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没有什么箴言比这句说得更明确了，撰写便纯属徒劳。业已由神阐述得如此完美的东西[1]理应得到有识之士周密而持之以恒的思考。
谁看不出我走上了一条道路，而且世上只要墨、纸犹存我会沿着此路走下去，不停顿也不劳累？我不能用自己的行动翔实记述我的生活：命运已将我的行动贬低到一文不值；我靠自己的思想记述。我曾见一位绅士只用自己肚子的活动通报自己的生活情况；你去他家可以见到按顺序陈列的管七、八天的便盆。那是他的论著，他的演讲；别的什么都惹他厌恶。这里是，说文明些，一位老才子的粪便，时硬，时软，常年消化不良。狄奥迈德以同一个语法主题写了六千本书[2]，我又何时才能描述完毕我的思想遇到无论什么问题都会发生的躁动和变化？口吃和开口讲话尚且令人感到累得窒息，喋喋不休的废话又会产生什么结果？有多少为说而说的空话！啊，毕达哥拉斯，你为何不曾防止这场争论！
有人指控古时的伽尔巴[3]游手好闲，他回答说，人应该作出解释的是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休闲。他错了：因为法庭对不工作的人也拥有审理权和惩戒权。
对无能而又无用的作家应绳之以法，惩治游民与无所事事者正是如此。为此可能假人民之手对我和上百个别的人实行驱逐。这并不荒唐。粗制滥造的作品似乎是无法控制局面的政权的一种症状。在我们身处乱世之前我们什么时候写作过？罗马人在帝国崩溃之前又在什么时候写作过？此外，才智之士磨练举止以图高雅，这并非锤炼理性以治理国家，此种无事忙产生于人人在职务岗位上懈怠、苟且。促成本世纪堕落，我们人人都有个人的贡献：一些人献上背叛，另一些人献出不公正、不信教、专制、悭吝、残酷，献出什么取决于个人的权势；而无权无势的弱者则奉献蠢行、虚妄、懒散，我属此类。招致损害之事困扰我们之时似乎正是无谓之事趁机而兴之日。在作恶盛行的时代，光做无用之事仿佛值得称赞。令我自慰的是，我将属于最后一批必须逮住的人。在人们准备应付最紧急情况的同时，我将有权自我改正。因为在大弊端侵扰我们之时去追究微小弊端，这恐怕违反情理。菲洛提玛斯医生从一位请他包扎手指的人的面部和口中气味看出了肺溃疡症状[4]，他对病人说：“我的朋友，此刻不是玩手指甲消遣的时候。”
几年前我也见过类似的事：某君——此人在我记忆里曾留下奇特的印象[5]——在跟当今一样内患频仍既无法律也无法庭法官行使职权的时期，竟散布什么衣着、烹调、诉讼改革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言论。那都是些安抚受虐待人民的逗乐玩意儿，目的是说明人民并没有被彻底遗忘。别的人所作所为也与他无异，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腔调坚决禁止跳舞和游戏，而百姓却因各种可憎的恶癖而变得无可救药。对正在发烧的人来说，洗脸去污还不是时候。只有斯巴达人在即将奔赴他们生命的危险极点时才会梳理头发[6]。
至于我，我有另一个更坏的习惯，如果我把浅口皮鞋穿歪了，我就让我的衬衫和短披风也歪着：因为我不屑于半半拉拉纠正自己.我在心境不佳时反而喜欢对自己过不去；绝望时我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而且如俗话所说，灰心丧气；我顽固坚持使事情每况愈下，认为自己不值得再为自我多费苦心：要么全好，要么全坏。
国家惨遭蹂躏恰逢我溺于忧伤的年龄，这是天赐的恩典：我可以容忍我的坏处并为此而振作，却不能忍受我的好处并为此而受到干扰。我遭不幸时所说的话皆为气恼之言；我的勇气不仅不会屈服，倒会奋起。我与别人恰恰相反，我在幸运时比不幸时更虔信上帝，这么做的依据是色诺芬尼的箴言，尽管我并不遵循他的道理[7]。比之向上苍索取，我更乐意为感激上苍而取悦上苍。身体状况颇佳时，我更注意强身，而身体已无健康可言时，我倒无心去着意恢复健康了。我从成功中接受训戒和教育，他人却从逆境和遭受的攻击中引出教训，仿佛顺境与良心不能并存，而只有逆境能造就好人。幸福偏能激励我稳重、谦逊。请求可以征服我，威胁却只会遭我严词拒绝；爱悦使我柔顺，恐惧使我强硬。
人间万象，其中一种状态却相当普遍：对与己无关之事的兴趣超过对本人私事的兴趣，人热衷于动，热衷于变。
我们喜欢白日只因钟点在奔跑时更换马匹[8]。
——佩特罗尼乌斯
我属此类。走另一极端的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什么好便重视什么，不承认有比他们见过的更美好的生存方式。如果说这类人不比我们思想深邃，他们却实实在在比我们更幸福。我不羡慕他们的智慧，但羡慕他们的好运。
这种贪新好奇的脾性大有利于在我身上孕育旅行的愿望，不过还有不少别的情况也助长这种愿望。我心甘情愿放弃治理家务。指挥别人有令人舒服之处，哪怕只在谷仓里发号施令呢；家里人对自己服服帖帖也很惬意，然而那种乐趣太千篇一律太缺乏生气。而且必然夹杂许多令人不快的思虑：时而是你的子民的贫困和抑郁，时而是邻里之间的口角，时而是他们对你的侵犯，使你伤心；
或葡萄惨遭冰雹
土地欠收，树木被水泡
或干旱燎原
冬季过分严寒[9]
——贺拉斯
只需半年，使农庄总管满心欢喜的季节便会自天而降，季节对葡萄有利，但愿对牧场无害：
或太空的骄阳将牧草晒干
或突发暴雨使其毁于一旦
或霜冻及猛烈旋风将他们摧残[10]
——卢克莱修
