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歌谣流传历史肯定十分久远，因为歌谣是口耳传播时代取巧的方式之一，因其押韵便于记忆，和故事性很强的传说，都较容易流传。但是民谣的时代性是很强的，而我们的文人雅士（正儿八经的史官就更难记载这些，上古采诗官以观民间疾苦风俗的传统，越到晚近越不存）又不乐于记载民谣之类下里巴人的东西，故而历代民谣虽有所存，然相对其庞大的数量来说，仍是百不存一，成都自然也免不了这样的不幸。至今保留的汉代成都四首民谣均与其时任蜀郡的太守有关。
东汉杜陵人廉范，字叔度，在汉章帝时任蜀郡太守，因为当时的成都是除了长安以外全国第二大城市，人口众多，房舍拥挤，一旦失火，延烧极广，火灾防范压力很大。因此官方曾一度下令禁止民众夜间点灯劳作，而民众为了生计，便采取遮掩灯火的方式，如此一来，就更容易发生火灾，民众不堪其苦。廉叔度到任后，进行实地调查，采用储水防火的措施，并允许民众夜间点灯劳作，以增加其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民众为表达他们对廉叔度的感激之情，于是流传开民谣一首：“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廉叔度歌》）意思是说廉太守你如果来得早点，我们的生活就好了，你来了使我们可以安心在夜间劳作，现在富得要五条裤子重起穿了。至今成都人仍有“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裤儿重起穿”的俗语，可见其源远流长，同时此民谣也可从侧面保留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消防史料。“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丰年歌》）这是汉代成都人获得丰收后，对彼时蜀郡太守吴资的歌颂，表达了丰收的喜悦及对太守操心农业生产的感激，以至于吴资调离成都后，人们仍深深地怀念着他：“望远忽不见，惆怅常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去思歌》）民众对吴资离去的怀念，其实也隐含着对接替吴资者的不满。而汉桓帝时的一个蜀郡太守李盛便成了成都民谣的讽刺对象：“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以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刺巴郡守诗》）这首“刺李盛诗”，刺其“贪财重赋”，表明官府的勒索与匪徒无二。
自然，越到近代，民谣越多地被保留下来。随着农业的发展，相应的关于农事的民谣就盛行开来。明代成都人杨升庵是少数不避雅俗而关怀民间的人，曾辑有《蜀谚》，记载着古代四川人的农业生活。其中有近于原始天气预报，预测一天阴晴的，“日出早，雨淋脑。日出晚，晒死雁”（《日出早》），“朝霞红丢丢，晌午雨浏浏。晚了红丢丢，早晨大日头”（《朝霞红》），“鱼儿和水面，水来淹河岸。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变”（《鱼儿》），“三月三日晴，桑上挂银瓶。三月三日雨，桑叶生苔脯”（《三月三日》）等等；复次，有写农民生活遭遇困窘、祸不单行的，“高山栽小麦，终久不成惠。男死在他乡，焉得不憔悴”（《高山》），另外尚有民俗生活所用的民谣，“螃蟹怕见漆，豆花怕见日”（《螃蟹》）。而到了清代，更有《木棉歌》《薅秧歌》《撒秧歌》等反映农业生产的民谣，如流行于成都地区的一首《撒秧歌》：“君不见清明过后谷雨前，丝丝微雨杏花天。看来民事不可缓，农人叱犊犁新田。田将平兮先泡谷，每亩量谷升有六。弃之扬之稗秕除，淘之汰之得坚粟。粟下缸兮才到水，两日一夜露芽嘴。漉在筐中黄累累，撒在田中绿每每。撒秧歌，歌撒秧，惟惟朝朝有太阳。秧立针兮好洒月，满月雨后秧生长，插遍东西南北疆。”（见民国《灌志文征》）甚至在儿童歌谣中都有对农事的关心，因为生计是所有人的大事：“天老爷，莫下雨，保佑娃娃吃白米。一点一个泡，长年好睡觉。”（《天老爷》）
