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是范成大的部下，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但范成大不理睬他的抗金策略，反而频频地施武于西南边地的吐蕃等少数民族，建立毫无实用价值的、炫耀其筹边武功的筹边楼，以夸张自己的政绩。平日里范成大主要过着对名花，开夜宴，醇酒美人、音乐歌舞的奢靡日子，全然不管离成都并不算十分遥远的川陕一带的战事与边务。

跟随范成大过这种生活，让陆游颇不自在：“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聋丞聋。夜宴新亭海棠底，红云倒吸玻璃钟。琵琶弦繁腰鼓急，盘凤舞衫香雾湿。春醪凸盏烛光摇，素月中天花影立。”（《锦亭》）陆游对范成大招饮的铺张有着力之描写，但最要紧的是前两句。“聋丞”之典出自《汉书·黄霸传》：“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勿失贤者意。’”陆游在表达对范成大的微讽和调侃，意思说我虽然是个聋子，但范成大还是要把我摆在那里作装饰品；或者说我本身就是个聋子，之所以没被开除，是因为范成大照顾我。石湖公范成大先生对我陆游真是太好了，因此“乐哉今从石湖公”。

于是陆游不得已开始喝酒赏花，借以解闷消愁，开始爱上成都的山水风光，“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成都书事二首》）。陆游转移苦闷的第一招便是去爱上在成都开得繁茂的海棠，香得醉人的梅花。对前者他说“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成都行》），“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蜀姬艳妆肯让人，花前顿觉无颜色”（《海棠歌》），尽抒情夸张之能事，可见人称其为“海棠颠”，不全是不实之词。对于后者，陆游最著名的诗句奉献给了它，“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梅花绝句》）其状摹挚爱梅的情态，在我看来，甚于千万首味同嚼蜡的梅花诗。

成都的风土人情、良辰美景以及诸多先贤的人文遗迹，都使陆游的愤懑之心有所化解，起了一定的移情及“麻醉”作用，“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即便是东归后所作的诗也“多道蜀中遨游之盛”，以至于其故乡的人不怎么理解此点（《乡人或病予诗多道蜀中遨游之盛，适春日游镜湖，共请赋山阴风物，遂即杯酒间作四绝句，却当持以夸西州故人也》）。即使62岁做严州牧时，仍有归蜀之意，其《东斋偶书》一诗中有“不死扬州死剑南”一句，并自注说：“顾况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而予尝有归蜀之意。”有归蜀之意固然表明其对成都的眷念之情，但究竟只是他的怀旧情绪的“曾经有过”的归蜀之意，事实的结果是没能也不可能终老于蜀。蜀地毕竟是他壮年政治上失意的伤心地，一想起这些他就可能五内沸腾。

除了在观山玩水、醉酒花间外，陆游将其爱国不能的苦闷更多地倾诉给“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的前辈诗人杜甫身上，因为现实生活中与自己见解相同的知音稀少，只好在遗留下的古迹里去寻找异代知音，而杜甫便是最好的人选。“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感旧六首》），“拾遗白发谁人怜，零落歌诗遍两川”（《夜登白帝城楼怀少陵先生》）。陆游悲杜甫一生坎坷，不被人理解，报国无门，也是自悲，悲两人遭遇的相似。其实按世俗的标准来看，杜甫的游食生活比陆游的闲官生涯要困难得多，其一生逃荒避难，为衣食奔波，行走于权贵之门，杜甫生存之艰难，更堪浩叹。

杜甫赴蜀是在战乱时保全身口，为全家活命找一条出路，“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木皮岭》）。彭州刺史高适描述当时的情状说：“关中比饥，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书·高适传》），杜甫就是这“道路相系”者中的一位。因此注定他到成都的心态比王勃、陆游更悲惨。

他在赴成都的途中过五盘岭时就断定了“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揆诸情理，能“归吾庐”自然是更好，何况成都绝非万事都好，那里自然有让他非常不顺心的事。他到成都时心情之复杂，可谓一言难尽：“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成都府》）成都的一切既使他感到新鲜，又使他感到身在异乡的孤寂与不便，他对自己不安定的生活虽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游子日月长”，但一想到没有归途的生活，禁不住内心一阵怆然。他深感成都的风物与其此前所见相异，也很繁华，但总觉得不是很适意。到后来，他发觉才到成都就产生这一通思想，好像心态上未免过于灰暗，于是结尾来了一句他少有的洒脱“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其实正好表明他的“哀伤”浸入骨血，不易排解。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快就在成都自己平常的生活中找到了些乐趣，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杜甫前后两次在成都居住了近四年，写了二百六十多首诗，其中以田园、山水为题材的诗写了不下一百首，可以说成都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

