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白】“活受”也是句土话，不是东北的，听家里老人常说，似乎是华北的吧，从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到饿死人的饥荒，无悲无喜的疲劳，皆可以形容。就态度论，和后面的“弃绝”正好相反。堪忍还是不堪忍，是个问题，高超的答案是“忍过事堪喜”，其乃有济则未必，只是这样一味地耐受下来：
他家里成分不好，不好且穷。自幼欢愉很少，离开大城市到兵团插队时也没什么哀怨。到了这里拼命表现，牛马一样下地耕种，希望争取个好态度。大风雨里，平原像漆黑海，一道闪电从天上下来，钻进了男宿舍通铺，他一辈子都记得，那个火球蜿蜒着击毙了十几个人，他说，对幸存的奇迹没有马丁·路德式的幡然觉醒，念头只是“看来明天还得下地”。
在下乡的地方待了二十六年，老婆常埋怨他的口音为什么还那么侉，真改不了么？他终于得以把一切关系接续办妥，回到了城市，特意照了照镜子，胡同少年不知哪儿去了，剩下个谢顶的中年人。每次骑车路过大广场，都直着脖子。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该想什么。
女知青为回城失身的事儿不是秘闻，她坚称没见过：她能早早回北京是由于人日夜跟在工作组干部后面反映，把他们磨烦了。她生得修长秀美，有两个乖巧的酒窝，回来即被人民大会堂选中当了服务员，又嫁给了首长保健医。后来全家进了大医院，连痴呆的儿子也安排了，如今倒腾专家号为业，京郊有别墅。青春留下的皮囊没法看了，也用不着了，谦虚地打哈哈：想办法活着呗。
曾经不可一世的纺织厂在那次大爆炸后逐渐转入衰微。那气浪顶开了车间四十公分厚的水泥墙，震碎了几公里内的所有玻璃，焚化了年轻纺织女工的手指、肌肤、乳房、面孔。工厂拨出来两栋宿舍楼，安置这些再也嫁不出去的姑娘。越入深夜，越有尖利的哭声，有人管那里叫“鬼楼”。她们尽量少外出，拿越来越薄的生活补助买化妆品，在麻将桌上输来输去。最年轻的如今刚过中年。
他家在火车站边上，小时候习惯从车底下爬过去抄近路。终于有一回，刚爬进去车就动了。起初很慢，要是动作快还能出去，胆怯迟疑间，越来越快，直到绝对没机会了。能不能活有一半概率：看后面有没有车头，车头前面有个铲子，如果有推的，就完了。他从铁轨里站起来时，预感到这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再有。
他小时候，每星期都有列火车在他们那儿停几分钟。起初，他们只敢望着车窗里，有的孩子比他年纪还小，还是女孩，就坐过火车了。胆子大一点儿时，从家里偷一块钱，可以从火车上的售货员那里买一包花生、几颗糖。如果胆子再大一点儿，他想，也许就可以直接溜上车去，去车厢上写的那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小时候# 我小时候住的大院是块“英雄地”。严打时割一茬韭菜，警车“呜啊呜啊”地抓走许多少男少女，两三年间又起来一茬。兔子不吃窝边草，对我们这些孩子挺和善，让我们看守他们骑来的没有锁的自行车，在外面遇到剪径的小流氓，可以报他们的名号。一年夏天刚过，消失了几位“英雄”。事迹很传奇，据说是半夜翻墙偷高考卷子。后来知道那不可能，但我们愿意这么传说。
（续）没被小流氓劫过钱的童年不完整。资深的经验之谈是，要平静地接受倒霉，不要引起他们对不断欺辱你的兴趣，至今仍适用为草民守则。印象深刻的一回，小学三年级，先被摸走了五块钱，没走多远，又被另一个更高一点儿的叫回去，问我，“他到底拿了你多少”，答曰五块，他盯着前者，一字一顿地说：“老二，你挺他妈的黑啊。”
