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试着不特别需要任何人。
“我的全部希望都在我自身[72]。”这是人人靠自己都能作到的事，而天生不为正常或迫切需要发愁的人更易作到。从属于人是非常可怜而又危险的事。我们自己并不能肯定投靠谁最准确最可靠。除了我自己我没有别的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拥有”本身一部分是不完善的，外来的。我培养自己提高勇气——这是最强有力的——，提高应付偶然事件的能力，以便在别方面一切都抛弃我时，我还有东西使自己满意。
埃雷安·希庇亚斯[73]为了在缪斯怀抱里必要时能愉快离开一切别的伴侣，便以科学知识充实自己；他还以哲学知识充实自己，以便在命运要求他时能有力摒弃外来的舒适；不仅如此，他还十分留心学习烹调和料理自己的胡须、长袍、皮鞋、戒指，求得尽可能自立更生以避免外界帮助。
人不为需要所迫而享受外来好处，且在毅力和财力上都有气魄有办法弃绝此种享受时，人的享受会更无拘无束，更愉快。
我很了解我自己。如果是必要性把我搅进别人的慷慨和殷勤里，我很难想象有谁的纯正的慷慨和真诚无偿的殷勤于我会不显得粗俗而专横，会不带非难人的色彩。赠送在本质上包含野心和特权，因此，接受在本质上包含顺从。巴雅斋对特米尔送给他的礼品骂骂咧咧吵吵嚷嚷加以拒绝就是明证[74]。有人替索里曼皇帝送卡里库皇帝一些礼物，礼物使后者气恼之极，他不仅粗暴拒绝，并且宣称无论他还是他的前任都没有接受的习惯，他们的任务是给予，而且还命人把送礼的使者关进地牢[75]。
亚里士多德说[76]，当岱蒂丝[77]讨好朱庇特时，当拉栖第梦人[78]讨好雅典人时，讨好者并不提醒对方说曾为他们作过好事（记住那些好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他们只提起曾接受过对方的好处。我发现有些人随便使唤每一个人，从而受到欠情的约束，如果他们像聪明人一般权衡欠情的分量，他们恐怕不会如此行事。欠的情也许有还清之时，但欠情本身是消除不了的。对在各种意义上都酷爱行动自由的人来说，欠情乃是残酷的绞刑。我的熟人，无论比我地位高或低，都明白他们从未见过我把事情推给别人。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能超过当代所有的典范，这并非是了不起的奇迹，因为我性格中有许多因素有助于此：少许的傲气、急不可耐的拒绝倾向、自己欲望和意图的可缩小性、处理各种事务的不机敏、以及我特别喜爱的素质，即悠然自得和无拘无束。由此，我憎恨干一切为别人、依靠别人，而不为自己、依靠自己的做法。凡事无论轻重缓急，我在利用别人的好处之前已先急急忙忙利用一切可能性让自己不去利用别人的好处。
当我的朋友们恳求我索取三分之一时，这使我格外心烦。我认为利用欠我情的人从而解除他的束缚，这与为别人而去向不欠我情的人束缚自己所付出的代价相差无几。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他们别要求我作谈判之类的牵肠挂肚的事（因为我已宣布拒绝为致命的战争操心），排除以上两种情况，我很容易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然而我逃避接受仍多于设法给予；因此，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样做轻松得多[79]。我的命运不容许我为别人作好事，命运允许我作些许好事，却又安排得不是地方。倘若命运让我生来就为出人头地，我本该雄心勃勃让人爱我而不怕我或欣赏我。是否该说得更放肆？我本该既重视讨人喜欢也重视利用人。居鲁士通过一位优秀统帅兼更杰出的哲学家之口认为，他的仁慈和善行远远超过他的英勇和武力征服，他说得很明智[80]。大西庇奥在他愿意别人夸耀自己的地方必强调自己的宽厚和仁慈，他并不重视自己的勇敢和所获的胜利，他嘴上老挂着这句引以自豪的话：他使敌人和朋友一样爱他[81]。
因此我想说，如果必须欠点什么，就应以比上述名义更合法的名义欠，因为道我以上述名义欠债的是这场可悲战争的法则；而且不能欠大债，不能欠我豁出全部自我本色欠下的那种债：那种债使我不堪重负。我在家里睡觉时曾上千次想象有人可能背叛我，可能会在那个夜里击毙我，我同命运谈判达成协议，即使死也要死得既无恐惧也不受折磨。我在主祷经之后曾大呼：
犯渎圣罪的士兵将拥有这精耕的田地[82]！
——维吉尔
有什么补救办法?那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大多数祖先出生的地方；他们为那些土地付出了爱，还用了它们的名称作姓氏[83]。习惯使人顽强。处在我们那里的恶劣条件之下，“习惯”是大自然对我们十分有利的馈赠，习惯能麻痹我们对多种艰辛的痛苦感觉。内战比其他的战争造成更难忍受的痛苦，内战使我们人人攀上自己家园的哨楼。
靠门和墙保护生命该多么悲哀，
靠家庭力量勉强安宁多么悲哀[84]。
——奥维德
受折磨竟波及家居的安宁，这太过分了。我经常居住的地方在战乱激烈时首当其冲，也是最晚免除战祸的地方，在这里和平从未显露过全貌，
即使和平降临，
也因恐惧战争而战战兢兢[85]。
——奥维德
每次命运之神进攻和平，
战争便经过此地……
命运之神，
你该在东方赐给我们定居之地，
在冰冻的北极给我们活动屋宇[86]。
——卢卡努斯
有时我从战乱中获得办法使我在反抗战争因素中变得坚强，同时又从中找到疏懒和松懈的借口；疏懒和松懈有时同样能引向决心。我往往带着几分快乐想象致命的危险，并等待这些危险到来。我呆头呆脑冒冒失失一头栽进死亡，既不端详它，也不辨认它，有如栽进一个静静的黑暗的深渊，深渊突然吞没了我，刹那间用沉沉的睡眠将我制服，那是乏味而麻木的睡眠。在短而猛的死亡里，我预见的后果倒比昏睡效应更使我得到安慰。有人说，长寿既非最好事，快速死亡便佳而又佳。我既与死亡亲密无间，我离死便不远了。我卷进了这场风暴并藏身其间，风暴定会使我目眩，会以急遽的无感觉冲击狂暴地将我夺走。
有些花匠说，玫瑰和堇菜在蒜和葱旁边生长香味更浓，因为葱蒜吮吸了上里的臭味。果真如此，紧邻我的道德沦丧之辈便该吮吸了我周围气氛里所有的毒物，使我变得更善更纯，使我不至失去一切。没有这回事！不过由此也可得出点什么：善成为稀有之物时会更美更迷人，冲突和分歧本身却会桎梏善行，并通过对立面之间的妒忌和角逐光荣诱使行善之人变得狂躁。