但即便如此，杜甫一直怀着“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的心情来看待他在四川的奔波生活。其赴蜀原在于当时蜀地尚未动乱，并且有些朋友在那里可接济他。而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蜀地既有吐蕃的连年骚扰，又有地方军人割据混战，朋友也逐渐稀少，“厌蜀交游冷”（《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加上长期漂泊，年老多病，思乡之情日渐加深，于是在公元763年春天听说战乱已平，即欣快地写下了他平生最快活的诗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准备出蜀，但听到严武再次镇蜀，杜甫旋即再赴成都，但此次经历，只不过让其更加失望，加以严武突然病故于成都，因而他决计离开成都东行出川。

成都或者不妨扩大点说四川，就是这样一种地方，即退守和暂时的栖居，也许会过得很安稳。在帝国版图上的位置，和与外国接壤的边境省份相比，算不上真正的边缘地带（不过1703年，为免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的地丁各项钱粮，上奏者说这四个地方“俱属极边之地”，见《（道光）石泉县志》），但从成都从来都不曾是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看，加上四蔽的地理位置，绝域殊方的风俗民情，它真正算得上暗藏在帝国的边缘。从政治上，只不过有些小打小闹的割据政权，曾在这里短暂地寻欢作乐，这种短暂意味着其存在缺少霸王之气，不过是一种小家子气的苟且自存而已。其最根本的体现是政权的守成倾向，即无力向外扩张，但这种守成最终会导致无力自保，国鼎相让，甚至身首异处。

从经济上看，四川包括成都繁荣的时期如唐宋，政权运转所需的费用，有不少是由它供给的，其受剥夺的程度也甚于其他州郡。政权只从成都获取，却不提供相应的使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采用的方式多为杀鸡取卵。如宋代的私人交子，固然因私人缺乏本金或其他问题，最终导致缺乏信用，形成诉讼；但官方收回置交子务后，却因战事频仍、机构臃肿、贪污成性，滥印交子，而造成通货膨胀，最终缺乏社会信用而作罢，但统治者从中掠夺财物的目的是达到了的。换言之，所谓“扬一益二”，其实都是为保证首都这样的政治中心的巨额挥霍作铺垫而已，事实上的经济中心却没有获得经济所应具备的活力，以及相应的市场发展机能，从而好端端的经济态势变得萎缩。

成都从来就没有作为帝国文化中心这样超凡的实力，这不只是因为中国的城市不管是首都还是地方性府、州、郡的城市格局，都是中央集权制下高度集中的。城市的功能不像英美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功能出现某种分工与合作，而是将多种功能容纳于一座城市，使这座城市的功能看上去庞大，实则每一个功能都处于互相制约而萎缩的状态。这样的情形，自然就会使文化人——自然包括某些官僚，因为古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文人与官员在某种意义上的融合——的入川大半是因着其他被动的原因，如战乱逃难，如宦游失意等，而非自愿。王勃、杜甫、陆游就是这样的典型，这样的文化人对成都来说，算得上是过路文化人，成都的物质生活虽然让他满意，但很难留住他的心。抗战时大批的高校及作家、学者、教授内迁至蜀地，但抗战一结束，鲜有留下来的。蜀地的文化虽因他们的到来有一定的建设和积累，但毕竟时日较短，而且由于战后一窝蜂地迅速撤离，反而造成新的文化延续上的伤害，无法弥补，因为文化的发展仰赖于它的创造性和绵延性。

成都或者说四川从大的方面来讲，在国家危急的时刻，它的作用胜于承平之日，如唐玄宗、唐僖宗因战乱奔蜀，宋代的战事如对金、西夏，尤其是南宋时对蒙古的抵抗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南宋偏安于杭州，其衰亡被延迟，四川居功至伟。抗日战争四川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诸方面均出力甚巨。但一至承平之日，其发展虽不落后于有些城市，但要像有的沿海城市那样尽显英雄本色，恐怕甚难。

这就表明，成都在农业社会中的作用更多是守成型而非进取型，更不是具有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先锋型，这一点颇像儒家思想在中国现实社会运行中的境遇。作为一个时代的探路者——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成都都是不行的，其保守闭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在一个庞大的专制帝国易于守成而非开拓，似乎也是必然的。