再加上那位古人拥有的造型美观的新皮鞋，那双弄伤了脚的皮鞋[11]；还有，外人并不了解这种乐趣让你付出多少代价，为了维持你家井井有条的外观你又作了多大让步，也许你购买这样的乐趣价钱太昂贵了。
我家务缠身为时较晚，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们为我代劳的时间很长。此前我早已养成了另一种习惯，那样的习惯更符合我的气质。不过，依我之见，家政乃是与其说困难不如说令人尴尬的事务；会干别种事情的人干家务都能得心应手。倘若我谋求发财，我恐怕会认为这条道路将极为漫长，那我就该去为国王们效力，因为那种买卖的进益高于别的任何行当。根据我在有生之年既不宜干好事也不宜干坏事的特点，我只求谋得既不曾获取也不曾挥霍的美名，凡事过得去足矣，既然如此，谢天谢地，我可以管家，但并不特别专心。
最糟时也不过受受穷，扣除些花销之后你还可以干下去。对此我有所预料，而且在被迫受穷之前就在改造自己以求适应。总之，我在心里已建立了“满足于比自己拥有的更少”的足够的思想准备，我说“满足”时，心境是满意的。“衡量财富的尺度并非由收入的估价确定，而是由家庭开支确定[12]。”我的实际需要并未准确消耗我所拥有的财富，因此，财产侵害不了我的基本需求，也就对我无可奈何。
我的参与无论多么不懂行，无论多么眼高手低，对我的家务仍然大有裨益。我作了努力，但效果使我扫兴。加之这一切都发生在家里，我自己在这边节约；那边却不省分文[13]。
旅行中唯一使我不快的是保护问题，保护队伍庞大而且超出我的能力；我已习惯于轻装旅行，装备不仅必要，还得适当，而为庞大的护卫我不得不大大缩短旅行时间，次数也大大减少，而且我在旅行中只花帐外的钱和我个人的储蓄，因此我得视帐外之钱何时出现而等待并推迟旅行。我不愿让散步的乐趣败坏我休息的乐趣，但我明白二者相辅相成。我这一生最大的习惯是活得懒懒散散，既不忙碌，更不努力。在这方面命运之神帮了我的忙，免去了我增加财产以供养众多继承人的必要。我唯一的继承人[14]如不能满足于我已有的相当丰富的一切，她就活该遭殃！她的轻率不值得我再想为她挣得更多。按照佛西荣[15]的榜样，人人都应充足供养自己的儿女，之所以供养，是因为他们都酷似自己。我绝不会赞同克拉特斯[16]所作的事。他把自己的钱交给一个银行家，条件是：如果他的儿女是些傻瓜，可以把钱给他们；如果他们很机敏，就把钱分给百姓中头脑最简单的人。仿佛傻瓜因更不能缺钱便更善于使用财富似的。
何况在我尚有能力承担由我不在而引起的损失时，我似乎不值得为此损失而拒绝接受摆在面前的机会以避免亲自操持那些费力的事。总会有什么零件歪歪斜斜。一会儿是这幢房屋的买卖，一会儿又是那幢房屋的买卖在拉你。你了解什么事都太详尽，你的洞察力在此处便对你有所损害，在别处倒会相当有用。我老躲开引我生气的场合而且不去了解进行得不顺利的事；不过，我还做不到在家里任何时候遇上任何使我不快的情况都不顶撞别人。别人对我隐瞒得最深的诈骗行为正是我最清楚的诈骗行为。因此，为了少伤害别人，就得自动帮助别人隐瞒。无谓的刺伤，有时无谓，但永远是刺伤。最细微的妨碍最令人受不了。正如小字体更损害眼睛，更使眼睛疲劳[17]，鸡毛蒜皮的事更惹人生气。多次微小的伤害比一次猛烈的伤害更得罪人，无论这一次伤害多么巨大。家庭荆棘愈茂密锐利，刺伤我们的程度愈剧烈，而且刺伤之前从不预示危险，总趁我们不备轻易进行突然袭击。
我非圣贤；伤害越重我的压力越大；形式上重，实质上也重，往往实质上的伤害更重。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什么是伤害，所以我更有耐心。总之，伤害虽不致刺痛我，却使我感到不快。生活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干扰。自从我面向悲伤，“假如他屈从于最初的冲动，任何人也无法抵挡[18]。”无论受到多么愚蠢的原因驱使，我都由此而刺激情绪，情绪获得养料之后便自动激化，吸取材料，积累材料以自我充实。
滴水穿石[19]。
——卢克莱修
这寻常的滴水檐槽消耗着我。麻烦虽寻常却从不轻松。麻烦连绵不断而且无法补救，尤其当麻烦来自家庭成员时，总是连绵不断，难解难分。
我在远处将我的事务作粗略观察时，我发现——也许我的记忆不够准确——那些事截至此刻一直兴旺发达，超出我的公帐和日记帐上的记录。我的收益似乎比帐上的多；帐目上的成功并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但只要我深入事情的内部，只要我看清事务的所有细节，
我们的心便在各样忧虑之间徘徊[20]。
——维吉尔
便有成百上千件事让我感到不尽如人意，让我害怕。甩手不干，这于我易如反掌；干而不费心血，难而又难。呆在所见的一切都让你忙，让你牵肠挂肚的地方多么可悲！住外边的房舍并使其更具野趣，这样的享受似乎更惬意。有人问第欧根尼哪种酒最好，他的回答正合我意：“外国的。”他说[21]。
我的父亲喜欢建设蒙田田庄，他是在这里出生的。在我管理家务的全过程中我都喜欢效法他并沿用他的规矩，我还要尽我所能让我的继承人致力于此。如能为父亲做得更好，我也在所不辞。他的意愿得以通过我而继续实施并发挥作用，我为此感到自豪。从今以后，但愿我不会让任何足以向慈父回报的生活图景在我手中发生差错！我参与修缮某段旧墙，参与整理某间乱糟糟的房屋，这些事当然大多出于对他的意图的考虑，很少去想我自己是否满意。我还责怪自己懒散，没有立即使他在家里开了好头又遗留下来的事臻于完善，要知道我完全可能是这个家族最后的领地拥有人，是最后一个亲手建设蒙田田庄的人。就个人参与而言，无论是建设的乐趣——虽然有人认为这种乐趣富于魅力——，还是打猎、园艺或隐居生活的其他种种快乐，我都不能将其视作消遣。这些事都是我不情愿做的，正如我不情愿接受任何让我感到别扭的见解。我并不关心见解是否强劲有力，是否博大精深，我只希望它们听起来易懂并适用于生活。一切见解只要有用而令人愉快就必定真实而正确。