（再）我小学有位女同学，很小就精通世故。小学时就有过向新班长行贿二十元的豪举，连老师都吓了一跳。她说每天睡觉前都会默想今天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哪些合适了，哪些不合适。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效法圣贤，只觉得毛骨悚然。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又）我赶上过“举大板”，按照口令变换画满图案的大纸牌子，几百上千的十一岁孩子在夏日午后连续举两个多钟头，向区领导展示精神面貌，日头越毒越是考验。下雨不行，该把纸糊的大板浇坏了。老师象征性地问谁不想参加时，我孤零零地站起来说我不行我坐不住，她看我的眼神就像我是块被她踩了一脚的狗屎。
【前腔】我小学课本上的英雄人物，胸中自有寒暑表，“秋风扫落叶”，多有气派。日常生活里，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掉队，最羞耻的事情莫过于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
（五）在女老师那里，基本上放弃自尊可以讨生活。升到初中以后，我的人渣班主任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遂和两个体育老师搞联营，课间选送不服管教皮糙肉厚的男学生去他们那儿挨打，上课铃响过，男孩带着屈辱的神色和红肿的脖子慢慢踱回来。班主任安慰他：“我要叫我儿子动手，能打残你。”那两个男老师并不教课，业余去车棚偷学生的山地车，我撞见过两回。
（六）初中的时候每年去一次聋哑学校。看聋哑学生按照手势跳舞，他们好像为了参观做了充分的准备，动作熟练、长得漂亮的排在前面，穿着新运动服，脸上红扑扑的，想笑又不好意思。我们没精打采地看着，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班主任回去以后总结说：没托生个瞎子聋子，你们得知足。
（七）学校镇守一方的名师，比我们班主任高明得多：职称高，极聪明，全市中考命题人，课业抓得紧，不打人，因为不需要，最顽劣的学生，经她训斥，也会从梗着脖子到羞愤掉泪。坐在办公室里即对班上了如指掌，要算命乖，是做大官的材料。还有就是追求班级成绩的手段严苛，落后或笨的，会初三前挤对转学或当兵。待到她因眼疾病休，毕业生里，有去探望的，有说老天有眼的。
（八）她的家长会，第一排坐心腹的学生干部，家长从第二排开始，按期末成绩就座。会议程序是从最后一个角落的家长训起，需要举例，就示意前排某个学生干部，那小姑娘便伶牙俐齿把该犯的卑劣行状复述一遍，依次类推。其他家长逃回来以后，通常是一脸虚汗二目无光，如同目睹车祸或重看批斗游街。至今思之，受她害最深的，还属坐第一排的那几个。
（九）我中学同桌给我讲：她的小学老师对学生特别狠，是个男的。二年级，他逼着班上一个忘带作业的女生回家去取，那个女生家很远，又没有钥匙，就用教鞭啪啪地敲着讲台，“要不就叫你家长来，听见没有，要不就叫你家长来”！那个女生在试图从走廊的窗子爬进自己家阳台时，从六楼摔下去死了。“那老师一直教到我们毕业，现在还在那学校带班呢。”
（十）我高中待在一所原本不配我待的重点中学，在那里，我考过全班倒数第三名。倒数第二的女生初中时候是个优等生，每到期末考试都很沉郁，文理分科以后，在课堂上疯掉了，成了班上课余的放松话题。倒数第一的小胖子，在高二那年带着点儿歉意地告诉我他要参军去了。