再从人口迁徙来看，从古至今，成都人口的进出是不平衡的，进入的多而迁出的少，除了像宋末或明末，很少有主动大规模迁出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在成都人口迁徙规律中没能做到，这自然与中央集权下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以限制人的自由为目的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其思想有关，但不能忽略成都人口迁徙的自身特点。这特点就是入蜀的人的素质相对较低，而较少的出蜀者其素质却相对是较高的，如宋末四川士人因战乱出蜀，导致蜀学的彻底式微。当然你可以说蜀学的兴起缘于唐五代的战乱大批北方士人入蜀，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像这样的人口迁入，在四川迁徙史上是较少的，尤其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其整体素质并不算太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较其他省份偏少，其因素固然很多，但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端倪（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

移民文化素质，对以后人口素质的构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深圳就是一面镜子。文化人不管因何种原因入川，但多以唐宋时期为主，如前述的卢照邻、王勃、高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陆游等，时间越晚近，越是很少有著名文化人入川，只有到了清代末期才有王壬秋到尊经书院任山长。抗战是个例外，那是将整个临时的首都安到四川境内来了的原因。如今人才流动上的不平衡，就更是如此，好的人才往更具冒险的、机会更多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移动，靠市场的活力调节，而流入成都的人的整体成就和素质都要稍欠于他们，这只不过是古代人口流动的现代版（大规模民工外出打工是另题，应单独探讨）。而且文化人之入川，也多半是因其不顺意，成都这个温柔乡，只起着在一定程度抚平心灵创伤的作用，一旦稍有好转，他们绝不久待，并决计离开。国家亦是如此，成都包括四川历来作为“王业之基”——秦并巴蜀以灭六国，刘邦定三秦到隋人平陈，宋人定江南等均是如此，但“王业之基”绝不是王业本身，王业本身要在长安、北京、杭州等地建立，绝不会在巴蜀的任何地方，巴蜀只是一种可堪利用的过渡而已。

不错，对国家对个人而言，成都都像一剂止痛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止痛。但要完全治好病根，却非大动手术不可，不可能指望止痛药去抢头彩，率先将根深蒂固的病灶清除，毕竟它的药效是有限的。

<h2>让人慨叹的温柔乡</h2>

温柔是个夺命的词汇。温柔乡更是一个广为流传的销人魂魄的典故。妩媚无比的赵飞燕，为了承欢固宠，不使汉成帝移情别恋，便将其妹赵合德送给汉成帝享用，哪知她的媚术真是举世无匹，令汉成帝龙颜大悦，惊叹不置：赵合德真是温柔乡啊，我要在里面养老送终，再也不出来了。汉成帝养老送终没能做到，送命倒是很快就做到了。而成都在许多看来似乎就是这样一个温柔乡。因此在相对贫瘠而苦寒的地区如陕西及甘肃等地都流行着“少不入川”之说。

所谓“少不入川”其实主要是入成都，因为那里秀美的山水、丰饶的物产，都会使一个人流连而不能自拔。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进取心、创造力、可塑性都很强的时期，这个时期到了不需要多少奋斗，便可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定的物质享受的成都，就会形成自足安逸、悠闲内闭的心态及生活态度，对一个人长远的发展，以及充分开掘一个人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并不是十分有利。换言之，青年少时代入了成都，便会深陷其间而不能自拔，沉醉其间减少了自己向更多的方向发展的余地，使自己的机会成本加大，风险性加大，而成功的机会反而偏少，从而断送自己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明人薛瑄《效竹枝歌》中也有“‘锦官城’东多水楼，蜀姬酒浓消客愁。醉来忘却家山道，劝君莫作‘锦城’游”（林孔翼《成都竹枝词》）这样的提醒，基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告诫，没有足够的准备，在青少年时代，这个安乐窝是不能随便来的。

但是上述论点必须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少不入川的人，一定会在外面有所成就。如此一来，这个论点的荒谬性便凸显出来。其实无论在何处，要取得成功，都必须要有相应的投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长期的及短期的，没有相应的投入成本，必然不可能得到应有的产出，从而赚取利润并获得成功。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它可广泛运用于人们涉及现实利益时的行为选择中，尽管人们许多时候的选择看起来并不着眼于经济因素，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间所隐藏的利益色彩。