窃贼不特别怨恨我是出于他们自愿。我不是也不特别恨他们吗？否则我也许必须恨太多的人。像这样的意识在各种不同的偶然情况下都存在，同样的残酷，同样的不正直和小偷小摸在法律的庇护下越卑怯、越无危险，越隐蔽、就越坏。比之公开的、锋芒毕露的侮辱，我更痛恨阴险的、不露锋芒的侮辱。高烧突然发生在它还未能肆虐的身体上：身体有了火，火苗才会升起来；越议论纷纷，损害越小。
我往往这样回答问我为什么爱旅行的人：我很清楚我在逃避什么，但不明白我在寻找什么。如果有人说外国人也有健康不佳者，外国的世风并不比我们的好，我便回答说，首先，
犯罪的形式如此众多[87]！
——维吉尔
那就很难犯罪；其次，变糟糕情况为不确定情况，这毕竟是收获，而且别人的疾患不像自己的疾患一般让我们揪心。
我对法国反感之深从不像我对巴黎好感之深，我从不想忘记这点；在我幼年，巴黎已赢得了我的心。一想到巴黎便犹如想到什么杰出事物；此后我看见的美丽城市越多，巴黎的美便越得到我的喜爱。我爱巴黎本身，而且爱巴黎本身胜过爱披上外来的豪华盛装的巴黎。我对巴黎柔情似海，连它的缺陷和瑕疵也使我倾倒。我之所以是法国人，凭借的就是这个伟大城市；它的人民伟大，地理位置优越性大，起居设备的多样性和变化更是大得无与伦比；它是法国的光荣，是这个世界最典雅高贵的装饰之一。愿上帝把我们的分裂赶出巴黎，赶得远远的！只要巴黎完整，团结，我认为它就会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外来暴力的侵扰。我提醒它，各党派中最坏的党派是使它纠纷迭起的党派。我为巴黎担惊受怕的是巴黎本身。当然，我为它担惊受怕同为这个国家其他部分担惊受怕的程度相同。只要巴黎坚持存在下去，我就少不了退隐之处，以度过垂死时刻，这个退隐之地足以使我不留恋别的任何避难之处。
我认为所有的人皆是我的同胞，我拥抱波兰人就像我拥抱法国人，我把国籍关系置于世界和普遍关系之后。我抱此种态度并非因为苏格拉底曾谈及此，事实上是我的性情（也许有些过头）使然[88]。我不大留恋我家乡的甜美气氛。我认为我个人新认识的熟人似乎与邻里之间共同的不期而遇的熟人同样可贵。我们个人获得的纯洁友谊通常会超过由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凝成的友谊。人生来本是自由自在，无牵无挂的；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束缚在某些地区；有如波斯的众位国王只饮用克阿斯拜斯河水[89]，却愚蠢地放弃饮用其他河水的权利，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其他河流的水都干涸了。
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认为，判他流放比判他死刑更糟[90]，而我，我将永远不会像他那样丧失勇气，也不会像我过去那样留恋我的家乡。这些卓越人物一生中留给后人的印象相当丰富，我理解他们与其说出于爱不如说出于尊重。还有些卓越人物显得如此高不可攀、如此非同寻常，即使出于尊重我也无法理解他们，因为我根本设想不出他们的形象。苏格拉底的性情于视家为四海的人是很亲切的。的确，苏格拉底不屑于跋涉，他的脚几乎没有迈出过阿提卡的土地。此外，他还吝惜朋友们用以链救他性命的钱[91]，而且拒绝通过别人的斡旋出狱以不违反法律，可是当时法律已经极端腐朽了。对我来说这些都属首类范例。二类范例我也可以从这同一个人物身上找到。许多这类珍贵范例都超越了我行动的能力，但还没有超越我判断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认为旅行似乎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在旅行中心灵可以持续不断地练习注意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正如我常讲到的，除了使众多的别种生活、思想、习俗不断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面前，而且让生活品尝大自然永恒变幻的形态，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培养生活能力的学校。在旅行中身体既不懒散也不会受到折磨，而且适度的激动可以使身体处于良好状态。我可以坚持骑马不下马，尽管我有腹泻病，骑马七、八个小时我都不会感到厌倦，
超越老年的能力和状态[92]。
——维吉尔
除了火辣辣的太阳的燥热，什么季节我都能适应；因为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已使用的阳伞给手臂增加的负担大于给头减轻的负担[93]。波斯人早在奢侈出现的同时已能随心所欲制造凉风和绿荫，我倒想知道那是怎样的技艺，色诺芬尼曾谈及此事[94]。我像母鸭一样喜欢雨和路上的泥泞。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我毫无影响：天空于我永远是相同的。只有我自己造成的内心变化能打垮我，而这种内心变化在旅行中出现较少。
我是很难被人说动的，但在旅行中我却任人摆布。我厌恶小举动，同样厌恶大举动；我不喜欢打点行装出门跑上一天去访问一个邻居，同样不喜欢为一次地道的旅行打点行装。我学会了西班牙式的赶路方法，一气走完行程：每天赶路多，但多得合理；天气十分炎热时就在夜里走路，从日落到日出。另外那种上路方式却很不舒服：乱纷纷，急匆匆，为中途用餐而赶路，尤其在夜长昼短的季节。照我的办法我的马更管用，马从未误过我的事，它善于和我一道完成头一天的路程。我走到哪里都要饮马，只要见马拍打饮水就知道它们走得够累了。我懒于起床倒给跟班们提供了启程前痛快用餐的闲暇[95]。我自己吃饭从不太晚；我总越吃越有胃口，别的吃法都不行：我向来是坐上桌才饿。
有人抱怨我，说我结了婚而且年事已高还乐意继续作此种锻炼。他们错了。在家庭已整治得没有我们照样能生活下去，在它已井井有条，绝不会背离原有状态时，这正是离开家庭的最佳时刻。不过，如在离家时给家里留下的是不够忠实的看家人，而家庭又不大精心供应你之所需，那就太欠谨慎了。