有些人一听见我谈到我在料理家务中的不足之处便悄悄对我说，那是因为我光考虑高深的学问，不屑于了解农具、农时、农序；不愿过问别人如何为我制酒，如何嫁接树木；也不想弄明白草和水果的名称、形状以及我赖以生活的肉类的烹调术，我穿着所需料子的名称和价格，这些人让我讨厌之至。这哪里是恭维我，这是胡说八道，荒谬绝伦。我宁愿当优秀马厩总管也不愿当优秀逻辑学家：
你为何不醉心于有益的事，
用柳条或软灯心草编篮子[22]？
——维吉尔
我们思考一般事物：一般起因和一般行为是在束缚我们的思想，因为没有我们它们照行不误；我们却把我们的具体行为和米歇尔[23]抛到脑后，而与抽象的人相比，其实具体行为和米歇尔却与我们联系更为紧密。尽管目前我常住家里，但住家里比在别处快活却仍是我的愿望。
愿这是我安度晚年之乡，
愿这是我结束海上陆地的困乏，
结束我戎马生涯劳顿的地方[24]。
——贺拉斯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坚持到底。我但愿父亲别留给我其他什么遗产，只须把他晚年对家务的酷爱传给我就够了。把自己的全部愿望重新寄托在自己的财富上，并善于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中找到乐趣，这乃是一种幸福。倘若我能有一次像他那样对家务兴趣盎然，政治哲学家指责我作这些事低俗枯燥便会枉费口舌。我赞同这样的意见，即最光荣的职业是为公众服务，为众多的人作有益之事。“只有同最亲密的友人分享，我们才能最全面享受天才、德操和一切优越性产生的成果[25]。”至于我，我与此相距甚远：部分原因出于良心（因为我凭良心认为有些工作太重大，而我却鲜有对付的办法，何况连柏拉图这位一切政治统治的创造大师也同样不涉足其间），另方面出于怯懦。我满足于不慌不忙享受人生，只求过一种可以得到宽恕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既不使自己不悦也不使别人不悦。
倘若有一位第三者为我理家，世上便永远不会有人比我更全面依赖于他。我此刻的愿望之一也许是找一个女婿，这女婿必须善于使我在晚年过得宽裕、舒适、无忧无虑。我可以把我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权全部托付给他，让他像我亲自处置一样处置我的财产，他最好比我理财更胜一筹，只要他对这一切有真诚的朋友式的感激之情。可是我在说些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连亲生儿女的忠诚都感受不到的世界！
在旅行中谁管我的钱袋都跟自己拥有钱袋一样不受监督，因此在结帐时他便可以欺骗我。如果他不是魔鬼，我便以我听其自然的信任迫使他好自为之。“许多人出于害怕受骗而学会欺骗，出于怀疑而鼓励人犯错误[26]。”对我家佣人可靠性的最通常的担保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只在亲眼看见坏事之后才推定是谁干的坏事，而且我对年轻人更为信任，我认为他们更少受坏榜样的腐蚀。比之每天晚上听他们唠叨说我花了三个、五个、七个埃居，我更乐意在两个月之后听他们说我花了四百埃居。我遭这种类型的偷窃跟别人一样少。的确，我这是在促进无知。有时，我有意识让自己对银钱状况的了解处于混乱和不确定状态，到一定的程度，我就会为可以怀疑而感到满意了。必须给你随身仆役的不忠实或不谨慎留一点余地。只要剩下的大体上够我们达到目的，便可听任他去大手大脚摆布我们的钱财，那不过是拾穗者的一小份而已。总而言之，我既不特别赏识我家仆役的忠实，对他们的错误我也不屑一顾。啊，着意琢磨自己的银钱，乐滋滋抚弄银钱，掂了又掂，数了又数，那是怎样讨厌的蠢行！悭吝正是从这里扩大它的地盘。
我理财凡十八载，既未在财产证书上也未在主要事务中获得进展[27]，因为这些事必须通过我的学识和精心照料才有可能长进。这并非对临时性的世俗之事冷静的蔑视，我没有如此高雅的趣味，也并非我低估此类事务的价值，而实在是无可原宥的大而化之的懒惰和疏忽使然。只要不看契约，只要不去抖那些无聊文件——我生意的奴仆——的灰尘，我什么事不愿干？像许多人那样花钱去抖别人的无聊文件的灰尘，那就更糟了。操心和辛苦是唯一使我付出高昂代价的事，我但求随遇而安，漫不经心。
我认为我过去更适合靠别人的财富生活，条件是有可能既不为此承担义务也不奴颜婢膝。因此，仔细考虑起来，我真不知道按我的性情和命运，我为生意、为下人奴仆而忍受的痛苦，其下贱难堪和令我恼怒的程度是否比当某个比我出身高贵之人的随员所感受的下贱难堪和恼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跟随那样的人也许倒不那么拘束。“奴役是怯懦、卑下、毫无个人意志的人的被征服状态[28]。”克拉特斯做得更过火，为了摆脱家庭丢脸的事和对家庭的牵肠挂肚，他干脆投身贫困以图自由自在。我不会如此行事（我既厌恶贫困也厌恶痛苦），但我愿意改变生活，使生活中少些豪言壮语少些忙碌。
