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次受伤前，我们还有过一些让我颇为触动的对话。他曾向我解释，为何最近的记忆会越来越容易受到影响，而很多较为久远的记忆却不仅容易想起，还无比鲜活，仿佛那都是他刚刚经历过的人与事一般。比如，他记得小学一年级跟他一起玩耍的那些男孩，还记得20世纪20年代他在哈佛最敬仰的老师——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5]、威廉·麦克杜格尔和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也是父亲大二政府课教师的阿博特·劳伦斯·洛厄尔。

他说：“洛厄尔有条大约12磅或15磅重的小狗，他会牵着它到哈佛广场散步。到了路边，他就把拐杖挂在狗身下，然后抱起它穿过马路……”

有一次，他说起曾听过乔治·莱曼·基特里奇的课。我大四写论文时，乔治的注释版莎士比亚曾帮过我大忙。于是，我很自然地问他是否有机会结识此人。

“没有，”他说，“我记得，那是个很大的讲座班。当时我才大二。现在想来，或者我也可能才大一，根本没勇气跟他说话，也完全想不出该说什么。”

但数年后，父亲和母亲前往苏黎世看望布洛伊勒医生时，在日内瓦看见了这位“伟大的教授”在湖边散步。

“他就在我们前面，我多半一直盯着他看，但就是没有鼓起勇气介绍自己。他对我说：‘小伙子，大胆说吧！’我才说：‘我还在念本科时，曾经上过您的课。’他对我们很友好，还带我们去喝咖啡，甚至还推荐了一家不错的餐馆。他说：‘那的价格也不会贵死人！’但等我们透过橱窗往里望，还是发现那真是太贵了……”

重新回忆起这些细节，给父亲带来了很多乐趣，即便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忘记最近发生的很多更重要的事。但让我尤其触动的，还是他关于医学教学和神经功能评价术语的记忆。因为，过去他常常用那些术语来形容自己的情况。

即便住进疗养院后，父亲仍保留了部分谈论大脑机能的能力。无法找到需要的词语时，他似乎也不是特别恼怒，反而像个科学家一样充满好奇，饶有趣味地在自己身上辨认多年前的观察所得。我可以想象，20世纪50年代他带着一群年轻医生在波士顿城市医院或麻省总医院（在波士顿，该院常被简称为MGH）巡房的情景。他会领着众人，在一张又一张病床前逐一讨论那些病例，然后停在一个最典型的病人跟前，详细阐述某个观点。即便在某种情况下，那个病人是他自己，他也会这么做。

此类经历对我产生了两个影响。它们让我更加尊敬他超越眼前困境，至少找到尊严和某种精神力量的能力。要知道，在同等情况下，其他人或许已陷入自艾自怜的境地。不过，这些经历当然也暗示着未来可能出现的治疗方式。据我所知，他对大脑功能的观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很快，他就从医生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继续作为一个病例，供其他医生观察研究。

父亲髋部的伤势痊愈后，他能在没有护士和护工的帮助下站立和行走。天气好时，我会带他沿着疗养院旁边的那条小径散步。小径旁那条绿荫掩映的小溪一路蜿蜒进一个小河湾。大大小小的鸭子在里面游来游去，争抢着孩子们投向水面的面包屑。我们会沿着灌木丛和空旷的田野走上差不多半英里，然后爬上一处小坡，那里有座旧石头教堂和一片苹果林。

这些愉快又悠闲的散步时光让我想起了很多童年的记忆。我10岁左右时，我们住在波士顿以西约10英里的地方，父亲常在傍晚时分带我到家附近散步。如今，那片区域已经彻底成为郊区，但我还在上幼儿园时，那里更像一座乡间度假村。我家街对面有座萧山，有头名叫黛西的奶牛总在那吃草。我7岁时，黛西所在的这片草场被三间砖房瓜分了。到20世纪40年代，附近几条街区的绿化带边纷纷建起看上去造价不菲的仿都铎式房屋。以前，那里都是农场或大型地产。有些仿都铎式房屋气派非凡，相当漂亮，就跟已有百年历史一般。不过，其他街区也有一些现代的迷你豪宅。那些宅邸都建在精心规划过的草坪上，带有明亮的露台和游泳池。它们坐落在那片区域，显得过于庞大而奢华。

父亲有根两侧钉有铜质纪念章的手杖，那是他数年前去瑞士拜访布洛伊勒医生时得到的。我们散步时，他很喜欢拄着它，“啪嗒啪嗒”地走在人行道上。有时，他会停下来，用它指着我们经过的某座房子，告诉我屋主的一些逸事。有一次，他指给我看一个私酒走私犯家庭的房子。他说，20世纪20年代，财政部官员在马布尔黑德附近的海滩“射杀”了这家的某位成员。但从此以后，这家人却名正言顺地拥有了一家酒类进出口公司。说起这些人时，父亲并没有半点贬低之意，而是客观地讲述他们精彩生活里的种种起伏波折。