（十一）关于那个女生的传闻：“上午第一堂课，她一把抱着我，大声说‘啊呀你看啊，月亮多圆啊’，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我一个男的都挣不开。然后她就从窗户跳出去了，我们班在一楼可也够高的了，全班轰的一声都跑到窗前，看她在操场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她治了半年，插班到下一级，胖了一圈，好像不记得以前的事了。上了一个月，又趴在她同桌肩膀上说‘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圆多亮啊’……”
（十二）高中在市法院后身，常阖年级被组织去当公审大会的观众。多是国庆前集中行动中的“不足以平民愤”，法官逐个分发给各色嫌疑人从死刑立即执行到有期徒刑。散场的时候，上着脚镣的犯人被左右两名法警夹着，当着我们的面被押上大客车，班主任说是直接去往刑场，多年后知道其实不是。我们回去接着做剩下的卷子。依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家长们盛行让孩子去报名“读经班”，说国学可好呢，自己耽误了，不能再误下一代。公交车上，听女人得意地令学龄前的女孩儿背“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朗朗童音并悲从中来，想到千年的精致酷刑。始作俑者是台湾人，又得到“新儒家”襄助：不必上学校，用十三年背下来三十万字，即为国之股肱。我也要寻出最野、最野、最野的脏话，来诅咒这些……
本地某学龄前国学班，起初免费，每周六日黎明即起开讲，不许请假，孩子有病就父母来，爷爷奶奶不行，连上半年后才有资格报名付费课，家长们都不敢怠慢。国学概念草创于民族危亡，本该过时，要解释，也就是一国之学术而已。那么，金皮彩挂做贼挖窟窿之流亚，倒也确系谙熟人心的精深国学。
最好的小学仍是公立，靠学区房占的不匀称公共资源，要以多少凭心的额外支出平滑。这所小学有很多恐怖传闻：五十多岁的班主任就喜欢穿“貂儿”，每个礼拜都换。四家合伙送车。假期请出国玩。还是七八年前的行市，现在不知什么幺蛾子了。都说是真的，都说自己或亲戚即受害者。“朝你要了么？”“还等要？等她给你家孩子上冷暴力、调到最后一桌？打基础多么重要，起跑线啊这可是。”
考重点初中叫“择校”，入学即考试定座次，择不上还有“自费”杠，十五万，经历过的家长们说得更详细清楚。班主任训话：别以为进来就能考上省重点了，每年临初四成绩下滑的、离家出走的、抑郁的，多了去了，坚不坚强、是不是这块料，看你们自己。然后公布细致严苛的规矩，学生间有连坐举报制度。高高中了的毕业生，夏秋季节在校外有光荣榜，照片上都是穿校服戴眼镜的呆滞神情。
后来，以对口小学学籍为壁垒的公办重点中学逐渐没落了，私立校特起。出于对爱和社会的理解，许多人拿孩子当支粉笔在课桌上日夜来回地消磨。她家孩子聪明听话，磨进去了。她又令他考班级前二十名，前二十名稳进省重点高中。初二上学期得了抑郁症。医生的处方是吃药，不许再骂，别补课了，放他玩玩儿吧。闹心，但比起初三跳楼的那个，还算能接受。
讲苦读励志的事情，个个惊心动魄。初四查出心脏病，家长和老师经过商量，决定让他每逢胸口难受或胳膊发麻时，在教室后面几把凳子上躺一会儿。