我一离家便摆脱了这一切思虑，那时即使一座塔倒下来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连掉下一片瓦都要考虑再三。一人独处时我容易理清心绪，但与人共处时我忧心忡忡不下于葡萄种植人。马缰绳歪了，马镫皮带打了我的腿，我会为此心烦一整天。我培养自己的心对付麻烦较为成功，但未能训练好我的眼睛。
感觉！啊，上帝！感觉[29]！
在家里，我是一切不妙之事的担保人。很少有一家之主（我是指像我家一样的中产之家，假如有这样的一家之主，他们便比我幸福）能像我一样信赖一位副手从而不必承担大部分差事。在待客方式上这自然会失去一些我个人的特点（我有时能留住一些客人，不过与其说靠他们对我的好感，不如说靠我家的烹调，难以相处的人都如此），同时也使我失去不少高朋满座的乐趣。绅士在家时最愚蠢的表现是他一感到自己的治家之道受阻便一边向这个仆人悄悄说话，一边用眼睛吓唬另一个仆人：他的治家之道原该在不知不觉中静静施行并体现为日常生活过程。有人对客人谈起招待周与不周时半是辩解半是吹嘘，我认为这很恶劣。我爱秩序和整洁，
杯盘反映
我个人的形象[30]，
——贺拉斯
为此花费多大也在所不惜；我在家只考虑准确的需要而不考虑炫耀。仆人如去别家打架，如有一盘菜打翻了，你不过笑笑而已。你在睡觉时，这个老兄正同膳食总管一道收拾家什准备明天招待客人呢。
我说这些只根据我自己的情况，不过一般说照样可以由此而估计出一个安宁、昌盛、治理有方的家庭对一些人是怎样一种甜蜜的乐趣。我并不想把我个人的错误和缺点同这些事联在一起，也不想否定柏拉图的话，他认为人只要公正地干自己的事便最成功地利用了时间。
旅行时我只须考虑我自己，考虑如何用钱：一条箴言便可解决问题。要求涉猎的学问太多，我因此一窍不通。花销方面我略知一二，并用以指导我的开支，实际上这是它的主要用途。然而对此如要求过奢，我的开支反而会不平衡不正常，而且在无论哪方面都毫无节制。开支一露头，只要觉得有用，我便冒冒失失开支下去，如开支不恰当不顺利了，我紧缩起来也冒冒失失。
无论谁人为地或自然地将我们的生活状况与别人联在一起，这对我们都弊多利少。为了给公众舆论造成假象，我们会无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自身实际情况如何倒与我们的关系不大，而公众对我们的看法如何却至关重要。在我们看来精神财富本身和我们的智慧如果只由我们个人享用而不在外界露面并得到赏识便宛若无果之花。有些人的黄金在地表之下沸腾流淌，外人难以觉察；另一些人却把黄金拉成叶片和叶板，因此一些人的铜板与埃居同值，另一些人却恰恰相反，因为社会是根据外表估计用处和价值的。对财富过分细心的关注都透着悭吝；对财富的管理本身，过分有序的和人为的大方亦复如是：不值得如此费劲地关怀和操心财富。谁想正确花钱，谁就花得小手小脚，拘拘束束。存钱或花钱都无关紧要，它们是否具有好和坏的特色取决于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意愿。
促我走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同我国当前的世风格格不入。从公众损失着眼，我对国内道德败坏的忧虑也许容易得到缓解。
在比铁器时代更坏的世纪，
连大自然本身都找不出名称和材料
给世纪的罪恶下定义[31]。
——尤维那尔
但从我个人的角度，不行。我对这一切太难于忍受。因为在我的周围，在一个无法控制局面的国家，我们会很快被肆虐多年的内战催老，
正义与非正义交织其间[32]，
——维吉尔
事实上这样的局面能延续下去都是奇迹。
大家耕地却全副武装，时刻想
以掠夺为生，再去抢[33]。
——维吉尔
其实我从我们的例子看出，社会上人人都不惜代价互相依存，互相拼凑。无论将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他们都会动来动去，挤来挤去，压来压去，互相调整，就像连结欠佳的物体被胡乱放进口袋之后，它们会自动找出办法互相衔接，各自找到位置，往往比人工安排更为合适。菲力普国王找了一大批他能找到的最邪恶最不可救药的人，让他们全部住进他命人为这些人建造的城市，这城市就以他们而命名[34]。我认为这些人以恶行本身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和一个对他们合适而公正的社会。
我看见的不是一种、三种或一百种行为，而是根深蒂固的习俗，这种习俗是如此之畸形——在不人道不忠实方面尤为畸形，而我认为不人道不忠实乃恶行之最——，因此我一想到这些习俗便没有勇气不感到憎恶；而且我对它们感到惊叹的程度几乎与我诅咒它们的程度相同。这种显著的恶的练习标志着魄力和精神力量，也标志着同等分量的错乱和谬误。必要性组成人群，聚合人群。偶然的拼凑随后便成为法律，因为有些法律之残酷是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人类主张的，而它们的主要部分却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可能制订的法律同样健在而且同样长寿。
其实，所有关于政体的由人工虚构的描述都是荒谬的，而且不可能付诸实施。那些关于社会最佳形式以及最易束缚我们的规章制度的长期大争论都只适于我们锻炼头脑；同样，艺术上有许多主题其本质也在于吵闹和争论，除此之外便毫无生气。对政体的那种描绘可能适用于某个新世界，然而我们谈的是业已承担义务的，业已养成某些习惯的人群，我们不能像庇拉或伽德缪一样使大地重新产生人[35]。无论我们有权用什么方法纠正人们的错误，使他们重新规矩起来，我们总不能打破我们绝不能打破的习惯再造他们。有人问索隆他是否给雅典人制定了他所能制定的最好的法律。“是的，”他回答说，“我制定了他们可能接受的法律[36]。”