成都的民谣不只是反映成都农事及日常生活中诸事，而且还可让人看到成都方言语的来历，“十八扯”一语便来源于流行成都的一系列“扯谎歌”。其一，“三十晚上大月亮，贼娃子翻墙偷尿缸。聋子听到门在响，瞎子盯到在翻墙，哑巴喊声抓到起，吓得贼娃子心发慌。拜子连忙撵一趟，瓜手子赶紧拿棒棒，一把抓到他头发，一看是个光头和尚。”其二，“出东门来向西走，恰好碰到人咬狗。捡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从来不说颠倒话，眼睛掉到渣渣头。”我们生活在社会，必然有不少约定俗成的禁忌，而有些禁忌在适当时候得到发泄，对社会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使原先被禁止的物事，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合法，像这样的民俗性东西是不少的。如西方每年4月1日盛行的“愚人节”，只有这一切平日不准撒谎的禁忌才会在一定程度上“解禁”。与此相应的，将专门扯谎的事情“真实化”而且歌咏出来，即公开告诉对方这是扯谎，并且扯谎的都是大家容易辨别的“反常识”的东西，所以“扯谎”才在道德的重重压制下显得“合法化”，儿童们从小都唱“扯谎歌”，长大必能多些自嘲和他嘲的成分，甚或多有几分幽默感，这在成都人身上是得到了验证的。不过尽管这样，还是绝对不许小孩真正去撒谎，模拟的事情不拿到现实生活中来做，另一首歌谣已真实地表达了这点：“哄人骗人，烟杆斗儿烫人。长大不是好人，有一天要成犯人。”（《哄人骗人》）
另外，社会上将掺茶的人称呼为“幺师”，而这种相当于今日倒茶水的服务员的“幺师”，确实是幽默非凡，在押韵的调笑话语中，就将自己要告诉住店旅客的注意事项明白地表达出来了：“楼上客，楼下的客，听我幺师办交涉：要屙屎，有草纸，不要扯我的床笆子。床底下，有桶子，不要在床上堆金子。要屙尿，有夜壶，不要在床上画地图。要打屁，早准备，不要在床上坏空气。”（《幺师办交涉》）这充分显现了歌谣的民俗学和社会学意义。
成都小孩的童谣，有趣的不少，但能体现其独有的特色的还是不多。但有的还是体现川人的幽默。“扯锯，还锯，家婆门口看把戏。把戏看完没吃的，牛肉包子夹狗屁。”（《扯锯还锯》）这首大人逗婴幼儿的歌，一般是大人抱着孩子坐在自己腿上，握住孩子的双手，一拉一松，有节奏地吟唱，体现家庭的真趣。听故事是人从小到大都经常遇到的事情，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小时听故事的兴趣更大，所以在小时听大人摆“龙门阵”便是家常便饭。而且一到发觉哪位讲故事，便不惜时间跑着去听他讲，可能有次就遇着一位在讲故事讲前先讲歌谣的人，那首歌谣是：“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害了病。打发乌龟去捡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龙门阵》）“龙门阵”因其胡吹海聊而成为四川人打发时间、愉悦身心的工具，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娱乐项目及机会很少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而且摆龙门阵最能体现四川人的智慧及幽默，成都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遑多让。随举一个动物故事：说有只推屎爬在赶路途中遇到只蚂蚁，两个越摆越亲热，它们分手时蚂蚁便邀请推屎爬到其屋头做客。推屎爬见蚂蚁殷勤邀请，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赶到蚂蚁家，蚂蚁洞门很小，推屎爬无法进去，便在门口使劲地喊蚂蚁，蚂蚁躲在屋头装着没听见。推屎爬很不安逸地在蚂蚁洞门口写了两句诗：“洞门难进，何必殷勤。”推屎爬刚走，蚂蚁便跑出来看，气得遭不住。当天就在推屎爬门口回赠了两句诗：“一身帮臭屎，冒充假斯文。”从此它们俩视对方如冤家对头（《蚂蚁和推屎爬》，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西城区卷》）。这个故事既可以看出民间对那些蠢笨的书呆子的消解与批判，同时也嘲笑了成都人耍小聪明，器量狭小，假殷勤，真虚套，嘴巴上的形式主义空话可以说一大堆，因为这是可以不必付实际代价，就能给对方带来良好印象，并在将来得到报偿的，可惜这样的事情只能做一次。
