧光机的生铁轧辊。轧辊的光泽很好看，我用手指去摸，觉得很好玩。这时，小法齐在大转轮那里，他把转轮稍稍动了一下，真是巧得很，正好转过来压着我的两根长手指的指头，把两根指头的指甲压掉了，我尖叫一声，小法齐立即把转轮倒回去，于是两个指甲都卷走了。我的两根手指鲜血直流；小法齐也吓得大叫一声，跑过来抱着我，求我别叫喊，说我再叫喊，他就完了。我尽管疼得很厉害，但看到他那难过的样子，我的心就软了。我什么话也不说；我们两人到水槽那里去，他帮我把手指洗干净，用碎棉纱团给我把血止住。他哭着求我别去告他。我答应不去告他。我说话算数，严格遵守我的诺言，直到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故给我这两根手指留下伤疤的。这两个伤疤至今还在。我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星期，有两个多月我几乎不能活动，有人问我时，我总回答说是一块大石头掉下来把手指砸伤的。

这出自侠肝义胆的谎言啊！

它岂不比任何真话都美吗？【46】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次事故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那时我们正在搞训练，想把城里的人都组织起来。我原来是和三个与我同年龄的孩子编为一个班，要穿着军装和区里的连队一起出操的。可是这时，我却卧床不起。听到连队敲着鼓，和我的三个伙伴一起从我窗下经过，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在我年龄稍大时，还发生过一件类似这样的事。

我和一个名叫普兰士的伙伴在普兰宫玩槌球，我们玩着玩着竟吵了起来，最后还动手打架。他用槌球棍在我没有戴帽子的头上打了一下，这一下打得那么准，如果再稍微重一点儿的话，就会把我打得脑浆迸裂的。我立刻倒在地上；这个可怜的男孩看见我满头是血，吓得慌乱无比。他当时心情激动慌乱的样子，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以为把我打死了，他扑过来把我抱着，紧紧地抱着我，放声大哭，还不时发出令人心碎的叫声。我也使劲抱着他，也像他那样激动得直哭。当时的激动是含有某种温暖的情谊的。他帮我止血，可是我的血还继续流。他眼见我的两块手巾不够止血用了，就把我搀扶到他妈妈家里。他妈妈的屋旁边有一个花园。这位善良的太太看见我这个样子，差一点晕了过去。她尽力给我包扎伤口：她用一盆清水把伤口洗干净后，又给我敷上用白酒浸泡过的百合花。这是我们家乡很好的敷伤口的药，很管用的。这母子两人的眼泪是如此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竟使我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把她看作我的母亲，把她的儿子看作我的兄弟，一直到我不再见到他们以后，我才逐渐逐渐地把他们忘记。

同上次事故一样，我对这件事情也严守秘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这一生中何止发生过一百次，但我在《忏悔录》中都不曾提；不提的原因，一则是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们写得有意义，再则是由于我的性格使然。有时候我也讲了一些与我所知道的事实不符合的话，但那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是由于叙述的杂乱，或者是由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下笔行文才有欠考虑，而绝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更不是为了有利于或有损于别人。将来，无论何人读我的《忏悔录》，只要他平心静气，不偏不倚，他就会感到：我在书中对我所做的事情的评述，远比我评述罪恶之事的用词更令人羞愧和令人难过；其实，要真是做了什么罪恶之事，尽管其性质十分严重，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而我之所以没有谈，完全是因为我没有做过罪恶之事。

从以上所讲的话就可看出，我所说的诚实，它的基础建立在思想的正直和公允上者多，建立在事情的真实上者少。我立身行事，遵循的是良心的指导，而不是抽象的真或假的概念。我有时候生编一些故事来讲，但我很少说假话。按照这些原则去做，尽管我让人家抓住我许多辫子，但我没有损害过任何别人，也没有把不该我得的好处捞给我自己。我觉得，只有这样做，讲真话才是一种美德。从其他方面看，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既无益又无害的纯抽象的事情。

然而，对于这样的区分，我心中并不十分满意，因此，不能认为我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在仔细思量我对别人歉疚之事时，我是否也仔细检查过我对我自己也有歉疚的地方呢？如果说对别人要公正的话，对自己就应当真实，这是诚实的人对自己的尊严应有的尊重。在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因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题便迫不得已地编造一些无害的话说，这我当然是做错了，因为我不应当为了取悦别人而自己降低自己；在写作时，如果只图写得痛快，便给所讲的真事添枝加叶地描写，那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因为，用虚构的情景来美化真实的事实，实际上是在歪曲事实。