附近的很多人都会在自己或孩子们遇到麻烦时，前来寻求父亲的专业协助。因此，有些家庭不同寻常的关系，父亲知道的比他能泄露的更多。但或许因为我还小，所以父亲跟我分享的东西，总是比跟同龄人分享的多一些。

在我的记忆中，他会以一种极具小说特性的方式，向我讲述自己对其中某些家庭私生活的观察，仿佛这些人都是托马斯·曼、契诃夫或福楼拜笔下复杂的主人公一般。讲起那些集聚了大量财富、生活却在极短时间内每况愈下的人们时，父亲的描述方式非常丰富，时而扼腕叹息，时而充满悲悯，有时又会温和地嘲讽几句。

父亲在那段职业生涯中的思想状态曾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随后的几年中，母亲曾向我解释过当时的某些背景，她说正在从事的工作和上门求诊的病人让父亲越来越矛盾。慕名前来的病人中，有些还是从其他城市长途跋涉而来。

此类病例中，很多都涉及至少两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或许彼此充满关怀和保护，却也会表现出明显的恶意或残暴行为。与此同时，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家族病理学案例中，也可能存在脑肿瘤之类的神经性疾病。父亲对这类病症的警醒能力与他处理其间紧张关系的专业能力一样出色。无论是处理自己与父母的关系，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他显然都游刃有余。但即便如此，据母亲所说，父亲对自己在这些家庭中要扮演的角色，还是让他越来越不舒服。他觉得，换个时代，这个角色或许应该由专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宫廷医生来承担。

这并不是说他曾经违背自己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责任感，更确切地说，为那些生活在波士顿最贫困的社区、入住波士顿城市医院的穷人和附属麻省总医院的波士顿精神病医院门诊部的病人服务。不过，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己多关注某些病人，并觉得他有义务利用自己的社交技能满足他们复杂的要求。所以，他会觉得，自己这种兼收并蓄的能力反而让他深受其害。我母亲说，这似乎就是让父亲在傍晚坐立不安，并迫使他邀请我一起散步的原因。

直到我更大一些，父亲才开始着手对奥尼尔的治疗。他对奥尼尔的依恋，以及有幸治疗和照顾这位当时最受尊敬的剧作家给他带来的荣耀感，显然大大弥补了卡洛塔带给他的挫败感。不过，她的专横仍让父亲觉得低人一等。他大部分的不适正是源自这种感觉。

对父亲早年的那些不满情绪，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喜欢傍晚带我一起散步，而且散步时，他跟我的交谈也比其他时候坦率些。我们的散步向来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我喜欢那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们会一直走到他不再心神不定为止。

如今，50年已经过去。现在，我们沿着疗养院旁边的小径散步时，他也会时不时地跟我聊天，并常常就引起他注意力的一些小事发表一些轻松的看法。他很喜欢看孩子们喂那些大大小小、呱呱直叫的鸭子。有时，我会带上面包，让他也喂喂它们。他喜欢看它们涌向堤岸，又因为害怕而转身游开的样子。不过，他再也不会用小说式的语言描述这些场景了。此时，他已经丧失了连贯叙事的能力。

但对我们来说，那些时光依旧是快乐的。他会不时拉住我的胳膊，用另一只手指向一朵野玫瑰、一株大向日葵，或一只优雅地掠过我们头顶的鸟儿。他并不容易疲惫，所以我们会沿着河岸一直走到红色的夕阳完全隐没为止。

[1] 1927年，父亲在著名变态心理学专家莫顿·普林斯医生的指导下，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1926—1928年，莫顿·普林斯医生在哈佛大学任教。

[2] 父亲认为，从奥尼尔的家族史来看，这种震颤反应主要是某种神经退化的结果。而且，这种退化似乎具有遗传性。1953年11月28日，应卡洛塔的要求，对奥尼尔做出的尸检和神经病理学评估均未发现任何帕金森病的证据。神经病理学家这样写道：“他不时服用的各种控制帕金森病的常见药物，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

[3] 关于尤金·奥尼尔之死，父亲在1953年11月30日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11月27日，星期五下午4点39分，尤金在其谢尔顿旅馆套房的床上与世长辞……那天早上，我已经预测他撑不过日落，事实果然如此。”父亲还写道，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支气管肺炎。奥尼尔的葬礼于1953年12月1日在波士顿的森林山公墓举行。

[4] 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剧作。——译者注

[5] 父亲说，他于1924年上过怀特黑德教授的哲学课。此外，他还说自己有时会跟其他学生一起，在周日下午登门拜访教授。不过，这一点我无法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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