傅崇矩编《成都通览》时曾专列“成都之口前话”为一节，并自注：“即戏书所谓常言道也，即古书所谓谚之有也。”所谓“口前话”可能就是“口头禅”，随口便说，是民众“集体总结”，大家已经认可的互相能交流的“经典性”口头语。譬如实足以表现成都人冲壳子、提劲打靶的如“扯根眉毛下来比你腰杆粗”，但另一方面又是胆小怕事：“宁肯与贼娃子打亲家，不肯与贼娃子结冤家。”而市井之歇后语，倒并不见得多有保留之价值，但市井语言就是市井语言，它是为了交流而出现的，并不是专门为了“永垂不朽”而才行市的，如太子登（鸡也）、鼻龙口（水也）、显财卖（父，与“富”音同）等，但根据神话而演绎成的歇后语便是“刘全进（瓜）”，由此不难看到歇后语及成都方言来源之广泛。《西游记》十一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唐太宗因魏征梦斩泾河老龙王，被其索命，魂游地府，后被放回，想找人到地府送瓜以示谢意。而刘全家有万贯家财，一日其妻李氏在家门口拔金钗送命化缘和尚，刘全得知后骂其不遵妇道，李氏自缢而亡。刘全因思念妻子，自愿以死进瓜。因而便有此嘲笑别人愚蠢的歇后语。
而笑话则是成都老百姓最乐于接受且能不断创造的东西，如《财主捞屁》就是此中典型的故事（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卷·成都市西城区卷》）。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爱财如命的财主，吝啬到连话都不愿多说一句，一泡屎都不愿在外面拉，屁都不外在面打。有次另一个财主请他吃饭，为了打屁他赶紧往家中跑，刚跑到河沟的时候，哦嗬，“嘭”的一声屁就放出来了。于是他衣服鞋袜都不脱，转身就跳进河中反复捞，捞了半天也没捞着。过路的人看他在水中东摸西摸，问他“捞啥子”，他就是不说话。旁边看耍的有个人气到了，就说他：“捞了半天，捞个屁哦！”财主马上说：“就是，就是捞屁，难怪捞不到，原来是你捡起去了，快把屁还来！”“捞屁”因此成了成都的流行方言之一。当然，是先有“捞屁”的方言敷衍成故事，还是先有“捞屁”这个故事再派生出“捞屁”这个方言流行词，仿佛类同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扰，这是个很难考证的问题。
四川文人包括成都文人“好文刺讥”，民众也从中习得真精神；或者文人就像花草一样，得到了民众喜讽刺、好开涮的肥沃土壤，展言子，讲笑话，说散打，常寓批判于突梯滑稽之中。因为生活中可笑之事甚多，愚妄之徒不少，代不乏人，所谓“刚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使得善于自嘲和他嘲的蜀人有特别丰富的笑料源泉。而且蜀人的笑正如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所说“笑得赢就笑，笑不赢就跑”，其实还不止于此，蜀人是先逃跑后才笑，笑是逃跑和惯于忍耐的附产物。苏辙在《蜀论》中说：“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骤发也。”只要还能够继续对某事调侃下去，自然就“忍诟而不骤发”，只有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就会聚而成群盗，威胁整个社会。换言之，蜀人不是乐祸贪乱，而是尽量不乱，一乱就大乱，这也是压抑得太久的一种反弹。
在所有的笑料展览中，川人除了爱讲笑话、展言子外，还爱给人取绰（外）号，自达官贵人至贩夫走卒无一不在嘲笑、调侃、游戏之列。不管是流沙河的“Y先生”，还是贺星寒的“方脑壳”，从沙汀小说中的周三扯皮、邢幺吵吵、林狗嘴，艾芜小说中的陈酒坛子，到方言剧《抓壮丁》里的潘驼背、李老栓等，无不滑稽可笑，人物风采尽显。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碰到绰号满天飞，把一个人的脾性或者爱好形容得淋漓尽致。“补人”之绰号在成都人的理解中是说话露骨，也比喻滑稽事物的意思，郭沫若曾在《反正前后》里讲了一个“曾补人”的故事：