深夜，站在台阶上的家长们等补习班散场，探问彼此补课花费，最多的一年十余万，私教一对一，俩小时一千二。边啐边骂，然后问教得咋样，见效与否，好不好约到。又问孩子都几点睡，平均每天六个小时，个子长得慢了。叹息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是不是要完。又觉得不管那些，还得抓紧，已经落后了。像有坚定的预期，又像深陷迷茫。
她不愿记自己的年纪。晚上九点半，热好饭，从租来的房子出来，去接比自己还高大的女儿。周末，回城市另一头的家里，假装不知道丈夫和那女人的事儿，等高考完再说，也许那时候这俩人就分了，那就当没这事儿吧。还差几分钟下晚自习，掏出手机，同学群里发了张旧照片，是那时候的她，捧着本杜拉斯的小说，心想谁这么讨厌，发这个干嘛。
她从小被父母过继给伯父，四十岁那年，她通过诉讼从亲兄弟那里得到了来自生身父母的一部分遗产。她用这笔钱买了架昂贵的三角钢琴，她不会弹琴，也不打算去学，丈夫和孩子都嫌它碍事，认为她早就过了如此任性的年纪。她只是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一架钢琴。
她不知道她妈为什么对钢琴着魔，也许正是因为她家那个地方离车尔尼、克拉莫、肖邦太远了，要坐半天一夜的火车，才能到有教师的城市，上一节两小时的课，再坐一夜半天的火车。火车上的人都记得这对满脸不幸的母女。她俩在相互指责和憎恨、痛哭着和解里往返了九年。考过那个什么用处都没派上的破级以后，终于可以不摸琴键了。
那时送孩子学体育，图省家里一口粮食，进了体工队呢，按月还发补贴。回去抱怨太苦不想去时，家里还拿这话劝她。抱着老队员传下来的冰鞋去海拉尔训练，那里的湖已经冻硬了。也不让多吃，重一斤罚跑十圈。腿抬不到脑后，教练拿烟头烫。恶狠狠地用半年磨一个动作，脚脖子每天都像要在下一跳断掉。三十年后，见冰场上追逐着压圈滑行的幼童，大惑不解：你们送孩子学这干啥？
（续）现在这是昂贵的运动，一年学费装备少说五六万，考上一定级前完全自理。这东北偏远地方，在滑冰界是重镇，花费相对便宜。家长陪着孩子从南方、从大都市过来，要赌滑出个名堂。有个家长面相憔悴，说“可不是我愿意，孩子三岁见了电视里的花滑就咿咿呀呀地爱，一天压三个小时软功都不喊苦，我是为了成全她，豁出来家四五年不要了”。那孩子在地上是摇摇摆摆的小企鹅，跳跃旋转时像个苍老的士兵。
（再）训练馆里空旷沉闷的“嘭”“嘭”响，是儿童躯体撞在硬垫子上的声音，教练员低声夸赞，更多是叱骂。家长抱着衣服和饭盒水瓶盯着，训练完得去针灸按摩。具体规划是有个证书去当教练，比考大学强；远大的想做体育明星，能和某某一样。这里执行军事道德，不讨论理由，思想上，是墙上贴的那几句“为国争光”之类口号。可他们听不懂，最大的几个才十一二岁。
失去母亲时，他还只是个孩子，只懂得愤怒这一种表达悲伤的方法。如今，他和爸新娶的女人彼此很客气，像是点头之交的邻居。怀念就是在生活里挖出不愿弥合的窟窿，关于母亲的切肤记忆，只有她蒸包子的味道，他只好以永远不吃包子这么种荒唐方式来记住母亲。
不知道他是弃婴还是孤儿。从记事起就在火车站一带游荡，名字是被个过客随口取的，站前一带的人都知道他，进拘留所那回是他头一次离开站前地带。在里面，他向人献殷勤，就说“请你去站前那个小浴池洗澡，搓背，还有娘们，可好了”。威胁人，就说“等我出去，找站前最厉害的大哥收拾得你爬着走”。有的听了一笑，有的不耐烦，一巴掌把他打回栅栏门边儿、冲着风口的角落里。
远近都知道这个女孩子：眼睛看不见的爸前几年死了，妈是精神病，喜欢把自己的粪便和她做的晚饭一起抹在墙上。女孩子在妈疯得不那么厉害的时候，就爬到吊铺上去写作业。她每个月去社区领一次救济金，最大的进项是记者采访以后收到的捐款，活着是她必须忍受的事物之一，她学会了如何用专业态度向外界演示不幸。
