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都的“五老七贤”在一些公益的事业还是有些用的，加之有些文名，似乎还成了成都的文化“遗脉”。这些耆宿中，曾鉴曾住在锦江街，清末四川提学使桐城方旭则住在东新街，我曾收得他的《鹤斋诗存》线装两册，另一位名宿刘（咸荥）豫波则住在纯化街，此前“双流刘”刘沅曾在此住过，刘鉴泉曾在此设尚友书塾。青石桥南街西头有高记味根酱园，园主好结交名士，抗战时期清末探花商衍鎏曾寓居园后高宅，园主亦有孟尝君、赵平原、魏春申之遗风也。而横陕西街在二十世纪的文化史上也值得特殊地记载一笔，那就是1924年在此设重修四川通志局，总裁为宋育仁，修成志稿323册。城守街民初在城守署设省立中城小学，后改为四川省图书馆，史学家蒙文通曾任图书馆馆长，其高足李源澄任编目部主任，蒙文通曾组织发起“成都中国史学”，并且于此开成立大会，还创办《图书集刊》。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对四川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的收藏规模有特殊贡献的，便是其藏书楼贲园在和平街的大藏书家严谷孙。其裒藏之丰，四川近现代藏书家中无出其右，后贲园作为四川省图书馆的中文藏书部，并且成为成都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据1949年后，政府接受其藏书时清点，共有线装藏书三十多万卷，自刻木版三万多片。蒙文通、杨啸谷、严谷孙三人共同圈定，贲园藏书楼所藏善本书达五万卷之多，堪称美富敌国。

许多条街道的美食，本来是可以谈谈的，但这样谈下来，又不免回到了吃的老路上。现在我们来谈大家很少谈的，或者谈得不多的，旧时成都与妓女有关的几条街，让人们知道街道上曾经住着这样的人民，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虽然妓女说不上是经济上的下层人民，因为还有比她们更贫穷的民众，但在中国，她们却永远沉没在道德形象底层的人。多年以前，我似乎在《笑林广记》中看到一则关于妓女与读书人的笑话，好像是三位读书人在嫖妓时，卖弄自己学识，有的说他懂《诗经》，有的说他《易经》，有的说他懂《书经》，到后来问那妓女懂什么，那妓女说我只懂“月经”，你们懂得再多还不是黉门（黉门指古代的学校，黉门在此处音义皆同“红”）出来的。至今回忆起来仍觉痛快淋漓，我赞赏那位妓女到如今。

因此我在谈了文化名人们所住的街道后，要谈一谈妓女这样的人民，才对得住多年以前我读到的那位幽默讥刺的妓女，尽管这妓女也有可能是冯梦龙这样聪明的读书人创作的。洛阳路北接文殊院街西口，南至文庙街（文庙接妓女所在地，也比较符合《笑林广记》那则故事的“精神”）西口，早年为武担山正街，稍后改北段为武备前街，后改为洛阳路。在清朝光绪年间，武担山附近及武备街妓女甚多，一两百家穷困的低级妓女麇集在一起。但还有比其情况更糟的，沿东旧城墙基址出东门有一段名为“柿子园”，此处盖起了很多家棚户，妓女接待的对象大多为每天从这里经过的，负责挑运全市粪便的力夫，当他们用二三十文将“交易”做完后，便担起粪便急速出城。顺便说句题外话，我本是很想研究成都人在农业社会的情形下，所居城市中下水管道欠发达，怎样解决粪便的外运问题的，无奈查访许多资料（无论是方志谱牒还是野史笔记等），只得大慈寺当时僧众达近万人时，他们的粪便是经过粪草湖街外运出去的，资料也就仅此而已。我正是想从这些地方来窥看古代成都人的生活质量，我们的历史不供给后来人这些资料，他们认为琐细无足道，其实正是这些构成民众生存的现实图景之一。

另有西接义学巷东口，东接磨坊北口的红布正街，这条街在明代时还在城外，是娼妓聚集处。街名为“红布”，相传是娼家悬红布为帘，外出以红布条拭于一绺头发之内，因此名为红布街（事见陈祥裔《蜀都碎事》）。周善培应该算是对近代成都的发展有点影响的人物。彼时满人锡良任四川总督，派他任警察局总办、巡警道和劝业道等职。说起他时，人们就不会不想到他在成都推行“娼、厂、唱、场”。他在任劝业道时，为使工商繁荣，于东门大田坎开办纺纱厂，于城内开设劝业场（后改商业场），在老郎庙兴办剧场（即现锦江剧场前身）。本来成都的妓女除了洛阳路一带和柿子园外，散处在天涯石、藩库街、五世同堂、笔帖式、沙河堡、大田坎、花牌坊、驷马桥等地，总共有一两万人之多。周善培将这些分散的娼妓集中在天涯石街居住，并造一楼，派警察看守，后在每家娼妓门口订一“监视户”的牌子（但这使“私窝子”痛苦不堪，受保甲良民的监视，有辱人格之嫌，不过周亦因此被善谑的成都人在其馆上钉了一个“总监视户”的牌子），以便管理。并晓谕愿做娼者集中在此，不愿做娼者便可到大田坎纱厂做工（乔绍馨《周孝怀自述往事记》）。前几项的措施均未有人说三道四，唯独对妓女采取集中管制的办法，颇受人非议。其实这是仿照日本人开设红灯区的办法，便于管理便于收税便于少年不得其入，应算是崭新举措，也有一定的效力。娼妓都集中在天涯石街、福字街、毛家拐（南段旧名福寿街）这带，毛家拐后改名为“新花街”，“新花街”不雅，又更名兴化街。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成都的妓女又分散各地，据《新新新闻》记者文枢的调查，彼时的娼妓大约有三万名之多。随抗战兴起，扬州妓女进入成都，兴化街附近的书院南街、如是庵、福兴街、惜字宫、燕鲁公所等地均是妓女成堆的地方。