他的绰号叫“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补人”，本义是从中药的温补里取来的。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关于这体育一项至少我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后来我们有一个夏天同在日本洗过海水澡，补人先生委实是连两尺宽的沟都很难跳过的。你想，象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
其实“补人”不只是比喻滑稽的人事。倘若成都人说某事很“补人”，这就是说这事很有可笑性，很好玩，可以使自己的身心得到“营养”，达怡情养性之效。而说这人“补人”，可能是他的蠢笨天真，引起了你的一阵满足，从而找到一种居高临下的自得，或者就说这人滑稽突梯，可当活宝，当然就还只是说他思想及行为的不知天高地厚又浑蒙未开。深谙成都文化及成都人习性的著名小说家李劼人就曾在《暴风雨前》里借田伯行之口说：“你不懂成都人的风趣吗？比如说，他恨你这个人，并不老老实实地骂你。他会说你的俏皮话，会造你的谣言，会跟你取个歪号（即绰号。成都人把歪字念成歪字的上声。——原文注）来采儿（采儿二字连念为一个音，是向你喝倒彩或以恶意招呼你的意思。不是名词，而是动词。——原文注）你。这歪号，越是无中生有，才越觉得把你采儿够了，大家也才越高兴。这歪号于是乎就成了你生时的尊称，死后的谥法，一字之褒，一言之贬，虽有孝子贤孙，亦无能为力焉！”确实是如此，历史上称张献忠为“张屠夫”，曾国藩为“曾剃头”，无论是那些为了混饭吃的、叶公好“农”的农民史研究者，还是那些“独服曾文正公”的人，都无法掩盖张曾惨无人道、杀人无数的暴行。可见绰（外）号威力之所在，确如李劼人所说“虽有孝子贤孙，亦无能为力”，这就是成都老百姓的另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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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中的消息</h2>
竹枝词的起源虽然尚未定论，但大多同意是起源于四川东部的一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民歌。后得中唐诗人刘禹锡的倡导而大盛于世，至今不衰。“竹枝”是民歌或拟民歌，因此与其他诗体均有不同，它的主要内容是咏风俗、歌民情、传历史，细大不捐，题材广阔，地方色彩浓郁（清代中后期与国人出国及与外国人交往日多，多有用竹枝词咏海外风俗者，今人王慎之、王子今将此辑存《清代海外竹枝词》，可见其内容之广。当然在明末清初已有尤侗听闻而成的《外国竹枝词》，这说明用外国风俗作竹枝词颇久远），而形式上则是不避俚俗，方言童谚皆可入诗，重不拗格，不拘格律，较其他诗体容易写作和传唱。清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中说：“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竹枝词中展现风趣的确是事实，但是否“大抵以风趣为主”，却是可以探讨的，尤其是近代成都的竹枝词有不少是讥讽嘲笑时政的，绝非风趣一说所能涵盖。
研究者都知道，历代竹枝词大抵可分为二种，其一为由文人搜集整理而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其二为文人吸收、融会民歌精华加以创造性发展的拟民歌。当然文人写竹枝词，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其实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比竹枝词更重要的文体或物事，要寻其原貌，都往往不可得，何况方言俚俗之自生自灭的竹枝词，要寻找其“原教旨主义”本色就很难了。