我姥爷少年时和村中伙伴凫水到河中沙滩上去玩，看那水像条怪蛇似的猛涨起来，在别人退却时，他以一生都没有改变的勇敢和冷血跳进水里，向来的方向扑腾而去。他回忆这件事时说：去了三个，回来了一个，多赚了六七十年。
小时候家家孩子多，随便带到哪儿，就顺手扔进当地的孩子堆儿。孩子也不金贵，搞不好就受伤致残。那年夏天，大院里来了个只有一只手的孩子，孩子是残忍的，还没有生出同情的礼仪，直接问他，他说从记事时就是一只手，大家要看看，发现袖口是缝死的。平时神气活现地揣在口袋里，只有打人时才伸出来，很疼，像只擀面杖，从此没人敢惹他。
林场通常四家一趟房，我们家那趟房把边儿的姓褚，他们家最小的孩子叫三五。大人上班把孩子锁在家里，临走时煮了一锅大粥焖着。三五饿了爬上锅台，结果掉下去。大粥又热又黏，三五姐姐把他拖上来又掉下去……那年三五大概三岁，大人说他下半身快被烫熟了。后来他们家搬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三五。（抄录自@第二编辑部）
“小时候住农村，爷爷奶奶先搬进城里，爸妈在城里上班，没人管我。白天我上学校，放学就去邻居家玩儿。晚上看人放桌子要吃饭，我就很有眼力见儿偷偷走了，因为我妈规定不准在别人家吃饭。我没地方去，就蹲在村头路边等我妈下班。等着等着下了暴雨，我还一直傻了吧唧在那儿等。后来邻居出来找我，我说我不走，我要在这儿等我妈，邻居硬是把我拽回去了。”（抄录自@氓姐）
他上的是工厂整托，礼拜一早上送去，可以到周六才接。上中班的时候，他有一天着魔了似的满地打滚，非闹着要回家看看，幼儿园阿姨只好下班顺路把他带回家属区。他推开门，看见爹妈坐在炕上一边儿看电视一边儿嗑瓜子，正为了什么事儿嘻嘻地笑着。他说，那天下午他学会了两件事，想念别人和恨别人。
#恰同学# 那个男生是大一时转来的。和班长是老乡。后来听说，就是追着班长来的，他们在家乡，一个很小的林场，就是对象。不知用什么法子办的转学。但这里的男生比林场那头多，此时她早已和别人在外租房住了。他就按惯例醉了一场。然后以同样的狂热去追另一个女生，据说是班长帮他物色的，又醉过数场。他如今是个小官儿，早结婚了，聚会时自诩包养了个女大学生。
（续）入学不到一个学期，班上长得最精神的男生就开始追一个又矮又丑又胖又暴躁的女生。女生犹豫地找到同为本市人的支书说：“我也知道他就是看上我爸有钱了。”两个人的恋爱充满抱怨和乖戾，同寝室的人说，他前一天打球崴脚，那女的非逼他跟着去逛街，回来时脚肿成了个球，也不敢说不去。我那时还不懂得人世艰辛。
（再）我现在也没弄清校园后头一条街全是小歌屋、小足浴房的道理何在，没听说有多少学生去逛，这学校的学生大多不是那种家境。那时候夜里翻后墙出去，是奔八块钱一宿的网吧上网，或者挤在小饭店里看世界杯。路过时，小洗头城才刚开门。半夜两三点钟回来，也没见生意怎么好过，几个穿着短裙的女孩儿在人行道上打羽毛球，既不看我们，我们也不看她们。
（又）学校旁边的医院倒常去，是家企业附属的破落医院，仅供解心疑，治不了什么病。二十来岁的人，也没有病，都是喝大了来点盐水和速尿的。到了年节底下全班聚餐，后半段就有各种题目，大概都是为了搞对象之类的，劣质白酒，二两半的杯，念叨着几句“你要照顾好她”、“我会照顾好她”之类的蠢话，浮以大白，陆续不省人事。年轻，醒得也快，如爱情散得也快，别的没记住，就记得这医院。
“体育学院，不是出专业运动员的学院，学生都比正常人愣，三九天，三十多度，光屁股捂着件军大衣去浴池洗澡。到了夏天，更了不得，周围全是小烧烤，还不到十二点就全喝高了。一个礼拜打一回群架，俩月闹一回袭警，那点儿身体素质都干这个了。他们是不怕警察，警察有点儿怵他们。这帮小崽子，不清楚一个祸闯一宿和闯一辈子的区别，不清楚拳头和刀的区别。”