在农业社会里，一个人选择成都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基地，那么他必然会取得先天的优势，即以都江堰形成的灌区农业，所带来的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自然现状，优于中国的许多农业区域，这样就会形成物价上的相对平稳，即便偶有波动也波动不大，除非像战乱、大的水灾等非常时期。整体物价的平稳，使得农业社会的投资行为，其风险性大大缩小，因为这里有可依靠的“天”即所谓水旱从人，因而其产品所获利润，并不比外面价格卖得更高的产品的利润空间小。这也就是在农业社会，成都较其他地区有一定优势的原因，但一旦农业社会开始瓦解，成都地区的优势便会受到一定的削弱，这也就是如今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人口大规模出川打工的原因，大批的民工出川谋生，是成都地区在农业社会里的微弱优势已然解体的具体表征。这个安乐窝，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确实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四川包括成都地区历代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波动沉浮，实在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和领域。成都地区的土地素以肥沃著称，加之人口较密，地无寸土之旷，尤其是都江堰灌区之内的水田更是价格高昂。《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中载上田亩值两千钱，经过四百年后，到唐初，都江堰灌区上田亩值十金，折合十万钱，上田价格增加至五十倍，平均每年上涨12.25％，上涨幅度在农业社会也还是不一般（《旧唐书·高士廉传》）。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的米价是“米斗不过三四钱”（《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但在后蜀广政十三年（950年），米价比贞观年间还要低，“斗米三钱”，其原因在于“蜀中久安，赋役俱省”，以至“城中之人子弟不识稻麦之苗”，可见民众也能从后蜀这种割据政权得到好处（《蜀梼杌》）。

但田价的昂贵以及米价的低廉——战争时期除外，因为这个田价也不是战争时期的田价——透露了几个信息：其一，都江堰之水旱从人，获丰收是平常之事；其二，田地一旦买置，可以永久利用，每年除所产稻米可卖钱外，在理论上，还可使购置田地的购买成本无限地趋近于零，而且如果继续按每年12.25％的田价上涨（当然市场不可能这样的规矩，因素很多）的话，那么其毛利收入还是可观的。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样低廉的价格，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因为不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那么有田的人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尤其是那些田多的人，无非是找人租种，尽管从单产上可以尽量提高，但劳动成本却并没有降低。也就是说，只有随着酿酒业的发展，并能从中获取更高的利润，那么米价才可能上涨，购置田产的人和种田人才可能从中获取较多的利润，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公元1086到1094年间，有说“蜀中比年米谷极贱……米一石直七八百文”（吕陶《奉使回奏十事》）者，也有说“臣闻成都……民间米斗六七十文”（刘挚《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所记大抵相同。公元1023到1032年间，“官以三百钱市民间布一匹，民甚便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官方出三百钱，本身就是在压价收购，民众都还称便，说明要么布匹的供求关系是供过于求，要么是确实卖不起价。就是在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每匹绢的价格约三百文，而彼时山东地区每匹绢值八百文，四川便宜一半以上（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按四川地区的绢价格，需二匹多才能购一石米。米价不高，绢钱亦贱。低廉的物价，说明商品交换的程度不高，手工业亦不算发达，当然最终是消费需求不够强劲有力。

但到战乱、水灾的时候，成都米价腾贵惊人，譬如清初丧乱，全蜀大饥，人民相食，1647年“谷一石值银四十两”（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按一石谷约合1500斤，折合米约1200斤，那么30斤米费银一两。其他地方似乎更吓人，如川南斗米25两，6斤米费银一两，比成都约贵四倍（《（同治）重修大邑县志》卷十九），而乐山更是斗米30两，5斤米费银一两，比成都约贵五倍（《（道光）新津县志》卷四十）。一方面表明因战乱成都逃跑和死亡的人很多，另一方面也可证明都江堰在非常时期还能起点作用，使那些没逃跑的人还能得到一点收获，这也是成都水旱从人、物产丰饶的间接例证。但是到了1727年，湖南、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大约因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而无知之民平日既怀趋利之见，又有传说者谓川省之米（这不全是传说，1731年，官方议准四川储谷约每石三钱，这是记载于《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这就意味着费银一两可买4000斤米，相当于100年前清初战乱时，成都米价是其133倍多，川南米价是其666倍多，乐山米价是其800倍，这个价差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也可以想见四川尤其是成都的恢复重建能力是较强的——引者注）三钱可买一石”（《（嘉庆）四川通志》卷首），就是说费银一两可买5000斤米。可以想见战乱对民众祸害之一斑，也说明“湖广填四川”，不全是政府在引导，到了雍正朝甚至有人提议禁止外省人入川了。由此表明这个安乐窝对人之引诱。