今人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一书，得一千六百首，几乎网罗殆尽，下论竹枝词，如无特别注明，皆出于此。成都竹枝词涉猎成都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堪为成都风俗民情之实录，其涉及的历史诸角落可与笔记等私家史乘，担当起修正和丰富正史之重任。如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史家或长篇累牍，民间或琐细无遗，而竹枝词只用四句，即可通俗易懂地道出此中真相：“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同时也可保留清时成都人通婚状况之史料，这是清乾嘉时成都人杨燮所写《锦城竹枝词百首》中的一首，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同时尚有“傍‘陕西街’回子窠，中间水达‘满城’河。三界交处音尤杂，京话秦腔‘默德那’”可以旁证上述论点。
有关成都火灾及消防情况，史籍湮没不彰，仰赖于竹枝词之力，得到一定的流传，“锁院书传冀应熊，‘天开文运’额当中。城楼二十四浓点，分镇东西南北同”。杨燮在此诗下有一个自注：蜀“王城”亦即今展览馆一带，在康乾时以后半为钱局，前半为贡院。康熙时成都知府熊氏写“天开文运”四字于前门；而二十四点则指东门“溥济楼”，南门“浣溪楼”，西门“江源楼”，北门“涵泽楼”，四匾均有六点，合起来便是二十四点，这样取楼名的原因是，“相传省城多火灾，取以水制火之义”。诚然，要这样“以水制火”是徒劳的，就像《廉叔度歌》一样从侧面反映成都的防火问题历来是掌成都者的重中之重。“‘鼓楼’两爆火声传，夜望红光昼望烟。此地从来防备水，麻钩林立万家连。”杨燮又有自注说：“《华阳记》：汉武帝时蜀郡火烧数千家，不独栾巴之酒灭火、廉范之不禁火也。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月初一日，城中失火，延烧至大半城。说者谓作城时，将有三点水的匾额取下，即遭此厄，理或然也，居城中者自宜防备，又呼失火为备水，意亦讳言火也。”这两首竹枝词既可作成都防火史料，同时也可让人从中了解与防火有关的诸多风俗信仰。
人们对农业社会的年月演替，多半由时令节气的变化所得之感受而来，而大众性的娱乐文化活动也是依据时令节气而定的，一方面是不违农时，另一方面是利用农闲和沿袭已久的节假日丰富自己的生活——参加商业交易或民俗休闲活动。首先要说的自然就是主宰中国人几千年已形成习惯的春节，春节的习俗甚多，不能遍举，守岁及放鞭炮便是其二。“新岁将临旧岁回，家家守岁意低徊。儿童相伴天明坐，笑问年从何处来。”（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守岁》）“过年火炮响连天，纸说全红子说千。就是贫家生计薄，朝朝也放霸王鞭。”（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放火炮》）前者既写守岁习俗又尽摹儿童天真之态，后者言放鞭炮已成过年不可少的东西，就连贫穷之家在春节放鞭炮也是不吝惜的。正月初七亦即人日，人们相约到杜甫草堂去纪念杜甫，故有“梅花风里半春阴，尽向公园品碧沉。人日好寻香艳去，环肥燕瘦总留心”（冯家吉《锦城竹枝词百咏·一月》其三）。正月十五日最重要的是玩花灯、烧龙灯、耍狮子、猜灯谜，因此“‘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其热闹情况可想而知。而正月十六日，城上城下，妇女遍游，说能除一年之疾病，名之为“游百病”，有首竹枝词写道：“为游百病走周遭，约束簪裙总取牢。偏有凤鞋端瘦极，不扶也上女墙高。”（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妇女小脚虽行走不便，但为了能除一年疾病，即便是矮墙也要自己爬上去。