去往南方的卧铺车厢过道，衣着入时的姑娘和男友严丝合缝地粘在一起，把话吐在彼此的嘴里。车启动前，手指隔着玻璃互相摩挲。姑娘抹干眼泪，收拾好铺位，掏出手机打了几个电话，想了想，拨了个号：妈，我上车了，今天走，不用，烦不烦？挂了。
他第一场爱情始于十八岁那年，和一个认识了半个月、大自己十一岁的女人私奔，在离家几里外租房子住，他在那个女人身上了解了女人的一切。从迫不及待地想死在一起到怀疑厌倦，到彼此恶心，他的第一场爱情结束于十九岁那年。再遇到那个女人时他仍年轻，她已经变成了真正的老妪，慈祥地冲他笑了笑，没说任何使人难堪的话。
产科大夫常感慨，一是能顺产的非要剖腹，二是不拿打胎当事儿。有对大学生，都十八九、二十的年纪，三个月不来，四个月早早的，回回都是女孩儿哇哇哭，男孩儿低着头抠墙皮。“你说，大学里都教的是什么啊？”
“可能因为我们中学都是艺体特长生，不拿这些事儿当事？熄灯以后，各个寝室里，男生女生出溜出溜地乱钻。半夜起来上厕所，见到一地血，不知道是谁流产了，吓得心难受了好几天。反正年轻身体好，都能挺过来。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早就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也不是懂，就是不在乎了。”
上次表妹到城里来，说是找她玩，却几天都不知去向。这次说是来看病，天天跑医院。问什么病啊这是？性病，和家里不敢说，偷着吃头孢，疼到挺不住了，骗了一千块钱来看大夫。又怕又气：和谁啊？挠挠头：和谁那就说不清楚了。就那次到城里来吧，从手机上摇出来一帮男的，不定是谁，也找不着了。她连初中都没念过。表妹走后，把她用过的铺盖都扔了，用消毒水里外地擦。
江北野地里好几个师资比高中都不如的学院，每家收罗千把学生。有些女生，钱不够花了，就半学期仨月地找男人，手机上现摇，高科技。这附近，没什么有钱男人，又不知道价钱，所得不过每礼拜带出去吃两顿便宜饭，一点儿零花钱，给添件换季衣服。叫男人家里捉住打出来，才回寝室睡觉。到打胎时，算不出该朝谁要钱，也给不了三头五百，她们不想知道这叫什么，叫出来又怎么样呢？
我刚毕业时曾经给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当过几天助理，见过一些长相漂亮能歌善舞的幼儿园老师：她们穿一年工资也未必买得起的貂皮大衣；比孩子还爱吃零食，懒到不洗脸直接化妆；热衷交往小流氓和黑社会，和体面的男性家长约会，和男老师去酒店开房；幸运的是，多数姑娘会及时地把自己嫁出去，过得也还不错。（抄录自@第二编辑部）
出租车司机说：刚下车的那女孩儿没给钱，她站江北路边儿打车，说“大叔我出来见网友，吵了一架，就带了来时的车钱，回不去了，你行行好把我拉过江就行”。我说“下这么大雪，直接送你到家吧，下次别这样了”……叹了口气，接着说：这要是我那个姑娘，我就给她个大嘴巴子。
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十几年来三次被持刀、持不知真伪的枪的人抢劫过，三次都受了些屈辱和损失，他并没有什么勇敢的表现，或许真的都发生在他身上。那么，他依然在开夜班出租车这件事，多么让人难过。