瓦罗也以这样的方式辩解说，“如果他写宗教文章能够有什么新意，他会说出他相信的东西，然而宗教既已形成而且已被认可，他只好更多按习惯更少按自然说活[37]。”
不必靠主张，事实上各个民族最优秀的政体乃是该民族能赖以生存的政体。政体的根本形式和适应性取决于它的实用性。我们自然不喜欢目前的状况，然而我认为，希望在人民作主的国家由少数人发号施令，或在君主专制国家实行另一种政体，那都是邪恶，是荒唐。
照国家的原样爱国家吧：
是王国，就爱君主政体；
少数人统治，或共同管辖
都必爱，因是上帝创造了它[38]。
——德·庇布拉克
善良的庇布拉克先生就是这样谈政体的，我们不久前失去了这位人格高尚、见解正确、作风温和的精英，他的逝世，加上保尔·德·富瓦先生[39]的同时亡故，给我们王国带来了重大损失。我不知道在法国是否还有哪两位人士给国王们出主意能在诚恳和充分上替代这两位加斯科尼人。他们是各具异彩的精英，当然，就本世纪而言，是表现形式不同的罕见的卓越人物。那么是谁把他们安排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使他们与当前的腐败和战争风云如此格格不入？
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革新那样使一个国家不堪重负：唯有变革会形成不公正和暴虐。什么东西散架了，人还可以去支撑：我们可以抗争，使一切事物的天然变质和腐败不至让我们离开我们的基础和本原太远。然而着手重铸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从根基上改变如此高大的建筑，这是让清洗污垢的人抛弃弄脏的东西，让想改掉个别错误的人引起普遍的混乱，让想治病的人导致死亡，“不大希望改变政府却更愿意摧毁政府[40]。”社会已无力自我痊愈；它对逼迫它的一切如此之不耐烦，便只图摆脱那一切而不顾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成百上千的先例使我们看到，社会的痊愈通常会使社会作出牺牲。清除当前的疾患如果不改善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状况，那不算痊愈。
外科医生的目的并非使坏肉死亡，而只是对坏肉进行治疗。外科医生看得更远，他不仅使原有的肉获得新生，而且使坏肉恢复到它应有的状态。谁只想清除折磨他的东西，那是短见，因为不一定是好的接替坏的，可能会有别的病痛接踵而来，而且更严重，就像谋杀凯撤的人遇到的情况[41]，他们把公众事务当筹码，到头来便后悔参与了那些事。此后许多人都有同样的遭遇，直到近几个世纪。与我同时代的法国人非常清楚该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所有大的变化都会动摇国家并使国家发生混乱。
谁直接以治愈国家为追求目标并在着手行动之前去咨询别人，其参与的热情会自然大减。帕库维尤斯·卡拉维尤斯曾以显著的范例纠正了这种办法的弊端[42]。他的同胞曾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长官。他，一位卡普瓦城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有一天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元老院的议员们全部关进宫里，随后去广场召集百姓，对他们说，他们向长期压迫他们的暴君们复仇的日子到了，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报仇，现在只有手无寸铁的暴君们在那里任他们处置。大家同意抽签让议员们一个接一个走出来，每个人都个别接受命令。对被宣布死刑的人可以立即执行，条件是他们得立即提出一个好人的名字以代替判处死刑的人，以免职位空缺。可是人们刚听见一个议员的名字便不满声四起，并群起而攻之。“我明白，”帕库维尤斯说，“必须撤掉这个人：他是恶人。让我们换个好人吧。”紧接着是一片静默，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以选择；谁放肆说出自己心目中的人，一出口，拒绝的声浪便压过他的声音，短处不胜枚举，正好是摒弃他的理由。互相矛盾的情绪激烈起来了，提出的第二个议员情况更不妙，第三个亦复如是。选择中，争吵不休与合伙拒绝齐头并进。在一片混乱之下白白劳累多时之后，大家开始东一个西一个逐渐逃离集会，人人在心里都果断判定，老的熟悉的坏处永远比近的未经历过的坏处易于忍受。
我们看起来却心神不安到可怜巴巴的程度，瞧瞧我们什么没有干过？
唉！我们的伤疤，我们的罪过，
我们的骨肉相残使我们蒙受耻辱，
我们这一代可曾在什么残暴面前却步？
什么样的大逆不道我们不曾犯过？
对神的恐惧可曾约束青年的亵渎？
哪个祭坛曾经幸免过[43]？
——贺拉斯
我不准备马上对我之所述加以概括：
即使萨吕丝仙女自己愿意
她也未必能拯救这个家庭[44]。
——特伦克