花会、春游及放风筝，是成都人春天积极参与的三项极为普及的游乐活动。成都人爱花有久远的历史，清末民初花会的热闹自然也是极一时之盛，“城南十里尽栽花，翠翠红红处处遮。最爱路边连理树，愿教移植在侬家。”（王蜀瑜《锦江花朝竹枝词》其四十）至于踏青是妇女儿童非常喜爱的活动，为了踏青有些妇女已开始放脚——当然清末民初提倡放脚的大环境不可忽略——但是也可反过来说明妇女对此活动的喜爱程度。“踏青休绣凤头鞋，天脚于今更大佳。白首糟糠偕到老，何须十二列金钗？”（冯家吉《锦城竹枝词百咏·三月》其二）清朝乾嘉时代，东较场是放风筝的好地方，“春来东角较场前，赌放风筝众少年。马尾偏牵羊尾小，一群高放美人边”，对此杨燮自注道：“风筝如美人、鹰、蝶等式，多以大为贵，独羊尾以小见奇，且连放三四五个，如羊群摇尾于上，是又以多出奇也。”接下来便是端午龙舟会，“龙舟锦水说端阳，艾叶菖蒲烧酒香。杂佩丛簪小儿女，都教耳鼻抹雄黄。”（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重阳登高亦是月市竹枝词所记载的一项重娱乐活动，药市也与此同步开放，“九日登高载酒游，莫辞沉醉菊花秋。闲寻药市穿芳径，多买茱萸插满头。”（庆余《成都月市竹枝词·药市》其一）可以说，每一项大型的游乐活动都可以用竹枝词记载下来，我们文化中诗史互证的传统，在竹枝词这一点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成都毕竟是座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即便是在古代，它也是繁忙的水陆码头，是西南地区的货物集散地。竹枝词能广泛地表现生活的各个层面，自然对成都的市场繁荣程度及变迁都能做补充性的记载。酒市及酒店林立素来是成都的一个特点，也是过往客商多，商业繁盛所致。酒市甚多，首要的原因是成都物产丰饶，剩余粮食较多，因此成都也有不少的烧酒坊。李商隐曾说：“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的确如此，成都酒的酿制水平很高，味道颇为醇美。不要说很多诗人在正规的诗词中多有记载，就是最接近民间的竹枝词也所载很多，“杨柳青青酒店门，阿郎吹火妾开樽。千金卖得文章去，不记当年犊鼻裈。”（王叔承《竹枝词》其三）由夫妻开的小酒店，联想到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卖酒故事，颇有点对“贵慕权势”的司马相如微讽的意思。当然用他们的故事演绎出来的竹枝词的确不少，因为他们开酒店的名气很大，可资利用，“卓女家临‘锦水’滨，酒旗斜挂树头新。当垆不独烧春美，便汲寒浆也醉人。”（姚氏《竹枝词》）茶坊酒肆历来都是共生物，“‘同庆阁’傍‘薛涛井’，美人千古水流香。茶坊酒肆争先汲，翠竹清风送夕阳。”（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说明清朝时在望江楼、薛涛井旁有一处著名的喝酒饮茶的去处，名为“同庆阁”。由此可以想见古时没有今日受污染的情况，其水质清澈，沁人心脾，确实使人难忘，用此泡上好的茶，与美酒形成甘美醉人的双璧。
各种店铺及其相应的商业贸易，造成了四方商贾云集、货物辐辏的局面。“郫县高烟郫筒酒，‘保宁’酽醋‘保宁’<img alt="" src="/uploads/allimg/200412/1-200412014245533.jpg" style="height: 26px; width: 25px;" />。西来氆氇铁皮布，贩到成都善价求。”（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不难看出郫筒酒在清代的成都都还是很有名的，不然运到成都就不会卖到好价钱，除此之外，其他几种均还是今天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藏族贩运东西到成都来卖钱，绝不只如上一个单文孤证，“‘大小金川’‘前后藏’，每年冬进省城来。酥油卖了铜钱在，独买铙钲响器回。”藏族人喜铙钲，“铺中试击，侧听洪音，华人每笑其状。”（杨燮对其竹枝词自注）汉族与藏族由于喜欢的东西不同而互相觉新鲜，“华人每笑其状”，反之藏族亦然，此乃常态，不足为怪。清代成都经商的特点是湖广填四川的人占大多数，因为成都土著十不存一，故开的店出现了如下情形：“磁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土著只会靠织天孙锦来维持其旧有的余绪，勉强还能回忆起未遭屠戮前成都的吉光片羽，诚堪浩叹。