妻子最有用的知识和最光荣的工作是善于料理家务。我见过一个女人，她很吝啬却并不善于家政。管家应是妻子的主要长处，是必须优先寻求的长处，因为亡夫留下的遗产既可能拯救家庭也可能使家庭破产。但愿大家别再对我谈及此事：因为根据我的亲身体验，我要求已婚妇女具备的压倒一切的美德是理家。我指的是本义上的理家，即趁我不在家之际让她掌握家务的管理大权。使我失望的是，我发现有不少家庭，先生在中午前后回家时，看见家里的事还乱七八糟，夫人正在盥洗间忙着梳妆打扮，他因此露出一脸不快，还显得有些可怜。王后才该这么干，不是这样吗！妻子的无所事事全靠我们的汗水和劳作维持，这既滑稽也不公平。我可以把使用我财产的事务交给一个比我会结算债务，比我更令人放心的人，不，不会有这样的事。丈夫提供物质内容，按常情就应要求妻子提供形式。
至于丈夫在感情方面的义务，有人认为丈夫离家有损于这些义务，我不这么看。相反，夫妻的融洽关系自然而然冷淡下去正是由过多厮守在一起引起的，殷勤使人不快。一切陌生女人于我们似乎都是老实女人。人人凭经验都懂得，持续的见面只有在你感觉是若即若离时才能体现出快乐。相处间断使我对家人产生一种全新的爱，使我重新体验家庭习惯的感觉更为温馨。世事的变迁诱我偏向这个党派，之后又偏向那个党派。我明白，友情的双臂之长足可以从天涯海角互相支撑并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这样的友情：不断的彼此效力使友谊的义务和记忆恢复活力。斯多葛主义者说得好，圣贤之间的联系如此之密切，谁在法国用晚餐也同时让他在埃及的朋友用了晚餐；谁一伸指头，无论伸向哪里，所有可居住之地的圣人都会感到有人相助[96]。享有和占有主要是精神活动[97]。精神拥抱它要寻找的东西比拥抱我们摸得着的东西更为热烈，更为持久。把你每天的消遣活动都算在内，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在你身边时你反会感到他不在场：因为他的在场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使你随意想象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不在场。
在外地，我可以从罗马操持我的家务并保持我留在家里的舒适的起居设备；我能看见我家的墙垣增高，树木成长，我的定期收益也在增长，但我如离家几步远，我会看见一切都在逐渐下降，缩小，和我在家时一样：
在我眼前掠过我的家庭，
掠过我家园的图景[98]。
——奥维德
倘若我们只享受摸得着的东西，那就告别存在箱里的埃居吧，孩子们如打猎去了，也该向他们告别！谁都希望钱和孩子离自己近些。在花园里，远吗？在半日路程之外呢？怎么，十里尔，算远还是近？如果离十一、十二、十三里尔呢？就这样一步一步走。真的，她若嘱咐丈夫第几步算近到头了，第几步算远的开始，我赞成她让他停在近和远之间：
说一个数字以避免一切争吵。否则我就利用你的准许像一根一根扯马尾鬃一般一一删去数字直至一数不存，您也会败在我推理的威力之下[99]。
——贺拉斯
也赞成她们向哲学大胆求救：有人可能谴责哲学，因为哲学既看不见多和少、长和短、轻和重、近和远交接处的这一头，也看不见那一头；原因是哲学既不承认开头也不承认结尾，而且判断“中间”也极不肯定。“大自然未允许我们认识事物的极限[100]。”亡人不在我们世界的天涯海角而在另一个世界，难道她们就不是亡人之妻、亡人之友了？我们不仅拥抱远离我们的人，还拥抱来过的人和还不曾来过的人。我们在结婚时并不曾作交易说婚后一定得互相依恋经久不衰，有如我们曾见过的什么小动物，或卡伦提的中了邪的人们那样像小拘一般寸步不离[101]。妻子不应用眼睛贪婪地盯住丈夫的正面，否则在有必要时她会看不见丈夫的背面。
不过，那位优秀画家谈到女人的性情时讲的话在此处完全不合实际，未能说明她们抱怨的原因：
如果你回家迟了，你妻子会想象你另有新欢或有别人爱着你，想象你酒兴正浓或干着什么荒唐事。总之会以为你正自个儿寻乐而她却痛苦难熬[102]。
——特伦克
或许好唱反调好闹别扭的脾性支撑着她们，助长着她们的不满？或许只要让你不舒服她们就感到舒服？
我擅长保持真正的友谊，为这样的友谊，我为朋友献身超过吸引朋友到我身边。我不仅宁愿为他作好事多于他为我作好事，而且宁愿他不为我作好事而只为他自己作好事：因为他为自己作好事时就是为我作了最大的好事。如果他不在我身边可以使他感到愉快或对他有用，这种不在于我就比他在我身边更美好；如有办法互相提醒，那就不是原义上的不在身边了。从前我曾很好利用我们的分离和分离带来的有利时机[103]。我们各在一方时能更好完成工作而且能扩展我们支配生活的范围。他生活着，享受着，他看见什么都等于我看见了，我也如此，其充分的程度跟他在身边时一样。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身上有一部分就闲置起来了：因为我们已不分你我。分处两地使我们意志的结合更丰富多彩.而渴望对方的形体老在自己身边则略显神交乐趣之不足。
至于有人向我提到年老问题，恰恰相反，倒是年轻人该屈从于公众舆论并为别人而勉强自己。青年有能力满足双方，既满足公众也满足自己，而我们却有太多的事只能靠自己。我们在逐渐丧失天生的方便条件，就让我们依靠人为的条件支撑自己吧。原谅青年一个劲享乐却禁止老年人寻求快乐，这不公平。年轻时，我以谨慎掩护自己透着诙谐的享乐热情；老了，我以自我放纵化解悲哀。因此，柏拉图律法禁止人们在四十或五十岁之前去国外旅行，以使日后此种旅行更有益更富于教育意义[104]。我却可能赞成这同一部法律的第二条，这个条款禁止六十岁以上的人去外国旅行。
“在那样的年纪长途跋涉，也许您永远回不来了？”那与我有何相干？我出国旅行既不为返回家园，也不为善始善终；我只在我乐意活动时出去活动。我为闲逛而闲逛。追逐利益或追逐目标的人不跑；玩捉人游戏，练习跑步的人才跑。
我的计划随处可分为各个部分，因为我并没有对它抱很大的希望。一天就是一个终结。我生命的旅程也如此。不过我见过不少遥远的地方，我当时真希望别人留住我。为什么不，既然克里西勃[105]、克雷昂特[106]、第欧根尼[107]、芝诺、安提帕特尔[108]等等更阴沉的学派的哲人们都只为换换空气而毫不吝惜地抛弃了家园[109]。当然，我出国旅行也有最不痛快的事，那就是我不能随处实现我爱在哪里安家就在哪里安家的决心，我还不得不老建议返家以迎合众人的脾气。