一般说来，专业市场是在综合市场的某一行内发展起来，独立而成某一专业性市场的。而专业性市场要取得相应的规模效应，在街坊街道布局合理的情况下，必然会形成专业性的一条街。“油盐柴米酱醋茶”对讲究的成都人来说，是件件少不得，处于第三位的柴是成都人很金贵的东西，人们烧饭时将柴劈得精细、匀称、短小，便于节约柴火，用“米珠薪桂”来形容是不过分的。因为过去成都人烧的柴多半是眉山、彭山、乐山、洪雅、丹棱、青神、张家坎等地所供给，都在成都一百余里之外，由水运抵成都，在水津街形成木柴买卖市场一条街。据《成都通览》（以下所举专业街上的商号均出于是书，不再另行注明）载，在水津（井）街、上河坝府南河一带的木柴帮有贾源兴、许源兴、黄春和长、窦德泰亨、汪长春隆、周德盛、龚和兴长等几十家之多，而且炭帮也有不少家设在水津街（棺材铺一条街也大多集中于此）附近的街道上，如胡西文公、史万胜新、谢福泰隆、陈福星长、朱永发亨、史万盛长、郑荣森长、许洪泰源等才在水津街，可见彼时成都七十万人口所需的木柴、炭量还是很大的，极具市场购买力。而钱庄银号的开设则多以北新街周围为主，1908年7月《四川官报》曾在刊登《组织银行》下的标题写道：“大清银行暂设于北头第一宅”。这自然是官方银行，民间的钱庄银号也大多围绕此街附近展开。银号有郑兴盛长（南新街）、焦恒丰裕（南暑袜街）、孟同泰蔚（学道街）、乔宝丰厚（学道街）、翁永聚公（北新街）、万镒源（南新街）等几十家。自二十世纪以来，春熙路素来是商贸较为繁荣的地段，当时既是钟表业、影剧院、百货业、绸缎铺的集中地，更值得一记的是，民国时期的报纸如中央日报、新新新闻等，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的馆址均在春熙路附近。其他系专业一条街的尚有福兴街帽铺一条街、书院西街家具一条街、东御街铜器一条街等，不能尽述。

<h2>谱牒方志里的秘密</h2>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垦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他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就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的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有672种（其他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这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就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族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牒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一百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嘉庆十三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二十三部。而这二十三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二十三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十三部，占二十三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十五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先，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年之外。故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有力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和广西合占10％，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成都之成都人》）。这说明湖广、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的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

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作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劼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有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劼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李劼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劼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末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第2期）。

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是“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家族，又带回两句用于排字的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城。

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汀州府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第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号映彤）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而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

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一百六十年左右，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三十三家当铺（《成都通览》载二十八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三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帧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大有不胜陶醉之感。

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巨。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红薯又称红苕）。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

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了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的现状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是玉米、红薯广泛栽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物价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的农民生活》）。这说明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述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表面上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十五万吨，产蔗糖一万余吨，有糖坊五百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为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远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移民入川后，在四川各地建立了会馆，这些会馆在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对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期）。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的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之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义田，泛称为赡养族人或贫困者而置的田产，“后世君子于私田之公于族者曰义田，义田之给于士者曰学田”（恽敬《沙陇胡氏学田记》），“学田，专资建学及赡卹贫士”（《清史稿·食货志一》）。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中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义田，是古代社会在不能，更准确地说是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是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的情况下，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

譬如成都龙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三千多亩。而范氏宗祠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次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族长一人，推举德高望重的人任职；设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的收支（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的收支（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是推选账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二十四元（银元，下同），高中三十六元，大学一百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一百四十元；考上留欧美发给二百八十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以上资料参见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宗族”一章。）

在没有义务教育以前，宗族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实行的是义务教育（小学免费），正是祠堂族产族田亦即义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刻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范氏家族就能立刻将此前的义学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