明末清初，四川文化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因而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四川文化无有可称道者，教育更是十分薄弱，书籍的大规模刊印都是乾隆中后期的事情了，这也为江西书商贩运苏刻浙刻本提供了机会。但四川本地的刊刻水准仍不如人意，就更不用提与宋代的蜀刻媲美那样的事了。由于文化消费的兴起，里面蕴含许多商机，学道街兴起了不少的书肆，但因供不应求而良莠相杂，“‘学道街’前书肆多，全无苏版费搜罗。儿童买得《四书》读，小注删除字又讹。”（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恰如与教材印制质量低劣配套一样，教师的质量也使人忧虑，“诗云子曰满堂声，门挂荻帘街市中。无数儿童读别字，先生原本是冬烘。”（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须知成都是四川的文化中心，四川其他地区的情况之糟糕便可想而知。不过，偶尔也有好的，“‘盐道街’前刻字匠，藩司左右裱画师。就中拓印谁能事？独有新都向九儿。”（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说明彼时有个名叫（或者是其绰号亦未可知）向九儿的新都人拓印功夫了得，声名在外，对消费者有一定的号召力。
竹枝词所存成都过往的风俗之多，若是配以画作，将会既直观又生动。但是风俗画在旧时作画之人，是不屑作的，不画山水及有地位的人物，便很难出名。如果没发现我们现今谈及的《廛间之艺》，画中国风俗画较早就要算陈师曾了。但钱廉成的《廛间之艺》十分形象地保留了清代市井细民的生活习俗。其所涉及的市井风俗生活及其相应的职业，在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之前较多地保存成都不少的职业角色，算得浓缩的“成都风俗图史”，也是成都日常生活的侧面写照。计有刊石碑、补碗、花农、卖柴、打连箫、盲人卖艺、耍坛子、拉洋片、下棋、巫婆观花、磨镜、打更、猴戏、被单戏、卖果、阉鸡、卖鱼、卖金鱼、说书、卖脂粉、箍盆等21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是书时印制之精美，令人不忍释手，与生动之图画一起出炉的是，新配有时人所写的竹枝词，颇能状图片所刻画之物事，实在可追寻成都过往的足迹和史料。状习俗之竹枝词甚多，现随举两例。关于折柳祈雨应农事：“天雨知时总不忙，‘都江堰’远候栽秧。通城折柳供龙位，要水敲锣上宪堂。”（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钱廉成有卖柴一图，清人杨燮亦有关于柴之竹枝词一首：“十万人家午爨忙，桤柴石炭总烟光。清风白粥茅檐下，釜底红花印块香。”
竹枝词发展至近现代，虽然还有不少是传载风俗习惯者，便也有不少讽刺时政，为竹枝词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演进，更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专制推翻说大同，预征抬垫更无穷。一年三税犹加赋，十处闾阎九处空。”（张国玲《缴款竹枝词》）“马路公司迫出捐，劳工生活实堪怜。金钱无限供私橐，呼吁无门只怨天。”（冷眼《时事竹枝词》）
要之，竹枝词作为反映老百姓心声，记载小人物的苦痛，描绘琐细的日常生活，状写民情风俗的画面，传载着历史遗脉，成为近代市民生活兴起的表征。不然其起源于唐之川东，而至清中后叶及近现代才在成都兴起来，就无法解释。而且我们可以从早期竹枝词作者的写作套路上佐证上述观点，他们一般都会在结尾缀上一两首对自己写作表示谦虚的竹枝词，譬如“誓不讥评可问天，同乡共住‘锦江’边。对山窗下闲言语，慎莫生疑斗老拳。”（杨燮《锦城竹枝词百首》）“《竹枝》歌罢夜何其，布被蒙头细想之。风情人情皆纪实，任他笑骂是歪诗。”（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但这种自谦性的缀尾竹枝词，在后来已然消失，表明大家都不觉得写竹枝词是一件丢脸的事。显然在竹枝词未十分流行之前，写竹枝词会被视为雕虫小技而遭饱学之士的鄙弃，正人君子的道德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