如果我害怕客死异乡，如果我考虑远离亲人死也死得不自在，我恐怕难迈出法国国界一步，连走出我的教区都可能不无恐惧，因为我感觉死神在不停地掐我的喉咙，刺痛我的腰。然而我生来是另一种人：对我来说死亡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回事。倘若我仍必须进行选择，我相信我愿意死在马上而不愿死在床上；我愿死在家门之外，离亲人远远的。向朋友告别时心碎多于安慰。我很乐意忽视应酬的义务（因为在友谊的职责中应酬是唯一使人不快的职责），所以我会乐意忽视神圣的永诀。永诀仪式有百弊而只有一利。我见许多临终之人被这种仪式纠缠得可怜：拥挤使他们窒息。这与义务背道而驰，证明来者并不怎么爱你，也很少操心让你安安静静死去：这人折磨你的眼睛，那人折磨你的耳朵，还有人折磨你的嘴；所有感官无不受到袭击。听见朋友的呜咽你的心会因怜悯而痛苦，听见假惺惺的哭泣你的心也许会因扫兴而难受。谁一向多情善感，身体衰弱时就更需要温情。他多么需要一只温柔的顺应他感情的手搔得恰到好处，使他微感痒痛；否则大家就别去触摸。如果说我们需要接生婆迎接我们来到世上，我们也需要更聪明的男人送我们谢世，这样的人若很友好，恐怕也得付出昂贵代价才能请来作此种服务[110]。
我还没有蔑视外力而自强的魄力，这种魄力既不受协助也不受干扰；我还处在较低的层次。我正设法逃避这中间的过渡阶段，不靠恐惧逃避，靠本领。我的本意并非在此行动中表现或显示我的坚韧不拔。为谁？到时候我对名誉的权利和兴趣都将停止。只要在死亡时思想集中于自身，平静而孤独，我就满足了，这种死亡是我独有的，适合我隐居的内向的生活。古罗马人认为，谁在离开人世时不说话也没有最亲密的人给他阖上眼睛谁就很不幸。与他们的迷信相反，我自己有相当多的事需要自我安慰，没有必要去安慰别人；我考虑的事已经很多，任何情况都不能带给我新的思虑；我对自己谈话的题材足矣，何需外借题材。死亡并非群体活动而纯属个人行为。我们可以在自己人当中生活、欢笑，但最好到陌生人中间去死亡，去表示对人世的厌恶。在付帐时你会发现谁把头转过一边去，谁拍你的马屁，谁催促你恰到好处并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听任你照你的方式与对方说话并口出怨言。
我每天为思考这种幼稚的不合情理的脾性伤透了脑筋：我们总希望以我们所受的损害去激起朋友们的同情和悲伤。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麻烦以引出他们的眼泪。我们赞扬人人承受厄运的坚强性，但只要厄运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谴责和非难亲人们表现出的坚强性。亲人们察觉到我们的苦恼，但只要他们不为此而伤心，我们就感到不满。必须扩散自己的欢乐，但应尽量掩藏自己的悲哀。谁无缘无故要人同情，有缘有故时也得不到同情。老诉苦就永远得不到怜悯，对常装出可怜相的人谁都不感到他可怜。谁充当活死人便被认作死活人。我见过一些人为别人说他容光焕发脉搏平稳而怒气冲冲，他们强忍欢笑，因为欢笑会暴露他们业已痊愈。他们恨自己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的人得不到别人惋惜。更有甚者，这些人都不是女人。
我最多按原样描述我的病情，而且避免别人故作吃惊并瞎开处方。在明智的病人身边，看望的人最适当的态度即使不是兴高采烈，起码也应是稳重的克制。不生病时两人相见，谁都不会同对方的健康过不去，谁都乐意欣赏对方强健完美的体魄，因为他至少可以同享健康。有人已感到自己在往土里陷，但毫不放弃对生活的思考，也不逃避一般的交谈。我愿意在身体健康时研究疾病，生病时，疾病给我的印象已极为实在，用不着我去想象了。我们在旅行之前已作好思想准备，旅行的决心很大，因此，上马那一刻便属于在场送行的人，为了方便他们，我们还拖长这个时刻。
我发现公开我的生活习惯有意想不到的益处：这种公开可能成为我的准则。有时我也考虑别泄露我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公开声明使我不得不坚持走我的路，使我不可能否定我对我生活状况的描绘，一般说我的生活状况受到的歪曲和反对比我今天承受的恶意而病态的评价中的歪曲和反对还少一些。我生活习惯的千篇一律和简朴看上去很容易说明，然而因为我的生活方式略显新颖并不合常规，所以太容易引来非议。尽管如此，对意欲正大光明骂我的人，我似乎已向他充分指出，应从何处入手以利用我公开承认以及众所周知的不足之处进行攻击，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攻得淋漓尽致。对于我自己抢先指控和揭露自己，他会认为我是在敲断他噬咬我的牙齿，所以他利用权利夸大和引伸（“伤害行为”有权无视公正）是有道理的；他把一些毛病（我向他指出过这些毛病在我身上的根子）放大成树木也有道理；他不仅利用我已犯过的毛病，还利用只不过威胁着我的毛病，这也不无道理。无论从质量上或从数量上说那都是些不应当犯的毛病，他可以从那里攻击我。
我毫不犹豫选择哲人庇庸[111]为榜样。安提戈诺曾试图从他的出身入手攻击他，他打断安提戈诺的话说：“我是农奴的儿子。我父亲是个屠夫，因犯罪曾被打上烙印。我母亲原是妓女，父亲娶她是因为她处境低微。他俩都曾为某些坏事受过惩罚。一位演说家见我讨人喜欢，在我幼年时买下了我。他在临终时把他的财产全部赠给了我，财产运到雅典城后我便埋头研究哲学。但愿历史学家放心大胆寻找我的新闻，我对他们一定有什么说什么。”宽宏大量而又无拘无束的坦白陈述使谴责变得软弱无力，也平息了辱骂。
更何况总的算起来，我认为大家过分称赞我和过分贬低我似乎都同样轻而易举。我同样认为，自我幼年，人们在家庭地位和荣誉上似乎都把我捧得过高而不是贬得过低。
我住在家乡也许好一些，在家乡社会等级问题已经解决或受到轻视。关于行坐特点的争论经过三个回合之后，如今行和坐都很不讲究了。为了躲避令人心烦的争论，我从不害怕极不公平的让行或先行；我从不拒绝把我的上座让给想坐上座的人。
除去得到了写我自己的好处，我还想得到这另一个好处：在我谢世之前如果我的性情还中某个老实人的意，还与他合得来，我希望他设法找到我们。我要给他介绍许多我到过的地方，因为他要花好几年才可能认识和熟悉的东西，在这个汇编里他花三天便可以一览无余，而且更可靠，更准确。有趣的奇怪念头：我谁也不愿告诉的许多事情，我竟告诉了老百姓；有关我最隐秘的意识或思想，我竟让我最忠实的朋友们去请教一家书店。
我们把内心思想交给他们审视[112]。
——佩尔斯