不过我们也许还没有处在我们时代的末期。各个国家的继续存在看来是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事。正如柏拉图所说[45]。文官政体乃是强有力的难于废除的事物。它往往能战胜体内的致命疾患，战胜不公正法律造成的损害，战胜暴虐，战胜长官的放肆和愚昧，战胜百姓的放纵和叛乱而生存下去。
在无论什么处境之中，我们都爱往上比，爱往更走运的人身上看。我们可以往下比比：再无教养之人也绝不会找不出成百上千个例子聊以自慰。我们更喜往后看而不喜往前看，此乃大弊[46]。索隆说[47]：“如有人将一切痛苦堆积起来，谁也不肯把自己的痛苦取走，都愿将痛苦进行合理分摊，同时取走自己的分摊份额。”我们的政体不健康吗？然而病势尤笃者却并没有死亡。众神与我们玩绕线团，不惜余力搅得我们人心惶惶：
众神利用人有如利用子弹[48]。
——普劳图斯
众星辰注定将罗马国树为他们在此领域能够树立的典范。罗马国自身囊括了国家的一切形态和偶发事件，囊括了秩序能做到的一切以及所有动乱、幸福和不幸。眼见罗马帝国遭受的动荡和骚乱，谁还会对自己的状况感到绝望？假若统治疆域说明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我不赞同此说法，我喜欢伊索克拉底，他教育尼哥克拉斯不要羡慕统治幅员广阔的王公，而应羡慕善于保住到手的统治疆域的王公），[49]那么罗马帝国便只在它最病弱之时才健康。它最走运之时正是它处于最坏形态之日。在最初几位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政体图景几乎难于被人认可，那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可憎最严重的混乱局面。然而这个国家熬过了那样的混乱，维持下来了，不仅在它的边界以内保持了严密的专制统治，而且保住了情况各异的极遥远的国家，这些国家对罗马并不忠诚，控制也极无序，而且都是以非正义方式征服的；
命运之神
不热烈支持任何国家
反对主宰陆地海洋的人民[50]。
——卢卡努
并非所有动摇的东西都会倒塌。支撑如此庞大实体结构的并不只是一个钉子。这个国家仅凭它的古老也能支撑下去，有如一幢古老的建筑，年代久远已使它基石下陷，它既无坚硬的外壳也无连结物，但仅靠自身的重量还能支撑着存在下去，
已不是坚实的根支撑着它，
是它本身的重量将它固定在地下[51]。
——卢卡努
此外，要判断一个地方的牢固性只侦察其侧堤和壕沟并非最佳办法，还必须弄清人可能从哪里进去，袭击者的情况如何。因自身的重量而非因外界的暴力冲击沉没的战舰为数极少。不过我们还是到处看看吧，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坍塌！看看所有的大国，无论是基督教国家抑或我们熟悉的别的国家：你会发现变动和毁灭在明显威胁着它们：
它们也有自己的残缺，
正受到同样的风暴威胁[52]。
——维吉尔
占星家以巧妙的手法提醒我们，说不久要发生大灾难大变动；他们的卜卦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并不需要飞升到天上。
我们不仅需要从这邪恶横行危险丛生的社会得到安慰，而且需要看到我们国家存在下去的希望，因为在一切都在坍塌的地方自然什么也不会坍塌。普遍的疾病意味着个别的健康；一致性永远与解体性对立。我个人不仅不会陷入绝望，而且似乎从中看到了我们的自救之路；
也许某神祇回心转意，
让我们国情回归往昔[53]。
——贡拉斯
不知上帝是否希望出现身体历经严重疾患而状况更佳的局面？因为疾病净化身体之后还给身体的健康比它们夺走的健康更为完全，更加明显。
最使我不安的，是在分析我们疾病的症状时，我看见自然的、天生的、纯属本身的症状与人为的失常和不慎造成的症状数量相同。仿佛众星辰自己在为我们开药方，让我们比常规的期限活得更长。此事也使我不安：威胁我们的最直接的疾患并非结实完整的肌体的逐渐衰退，而是肌体的消耗和散架，这是我们最害怕的。
在这些胡思乱想里我还怕我的记忆力不听我使唤，怕记忆力出于疏忽而让我把同一件事写上两次[54]。我讨厌在文章里再次认出自己，我炒冷饭从来是违心的。不过我在此书里也没有新东西可传授。都是些一般的见解，也许反复思考一百次之后，我又害怕早就阐述过它们了。炒冷饭在任何地方都是令人厌恶的，哪怕在荷马的作品里呢，而对那些表现肤浅昙花一现的东西却是毁灭性的。我不喜欢反复灌输，哪怕是有用的事物，塞涅卡就有此类表现；他那斯多葛派的坚忍习惯也令我不快，对每个问题他都要从各个方面反复详尽讲述一般的原则和前提，而且一再引证常见通用的论据和理由。我的记忆力一天比一天恶化，令我痛苦。
仿佛我口干舌燥
饮用了忘河之水催我睡觉[55]。
——贺拉斯
今后我不会像别人一样寻找时间和机会考虑需要说的话，我必须（因为，谢天谢地，直到此刻还未发生错误）避免作这种自我准备，我害怕把自己束缚于某种我不得不服从的义务。身负义务会引我走入歧途，而且我依靠的又是如此差劲的工具——我的记忆力。
我每次阅读那本历史书[56]都会生气，那是一种天生的固有的不满情绪：林塞斯泰斯被控阴谋反对亚历山大，在他按习惯被带到军队戒备森严的场地发表自己的辩护演说那天，他脑子里早已准备好了长篇大论，但他说话时犹犹豫豫结结巴巴，只说了几句话。他越来越发慌，同时又拼命同他的记忆力抗争，便翻来覆去说着同样的话。离他最近的士兵以为他已承认罪行，便冲过去几梭标杀死了他。他的惊讶和他的沉默被他们看成认罪：因为在监狱里他应该有足够的时间作思想准备。在他们看来，他缺少的不是记忆力，是他的良心束缚了他的舌头，使他失去了力量。说得真不错！地点原本使人惊吓，还有在场的人，等待的时间，当时他无非想讲得精彩些。在一次演讲的后果涉及一个人的生命时，人又能做些什么？