战乱与平时的米价相差之大，确实是惊人的。如果没有战乱，比如东汉到唐初约400年的时间，其上田亩值也不过增长至50倍。而战乱则导致了几百倍的差距。一是战乱时政府赈灾不力，视民众疾苦如未见。二是清初为开发人丁稀少之四川在赋税上较他省有所减少。三是人口较战乱之前的人口密度还是较低，自我消费力不够。四可能是成都人的奢靡之风，导致自己存储不多而至米价腾贵。五是交通不便导致外运不多。只是到了后来逐渐外运，如1753年“拨四川谷十八万于江南，自是亦屡有拨济邻省之举”（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邻谷协济》）。这说明四川之米加上交通费，再加上相应的利润空间后，其米价在江南仍有竞争力，另外说明江南自产米似乎不能完全自供，因为大量的人成了专业的商人及其他手工业者，其日常生活物品全仰赖于用货币购买，用自己的劳动去购买他人的劳动，这说明社会分工也愈益细密，而成都在清代社会的商业远不及江南，是宋以后成都继续衰落的佐证。

物价低在农业社会是个可傲的资本，因此清初从外省入蜀的“冒险分子们”，在四川包括成都取得成就定居后，很快就沉醉在他们开创的业绩之中而不能自拔。对子孙到外面的闯荡不再支持，即便是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照样可以看到成都地区农村的许多“土老肥”，为了不使其儿子外出，不惜让其早婚，更有甚者，不惜让他在家中吸鸦片，此乃亘古未有之怪现状。郭沫若后来在一首诗中，描述其从乐山外出读书，其母告诫他休作异邦游的事情。这是彼时整个四川心态的一个缩影。这是清朝中后叶，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物价相对平稳，给民众闯荡精神的扼杀以及由此带来的保守。台湾学者吕实强研究1835至1910年民生日用品价格上涨情况，各物总平均为122.5％，75年间平均每年上涨1.63％，木工、土工、石工、篾工、织工、农佣等十余种农村短期雇佣工价上涨，而1875至1905年30年，各种工资平均增加55.4％，平均每年增加1.85％，这样算下来工资增长指率高于物价增长指率。再计算上其他损失，也是工资增加和物价上涨持平。具体地说，衣着类各物（1875至1915年）平均上涨57.5％，年平均上涨1.44％；食品价格（1875至1905年）上涨39.7％，年平均上涨1.32％；建筑材料（1875至1905年）各物平均上涨63.5％，年平均上涨2.12％。（吕实强《近代四川的农民生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只有衣、住两类略高于工价增长水平。现代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物价上涨每年在3％以下是较为合理的，因此清末三十年四川尤其是成都的农工商业的发展均极平稳，因而积聚着财富，也蕴蓄着保守。

然而，物价低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却并不一定就是福音，消费水准的高低与购买力的强劲与否，与当地人的收入多寡是成正比的。观念的落后以及我们的腰包之瘪，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自欺欺人的。诚然，“四川一省，风景之美，名胜之多，物产之饶，矿苗之富，殆为天下冠，除海货外，应有尽有”，但绝不应该有“良足闭关自守，此殆他省莫能抗衡者”的心态（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小说家、成都文化史研究专家李劼人先生在《暴风雨前》中借青年郝又三之口曾说过：“因为生活程度低，大家便容易过活，费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决，因此大家便养成了一种懒惰行为，和苟安心理。”消耗式享受的物质基础已然具备，就不怕你不置身其间了。但我要说的是，他在低物质的水准上享受自己的一生，与你激进地奋斗一生取得所谓的成就，到底哪个更得人生的真谛？还真不好说。真的，还真不好说，至少我是糊涂的。而且从个人的生活方式来说，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选择，尊重别人的选择而不是去指摘别人，我想比那些天天去教导别人要这样奋斗要那样奋斗的人，更像一个现代人。

我现在就在这个安乐窝里，暂时还没有挪窝的迹象。生活总不可能只有一种方式，王尔德曾跟一种呆板的艺术评价准则开过玩笑：全国都是一片美学的声音，那就大祸临头了。唉，对成都人待在安乐窝里的闲适生活，我还能说什么呢？王尔德的调皮是我心头最好的解药：除了诱惑之外，我什么都能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