她是第六年去考公务员，家里嘴上支持，心里也倦怠了，“不行找点别的干吧”的话说不出，孩子要强，是正经事儿。和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同，她的心思都压在上面，到街道办应聘给委主任做一个月九百块钱的助手，磨炼机关事务能力。说同来的一个女孩儿考上了，“人立刻就不一样了”。如何不一样了？“就是不一样了。”
专办宴席的酒店大厅里弄了个柱形玻璃鱼缸，穿成美人鱼的潜水员背上氧气瓶进去和鱼一起上下往复地游。她想这个活儿，有一点儿……有一点儿什么呢？见美人鱼冲她挥手，细看，是自己十年前教过的班上的学生，因为游泳训练，只上半天课。隔着圆柱形玻璃，能看出外面是谁么？犹豫她是不是真认出了自己。美人鱼又使劲冲她挥了挥手。
当初，同寝两个姑娘结伴来北京，一起租房子，去一家公司应聘，三个月后成了上下级，工资差了一倍多。都找到了男友，夜里睡不着，隔着墙，小声用完全不同的版本抱怨同一件事，由暗而明，挑了个周六晚上吵起来，两个男人尴尬地在旁看着。下级的那个逐渐落下风，伤心起来：“你不应该来北京，你为什么也要来北京？”另一个嗤笑：“不该来的，难道不是你么？”
站在长安街上打车，这时1路车开过来，有人紧跑着追上去，我也跟着跑过去。忽然想起有个人说：不要追公共汽车，我们坐公共汽车已经很惨了，你还要追它……时间已经过去很久，那人的面目已经渐渐模糊，却仍然记得这句话。那时我还年轻，总是会把这种抒情解读为体贴，把同病相怜误以为是相依为命。（抄录自@第二编辑部）
她就是北京生人，工作还不错，可真就没有北京的房子，家里老人也没房。不过也不算什么怪事。午休时刷房产交易信息，像看病危通知单：“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我不会有房子了。”已经在还贷的就安慰她：“我像你这么大时不也没买么，再干几年，凑凑就够了。”“不会的，这么涨下去，我永远都买不起。”虽然隔一段就这么闹一回，但提起她，都叹口气：她该怎么办啊？
金融系的同学聚会上，人到了三十几岁，前怕狼后怕虎，多多少少都有点儿抑郁。辞职、躲在家里不敢见人、和十八岁的姑娘私奔、指着假日和天黑活着，不一而足。有一个在北京的说切实的抑郁细节：家离公司二十公里，在一路拥挤堵塞之际，总要抑制不住地去反复想不愿想的事。从床上、从办公室走向车门的时候，每天两次，想死。
昨天在沃尔玛，一个穿拖鞋的民工模样男子，拎着几根蔫了吧唧的芹菜，站在面食柜台徘徊了一分钟，问：就剩这么几个包子了你们怎么还不降价？售货员白了他一眼。半小时后在收银台又碰见了他，只拎着芹菜，没有包子。（抄录自@爽…）
很多年前，在台球介于时髦运动和流氓行为之间时，我在台球厅看到一个左胳膊没有前半截的汉子，穿着浅颜色的西服上衣，他用剩下的那一点肘关节架杆，球打得很准，神情自得，奇迹般能边打球边抽烟。我们这些孩子都希望关于那半截胳膊也有个同样潇洒血腥的故事。
拆迁来得像场冰雹。他家搬得最快，为此还获得了一小笔奖金，被夸奖作“识时务”。昔日的邻居视他为叛徒。一百步和五十步，几周后，那片废墟只留下几栋孤零零的贴满恐吓标语、孤岛一样的房屋。在他家原来的位置，还有半截卧室的墙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上面有他们过去生活中最私密的痕迹。墙头上，他终于找到了走失的猫。
亲戚们都有点儿惋惜这对儿夫妇，四十出头日子就没什么盼望了。俩人招工接班进的“全民”，然后分流，这么多年，也不懒，但事事不如意，摊上患病拖累的父母和硬得下心的兄弟，总之，就那样呗。每到过年，穿着从娘家借的貂皮大衣去亲戚家拜年，总要重新发现，原来俩人长得还都年轻漂亮。总要重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