对我来说，如果我必须讲的事情束缚我，这本身就促我干脆不讲。当我完全信赖我的记忆力时，我依附于它的牢固程度会使它精疲力竭：因为它不堪重负。我越依靠记忆力就越爱发脾气，发到需要检验我的自制能力的程度。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为隐瞒这种束缚我的奴性而忧虑，当时我在言语间有意表现出严重的无精打采和意外的事先毫无准备的冲动，这种冲动仿佛因临时的情况突然产生。既喜欢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又喜欢显出早有准备讲得精彩的样子，这种作法极不恰当，尤其对我这种职业的人，而且这也太束缚人，不可能坚持下去：矫揉造作引起的希望大于它实际存在的希望。人们往往愚蠢地穿紧身上衣冲锋，结果还不如披羊毛披肩冲得快[57]。“引人期望于己乃欲悦人者之大忌[58]。”
根据雄辩家库里荣留下的文字记录[59]，当他建议把他的演说分成三类或四类，或按论据的数目分类时，他往往忘记某个论据或额外加上一两个论据。我一向提防自己陷入这种不愉快的境地。我不喜欢许诺别人什么，要求别人什么；不仅因为我不信任我的记忆力，还因为这种行为方式太像在作假。“朴实无华的口才更适于士兵[60]。”从今以后我决定拒绝在重大场合讲话的差事，这就够了。照稿讲话不仅可怕，而且对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极为不利。我更不会听凭自己受当场发挥的摆布：我的迟钝不允许我当场发挥，即使发挥也一定讲得混乱不堪，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大需求。
请读者再让这篇随笔和我描述的其他各篇的这第三次外延流传出去！我可以加进一些，但不再修改了。首先，我认为业已向外界抵押过作品的人可能已无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如有可能，他可以去别处讲得更精彩，但他最好别败坏已卖出去的工作。在这类人士去世之前可别买他们的任何东西。但愿他们在写作之前多多斟酌。谁催他们啦？
我的书永远浑然一体。如有人准备继续出版以便买主不空手而去，我便冒昧给书加上超货币价值的标记（仿佛那是一个拼合得不好的镶嵌艺术品）。那不过是超重现象，绝不说明初版错了，只不过以略显浮夸的难以捉摸的东西给每个后来的版本增添某种独特的价值。不过由此很容易产生编年顺序颠倒的情况，因为我的故事皆随机遇而发生，并非都按年代。
其次，在我方面，我惟恐我的书在转换过程中质量受到影响。我的智力并非一往无前，它也倒退。在第二版和第三版中我对自己思想活动之不信任并不下于初版，或者说，我在当前版中对自己思想活动的不信任并不下于过去版。我们修改自己的东西往往跟修改别人的东西一般笨拙。我的首批作品在一五八〇年出版。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已经老了，但我的聪明才智确实没有长进一寸。此刻的我和不一会的我的确判若两人，但什么时候的我更好？我说不出所以然。倘若人能越老越自我改善，衰老就会使人高兴。而衰老的进程却像醉鬼一般摇摇晃晃，晕晕乎乎，笨重难看，或像白藤一般任风随意弯来弯去。
安提奥库斯[61]撰文有力支持柏拉图学园；到晚年他又有了别的主意。无论我遵循他哪个主意，不都是跟随安提奥库斯吗？置疑之后又想肯定人类公论，这岂非光置疑而不肯定？允诺人再活一世，但他得时刻处于新动荡的危险之中，这新动荡岂非与老动荡别无二致？
公众的喜爱给予我的勇气超出我的瞩望，然而我最害怕的是自我陶醉；我宁可刺伤人而不愿使人腻烦，如我同代的某学者之所为。恭维永远讨人喜欢，无论是谁恭维，无论为什么恭维皆讨人喜欢；因此，为了接受恭维恰到好处，有必要弄清恭维的缘由。连缺点都有办法出名。庸俗低劣的评价一遇货比货就处境不妙；当今，如果最恶劣的著作并非受大众时髦潮流青睐之作，算我看法错误。方式方法的错误不可能出现在本身就毫无优点可言的方面。请读者别抱怨我，我的错处在此避过耳目靠的是忽发的奇想或别人的疏忽；每一只手，每一个工人都在为这些错处凑份子。我不参与纠正拼写错，我只要求他们按原拼写法印刷[62]，我也不插手标点符号：因为我并非这两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们即使在某个地方使意义支离破碎，我也不会为此太伤脑筋，因为他们毕竟使我卸去了负担。但他们如以什么伪义代替原有的意义（他们经常如此行事），从而逼我转向他们的设想，那就是在伤害我。不过，当他们的警句无法与我的警句匹敌时，老实人便会舍彼而取此。谁了解我多么不勤劳，我怎样天生我行我素，便不难相信我宁愿重新口述同样多的随笔也不愿屈从那些人，不愿为那些幼稚的改动而当他们的尾巴。
我刚说过，我既已植根在这种新金属矿石的最深层，就不仅不可能与不同习惯不同意见之人过从甚密（那些人因意气相投而打得火热，而且不与圈外之人抱团），而且跻身于一切听其自然的人们当中也实属偶然；今后此类人大多数不会在司法上使事情严重化，但由此又会产生极度的放纵。将所有与我有关的特殊情况算在内，我也找不出自己人当中有谁为保护法律——用无益即损这句公证人帮办的话——比我花更大的代价。而且，如加以正确比较，比我做得少的人倒靠他们的热烈和尖锐充了好汉。