倘若在可靠条件下我得知谁与我合得来，我定会不远千里去把他找到，因为一个情投意合令人愉快的伙伴是不可能随意得到的。啊！一位朋友！这句古老的格言多么正确[113]，应用这句格言又怎样比利用水和火的自然力更必要更美妙呀！
言归正传吧，在远离家园的地方独自谢世的确没有多大痛苦。因此我们认为有责任抽身去进行一些比死在家里更愉快更不令人憎恶的合乎情理的活动。再说，体弱多病又把生命拖得很长的人也许不该指望用他们的痛苦去妨碍一个大家庭。印度某些省份的人认为杀掉有此种需要的人是公正的，而另一些省份的印度人却只抛弃这样的人，让他自己能自救便自救[114]。这种人到头来又能对谁不变得讨厌而且难以忍受呢？一般的效劳不该效劳到这个地步。你应强迫你最好的朋友学会残忍，你应靠长期习惯使妻子儿女变得心硬，从而不再怜悯你的痛苦。我们如还在与他们聊天并从中获得某些快乐（此种情况不常发生，因为身体状况的差异极易使我们产生对所有人的轻蔑或妒忌），这岂非一生都在过分利用他们？我越见他们真心为我而勉强自已，我越怜悯他们的辛苦。我们可以互相依靠，但无权躺在别人身上成为负担，无权靠毁掉他们来撑持自己。果真如此，那岂不成了让人掐死儿童再用儿童的血医治自己疾病的人[115]，那岂不成了命人夜里提供年轻姑娘以温暖衰老的四肢并把姑娘口中香甜气味搀进自己口中酸腐难闻气味里的人[116]！我宁愿自己去威尼斯隐居以避免生活中那样的状况和那样的脆弱。
衰老在本质上是孤僻的。我却平易近人到过分的程度。因此，我这样做似乎是明智的：从今以后我要自我收敛，不让别人看见我感到腻烦；我要像龟一样自我蜷缩在壳里沉思默想。我在学习观察人而不依赖人：步态蹒跚将是一种侮辱。不理睬同伴的时候到了。
“可是在这样的长途旅行里，您也许会可怜巴巴滞留在某个晒太阳的地方，什么东西也搞不到。”——大部分必需品我都带在身边了。再说，假如恶运追逐我们，我们想避也避不开。我生病时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自然在我身上都无可奈何，我也就不想让东方神符来救我了。在发烧和疾病伤我元气之初，我身体还基本无损，接近健康；我便靠最近几次望弥撒为上帝效劳，同上帝言归于好，于是我感到自己更自由自在，精神更无负担，好像更善于克服疾病了。我更需要的是医生而不是公证人和劝告。我在身体健壮时都处理不好的事务，大家别指望我生病时还能去处理。我愿为死神效劳而做的事还一直在做，从没敢拖延一天。如果说目前还一事无成，这说明：要么是迟疑推迟了我的选择（因为有时不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要么我根本不想干任何事。
我只为少数人写书，而且只花几年时间。如果此书的题材是耐久的，它的语言就应更简洁更严谨。时至此刻我们的语言一直在变化，谁能指望当今的语言形式在五十年后还能时兴呢[117]？我们的语言每天都在从我们手上流逝，我活着的这些年已变了一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语言目前还很完美。每个世纪都如此谈论自己的语言。只要语言在将来还跟现在一样继续流逝和变换形式，我就不会固步自封。应该由有益的优秀作品把语言固定在作品身上，语言的信誉会随着国家的运气而上升。
不过我倒不怕写进去一些私人问题，在今天活着的人中间这些问题的用处会遂渐衰减下去，但它们会触动某些人最个别的内心世界，因为这些人会比一般理解力的人从中看得更深远。无论如何我不愿人们像我经常看见他们争论死者的名声那样去争论：“他如此这般判断问题；他如此这般生活：他愿意这样；要是他临终时能说话，他可能会说……他可能会赠给……我比谁都了解他。”我是在社交惯例允许的范围之内让人们从书中了解我的倾向和我的感情；不过我更愿意用嘴向希望了解的人无拘无束侃侃而谈。再说，谁稍稍阅读这些论文集都会发现，我已和盘托出一切或表明了一切。凡表达不出的东西，我都用手指加以明示：
不过像你这样明察秋毫的俊杰，
轻微痕迹便足以让你发现一切[118]。
——卢克莱修
我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指望于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猜测。倘若有人想操这份心，我要求他作得真诚，作得公正。我很愿意从阴间回到人世揭穿歪曲我本来面貌的人，哪怕这种歪曲是为我争光。我发现有人连谈论活人也总与他们的本来面目不符。如果我竭尽全力都未能保持我已失去的一个朋友的原貌，有人就会把他描绘得矛盾百出，面目全非。
作为谈论我性格弱点的结束，我承认，在我旅行时几乎每次回到家中那一刻我都会在一闪念中想象我是否能在家里自由自在生病，辞世。我愿意被安置在一个我认为十分特别的地方，不嘈杂，也不肮脏；不烟雾腾腾，也不通风欠佳。我设法用这些毫无意义的环境因素去讨好死神，说得更确切些，去摆脱一切别的障碍，以便只专注于死亡。没有别的负担，死亡本身对我的压力已够重了。我愿意死神分享我生活中的方便和舒适。这将是很长一段时间，也很重要，但愿今后这段时间能与过去相称。
死亡的形式一个比一个轻松，它不同的实质取决于每个人的想象。在自然死亡中，我认为由衰弱和迟钝引起的死亡似乎从容而温和。在暴死中，我想象跳崖比由破产折磨而死更困难；一剑刺死比一火枪打死更痛苦。我宁愿饮苏格拉底的饮料而亡[119]而不愿像小加图那样自杀[120]。尽管死是一回事，我凭想象仍然发现投进灼热的大火炉跟跳进平稳的河道有生与死般的区别，因为我们的恐惧让我们愚蠢到只重视方式而不重视结果。死亡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但此事重要到我宁愿付出我生命的许多天以求按我的方式度过那一刹那。
既然每个人在想象中对死亡的厉害程度感觉有深有浅，既然人人都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某些权利，我们就进一步试试以找出一种摆脱一切不快的死亡方式。难道不能让死变得更痛快些，就像安东尼乌斯和克雷奥帕特的同死群体那样[121]？我把哲学和宗教所作的努力放在一边不提，虽然那些努力十分艰辛而且堪称表率。在毫无可取的人们当中，有些人——如罗马的佩特罗尼乌斯[122]和提吉兰[123]——是被迫自杀，他们因为疏于准备，死起来就像睡着了似的。有些人让死亡在他们平常消磨时间的宽松氛围里，在姑娘和快活的朋友当中自然产生，一溜而过。没有安慰的话，也从不提遗嘱；没有矫揉造作的信誓旦旦，也没有关于他们未来生活状况的演讲；而是在赌博、吃喝、戏谑，在人人喜爱的闲聊，在音乐和爱情诗当中一溜烟过去。我们难道就不会以更正派更从容的态度模仿这样的决心？既然有适合疯人的死法，也有适合圣贤的死法，我们就找一种适合不疯不贤的寻常人的死法吧。我的想象力已为我显现出一种较易接受的死法，既然人人都得死，这种死法一定会令人向往。罗马的暴君以为允许罪犯选择自己的死法就是给罪犯以生命。然而特奥弗拉斯特[124]，一位极正直极谦逊极聪明的哲人，不是曾为理性所迫而敢于唱出这句后来为西塞罗拉丁化了的诗句吗：