自从我选用了那个座右铭以后，我就更加不能要求人们对我多加原谅了。那个座右铭迫使我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应密切地接近真理。为了真理，单单牺牲我个人的利益和改变我的爱好，是不够的，还须同时改掉我的弱点和天生的害羞之心，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有为人真诚的勇气和力量，不仅口不能讲任何子虚乌有之事，尤其是专门用来记述真理的笔更不能写虚假不实之词。这些话，我在选定那个庄严的座右铭时，就已熟记在心，只要我继续奉行这个座右铭，我就要不断地时时重温。我说假话，绝不是由于我为人虚伪，而完全是由于我的心灵软弱，但我不能以这一点来为我辩解。因为，软弱的心灵顶多只能保证人不做坏事，而要敢于宣扬伟大的德行，就需要有自负和勇敢的心。

若不是洛西埃教士提醒我，我的头脑里是不可能产生这些看法的，当然，要应用这些看法，已为时很晚，但还不是太晚，因为，它们至少可以改正我的错误，重新把我的意志纳入正轨，自此以后，一切都要看我自己怎么做了。在这件事情上，以及在其他类似的事情上，梭伦的教导是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应用的，因此，甚至向敌人学习聪明、真实和谦逊，学习如何少一点儿自以为了不起的心，学习这些，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说为时太晚。

第五次散步

在所有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中（有几处是很迷人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像碧茵纳湖中心的圣皮埃尔岛那样使我真正感到十分快活，并使我对它产生极其甜蜜的怀念之情。这个小岛，纳沙泰尔人称它为拉莫特岛；即使是在瑞士，知道这个小岛的人也不多。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旅行家曾经谈起过它，然而，它却非常之美，对一个喜欢自己把自己幽禁起来的人来说，它的位置简直是好得出奇。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我也许是唯一一个命中注定要自己把自己幽禁起来的人，但我不相信有这种天生的爱好的人只有我一个，虽然迄今为止，有此种乐趣的人我还没有发现过。

碧茵纳湖的湖岸比日内瓦湖的湖岸虽显得更荒芜，但却更别致。由于湖边的岩石和树木更临近湖水，所以湖岸之美，并不逊于日内瓦湖。虽说沿湖一带的农田和葡萄园比较少，市镇和住户也不多，但它依然到处是郁郁葱葱，一派天然的美景；到处是草地和树荫遮盖的幽静处。地势起起伏伏，互相映衬的景色，比比皆是。由于这宁静的湖滨没有可通车马的大路，所以很少有人到此一游，然而，对喜欢孤独和沉思的人来说，这里正是好地方，因为他喜欢陶醉于大自然的妩媚，喜欢在这除偶尔有几声鹰啼和小鸟的鸣啭与从山巅奔腾直泻的哗哗水声以外，便别无其他声音打扰他在寂静环境中的潜心沉思。在这近似正圆形的美丽的湖泊中央，有两个小岛，其中一个方圆约半法里，岛上有人居住，种有庄稼；另一个小一些，无人居住，十分荒凉，岛上的泥土不断被人们搬去修补大岛上被波涛和暴风雨冲毁的地方，看来，这个岛终有一天将荡然无存。弱者的血肉就是这样被用去增补强者的身躯。

岛上只有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很大，很漂亮，也很舒适；它和这个岛都属于伯尔尼医院所有。房子里住着一位税务官和他的家人与仆役。屋旁有一个养有许多家禽的饲养场、一个鸟栏和几块鱼塘。岛子虽小，但地势和地貌变化万千，因此，什么样的风景都有，什么样的作物都可以种植。有庄稼地，有葡萄园，有树林，有未开垦的处女地，有树荫掩映的大牧场，周遭有各种各样的灌木林，它们靠近湖边的水，长得很茂盛；另外，在一个高高的台地上种有两行树，在台地的中央建有一个大厅，在收葡萄的季节里，每逢星期天，湖边的居民就到大厅来聚会和跳舞。

在莫蒂埃遭到一顿石头袭击【47】之后，我就来到这个岛上避难。我感到在这个岛上居住是如此地令人心旷神怡，岛上的生活是如此地适合我的性情，以致使我下定决心，要在这个岛上度过我的余生。我唯一担心的，是怕人家不让我执行这个计划，硬要把我送到英国去，此事的酝酿，我早已觉察【48】。我心中惴惴不安，真巴不得人们把我这个安身的地方建成一个永久的监狱，把我在这里关一辈子，剥夺我的一切权利，断绝我走出这个监狱的念头，切断我与陆地的联系，使我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忘记岛外的人们，也让岛外的人们忘记我。

人们让我在这个岛上居住的时间连两个月都不到【49】，而我倒是真想在岛上住两年，住两个世纪，甚至永远住下去也不会感到片刻的厌腻。我和我的伴侣【50】在岛上只和那位税务官与他的太太及仆役接触，此外就没有任何其他来往的人。这税务官一家的确是好人，仅此而已，而我需要的也恰恰是这种人。我把这两个月看作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如此的幸福，以致，要是我能终生过此生活，我就心满意足，再也不会三心二意想去过其他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