由于我家不分时刻出入自由，对所有的人敞开大门，而且十分殷勤（因为我拒绝别人引诱我，把我家变成战争的工具[63]；战争离我家越远，我越乐意参与），我家受人民爱戴当之无愧；在我家甚至把住粪肥不放的事都很难见到，因此，在国内长期动荡，附近地区风云变幻的年代，我家并未惨遭洗劫，这应当说是令人赞叹的杰作，是典范。说实在的，像我这样气质的人完全有可能逃脱再三重复出现的情况，无论那是什么样的情况；然而在我周围，有害事物的侵扰，命运的无常和人间的沧桑至今不仅没有使国人的恶劣情绪得到平息，而且还在进一步激化，我因而也受到难以克服的危险和困难一再的冲击。我在逃避，但使我不快的是，我逃避这些靠的是命运，甚至是我的谨慎，而不是司法机关。我并不乐意处于法律的保护之外，也不愿得到别的什么保障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事情就是如此，我生活大半靠别人的恩惠，这是令人难堪的欠情。我既不愿把我的安全归功于大人物的仁慈和宽容——尽管他们承认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不愿归功于我的前辈和我自己的平易近人。假如我是另一个人，又会怎样？我的行为和我坦率的谈吐一旦使我的邻里或亲戚感到欠了我的情，他们不闻不问我的生活就算还了情，他们如能这么说也算还了情（这岂不残酷！）：“我们抛弃而且毁了周围所有的教堂，所以我们大家给他自由，让他继续在他家的小教堂为神服务；他在必要时保住了我们的妻子和耕牛，所以我们给了他一条命而且允许他使用他的财产[64]。”在家里，我们长期受到为同乡当钱财总保管的李库格·阿特尼安[65]受到过的那种赞扬。
我认为必须靠权利与权威而不靠犒赏和恩赐生活。多少高雅之士宁愿丧失生命也不放弃职责！我却避免屈从于任何职责，尤其不屈从以光荣义务束缚我的职责。我认为别人给我的东西以及我以感激的名义抵押意志而得到的东西比任何东西都昂贵。我更愿意接受可以出卖的效劳。我坚信：为可出卖的效劳我只付钱，为别种效劳我得付出我自己。用诚实律法捆住我的结比用民事强制捆住我的结更沉重更困扰我。公证人束缚我比我自己束缚自己还仁慈些。对别人单凭我的良心而相信的事，我的良心更受约束，这岂非顺理成章？对别的事我的信义倒不欠别人什么，因为没有人赋予它什么；但愿大家在我之外凭信任放心地互相帮助！我宁愿费更大力气打破墙壁和法律的桎梏也不愿说话不算数。我对言而有信这类事挑剔到迷信的程度，我许诺任何事情都故意说得不肯定并附加条件。对毫无分量的许诺我也要以生怕不符准则的心情赋予分量；我的准则使我忍受痛苦，而且以它本身受到的损害增加我的负担。是的，哪怕是我个人的毫无约束力的事，只要我谈出了要点，我似乎就给自己定下了规矩，让别人了解此要点也似乎给别人预先作了规定；我说了什么仿佛就许诺了什么。为此，我很少泄漏自己的主张。
我对自己作出的判决比法官的判决更为严厉，更难以忍受；法官只从一般职责的层面考虑我的问题，我良心的压抑感却更强烈更严酷。对别人勉强我而非我自愿尽的义务，我总疲疲塌塌。“只有自愿的行动才是最正确的行动[66]。”行动若不闪耀自由之光，此行动绝无优美体面可言。
我不情愿作职责勉强我作的事[67]。
——特伦克
必要性牵着我走到哪里，我就愿在哪里意志消沉，“因为，对勉强的行动，人感谢命令行动的人胜过感谢行动的人[68]。”我知道有些人遵循此种行为方式到了不公平的程度，与其说他们在归还，不如说他们在赐予；与其说他们在支付，不如说他们在借出；他们对他们应当尽义务的人作好事反而省钱省力。对此我尚未充分理解，但已接近理解了。
我极愿解除义务，还清欠情，有时竟不惜利用一些人对我的忘恩负义，冒犯和侮辱。对那些人，或出于亲属关系，或出于偶然情况，我都欠过友情；我把他们的错误当成我还债的收据，从而自认清偿了我所欠的友情债。尽管我继续回报他们表面为公众作的事情，我认为靠公平而不靠感情办事毕竟省大力气，而且略为减轻我对别人诚挚关怀的内心重负也不失为一种省心省力的办法，“控制友谊的冲动是有分寸之人的特性，有如在赛马中勒马[69]。”至少对根本不愿处境尴尬的人，我热衷于这样的省心省力而且迫不及待。这种分寸还可以使我在冒犯我的人们的缺点中获得些许安慰。那些人会因此而变得逊色，我很难过，但无论如何我可以在履行我对他们承诺的义务中省些东西。我赞成有人因孩子是癞子或驼背而不大爱孩子；人不爱孩子不仅在于他调皮，也在于他不幸和先天情况不佳（是上帝降低了孩子的天然价值），但这种冷淡必须适度而且作到严格意义上的公平。对我来说，亲情不仅不能减轻对方的缺陷，而且会加剧缺陷。
总之，根据我对善举意识和感激意识的理解——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意识，用处也很大——，我看不出直到此刻有什么人比我更自由，更少欠债。我的债欠在一般的惯常义务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清偿债务更彻底。
我从不接受贵人的礼物[70]。
——维吉尔
王公不剥夺我什么就算赠予我不少了；他们不伤害我就算对我作了不少好事：这就是我要求他们的全部[71]。啊！上帝只愿我直接受恩于他而得到我拥有的一切，还特意将我所有的债务留给他自己，为此我该对他尽多大的义务！我多么迫切地恳请上帝发慈悲让我永不欠谁一声最起码的“谢谢”！最幸福的自由已引导我走得如此之远，但愿它能大功告成！