是命运之神而非智慧支配我们生活[125]。
——西塞罗
命运在怎样助我享受生活条件的便当呀，便当到从今以后我既不需要任何人也不受任何妨碍。在我年龄的每个阶段我都可以接受这种生活条件，但在我编写我的片言只语以及我离开人世之际，我却格外乐于死得不让人高兴也不让人讨厌。命运以精打细算的补偿让那些自以为可以从我的死亡得到物质成果的人共同得到物质损失。死亡经常通过使别人心情沉重的办法来加重我们的心理负担；死亡让我们关心那些人的利益几乎跟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或更多，有时是全部。
我寻求住所的舒适而从不要求它的排场和宽敞，更确切地说，我厌恶排场也厌恶宽敞。我需要的是简朴的花园式住宅，这样的住宅经常可以在人工痕迹较少的地方见到，大自然以一种纯天然的雅致给这类住宅争光添彩。“饭菜不丰盛，但很讲究[126]。”……“才气多于阔气[127]。”
有些人被生意吸引让驴在大冬天拖着车走，只有这类人才会在路上猝不及防陷入困境。而我，我往往为乐趣而出行，我行路绝不会如此糟糕。如右边天气阴沉多雨，我便往左边走；如遇上不宜骑马的地方，我就停下。如此这般行路，我实在看不出路上的乐趣和舒适如何比家里逊色。真的，我认为多余的东西永远是多余的，我发觉讲究和富裕本身对人有害无益。我身后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可看？有，我便返回去，因为那也是我要走的路[128]。我从不画出明确的旅行路线，无论是直路还是弯路。如在我前去的地方不曾寻到别人谈及的东西（别人的判断不符合我的判断之类的事经常发生，而且我大都认为别人的判断不正确），我也并不抱怨自己白费了力气：因为我明白了别人所说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我跟社交界人士一样具有自由不拘的气质和广泛的兴趣。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生活方式之差异在我身上仅仅体现为我对多样化的爱好。每种习惯都有存在的依据。无论是锡汤盆，木汤盆还是陶汤盆[129]，无论是煮熟的还是烤熟的，是奶油还是核桃油或橄榄油，是冷食还是热食，我认为全都一样。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我在逐渐衰老时竟非难我的适应能力，人老了倒需要娇气和挑剔来阻止我胃口的鲁莽，有时也需要靠娇气和挑剔减轻我胃里的负担。我不在法国而在别处时，为了对我表示礼貌，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得到法国式的菜肴，我毫不在乎，总是一下便坐上挤满外国人的餐桌[130]。
眼见我们的人对自己习惯以外的习惯格格不入而且为此种愚蠢的脾性沾沾自喜，我感到害羞。他们一离开自己的村子就仿佛离开了适于自己生存的环境。无论去到哪里他们都要坚持自己那一套礼仪而且对外国的礼仪极为憎恨。倘若他们在匈牙利遇上一个法国同胞，他们会为庆贺这次奇遇而大吃大喝[131]：这不，他们又结成同盟，又凑在一起谴责他们见到的众多野蛮风俗了！那些风俗既然不是法国的，怎能不是野蛮的？即使有最机敏的人承认那些风俗的存在，那也是为了对它们说三道四。多数人出门就是为了回来。他们在旅行时以一种沉默的、不与人沟通的谨慎态度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从而保护自己免受陌生空气的传染。
我对这些人的议论使我想起我有时在一些青年廷臣身上看见的类似的东西。他们坚持人以群分，把我们看作另一个世界的人，态度中流露出轻蔑或怜悯。除掉他们掌握宫廷秘密这一点，他们的能力便捉襟见肘；我们也会认为他们初出茅庐，笨手笨脚，与他们看我们一样。大家说得好，老实人乃是集一切于一身的人。
相反，我在国外旅行时，对我们自己那一套就颇感腻烦，我们去西西里并非为找加斯科尼人（我留在家里的加斯科尼人已够多了）；我更愿意找希腊人，还有波斯人；我同他们攀谈，我尊重他们；那正是适于我做的事，也是我努力之所在。进一步讲，我似乎没有见过哪些外国生活习惯比不上我们的生活习惯。我前进缓慢，因为我适才看不见风信旗了。
不过，在路上遇见的临时伙伴让你厌烦的居多，让你快活的是少数：我不留恋他们，现在更不留恋，因为老年使我变得有些特别，而且有时使我与一般的习俗格格不入。你为别人而苦恼，或别人为你而苦恼，两种麻烦都使人心情沉重，后者似乎比前者更为严重。有一位正直的随从，他的理解力既强，生活习惯又与你的习惯相适应，而且喜欢跟随你，这种运气极为罕见，但给人的慰藉却是无可估量的。我在历次旅行中都极少有这样的运气。而这样的旅伴必须在家里就已物色并选定。对我来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任何快乐都毫无兴味。我心里一出现什么快活的念头，只要是我独自想出来而又不能奉献给别人的，我无不感到恼火。“倘若有人给我智慧而又提出条件让我将智慧禁锢于自身，不与任何人分享，我当拒绝此种智慧[132]。”另外这位将此思想提得更高：“我们设想圣贤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一切东西应有尽有，可以随意沉思冥想，又可以从容不迫随意研究值得了解的事物；但如果他注定必须深居独处不能见任何人，他定会弃绝生命[133]。”我欣赏阿奇亚斯的意见：他如在众多巨大而神圣的天体里漫游却没有同伴参与，他定会使上天本身感到不快[134]。
然而孤单又比与讨厌而愚蠢的人为伴略好一筹。亚里斯蒂普[135]就喜欢在哪里生活都被视为陌生人[136]。
至于我，如命运恩准
我随心所欲度过一生[137]。
——维吉尔
我定会选择马上生涯：
游览景色各异的地区多美妙，
有些地方骄阳似火，
有些地方云遮雾绕[138]。
——贺拉斯
您消磨时光难道不会更谨慎些？您究竟缺什么？您家的房舍看上去不是又漂亮又有益健康吗？您家不是钱粮富足供应有余吗？连国王陛下都能在此不只一次大宴宾客呢[139]。您家规矩少声望却很高，不是吗？难道当地有什么不寻常的您难以理解的想法刺伤了您？
植根于你心上的想法折磨你，
耗尽你的精力[140]。
——昆图斯
您认为什么地方您可以不感到局促也不心烦？“命运的青睐从不纯而又纯[141]。”因此您应该明白，只有您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您走到哪里都会自己折磨自己，都会口出怨言。因为世上只有首脑才会感到满意，无论他们强暴还是圣明。认为满意并未恰逢其时的人去哪里能找到正当其时的心满意足？像您那样的条件该使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得以实现呀？您只要自己改改就行了，因为只有改进了，您才能在您对命运只有坚忍之权的地方作到一切。
只有理性安排的休息
才是宁静的休息[142]。
——塞涅卡
我领会了此番提醒的道理，而且领会得十分透彻；但用一句简单的话对我讲也许更为中肯：“明智点吧。”下这样的决心已超越明智了：那是明智的作品和产物。医生也如此行事，他跟在日渐衰弱的病人身后瞎叫，让病人高兴起来；他如建议病人说：“健康起来吧。”也许就不那么蠢了。我自己无非是个精神并不健旺的人，对我身心有益，确切而又容易理解的应该是这样的告诫：“只按你自己的意思做，即只按理智做。”然而比我明智的人实行起来也未必比我强。这是句通俗的话，但其含义却极为深广。有什么东西不包容其中？什么事情都会遭到判断和修改。
我很明白，严格说，旅行之乐表明旅行者有忧虑也有犹豫。这也是我们的主要品质，占优势的品质。是的，我坦白承认，哪怕只在梦里或出于希冀，我也看不出我能留恋什么。唯有变动和把握多样性对我有益，起码在没有东西对我有益的情况下如此。旅行时，我不感兴趣便可以停下来，哪里能舒舒服服消遣我就去那里，仅这一点便足以使我获得养料而活下去。我喜欢过自己的私生活，我这种兴趣全凭自己的选择而非出于我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尽管我的气质使我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这点也许占了同等的分量。我为我那位王公效力倍感愉快，因为我这样做是出于我的判断和理性的自由选择，不存在任何特殊的义务；也因为并非别的党派拒我于千里之外使我被迫投靠他。依此类推。我讨厌出于需要而把自己分割得七零八碎。无论什么样的机逍，一旦我只能依赖于它，它定会压得我喘不过气：
愿我一只桨拍打浪花
另一只拍打岸上的沙[143]。
——普罗佩尔修斯
单单一根绳子永远拴不住我。——“这种消遣里有虚妄。”你们会这样说。——然而虚妄何处不在？漂亮的格言是虚妄，一切智慧皆虚妄。“主知道，圣贤思想皆虚妄[144]。”这绝妙的洞察力只适用于讲道：说这些话是想让我们在阴间都成为极无知的人。生命是物质的有形有体的运动，是本质上并不完美并不规则的活动；我正努力按生命的属性服务于生命：
我们人人皆受其苦[145]。
——维吉尔
“我们行事应作到不对抗大自然的普遍规律，而这些规律一旦得到维护，我们就该按个人气质办事[146]。”那些无人能停留其上的哲学尖端有何用处？超乎我们习惯和力量的规矩又有何用？我常见有人建议我们照某某样板生活，而建议者和听建议者都无望照那样生活，更有甚者，他们当中谁都没有那样生活的愿望。法官刚写了通奸罪判决书，便在判决书上悄悄撕下一角用来给他朋友的妻子写情书。刚与你有过不正当关系的女人，不一会也许会当你的面冲她的女友类似的错误喊叫得比波尔西亚哭叫还厉害[147]。还有人根据他自己都不认为是错误的所谓罪行判决别人死刑。我在年轻时曾见过一位儒雅之士一只手向人民推出优美而感情洋溢的卓越诗篇，另一只手却同时推出最咄咄逼人的神学改革方案，按照其说法，世人在很久以前已津津有味吃午餐了[148]。
人就是如此。我们让法律和箴言自行其道，而我们自已却我行我素，这不仅咎在伤风败俗，而且往往因为存在违背法律和箴言的舆论和司法判决。你听见有人在念一篇哲学讲稿，演讲中的想象力，说服力和语言的贴切立即触动你的思想，使你激动，但其中没有任何东西轻轻刺激或重重刺伤你的良心，因为人家并非对良心作演说，这难道不是事实？因此，亚里斯通说，无论浴室还是忠告，如果只打扫而不除垢都毫无效果[149]。可以停留于表皮，但在此之后就应抽骨吸髓，有如喝完漂亮酒杯盛的好酒之后再端详酒杯的雕花和工艺。
古代哲学各派都曾有此种情况：同一个作者在发表节欲规则的同时又发表爱情和荒淫的著作。色诺芬尼就曾在克利尼亚的羽翼之下撰文反对阿里斯提普式的享乐[150]。哲人们如此行事倒并非出于什么神奇的观念改变使他一阵阵心神动荡。梭伦则时而表现自我，时而以立法者形象出现，因此他忽而为群众说话，忽而为自己说话。他对自己实行无拘无束合乎情理的规矩，从而确保了自己健全的体格。
愿危重病人求助于最大的名医[151]。
——尤维那尔
安提斯泰纳[152]允许圣人爱，而且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他们认为恰当的事，别管法律；因为圣人比法律更有见地，更熟悉德行。他的门生第欧根尼说，他以理性对抗神经错乱，以信赖反抗意外，以自然反对法律[153]。
胃弱的人需要人为的强制性膳食安排，胃好的人则只须顺应自己胃口的天然要求。我们的医生便如此行事，他们自己吃西瓜喝凉酒，却强迫他们的病人喝糖裝和面包汤。
交际花莱丝说，我不知道什么书，什么睿智，什么哲理，反正那些人同别人一样经常敲我的窗户[154]。因为我们的放纵老驱使我们逾越可允许的范围，大家便经常缩小箴言和法律在生活中的作用，而且缩小到不顾一般情理的程度。
停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谁也不认为自己犯了规[155]。
——尤维那尔
也许应该希望命令和服从之间的距离更小些；达不到的目标似乎便是不正确的目标了。用法律审查自己全部行为和思想的好人没有一位一生中不下十次该处以绞刑，哪怕这样的人受惩罚并打入地狱使人深感遗憾而且极不公道。
那一位，她或他如何处置
自己的身体，这关你甚事[156]?
——马提亚尔
而毫不值得有德之士褒扬的人，完全有理由用哲理鞭挞的人倒可能从不触犯法律。这其中的关系是多么混乱无绪！我们作好人绝非取决于上帝，而只取决于我们自己。人类智慧永远完不成它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义务，一旦完成了，它也会定下更高的目标；人类智慧永远向往着，追求着，因为人类本身的状态是与稳定性对立的。人类自我安排必然出错。依别人之意而不按自我本性剪裁自己的职责鲜有完结之时。自己料定无人愿做之事该规定谁做？不做做不到之事有何不妥？律法判定我们有所不能，而法律本身又指控我们有所不能。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一身而兼两面的畸形自由，这种言行不一，对讲述事情的人可以容许，但对像我这样进行思考的人却不行。因为我必须用笔进行思考，跟人走路用脚一样。公众生活应与别样的生活沟通。小加图的刚毅和气魄在他那个世纪是无与伦比的，但作为一个参与管理他人为公众服务的人，可以说他那种正义凛然即使不算错误，至少是徒劳和不合时宜的[157]。我个人的生活习惯与时下刚流行“一指宽”的风尚并非格格不入，但这种生活习惯在我这样的年龄有时却使我变得愤世嫉俗，无法与人交往。我不知道我对我经常来往的社交界感到厌恶是否有理，但我很清楚，倘若我抱怨社交界讨厌我超过我讨厌它，那就没有道理。
处理社会事务的勇气是一种多皱褶，多墙角，多拐弯的勇气，因为这种勇气与人类的弱点正相适应和配合，这种弱点搀杂各种因素，是人为的，不直接，不明确，不稳定，也并非完全无害。迄今历史仍在指责我们的某位国王随意听信忏悔神父认真的劝说[158]。关于国家大事的一些格言更为大胆：
意欲审慎者远离王室为妙[159]。
——卢卡努斯
从前我曾试图运用生活信念和生活准则为处理公务效力，那些信念和准则既粗矿又新颖、本色，或曰未曾受亵渎，就跟我在家里建立信念和准则或从学校搬回它们一样。我运用起来虽谈不上得心应手，起码是格外稳当。真可谓初出茅庐者学究气十足的勇气！我在实行中发现那些信念和准则既荒谬又危险。走进人群当中的人必须边走边躲闪，他必须抱紧自己的胳膊，往后退退或往前走走，他甚至应当根据他途中所遇之事而决定离开正道；他必须首先按别人的意志随后才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他不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能人家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得看时机，看人，看事[160]。
柏拉图说[161]，谁有幸逃脱外界的操纵，那是靠意外逃脱的。他还说，当他要求贤人充当政府首脑时，他谈的不是腐败政府，如雅典政府，更不是我们这样的政府，对这类腐败政府连智慧本身都会变得糊里糊涂。有如一根草移植到情况截然不同的土壤之后容易适应土壤而不易改变土壤以适应自己。
我意识到，如果我必须训练自己完全适应那样的事务，我就得作很大的调整和改变。当我依靠自己可以作到这点时（只要付出时间和注意力，我为什么作不到？），我又会不愿意自我调整和改变。在这类工作中我稍作尝试便感到格外厌倦。有时我感到我心里萌发了某种抱负，但我却蒙上眼睛，执拗地反其道而行之：
而你，卡图鲁斯，
你就固执坚持下去吧[162]。
——卡图鲁斯
没有人要求我这样，我自己也不想这样。自由不羁与好闲是我的主要本色，这种品质与此种职业是根本对立的。
我们不善于识别人的才能，才能的差别和限度微妙而难以界定。把人在特定生活中表现的干练套到公事上而下结论说他很干练，这样作结论很不妥当。善于自处的人未必善于引导别人；写《随笔》[163]的人做事未必有效果；善于解除围城之急的人未必能妥善布署战役；私下健谈的人向百姓或王公讲话很可能词不达意。也许这是向能做此事的人证明他并不一定能做彼事的最佳办法。我认为才智超群的人对浅显事物的适应能力并不比智力低下的人对高深之事的适应能力差多少。苏格拉底曾让雅典人获得笑料以嘲笑他从不会计算他所在部族的赞成票并向委员会作汇报，是否应该相信这样的事[164]？我对这位要人完美人格的崇敬使我能够从他的厄运里找到绝佳例证以原谅我自己的主要短处。
我们的能耐被分割成碎片。我那一片毫无宽度可言，所以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萨图尔尼努斯[165]对授予他全部指挥权的人们说：“朋友们，你们造就一位糟糕的将军却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上尉[166]。’在如此病态的时代，谁吹嘘自己运用朴实真诚的德操为世人服务，要么他不明白德操为何物，因为舆论正在与世风同流合污（的确，应该听听有人如何向舆论描绘德操，听听大多数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并据此建立自己的准则：他们不谈德操，倒绘声绘色大谈十足的不公和邪恶，而且在王公的教育里将德操视为虚伪[167]）；要么他明白什么是德操却吹嘘错了，而且无论他口头说些什么，他干的却是众多受到良心谴责的事。只要塞涅卡愿意我坦率讲话，我很乐意相信他在类似情况下的体验。如迫不得已，最可信的善良标志就是坦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他人的错误，以自己的力量压抑和推迟邪恶的倾向，在勉强适应这种倾向时期盼更执着，渴望更热烈。
在法国被肢解，在我们陷入分崩离析的情况之下，我发现人人都在苦苦维护自己的事业，但，哪怕是最优秀的精英都少不了乔装打扮和撒谎。谁直言不讳加以述评，谁就鲁莽，谁就有错。最正确的派别依然是遭虫蛀身的一个肢体。而在这样的身体上病得较轻的肢体就叫作健康肢体，而且完全有理由这样叫，因为优点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名正言顺。衡量平民的无辜要看地点和时节。我很高兴看见色诺芬尼在作品里这样夸奖亚偈西劳[168]：一位曾与亚偈西劳交过战的邻近的亲王请求允许他通过亚氏的领地，亚偈西劳同意了，他让亲王穿过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不仅没有监禁或毒死亲王，不仅没有任意支配他，还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并没有对他进行侮辱。对他这种心性不会有异议，但换个地方换个时间，就要算他行为中的正直和宽宏大量的帐了。那些披披风的顽童[169]对此或许会嗤之以鼻，斯巴达人的纯真与法国式的天真是那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